一 戏剧
五四运动时期的戏剧运动，主要地是理论的探讨与不同主张的争辩，剧本创作是很少的。到了本时期，这种情况是逐渐地改变过来了。从事戏剧运动的社团和刊物增多，同时也有了较多的剧本创作。虽然在本时期剧作者当中，有不少的人专门追求作品的情节和趣味，而忽略了它的真实反映社会生活，教育观众与读者的重要任务(1)；但从本时期戏剧创作的主要趋向看来，它还是承继着五四运动时期的战斗传统，在一定程度内反映了本时期日益复杂和日益尖锐地对立着的阶级关系，而且也在一定程度内教育了中国人民的。
郭沫若的剧本——《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于一九二五年，同他的诗集《女神》一样，是一部具有狂暴的叛逆精神的作品。通过关于中国历史上三个著名女性——聂嫈、王昭君、卓文君——的故事和性格的描绘，作者进行了对于封建社会与封建道德的大胆抨击。而这，最为鲜明突出地表现在《卓文君》一剧中。卓文君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女性，她生活在古老的封建社会里，不顾礼教的束缚，大胆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和司马相如有了自由的结合。剧本以热情横溢的笔墨刻画了这样一个女性，赋予了她以强烈感人的舞台形象。从作者的想象中所虚构出来的另一人物——红箫，也具有这样一种性格上的特点，带着十分动人的艺术魅力。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卓王孙和程郑，作者也以满腔的憎怒描摹和嘲笑了他们的趋炎附势、道德败坏的精神特点。卓文君、红箫和卓王孙、程郑之间的斗争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势力和道德观念之间的斗争。下面是《卓文君》中的一段对话：
卓：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在向什么人说话？
文：我以前是以女儿和媳妇的资格对待你们，我现在是以人的资格来对待你们了。
卓：啊，不得了，不得了！造反了，造反了！
文：你们一个说我有伤风教，一个叫我寻死，这是你们应该对着你们自己说的话。
卓：造反了，造反了！
文：我自认我的行为是为天下后世提倡风教的。你们男子们制下的旧礼制、你们老人们维持着的旧礼制，是范围我们觉悟了的青年不得，范围我们觉悟了的女子不得！
从卓文君口中说出的这些斩钉截铁的话，正是觉悟了的中国女性对于整个封建秩序与封建礼教的反叛宣言。这个剧本发表以后，立刻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震恐（浙江省教育会通过了一个议案，禁止中学以上的学生表演这个剧），同时也博得了广大青年的热烈共鸣。有人说：“《女神》放在我桌上时，偏能使我的血管膨胀而欲裂；《孤竹君之二子》和《卓文君》出世后，才能使我悲愤填膺，才能使我欲把只手杀死罪恶的人类。”(2)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
能否认为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是在完全”写历史”呢？这个问题是应该弄清楚的。作者在诗剧《孤竹君之二子》的《序话》中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在《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中，作者也曾经这样说：“卓文君的私奔相如，这在古时候是认为不道德的，就在民国的现代，有许多旧式的道德家，尤其是所谓教育家，也依然还是这样。……我的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本来她嫁的是什么人，她寡了为什么又回到了卓家，这些事实我在历史上是完全不能寻到，我说她是嫁给程郑的儿子，而且说程郑是迷恋着她的，都是我假想出来的节目。”从这些话中，可以显然地看出作者的原意并不在于以戏剧的形式来复述历史上的一些故事，而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所谓“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正是这个意思），假借“历史剧”的形式来发挥自己的见解，使自己对于旧的统治阶级的憎恨和反抗，能够巧妙地掩饰在历史故事的外衣下面。懂得这个理由，对于剧本中的人物常常说着现代的语言，或者剧本中的故事常常与记载中的故事有些出入，我们也就一点不觉得什么奇怪和不合理了。（这样情况，不徒是《三个叛逆的女性》是如此，就是作者所有的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剧本也都是如此的。）
《三个叛逆的女性》有些地方很受了西洋文学特别是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卓文君》结尾时红箫杀死秦二后的独白和《王昭君》结尾汉元帝捧着毛延寿首级时的独白，都分明呈露着王尔德的《莎乐美》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很重要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最主要的地方应当是它的积极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反帝精神主要表现在《聂嫈》一剧中，作者曾说：“没有五卅惨剧，我的《聂嫈》的悲剧不会产生。”），和充满在整个剧本中的动人心弦的高昂的热情。而这一点，与诗歌《女神》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田汉是本时期我国从事戏剧工作最努力也最有成绩的一个。他的努力和成绩不仅表现在戏剧运动的倡导上(3)，而且也表现在剧本创作上。他在本时期创作的剧本，应该着重提到的有三个：《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和《获虎之夜》。他自己后来这样叙述到写作这些剧本时的情况：“《南国半月刊》之发刊，正当一面帮着编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少年中国》，一面与创造社底关系渐疏的时候。这时我对于社会运动与艺术运动持着两元的见解。既在社会运动方面很愿意为第四阶级而战，在艺术运动方面却仍保持着多量的艺术至上主义。那时印度的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国内文坛对于他的态度分做两派，右翼的研究系的文士们大大的欢迎他，而左翼的文土们尤其社会运动的少年斗士们反对欢迎他。……我对于他们的社会运动很有同情，独至此举甚不谓然。我觉得泰戈尔的艺术有他自己的价值，不能因为他不革命而反对他，并且觉得它们对于他太不理解了。因为这种小市民的文学见解，所以《南国半月刊》第一期有一简单的宣言，即‘欲在沈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所谓空气自然也是模糊的感觉，而无一定的明确的创作的意识。”(4)这一段话，对于理解田汉本时期的戏剧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对于社会运动与艺术运动持着两元的见解”，正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感的因素倾向于过去，理智的因素倾向于未来”(5)的矛盾、犹豫的思想情况。而这种思想情况自然不能不影响到他本时期的剧本创作上来。
被收在《田汉戏曲集》第一集中的首篇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并不是田汉的第一篇作品(6)，但作者却是用它来纪念他的“剧曲创作生活的发韧”，而且认为它“事实上是比较能介绍自己的‘出世作’”(7)的。这个作品创作于一九二〇年，后来曾经过重大的删削。剧本通过咖啡店侍女白秋英被一个私盐商的儿子李乾卿所遗弃的故事，说明了“穷人的手和阔人的手终始是握不牢的”的道理，反映出了旧社会里所谓爱情和婚姻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这就显示了作品的积极进步的意义。可是白秋英与青年林泽奇结为兄妹的事实，却到底“完全是没落的小布尔乔亚的感伤”心理的表现。虽然白秋英后来说出了“旧的是没有什么可留恋的，鼓起勇气，开始新的生活罢”，但新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而且怎样来开始它，剧本是没有解答的。伤感和颓废形成了整个作品的主调。这正是一个作家在社会运动与艺术运动上抱持两元见解，在生活上和情感上没有与工农群众结合时在创作上所呈露出来的必然结果。
《午饭之前》一名《姊妹》，是田汉在一九二一年写作的一个独幕剧本。关于这个剧本，作者在《田汉戏曲集》第一集的《自序》中的一段话，是值得我们引录一下的：“……这作品幼稚的地方到今日念起来也使人汗颜，然而我不能舍掉它实因它毕竟含有比《获虎之夜》较重大的社会意义。第一，写这作品的动机是因为当时湖南军阀赵恒惕为华实纱厂的年关斗争的严重惨杀了黄爱、庞人铨两人。黄爱是由黄素兄的介绍刚和我做朋友的，我非常悼惜他，在这剧本中就成了那二姐所爱的纱厂男工林三哥。第二，写这剧本的时候正是国内反宗教运动高涨的时候，赞成反对两派争辩甚烈，《少年中国》杂志为着这个出了三期专号。这剧中的大姊（基督教徒）与二姊（革命女工）便体现了这个斗争，而结果是大姊的转变。第三，这剧中的姊妹三个是以我们小时随母亲居长沙北门外伍家岭时所见一张姓老太婆的三个女儿做模型的。她们母亲无子，靠她们三个在该地和丰火柴公司做工为生活，她们和我们很熟，实在是我所最初接触的近代女工。由她们才引起了我对于劳动妇女生活的兴趣，虽说当时所见的还是非常的浅薄。发表在这里是经过可能的改订的。在赵恒惕式的屠杀，伊牧师式的欺骗还存在的中国劳动运动界，这剧本在相当好的舞台装置与表演人材的条件下相信还有它的意义和效果。”
这一段话很清楚地说明了剧本《午饭之前》的主题思想和其中所揭示出来的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这个剧显示作者的思想较之写《咖啡店之一夜》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剧中的人物因为是从实际生活中摄取得来的，所以显得鲜明而真实。弥漫在《咖啡店之一夜》中的伤感颓废的情调，在这个剧本中也没有了。剧本中的主角二姊说：“我们要拚命和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斗争，我们不能被人家打了右边脸又让左边脸给人家去打。我们不能爱我们的敌人。”因为自己的妹妹惨遭杀害而觉悟了的大姊也说：“上帝！你夺去了我们的父亲，现在又把我的姊妹拆散了吗！我的母亲这样的好人，竟非饿死不可了吗？上帝！不，你这恶魔，滚到地狱里去吧。我要复仇！我要踏着她们的血前进，二妹，你的姊姊来了！”因为人物思想的发展和现实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这些话没有空洞、概念的毛病，具有相当巨大的感染力量。
不过，这个剧本还有着下列的缺点。首先，关于剧本中的主要矛盾和斗争——工人阶级与封建军阀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者没有从正面来处理它，我们只能从人物的对话中得到关于它的一些暗示。这样自然是不够的。其次，剧中人物之一的林三哥应当是一个很主要的人物（作者说他是用来纪念革命烈士黄爱的），但他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他只是一个没有登场的人物。这就使读者和观众难以从剧中了解这位英雄人物的高贵的道德品质，而作品的教育意义也就不能不因之减低了。最后，这个剧本的结尾是没有力量的，它没有显示出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与其必然胜利的前途来。
另一个剧本——《获虎之夜》也是一九二一年（作者刚回国那一年）写下的作品，发表在《南国半月刊》第二期上。这个剧本发表后，上演的地方很多。关于它，作者后来说：“我事实上有多少年也不曾重念过这个剧本了。到一九三二的现在再检阅一过，觉得不必十分改动也可以的还算这一篇。因为尽管有幼稚的伤感的地方，而纯朴的青春时代的影象还可以从作品中追寻出来，这就是使人难舍的地方了。并且这作品在题材上也接触了婚姻与阶级这一社会问题，一个浮浪儿童爱上了一个富农的女儿，在当时必然地会产生这种悲剧。在现在我们不免有些不满的是这浮浪儿童就那么自杀了，莲姑娘是那么父权底下宛转哀啼着，不曾暗示半点光明……”(8)这是作者自己在十年后给予剧本的正确评价。《获虎之夜》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就是它多少从阶级的观点上接触了青年的婚姻问题。但它的真正的缺点却不仅在于“不曾暗示半点光明”，而是在于剧本中的传奇色彩和伤感颓废的情调过于浓厚了。像剧本结尾时黄大傻的一段话，就带有一种消极的浪漫主义的情趣。
除上述三剧外，田汉在本时期还写了《乡愁》和《落花时节》两个剧本。一九二五年又写下了他的有名的剧本——《顾正红之死》。这个剧本以五卅运动时中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史实为题材，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是本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作品。
洪深（一八九五—一九五五）也是我国戏剧运动史上有重大贡献的一位倡导者和剧作家。他从小就喜欢戏剧。远在学生时代，他就从事过剧本创作，并和劳动人民有所接触(9)。他的剧本《赵阎王》是在一九二二年冬天写下的。那时正是中国封建军阀不停地进行内战的时候，《赵阎王》这个剧本通过主要人物赵阎王的一生经历，多多少少地暴露了军阀的罪恶。他自己说写这出戏的经过是这样的：“记得六年以前的春天，在第一次奉直战争后，我上北方去，在火车里听得兵士谈说，吴佩孚战胜的军队，将长辛店阵线上，受有微伤而不碍性命的奉军，多数活埋了。因为奉军身边，都有几十块钱，吴军很穷，不活埋，不能夺取奉军的钱。我当时听了，情感上起了极大的冲动，好几天不能自然，后来慢慢的联想到北方军阀和兵士一切的罪恶。慢慢的对于受虐害的民众发生无量的同情。慢慢的对那作恶的兵士，也会发生同情了。但我是一个从事戏剧的人，别无能力。所以只得费了几个月的工夫，在那年冬间，完成了《赵阎王》这部剧本。”(10)可以看出，《赵阎王》这个剧本的创作，虽然有它的一定的现实基础，但作者对于当时兵士们的生活与思想情感丝毫没有接触，也自然不会有什么深刻理解。因此，赵阎王这个人物就不能不纯粹是出于作者的想象和虚构。同时，作者当时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只是想由他来说明“世上没有所谓天生好人或天生恶人，好人恶人都是环境造成的；也没有所谓完全好人或完全恶人，人的行为是相当复杂的；他可能在某些事情上表现得很好而在某些事情上表现得很恶，甚至在同样事情上某些时候表现得很好而某些时候表现得很恶”(11)。这也是离开人物的阶级特性而来抽象地理解人物的性格的。像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他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发生问题了。人物不真实是《赵阎王》最主要的失败所在。因为人物不够真实，所以他不可能表现出“四十年黑暗社会对于他的决定作用”，同时也不可能从剧本中得出它所“应有的结论”(12)来了。从第二幕起，作者借用了欧尼尔《琼斯皇》中的背景和事实——如在林中转圈，神经错乱而见幻景，众人击鼓等，徒然增加了作品的神秘气氛，减少了题材的现实意义。
本时期的戏剧创作，上述三个作家成绩较好，影响较大。此外，欧阳予倩写过两个剧本——《回家以后》和《泼妇》，题材不外是青年的恋爱与婚姻问题。这两个剧本，以它轻松的笔调和较为严谨的结构，也曾获得不少人的爱好；但是缺少强烈的社会意义，给读者和观众的教育是非常微弱的。欧阳予倩在剧本创作方面的成绩远不及他从事戏剧运动方面的成就。胡也频的剧本《鬼与人心》（包含三个剧）和《别人的幸福》（包含四个独幕剧和一个两幕剧），都是在五卅运动后写的。其中除了《洒了雨的蓓蕾》是属于“人生愉快的这一面”(13)以外，其余都是揭示人生的苦痛和悲哀的。郑伯奇的剧本《抗争》写于一九二七年，其中很明显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昂情绪。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中说：“十六年（一九二七）的唯一的反抗时代的戏剧，是郑伯奇的《抗争》。在这个剧本以前，还没有人在戏剧里显露出这样直接的明白的反帝意识。”《抗争》一剧的战斗意义由此可见了。
二 散文
在本时期散文作家当中，鲁迅的那些不朽的杂文和散文，已经在前面介绍过了，这里首先应当提起的是有名的散文著作——《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和许多精悍锋利的杂文的作者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
瞿秋白的一生主要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和关于政治、社会问题的探讨；而在文学事业方面也有卓著的成绩。《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他在本时期留给我们的两本思想深刻、文笔清新的散文著作(14)。《饿乡纪程》出版于一九二二年（出版时由作者友人改题为《新俄国游记》）。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游记，而是一个伟大的心灵为了探索真理与祖国光明的未来而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的实录。它“着手于一九二〇年，其时著者还在哈尔滨。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因工作条件的困难，所以到一九二一年十月方才脱稿。此中凡路程中的见闻经过，具体事实，以及心程中的变迁起伏，思想理论，都总叙总束于此（以体裁而论为随感录）”(15)。
作者在书前《绪言》中叙述了他为什么要到“饿乡”去的原因。他说他有生以来一直住在“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他“直到如今还不知道阳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阴沉沉，黑魆魆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虽然只是一线，但他相信它“必渐渐的发扬，快照遍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因此，他要往“饿乡”——“那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去，他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这就是瞿秋白决然暂时舍离他的祖国和人民、家庭和战友，通过许许多多的困难，去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唯一原因。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从非饿乡至饿乡”的路程，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光辉照耀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思想发展的路程。
在《饿乡纪程》中，作者写出了“在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的自己的家族和自己少年时代心灵中的矛盾和苦闷，写出了反映在中国边境城市——哈尔滨社会生活中的新旧两党（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两派）之间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写出了他在整个旅途中所见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力”在人们经济生活和社会心理上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写出了他初到赤都莫斯科的“深切的印象”，并坚决选择了自己的道路：“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一部《饿乡纪程》，以它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名著。
《赤都心史》也是本时期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作者在书前序文中说：“《赤都心史》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于此时期，我任北京《晨报》通讯记者的职务；所以一切赤国的时事自有继续的通信，一切赤国的制度另有系统的论述，不入《赤都心史》内。只有社会实际生活，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我愿意读者得着较深切的感想，我愿意作者写出较实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笔记游记的体裁。我愿意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所以杂集随感录，且要试摹‘社会的画稿’，所以凡能描写如意的，略仿散文诗。材料的来源，都在我莫斯科生涯中。约略可以分作几种：杂记，散文诗，‘逸事’，读书录，参观游览记。‘我心灵的影和响，或者在宇宙间偶然留纤微毫忽的痕迹呵！——何况这本小小的册子是我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这段话很扼要地说明了《赤都心史》这部散文著作的具体内容以及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点。《赤都心史》的四十六则诗、文，真实地摄取了新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面影，同时也是作者“心弦上乐谱的记录”。史的特色与诗的情趣，交织地构成了本书的壮丽风貌。
瞿秋白在本时期还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杂文(16)。这些杂文，都是作者在一九二三年由俄归国以后写下的。其中有对于“狗彘食人的中国”的强烈憎恨（《最低问题》），有对于社会主义俄国的深切的眷念（《赤俄之归途》），有关于“二七”惨案的曲折而真实的反映（《涴漫的狱中日记》），有对于“荒漠里”的中国文学的深刻的批评（《荒漠里》），也有对于所谓“东方文化”的辛辣的嘲讽（《猪八戒》、《鞘声》）。这些文章，都具有强烈的巨大的战斗作用。
郭沫若本时期的散文，《橄榄》集中收了一部分。其中有些是介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作品，但《路畔的蔷薇》六章则全是一些美丽而清新的散文诗：有的寄托着作者个人的凄寂飘零的感怀，有的是对于逝去的青春的依恋，有的是如画的大自然的描绘，“欢愉的音波”也时常流荡在字里行间。这是作者本时期生活和思想一个方面的写照。《水平线下》是更应该受到重视的一部作品。其中收集的散文全是作者在五卅运动前后写下的。作者在《序引》中说：“这儿是以‘五卅’为分水岭。第一部的《水平线下》是‘五卅’以前一九二四年与一九二五年之交的我的私人生活及社会对于我的一种轻淡的，但很痛切的反应。……第二部的《盲肠炎》便大多是‘五卅’以后的关于社会思想的论争。……在这部书里面具体地指示了一个intellegentia处在社会变革的时候，他应该走的路。这是一个私人的赤裸裸的方向转换。但我们从这一个私人的变革应该可以看出他所处的社会的变革——‘个’的变革只是‘全’的变革的反映。鸟雀要飞跃的时候，它总要把身子放低。这儿是飞跃的准备。飞跃吧！我们飞向自由的王国！”这部作品在作者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这一段话是完全可以明了了。
朱自清本时期的散文除《背影》集外，一部分收在《踪迹》集中（第二辑）。他在《背影》的《序文》中说：“……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17)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这几句话，一方面指出了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作者自己的散文的独立特色。不同于郭沫若的散文的奔放恣肆，朱自清的散文是以清新简约见长的；也不同于郭沫若的散文的较浓厚的外国文学的色彩，朱自清的散文是具有更显著的民族风格的。在内容上，朱自清的散文除了一部分自叙个人经历和感想的以外，也有一部分是战斗性比较明显的。例如在《生命的价格——七毛钱》(18)一文中，他叙述了“一条最贱的生命”的故事，而且最后还不胜悲愤地说：“唉！七毛钱竟买了你的全生命——你的血肉之躯竟抵不上区区七个小银元么？生命真太贱了！生命真太贱了！因此想到自己的孩子的运命，真有些胆寒！钱世界里的生命市场存在一日，都是我们孩子的危险！都是我们孩子的侮辱！您有孩子的人呀，想想看，这是谁之罪呢？这是谁之责呢？”作者的对于侮辱孩子和践踏人类尊严的不合理的旧世界的憎恨是显而易见的。又例如在《航船中的文明》一文里，作者也对于所谓的东方“精神文明”，投出了辛辣的讽刺。《背影》集中的《背影》一文，向来被称为最好的散文，但其中显然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伤情调。《旅行杂记》暴露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落后情况，《海行杂记》讥弹了帝国主义的某些罪行，是两篇值得注意的作品。
叶绍钧的散文集《剑鞘》和《脚步集》，具有和朱自清的散文近似的风格，朴素而凝炼，正是它们共同的地方。作者曾说：“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一个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较一个绅士先生的或者充实得多，因而诗的泉也比较的丰盈。”(19)注意于生活的充实，正是作者写作一贯的态度，而这也就保证了他的散文“决没有虚伪浮浅的弊病”。
冰心的散文集——《寄小读者》，是她于一九二三年秋赴美留学期间写的书信体散文的集结。这些作品以清丽柔和的抒情笔调，讴歌大自然的“神秘”，母爱的“圣洁”和童心的美妙，在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读者中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冰心作品中的“爱”的幻想，不仅容易把读者引导到脱离尘世的梦境，也使作者的创作受着束缚而影响了它的远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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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熊佛西、陈大悲等都是这一类型的作者。熊佛西在《戏剧与趣味》一文中说：“任何派别的剧本，只要其中蕴蓄着无穷的趣味，即是上品。”很可以代表他们的看法和主张。
(2) 见王以仁：《沫若的戏剧》。
(3) 田汉最初参加创造社，不久即因故退出，先后主编过《南国半月刊》、《南国特刊》，并先后组织和主持过南国电影剧社、上海艺术大学的文科、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等戏剧团体。这些刊物和团体在中国戏剧运动史上，都曾起过较大的作用。
(4) 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南国月刊》二卷一期。
(5) 高尔基：《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6) 他在《自序》中说：“我的处女作应该是《瓌珴璘与蔷薇》（五幕剧，曾发表于《少年中国》），但那个作品实在太不成熟……所以只好弃置不顾了。”
(7) 《田汉戏曲集》第一集《自序》。
(8) 《田汉戏曲集》第二集《自序》。
(9) 可参阅洪深的《戏剧的人生》一文，《洪深文集》第一卷。
(10) 《洪深戏曲集》代序——《属于一个时代的戏剧》。
(11) 《洪深选集自序》。
(12) 《洪深选集自序》。
(13) 胡也频：《别人的幸福序》。
(14) 《饿乡纪程》1922年9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赤都心史》1924年6月出版。现二书均收入《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一卷中。
(15) 1921年11月23日作者在书后自志，见《文集》第1卷第92页。
(16) 《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中收有短文二篇。第二卷中收有《文艺杂著》十二篇，其中除少数诗歌外，皆为杂文。
(17) 作者自注：“读如散——文学与纯文学相对，较普通所谓散文，意义广些——骈文也包括在内。”
(18) 收在《踪迹》集中，为《温州的踪迹》的第四篇。
(19) 《剑鞘》：《诗的泉源》。《剑鞘》系与俞平伯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