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

作为实际政治斗争方面的一个战斗者，也作为一个革命作家和新文学运动重要领导者之一的瞿秋白烈士，是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被国民党匪帮在福建长汀杀害的。死的时候正当三十六岁的盛年。

瞿秋白早年文学事业，特别是他的那些著名的散文著作，我们已经作过了一些论述。这里所要比较详细地说及的，是他在本时期文化战线上的战斗成绩。当然，在本时期，瞿秋白的主要活动，仍然是在实际革命斗争上的；但他在文学方面的严肃而勤勉的工作所遗留下来的巨大成绩，也依然在我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瞿秋白在本时期，也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个重要领导者。他从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开始和左联发生关系，并且直接参加领导工作。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末离开上海止，这两年半时间，瞿秋白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做了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

我们不想再谈瞿秋白在倡导大众文艺、语文改革和在思想战线上与敌人作斗争时所写的那些晓畅、锋利的论文，因为这些，在前面已经有所引录和叙述了。至于他在老解放区中央人民革命政府任教育部长兼管艺术局时对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运动的推动工作，则留待下章再说。这里所要着重谈的，主要是他本时期的许多杂文，与他对俄国和苏联文学理论及创作的翻译和介绍工作。

瞿秋白的杂文，尖锐、悍泼，而艺术风格上，则有着明白晓畅的特色。他对于杂文，也正同鲁迅一样，是把它当成是一种精悍而灵便的武器来使用的。他的那篇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已经对杂文的独特的形式和作用，作了极其精到的科学分析。这篇文章，无论是在中国文艺批评发展的历史上，或者是对鲁迅杂文的正确估价上，或者是在他们两人的交谊史上，都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献。他说鲁迅的杂文“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他的杂文也正具有这样的特色。

瞿秋白本时期的杂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秋到一九三二年夏初的《北斗》月刊上，后来收在《乱弹及其他》一书中；另外还有一部分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之间所作而尚未收集的残稿（除杂文外，还有诗和小说）。所有这些杂文，现在一并收存在《瞿秋白文集》第二卷中。作者在《乱弹（代序）》中说：“……这个年头，总有一天什么都要‘乱’。咱们‘非绅士’的‘乱’不但应当发展，而且要‘乱’出个道理来。于是乎，咱们不肖的下等人重新再乱弹起来，这虽然不是机关枪的乱弹，却至少是反抗束缚的乱谈。”反抗旧社会的束缚，掀开旧社会的丑态，同时也加速新社会的早日出现，这便是瞿秋白所有杂文的共同的思想和目的。

当时呈露在作者眼前的是这样的一个中国：

天总是皱着眉头。太阳光如果还射到地面上，那也总是稀微的淡薄的。至于月亮，那更不必说，他只是偶然露出半面，用他那惨淡的眼光看一看这罪孽的人间，这是孤儿寡妇的眼光，眼睛里含着总算还没有流干的眼泪。受过不止一次封禅大典的山岳，至少有大半截是上了天，只留一点山脚给人看：黄河，长江……据说是中国文明的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变了心，对于他们的亲生骨肉，都摆出一副冷酷的面孔，从春天到夏天，从秋天到冬天，这样一年年的过去，淫虐的雨，凄厉的风和肃杀的霜雪更番的来去，一点儿光明也没有。这样的漫漫长夜，已经二十年了。这都是一种云在作祟。那云为什么这样屡次三番的摧残光明？那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是太平洋上的大风暴吹过来的，这是大西洋上的狂飚吹过来的。还有那些模糊的血肉——榨床底下淌着的模糊的血肉蒸发出来的。那些会画符的人——会写借据会写当票的人，就用这些符箓在呼召。那些吃田地的土蜘蛛——虽然死了也不过只要六尺土地葬他的贵体，可是活着总要吃住这么二三百亩田地，——这些土蜘蛛就用屁股在吐着。那些肚里装着铁心肝铁肚肠的怪物，又竖起了一根根的烟囱在喷着。狂飙风暴吹过来的，血肉蒸发出来的，符箓呼召来的，屁股吐出来的，烟囱喷出来的，都是这种云。这是战云。

难怪总是漫漫的长夜了！

什么时候才黎明呢？

看那刚刚发现的虹。祈祷是没有用的了。只有自己去做雷公公电闪娘娘。那虹发现的地方，已有了小小的雷电，打开了层层的乌云，让太阳重新照到紫铜色的脸。如果是惊天动地的霹雳，那才拨得开满天的愁云惨雾。这可只有自己做了雷公公电闪娘娘才办得到。要使小小的雷电变成惊天动地的霹雳！

（《一种云》）

用抒情的诗的语言，瞿秋白描绘了中国人民当时“愁云惨雾”的生活；他憎恶眼前的“漫漫的长夜”，呼唤着阳光照临的日子；他赞美着雷电的闪光与轰响，“要使小小的雷电变成惊天动地的霹雳”。读过这篇杂文，一种说不出的强烈激动震撼着我们。可以这样说，瞿秋白一生所致力的就是与“黑暗的长夜”搏斗的艰巨工作，而他遗留下来的这些杂文（包括上一时期的）便是他进行搏斗的一种武器。这里，产生了他的杂文的摧枯拉朽的思想威力，同时也产生了他的杂文的不易磨灭的艺术价值。

瞿秋白的文章所批评和抨击的社会对象是异常广阔的。他分析了某些人的“世纪末的悲哀”；他画出了“狗样的英雄”和“猫样的诗人”的可笑的嘴脸；他指出了某些人的所谓“叫醒民族的灵魂”只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他暴露了反动统治者欺骗人民的“流氓把戏”——“流氓尼德”；他对那些“学着人话”、“花言巧语”的鹦哥儿式的“学者名流”们想为统治阶级“救火”的苦心，给予了毁灭性的讽刺；他告诉我们：“暴风雨快来了”，“跟着就要有真正震动世界的霹雳”。

瞿秋白的杂文在对旧世界的嘲笑、暴露上，具有猛烈的威力；而它，对于新世界出生的渴望又怀着诗人的激情。瞿秋白的作为革命家和诗人的素质，统一地体现在他的杂文中了。

瞿秋白在很早时候，就开始了关于俄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的工作。他的著名史稿——《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1)作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的旅俄期间，很扼要地叙述了俄国文学与俄国社会运动的关系。在这前后，他还写过一些评介有关俄国和苏联文学的文章。而他的翻译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的作品，则是从一九二〇年起便开始了的。这些翻译和介绍，对于刚刚产生不久的中国新文学，没有问题，是发生过相当巨大的影响的。

到了本时期，特别是在上海的两年半时间里，瞿秋白关于苏联文学的译介工作，就做得更为勤勉了。这些翻译和评介的文章，后来都收存在他的战友——鲁迅所编、校和出版的《海上述林》里。在这个期间，他翻译了高尔基的不少作品，他编译了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其中如《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论巴勒札克》、《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等都是十分重要的文章），他也翻译了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2)。这些著名作品，尤其是那些经典式的科学文艺理论的翻译，适应了革命文学运动的战斗需要，推动和加速了它的发展。应当这样说：瞿秋白在本时期所留下来的巨量译著，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贡献，是非常值得我们珍视的。

瞿秋白的译笔是忠实而流畅的。在与鲁迅讨论翻译的通讯里(3)，保留着他的关于翻译的许多正确的见解。他认为“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在这里，他对于中国语言的看法，当然是有些偏颇的）。因此，“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他反对用一个“雅”打消了“信”和“达”的严几道式的翻译，又反对某些人的“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愚民政策”的主张，同时也不赞成有些同志提出的“宁可正确而不通顺”的说法。他说：“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输入新的表现法，目的就在于要使中国现代文更加精密，清楚和丰富。”因为瞿秋白对于翻译有着这样正确的理解和严肃不苟的工作精神，所以他的译文，不仅在思想上，同时也在语言艺术风格上，丰富而且提高了中国新文学。

研究瞿秋白的遗著，固然应该注重那些战斗的杂文和科学的论著，就是他的有关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的文章，也是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

二　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

方志敏是党的优秀的儿子，是一个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永不倦乏地工作的杰出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为中国人民所衷心崇敬和永志不忘的革命烈士。在仅仅三十六岁的生命中，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中国工农大众的解放事业。当他还是江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的时候，他就以满怀的爱国主义热情参加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随后，他就很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有力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三月在江西南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如他后来在回忆中所写的：“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4)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废寝忘食地参加和领导了南昌、九江等地的反帝斗争，并到各县去组织活动，使反帝斗争能够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他成为了江西农民运动的一位出色的领导者，担任了全省农民协会的常委与秘书长等职务。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建立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二月，党调他担任了赣东北军委会主席；同年八月，又当选为赣东北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一年三月又奉调至红十军工作，暂代政治委员。在粉碎蒋介石的四次反革命“围剿”中，他所领导的红十军建立了辉煌的战绩，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奖励。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指挥和援助之下，向我革命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第五次“围剿”。方志敏所领导的红十军奉党中央命开赴皖南，北上抗日。在皖南谭家桥战役中，敌人以七倍于我的兵力包围了我军。方志敏为保存实力计，决定返回根据地。中途被俘。在狱中，他一直坚持斗争，不受敌人的利诱、威胁；同时，在随时都准备牺牲的情况下面，写下了一些有名的散文著作。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壮烈就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伟大革命精神。

更为重要和更为艰巨的实际革命斗争不容许方志敏有更多的创作时间，同时也很可能有一些作品因为散佚了而没有被保存下来，所以，现在我们所能读到的方志敏的作品是不多的。但是就在他留下的不多的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亲切地接触到一个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崇高的灵魂，窥见了他所生活的那个充满了苦难和斗争的时代的面影。我们受到了强烈的感动，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方志敏开始献身革命事业的时候，他就开始运用诗歌这种文学样式来抒写自己的燃烧着革命火焰的胸怀了。在这些被珍重保存下来的很少的诗篇(5)中，方志敏以那样不可调和的憎恨，诅咒了那个不公平的世界：

把快要饿死的孩子底口中的粮食挖去，

来喂自己的狗和马；

把雪天立着的贫人底一件单衣剥下，

抛在地上践踏；

他人的生命当膳飨；

他人的血肉当羹汤；

啮着喝着，

还觉得平平坦坦，

……

（《同情心》）

这是何等深刻的揭露！在这样力透纸背的诗句里所展示出来的，岂不是那个一去不复返了的“吃人”的旧时代的真实的画幅！在这样的时代里，作为一个革命者，方志敏不能不分担着人民的苦痛和灾难，不能不和人民共同着命运和呼吸。

挖出我的心来看吧！

我相信有鲜血淋漓，

从彼的许多伤痕中流出！

（《我的心》）

在这些诗行里流露出来的，不是属于个人的愁苦和愤懑，而是对整个旧时代的强有力的控诉。没有苦心经营的艺术构思，也没有千锤百炼的美丽词句，这些诗只是朴素而真实地表达了一个革命者为人民而苦痛的高尚的心灵。它是如此地感人肺腑，具有着永不朽灭的艺术生命。

而这样的特色，是更鲜明地表现在方志敏就义前在狱中所写的几篇散文中。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殉道者记述”的《死》，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它作于一九三五年五月。这正是“死神……象一只猛鸷的鹰一样，正在张开它的巨爪，准备一下子就把他们四个人的生命攫了去”的时候，但是主人公祥松和他的三个同志却以那样不折不挠、坚毅忠贞的高大的形象，挺立在敌人和死神的面前。他们对革命的胜利前途，是那样满怀信心；对于敌人的卑鄙的利诱和威胁，是那样不屑一顾；而对于那即将来临的死亡，又是那样毫无惧色。即使是在敌人的监牢里，他们也没有放弃斗争。他们决定越狱，在“万死中去求一生”，以便争取更长的时间来为党工作，祥松（还有他的三个同志）是共产党员的光辉的形象。他们“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他们“有一天生命”，就“为它们工作一天”。方志敏在《死》中所刻绘出来的这些革命者（特别是祥松）的形象，永远留给我们以学习和仿效的榜样。

《狱中纪实》是一篇明净而翔实的报导文章。它暴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残害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的滔天罪行，也描写了国民党监狱中暗无天日的悲惨景象。通过对于作为社会一个角落的监狱的描画，方志敏揭露了整个国民党法西斯政权的残暴与腐朽。在文章的结尾，他发出了这样庄严有力的战斗号召：“我们不能希望敌人的良心发现，不能希望敌人的仁慈，怜悯和改良，我们自己是有力量的，我们要用拼命战斗的精神，拿起枪炮去消灭卖国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以便连同消灭他的黑暗监狱！”这样的号召是足以激发人心，而且使敌人闻之胆寒的。(6)

《清贫》是一篇精悍而泼辣的短文。它十分尖锐地嘲讽了国民党匪军贪婪无厌的可耻可鄙的行为，也显示了无产阶级战士的“清贫，洁白朴素”的革命本色。幽默与讽刺，是这篇短文的特色，而这也正是坚强而乐观的无产阶级的特色。因为这个阶级是如此地富有战斗力量和胜利信心；它比起敌人来，有着无比的优越。

《可爱的中国》是一篇最值得我们珍视和学习的散文著作，同时也是一首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的优秀诗篇。对于祖国的沦肌浃髓的爱与对祖国敌人的握拳透爪的恨，是这个诗篇最深刻的主题。作者没有广征博引地来说明祖国的可爱，他只是通过他自己亲身的遭遇和见闻，说明了他的祖国正处在一个怎样危险、悲惨的境地，他说“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他把他的可爱的祖国比作是自己的可爱的母亲。而在方志敏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里，我们的母亲却过着无限屈辱又悲苦的生活。于是作者，祖国的忠实的儿子，不能不发出这样激昂慷慨的呼声了：

听着！朋友！母亲躲到一边去哭泣了，哭得伤心得很呀！她似乎在骂着：“难道我四万万的孩子，都是白生了吗？难道他们真象着了魔的狮子，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伟大的团结力量，去与残害母亲、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吗？难道他们不想将母亲从敌人手里救出来，把母亲也装饰起来，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

这是多么沉痛又多么动人心弦的语言啊！几十年后，我们读着这样的文章的时候，真不能不深深地感到作者爱国热情的深厚，不能不回想起祖国——我们的可爱的母亲——的过去的苦难的岁月，更不能不热爱祖国的光明灿烂的今天。今天，在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之下，祖国已经从屈辱和悲苦的境地里站立起来了！依靠党的领导与人民的忘我的劳动，我们的母亲已一天比一天地变得更为出色、更为美丽、也更令人尊敬了！这正是《可爱的中国》的作者方志敏以及无数先烈所衷心渴望和奋力追求的理想。我们试读：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这真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美妙的幻想，也是文学史上最清新最动人的诗章。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站在真理的峰顶上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作辽远的眺望，预言着黑夜的逝去和旭日的来临。这不是一个缥缈而空幻的悬想，而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乐观进取的理想主义最紧密的结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它还只是一种属于革命浪漫主义的理想，而在今天看来，它已经是我们的丰富多彩、充满着劳动和欢乐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真切写照了。《可爱的中国》是一篇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高度统一的作品，是方志敏留下的一项十分珍贵的文学遗产。

三　柔石（一九〇一—一九三一）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国民党匪帮秘密杀害了我们的五位革命作家。柔石就是其中的一个。关于他的生平，鲁迅的《柔石小传》是一篇扼要而又翔实的记载：

柔石，原名平复，姓赵，以一九〇一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宁海县的市门头。前几代都是读书的，到他的父亲，家景已不能支，只好去营小小的商业，所以他直到十岁，这才能入小学。一九一七年赴杭州，入第一师范学校；一面为杭州晨光社之一员，从事新文学运动。毕业后，在慈溪等处为小学教师，且从事创作，有短篇小说集《疯人》一本，即在宁波出版，是为柔石作品印行之始。一九二三年赴北京，为北京大学旁听生。

回乡后，于一九二五年春，为镇海中学校务主任，抵抗北洋军阀的压迫甚力。秋，咯血，但仍力助宁海青年，创办宁海中学，至次年，竟得募集款项，造成校舍；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长，改革全县的教育。

一九二八年四月，乡村发生暴动。失败后，到处反动，较新的全被摧毁，宁海中学既遭解散，柔石也单身出走，寓居上海，研究文艺。十二月为《语丝》编辑，又与友人设立朝华社，于创作之外，并致力于绍介外国文艺，尤其是北欧，东欧的文学与版画，出版的有《朝花》周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及《艺苑朝华》五本。后因代售者不付书价，力不能支，遂中止。

一九三〇年春，自由运动大同盟发动，柔石为发起人之一；不久，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也为基本构成员之一，尽力于普罗文学运动。先被选为执行委员，次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五月间，以左联代表的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毕后，作《一个伟大的印象》一篇。(7)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经特别法庭移交龙华警备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枪决，身中十弹。

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文艺上的成绩，创作有诗剧《人间的喜剧》未印，小说《旧时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翻译有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戈理基的《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及《丹麦短篇小说集》等。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还有很多关于柔石怎样在贫困的环境中努力从事文艺运动的事实的叙述。总之，柔石的革命文学事业正在刚开头的时候，他的年轻的生命就被反动派残酷地谋害了！

柔石遗留给我们的作品是不算太多的。但就在这不多的作品中，作者选择了广泛而有现实意义的题材，运用了明朗而简练的语言；他的高度的概括能力和艺术才能，是在这些作品里显露着的。其中如《二月》（中篇小说）展示了现实社会一个角落里的种种面相，刻画了大革命前后的苦闷、忧悒而又摸索前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二月》里，我们可以看到：“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8)；而主人翁萧涧秋，则是在“浙江大战，甘肃地震，河南盗匪，山东水灾”的动荡不宁的时代里，“风萍浪迹，跑过中国底大部分的疆土”，因为“感到生活上的厌倦”，所以终于来到这“世外桃源”的芙蓉镇上，想呼吸一下“美丽而自然底新清空气”的。但事实上，“世外桃源”在现实世界上却是从未存在过的，这个“寻求安静的青年”不能不卷入现实社会生活的漩涡中。同情与嫉妒，爱情和仇恨，谣诼和污蔑，他越躲避，他越陷落在纷纭的蛛网中而不能自拔。结果他只有偷偷离开这块并非“世外”的“桃源”，重新开始另一个人生的跋涉。虽然萧涧秋在这一次的纠纷和失望里，并没有窥见社会人生的真相，而他的另一次跋涉是走的怎样的路，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他的结局我们还是可以推测得到的：他不是在旧社会里“变成为润泽齿轮的油”，便要成为新社会理想的一个勇敢的播种者和垦植者。鲁迅在《〈二月〉小引》中说：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但是，瞿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吧？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诚如鲁迅所说，当时的读者是会从萧涧秋所走的路途“照见自己的姿态的”；而我们却也从他的身上，看见了旧中国一个正直的青年所遭受到的不合理的待遇，和他们在前进过程中所走的弯曲的道路。在这一点上，《二月》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和教育。

《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短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一篇。它作于一九三〇年一月，这正是柔石的思想飞跃进展的时期。《为奴隶的母亲》以它的反映社会生活中阶级矛盾的深刻性和创造人物形象的真实性，显示了作者在政治思想上和表现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在短短篇幅中，作者以极其精简的笔墨，塑绘了旧中国农村的一个没有自己名字的“妇人”。她同旧中国许多农村妇女一样，诚朴、忠厚、顺从是她们的属性，也是她们长期苦难、屈辱生活的烙痕。作者把她放在生活的尖端上来处理，在她的身上，一个由于社会阶级的矛盾而造成的家庭骨肉的悲剧被生动而沉痛地表现了出来。

“她底丈夫是一个皮贩”，“有时也兼做点农作”，是一个劳动的好手；“然而境况总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他变成了一个吸烟、喝酒、赌钱，而且性情“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他害着黄疸病，打骂他的老婆和儿子——五岁的春宝，有一次还用沸水杀死了刚生下地的女儿。因为要还债和活命，他把他的老婆，这个诚朴、忠厚的“妇人”，“出典”给三十里外的一个村子的地主家里。“妇人”怀着刀割似地苦痛的心肠，做了地主家里的临时的（期限三年至五年）生儿子的机器，从过去的奴隶生活落到另一种奴隶生活里。为地主生了一个儿子，三年后又被赶回到自己的老家来，带着一颗离开另一个儿子的眷念的心。丈夫、孩子、病和贫困，依旧地包围着她。“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

这真是旧中国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一篇混合着血泪的生活记录。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勤劳的农民怎样在贫困的折磨下变得暴厉而堕落，看见了地主阶级的贪婪自私的面貌，同时也看见了一个“为奴隶的母亲”的难堪的撕裂的心。所有这些，被作者写得如此地细腻，如此地真实，如此地充满着生活的原有的暗澹色彩，在好些地方，都叫我们想起鲁迅的著名小说《祝福》来。

自然，这篇小说也有这样一个缺点，就是：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中国农村革命烈火正在到处燃烧，就在作者的故乡宁海县，也曾发生过群众的革命暴动。但这样的迹象，在这篇小说中，不容易发现出来，而同时，小说中的人物又似乎缺少反抗的性格。人物性格和生活环境都缺少时代的特征，这是这篇小说的主要缺点。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为奴隶的母亲》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高度。

不过，从《为奴隶的母亲》看来，作者这时是已经开始了他的创作的新方向的。《为奴隶的母亲》应该是作者从旧的现实主义迈向新的现实主义的一个起点。但刚好在起点的地方，他就为了中国的革命贡献出自己的生命，用自己和其他同志的鲜血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篇文章”了！

四　殷夫（一九〇九—一九三一）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殉难的青年革命诗人殷夫，姓徐，名祖华，一名柏庭，常用殷夫、白莽、文雄白、沙菲、徐白、洛夫等笔名。一九〇九年生于浙江省象山县的乡下，被杀害时年仅二十二岁。父业医，早逝。母亲很和善，于殷夫特别关心。殷夫小时很聪明，九岁时能读各种小说，十三四岁时开始写诗。十九岁时到上海读书，参加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四月，因一个国民党员的告密而被捕，几被枪决，囚禁三月后释出。旋入同济大学读书。一九二九年脱离学校，专心搞革命工作，特别是青年工人运动。九月在丝厂罢工中再度被捕，并被毒打，出狱后，仍致力青年工人运动，不稍懈。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开始认真写作，尤其是诗，感情既丰厚，技术上亦渐臻精美。抒情诗投寄《奔流》等著名文学杂志，红色鼓动诗则投给当时秘密发行的工人运动刊物，如《列宁青年》等。除写诗外，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这两年中，他还写了不少有价值的关于青年工人运动的论文，因发表时用各种笔名，故很少为世所知，一九三〇年春，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为左联的杂志《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等杂志写诗甚勤，偶然也写些小说和随笔。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与左联其他几位同志一同被捕，也同在二月七日夜，被秘密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就义时异常壮烈。(9)

殷夫的诗集，计有《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一百〇七个》，另外还有《诗集》，里面包括着一些译诗。这些诗作都是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写的。这时写作的小说、随笔、戏曲，则收在《小母亲》中。此外，尚有一些翻译作品。殷夫这些作品，现在已经散佚不全了。但是，就在这些不多的作品中，可以很清晰地看见诗人当时的燃烧着愤怒的烈火的崇高心灵，和他的浩瀚无垠的创作才能。不过这种才能，在其刚开始萌芽生长的时候，就被一只黑色的魔手残暴地摧折了！

鲁迅在《〈孩儿塔〉序》(10)中说：“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鲁迅的推崇，对于殷夫的诗说来，一点也没有过分。诗人以他留给我们的不多的诗篇，全部呈献给了混合着愤激和血泪的斗争。

诗人号召我们前进：

我们把旗擎高，

号儿吹震天穹，

只是，走前去呵，

我们不能不动！

（《pionier》，德语，即“拓荒者”）

诗人歌唱了由于紧密团结所产生的集体力量：

在幽暗的油灯光中，

我们是无穷的多——合着影。

我们共同地呼吸着臭气，

我们共同地享有一颗大的心。

（《议决》）

诗人这样赞美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荣的一页——五卅运动：

“五卅”哟！

立起来，在南京路走！

把你血的光芒射到天的尽头，

把你刚强的姿态投映到黄浦江口，

把你的洪钟般的预言震动宇宙！

今日他们的天堂，

他日他们的地狱，

今日我们的血液写成字，

异日他们的泪水可入浴。

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

我也是历史的长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血字》）

诗人以暴风雨般的诗的旋律摇撼着人民的心灵，呼唤着决战与胜利：

最高，最强，最急的音节！

朝阳的歌曲奏着神力！

力！力！力！大力的歌声！

死，胜利，决战的赤心！

朝阳！朝阳！朝阳！

憧憬的旋律到顶点沸扬，

金光！金光！金光！

手下生出了伟大翅膀，

旋律离了键盘，

直上，直上天空飞翔，飞翔！飞翔！

（《意识的旋律》）

殷夫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位出色的歌手。他的诗是那样热情喷涌地歌唱了他的时代，他的人民和斗争，是黎明的号角，也是战斗的鼓声。在诗的急骤奔腾的旋律里，读者听见了革命暴风雨震撼大地的呼啸的声音，感到激动，感到说不出的喜爱，同时也感到说不出的对于诗人的尊敬的心情。

殷夫的作品除了大部分诗歌外，也还写过一些随笔和小说。这些，同他的诗歌一样，仍然是充满强烈的战斗气氛的作品，是剥露旧社会的锋锐的匕首，赞美革命和理想的颂歌。殷夫的二十二岁的短促的生命，将会永远地在我国文学史上放射着异彩。

五　胡也频（一九〇四—一九三一）

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殉难的五个革命作家之中，胡也频是一个在多方面努力，而且具有优异的创作才能的作家。

胡也频在少年时，家中境况并不怎么宽裕，曾在一家金银首饰店当过学徒，生活在责骂和欺侮里。在一九二〇年的春天，他离开故乡，只身来到了上海，在海军学校（免费的）度过了一个时期的学生生活。海军学校停办后，他到了北京。没有学校，也没有工作，他流落在一些小公寓里。穷得没有办法，于是跑到烟台，去找一个在那里做官的他的同学的哥哥，做了一个时期极不受欢迎的客人。不久，他带着主人送他的二三十元的旅费，重又回到北京。开始跑旧书摊，读外国作品。一九二四年，开始从事文艺活动。一九二八年春天，到上海，生活和写作都慢慢走上了新的道路。他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社会科学书籍。后来又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普罗文学，深得学生拥护。因受当地国民党政府迫害，仍回上海。一九三〇年春，参加左联，被选为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这年冬天，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久，即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夜被捕，二月七日晚上，同其他烈士们一起壮烈牺牲。

胡也频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曾一度致力于剧本创作，更多的时间则是用在写诗上。对于人生的诅咒和对于爱情的讴歌，是他的诗的两个主要的主题。此外，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11)

在上海的时候，胡也频写得更多的是小说。最能代表他后期思想的两篇小说——《到莫斯科去》(12)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便都是他在思想上有了显著进步，在认真学习和工作的短短间歇中争取时间写下来的。

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完成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作者在《序》中说：“……对于我自己底以前的作品，也是深切地感到不满的。要使我们文坛开展一种新局面，第一，我们不根本地改变过去生活，是没有希望的。换句话说，如果献身为新文学工作的我们，不完全弃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要创造新文学是不行的。再显明地说，如果我们不着实地抓住这斗争底时代的现实，也就是我们如果不深入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而经历他们的生活和体验他们的意识，那我们的新文学是无从产生的。我自己，我希望我将来的作品能够作为这种主张的实践。”

《到莫斯科去》就是作者以他的作品实践他的主张的开始。这篇小说主要地写了这样三个人物：一个是共产党员施洵白，“从他身上的任何部分都隐现着一种高尚的人格”；一个是“现代新妇女中的一个特色女人”、“未来新女性的典型”——素裳女士；另一个是素裳的丈夫——徐大齐，一个从所谓“学者”出身的阴毒险狠的国民党官僚。因为施洵白的影响，素裳逐渐地憎恶她所处的环境，有了革命的要求。他们互相爱恋着，打算一块儿到莫斯科去。结果，因为素裳的丈夫偷看了她的日记，发见她与施洵白的关系，就用极其卑污的手段杀害了洵白，于是素裳就一个人离开北平，独自设法到莫斯科去。

作者用丰富的热情为我们塑绘了这样三个人物，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作者这时还缺少革命实践的经验，所以人物和故事很显明地呈露着虚构的痕印，作品还没有那么饱满而亲切的生活实感。但是作者的深厚的热情在某种程度内弥补了这个缺陷，他对于旧世界的憎恨和对于革命理想的热爱深深地感染着我们。作为作者思想进程的一个标志来看，也作为作者创作方向的一个新的开始来看，《到莫斯科去》都要算是一篇重要的作品。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完稿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它是胡也频在紧张的实际活动当中挤出时间来写的，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以五卅运动时北京市民的汹涌的反帝怒潮为背景，刻画了青年布尔塞维克主义者刘希坚的明朗的形象，也写出了刘希坚的爱人白华怎样在实际斗争里逐渐认识了安那其主义者的真实面貌，而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作品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政党怎样坚决而正确地领导北京市民的反帝斗争，描绘了在那样的大时代里的青年们的各种面影，也表现了政治与爱情、个人感情与阶级意识，特别是唯心的空幻的建筑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唯物的科学的建筑在集体行动和纪律上的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而最后，则是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

作者把他的人物安放在生活的激流里，安放在剧烈的矛盾和斗争里，他们斗争着，行动着。因此，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显得比较鲜明而活跃。作品的结构也是相当绵密而自然的。比起《到莫斯科去》来，在这些点上，这部作品有了很显著的进步。贯注在全书中的澎湃的政治热情，对于读者的心灵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摄取和感染的力量。

这部作品发表后，当时的批评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秀中在《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13)一文里说：“胡氏底《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生长在五卅运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的一种新的姿态开展在读者面前的，因了其生活内容的充实，意识的正确，技巧的熟练，无疑的，在中国文坛上是一部划分时代的作品，表现了中国‘五卅’以后的新的阶段的开始，至少，它是负起了这个伟大的历史的任务。”这部作品在当时影响之大，在这段批评中完全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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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载《瞿秋白文集》第三卷。原名《俄国文学史》。1927年经蒋光慈删改后，作为蒋光慈著的《俄罗斯文学》之下篇出版。

(2) 翻译论著现收在《瞿秋白文集》第四卷中，高尔基创作现收在《文集》第六卷中。

(3) 原信与鲁迅回信发表在《十字街头》的第一、第二期（1931年12月）上。后鲁迅又收入《二心集》中。现载《瞿秋白文集》第三卷。

(4) 转引自缪敏《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第32页。

(5) 这几首诗，还有几篇短文，是方志敏同志的爱人缪敏同志搜集保存下来的，发表在《红旗飘飘》第九集上。

(6) 《死》和《狱中纪实》，均收在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狱中纪实》一书中。

(7) 据魏金枝《柔石小传补遗》，柔石参加中国共产党，也是在1930年5月间。——引者注。

(8) 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载《三闲集》。

(9) 有关叙述，系根据阿英写的《殷夫小传》。

(10) 载《且介亭杂文末编》。序文系受一个叫做史济行的欺骗而作，实际上该书当时并未出版。事详《续记》中。

(11) 剧本有《鬼与人心》（包括三个剧）和《别人的幸福》（包括四个独幕剧和一个两幕剧）。诗大都收在《诗稿》（1933年上海现代书局印行）中。小说收在《也频小说集》（1936年大光书局印行）中。

(12) 一名《一个女性的转变》。

(13) 现附在《胡也频选集》（开明书店版）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