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说发展概况

正如我国新文学发展历史的任何时期一样，本时期的小说反映了它所由产生的时代中的重要社会生活，而且因此规定了它的独特的艺术色彩。

在抗日初期，产量最多的是诗歌、独幕剧、通讯报告，小说的产量是非常少的。道理非常显明：战争改变了时代的面貌，也改变了作家的生活；当作家带着热烈兴奋的心情，在前线或者在为前线而紧张地工作着的后方，经历一种过去所从未经历过的剧烈变化的生活的时候，他们还不能够对战争本身及其发展前途作深入的考察和思索，还不能够对纷至沓来的新的生活现象形成一种明晰确切的形象，而同时，作家们也缺乏足够的创造经验和时间余裕把这样错综复杂的战时生活在广阔的展开的小说形式中给以适当的处理和表现。因此，在战争初期涌现出来的就不能不是迅速反映生活事变的独幕剧和通讯报告，特别是那些热情奔涌的抒情的诗歌。而这就是当时小说产量非常稀少的真正原因。

随着战争的长期化，广大读者对于真实地反映战时生活、因而使他们能够比较深刻地认识战争面貌及其发展前途的优秀作品的要求既逐渐加强，而作家们这时在有了较多的生活经验之后，对于战果的批判与胜利条件的检讨也使他们比较清楚地看见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本质的东西：新生的与腐朽的、为人民的与反人民的、有利于抗战前途的和违反抗战利益的两种不同力量和路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时候，才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全面地集中地反映时代面貌的较好的作品。而一种具有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艺术风格的小说创作也才开始在长期战争生活的培育中逐渐成长了起来。

因为政治环境和战斗任务不同，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小说创作，也同其他的文学样式一样，发展的情况是并不怎样平衡，而且是各自具有其内容上和艺术上的特征的。

国统区的作家，如所周知，是在主客观两方面的限制之下进行创作的，因此，在小说创作方面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向。茅盾在第一次文代大会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曾经这样追述在国统区文艺创作上出现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

有些作家因为不能反映出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就只能收集许多次要的社会生活现象，乃至许多与社会本质没有关联的社会生活现象。他们努力把所写的人物与现象写得细致，写得生动，并努力表现出革命的主题来，但终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些黯淡无力的思想情绪。

还有一些作家，表面上和上述的倾向相反，他们为了使作品“有力”，就着重去描写人物的精神状态。然而不幸，他们所写的人物和斗争既未能反映出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而且又往往不能完全按照客观的真实而加以表现，甚至竟以作家的主观任意解释和说明客观的现实。他们以为作品中愈是显露着作者的强烈的主观，就愈能表现出主题的积极性，但事实上，脱离了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主题的积极性就无所依附。

也还有一些作家以人道主义的思想情绪来填塞他们的作品，他们有正义感，有同情心，他们局部地揭露了现实的黑暗，也表现了若干客观的真实，但是他们回避开了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他们认识世界的方法是经验主义的，他们的作品也多少流露着感伤的情绪。

以上这几种倾向都可以从进步的、革命的作家的作品中发现；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曾起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作用，不过既又含有上述那些倾向，也就不能不使作品的战斗性打了折扣。但此外还有一些更有害的倾向潜生在进步的文艺阵营内部，成为腐蚀我们的斗志的毒素。

一种是完全按照个人的趣味而采集些都市生活的小镜头，编成故事，既无主题的积极意义，亦无明确的内容。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

还有一种倾向，一方面描写抗日战争，另一方面则故意避免暴露抗日阵营中的黑暗面，却用男女间的恋爱故事，穿插其间，企图以“抗战”吸引进步的读者，同时又以“恋爱”迎合落后的读者，达到了“左右逢源”之乐。象这样的抗战加恋爱的新式传奇，在作者本人既然没有忠于真理忠于人民的严肃态度，结果他的作品自然不但庸俗而已，而且在客观上对于反动统治起了掩饰的作用。

最后的一种倾向是抵不住反动统治的低气压的压迫，经济生活的煎熬，又受着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文艺思想的影响，公然把颓废主义呈现在大众的面前，而且还要装出“纯文艺”的高贵的气派来骗取读者。

我们必须指出，这种种有害的倾向正是进步文艺的敌人有意散播到我们的阵营中来的。一个本来是进步的作家，受不住艰难环境的锻炼，堕入这种有害的倾向，哪怕只是一时的表现，也是值得惋惜的事。因此我们必须坦率地指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警惕和抵制这种种有害的倾向。

茅盾在报告中所指出的这种种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倾向，在小说创作中更表现得突出一些和普遍一些，同时这些倾向还是“互相错综并列，互相影响，有些甚至互相渗透”地出现在某些作品中的。这些缺点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不外是：（一）在反动统治下面，作家的创作活动不容易接受到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就不能不形成了各自为战、各自向前摸索的状态；（二）国民党反动派给予了作家以过多的迫害和限制，作家们失去了与群众生活接触的自由，因此没有可能在实际斗争中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同时作家们过去所受的欧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也就不能得到必要的纠正和根除，这样，就使得他们不能更深刻更本质地去认识和表现生活；（三）某些反动的作家和其他一些特务“文人”们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散布不利于抗战事业和民主运动的反革命毒素。

但是应该完全肯定的是：国统区许多革命的和进步的小说作家，是在种种艰难险恶的环境下坚持了战斗的。他们在反动派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三重压迫下，坚决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与日本帝国主义和美蒋反动集团进行了不断的斗争。他们的作品，“对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对于在反动统治下的民主运动，对于人民解放战争，都起了积极的推动和配合的作用”(1)。

在国统区内，被革命作家们所广泛地运用和表现的题材，是国民党对于抗日战争所采取的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和对于抗日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日人民的敌视和打击的反动措施，是大后方广大农村的无法无天的黑暗统治，是城市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吮吸人民膏血和荒淫无耻的罪恶生活。这些，都是当时弥漫在国统区的最使人感到不满和愤懑的重要事件，在小说中揭露了这些，自然是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的。

不过，一般地说来，抗日时期国统区的作家们，同上一时期一样，还不善于在小说中描写新的人物，预示出新、旧两种力量剧烈斗争中的新的光明的未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成为了作品题材的压倒的多数。字里行间往往流露出伤感低沉的调子。与作品的内容相适应，在语言和表现形式上也还缺少生活的气息和民族的特色。所有这些缺点，即使在一些进步的作品中也还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

植根于斗争生活的沃壤，直接地受着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与加意培植的解放区小说创作，有了与国统区迥然不同的面貌。解放区的广阔而丰富的斗争生活，为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抗日战争成为了解放区创作最重要的主题。战争改变了解放区人民的生活面貌，也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党领导和教育了解放区人民，他们在民族解放的浴血的战争里开始站立和团结起来了。这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解放区的作家们以小说这种文艺样式比较真切地反映了这种变化。在抗战前期解放区小说创作中，一种觉醒起来了的工农兵群众的新的英雄人物的形象开始出现了。这些人物都带有那么显著的时代特色，蕴藏着那么强大的斗争潜力。尽管这时期解放区作家们对这样的人物还熟悉得很不够，因而也还缺少血肉丰满的艺术塑绘，但是，非常显然，这些人物已经带着巨人般的英雄姿态开始走进文学作品中来了。这是上一时期小说创作所不可能达到的成就，也是这一时期国统区小说创作所无法完成的任务。

长篇小说，在这时期解放区小说创作中，是少见的。原因是，艰巨和剧烈的斗争生活既迫切要求及时的反映，而繁重的斗争任务，又使作家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于长篇巨制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还缺少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在语言的运用上，过分欧化的倾向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克服。作家们对于文艺方向的不明确和与工农兵群众结合不够，是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等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作家们明确了方向，深入了生活，改造了思想情感，这些现象就得到了根本的改变，文艺创作开始了它的发展的新阶段。新的主题、新的人物，还有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的表现形式，构成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一种崭新的风貌。周扬在第一次文代大会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这样概括地说明了解放区文艺面貌的轮廓：

新的主题、新的人物象潮水一般地涌进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中。……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作为整个人民解放事业中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为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被描写着。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中，就没有了地位。……解放区文艺的内容是新的，而且也正因为内容是新的，在形式方面也自然地和它相适应地有许多新的创造。这首先表现在语言方面。……解放区文艺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它的语言做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语言是文艺作品的第一个因素，也是民族形式的第一个标帜。……解放区文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我们对待旧形式，已不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推陈出新”，这是完全符合一个民族的文艺发展的正常规律的。鲁迅曾经说过：“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鲁迅的这个预言在解放区是已经初步实现了。……

这是指解放区文艺作品的全貌而言，小说创作自然也是包括在里面的。解放区的小说的确是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发展和成绩，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它的动员作用和教育作用的。

总的说来，本时期的小说，虽然因为产生地区的政治环境的迥异和作家本身的生活实践与思想水平的不同，而有着上述的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但它们（无论是解放区或国统区的）总的方向是一致的；没有疑问，就是国统区的小说创作也还是遵循着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而前进，而且有着它的显著的成果的。不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说，虽然有了上述巨大进展，但我们还不能说它在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进的道路上，已经有了怎样特别惊人的成就（即以解放区的小说而言，它的成功也大都在短篇，它还缺少那种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巨制），它的更辉煌的实绩和更丰盛的收获，是在下一个时期，本时期还只能算是一个开始，然而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二　工农兵斗争生活的画幅

作家刘白羽在上一时期就曾发表过短篇集《草原上》。在这一时期，当作家进入了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抗日战争以后，又写了不少优秀的通讯报告和短篇小说。那些通讯报告将在下面评介，这里仅就短篇小说进行一些论述。

在短篇集《龙烟村纪事》的《后记》中，刘白羽曾经说到，他之所以要在战争时期过去了的时候，将这些反映战时生活的作品重新编集印行(2)，原因是出现在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历史的命运那样贴近”；这些人物永远使作家怀念，使他不能忘记。同作者的感觉一样，这些人物对于读者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的朴质坚毅的性格和由于党的教育和战争的锻炼而逐渐成长起来的新的精神风貌，并不因为年月的冲洗而稍为减色。他们使读者重新记起了那个值得怀念的艰辛的时代，他们的鲜明动人的形象仍然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和感染力量。

《龙烟村纪事》中许多短篇大半是摹描抗日前线斗争生活的作品。那时候，作者“在晋东南，一个时期住在漳河流域的盆地。经过一次游击的行军生活，到了太行山峰的一个小村落里。总共，在那个区域里，住了半年多。在那里参加了工作与生活”(3)。就在这个时候，作者接近了这些新的人物，为他们的英雄性格与事迹所感动，而且以他的运转自如的笔锋描绘下了这些人物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描绘了他们灵魂里的闪光发亮的东西，描绘了他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日益觉醒起来的集体主义精神。

收在卷首的《龙烟村纪事》一篇，是那么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青年农民杨发新在现实生活和群众教育下的深刻的变化。透过这个人物的发展，人们看出了在抗日前线地区的复杂的斗争，也看出了人民的抗日武装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有着多么重大的本质的差别。

另一个短篇《歌声响彻山谷》(4)写的是一个农村姑娘的成长的故事。女主人公喜子身上所发生的深刻又巨大的变化，是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妇女身上所引起的变化的典型的描写。作者把蕴藏在喜子身上的美丽的灵魂和勇敢的性格那么晶光透亮地揭示在读者的眼前，使读者如临其境地重温了那个在苦难和斗争里飞跃前进的年代。正如作者所曾经说过的一样，这“并非一个什么英勇故事，而是因为这一整个人群，都勇敢地迈着步前进”(5)，故事结尾时一片响彻山谷的歌声，正是中国农村妇女在党领导下勇敢迈进的歌声。

《黑马》(6)里的王福孩是一个十五岁的勇敢的骑兵。作家以一种爱抚的热情细腻地描摹了这个“顶小的战士”对他心爱的战马的无微不至的、带着一点稚气的亲昵和照料。接着又描写了这个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的幼小的骑兵，在战争中显示了多么惊人的机智和勇敢。还写出了人民抗日武装中亲如父子骨肉的官兵关系。在短短的篇幅里刻画了如此鲜明的性格和如此引人入胜的故事，可以看出作者具有卓越的描摹现实生活的艺术才能。

《龙烟村纪事》中的小说《金英》，描写了一个日军中的朝鲜女性被俘后在我军启发帮助下觉醒和成长的过程。小说写得很细腻生动，女主人公金英的性格的发展，显得十分自然，给人以高度真实的感觉。从《金英》这篇小说，读者可以看出中朝两国人民的亲如兄弟的关系，在反对共同敌人的伟大斗争中，他们始终是血肉相连的最亲密的战斗伙伴。

《龙烟村纪事》中的小说，除了反映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外，也有写在抗日战争最初年月里的、以武汉为背景的《成长》，它以第一人称的笔法亲切地写出了一个女孩子走上抗战岗位的动人的故事。而写在抗战胜利后的《崩溃》一篇，则通过一个失业工人陈福庆流落在重庆街头的悲惨的遭遇，展示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必然要崩溃的命运。作者是怀着无限的希望和热情来刻画陈福庆这个人物的。作者在《龙烟村纪事》的《后记》中说：

……我总觉得有的在新生，有的在没落，这倒是历史的真实。我在这儿，不得不特别谈起，在这本书中一个特殊人物（《崩溃》中的陈福庆），胜利把他压成一个残废……但陈福庆是一个英雄，他在这个集子里，和那些新的人物，在一起并不陌生，因为崩溃的是那——旧社会，而绝不是陈福庆。我在这里只有向他祝福，我希望他活着……

这一段话，是把《崩溃》这篇小说和《龙烟村纪事》中其他作品的主要内容，作了很精确的说明的。《龙烟村纪事》这个短篇集是对于新生事物的热烈的礼赞和对于腐朽事物的无情的剥露。除《龙烟村纪事》外，刘白羽本时期的小说还有一部分收在短篇集《幸福》中。

刘白羽本时期的作品，在语言方面还不够大众化，表现手法也有时显得过度曲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这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而从作者创作发展的历程看来，这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在一九四二年以后，刘白羽的创作有了更大更新的发展。

周而复也是从上一个时期就开始了创作生活的一个作家。他在那时候所写的一部分杂文收在《北望楼杂文》里，另外一部分抒情散文，则收在散文集《歼灭》中。那时候，作者生活在蒋介石统治下最黑暗的年代里，这些文章虽然不免流露出一些被压抑的感伤，但对于生活的坚强的信念，仍然洋溢在字里行间；同时，由于当时文网的严密，所以遣词用语，也仍有隐晦曲折的地方。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周而复就进入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投入了频繁的战争环境里。长期的斗争生活锻炼了作家的思想感情，也开拓了作家的创作视野。解放区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和抗日前线上的艰苦剧烈的斗争，是周而复创作题材的两个主要方面；正在成长中的新英雄人物的平凡而又卓绝的精神面貌，在他的创作中占了重要的位置。

收在《高原短曲》中的姊妹篇——《开荒篇》、《播种篇》、《秋收篇》，是解放区从一九三九年起蓬勃展开的生产运动的一幅明净的素描。这是三个各自独立而又有着一定联系的三个短篇。作者以他素所具有的饱含感情的笔致，在这三篇中，描画了西北高原上的土地和人民，以及革命干部在这块土地上所进行的生产运动的三个不同的阶段。

《开荒篇》很出色地描写了一个“伙夫同志”的思想变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忠于职守的炊事员，他对自己的岗位工作是那样毫不苟且，但是对于生产运动的意义则十分缺少理解。后来这个“固执而又罗嗦的老人”在同志们实际行动的教育之下，终于明白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打鬼子，自觉地参加了生产运动，而且成了生产中的能手，受到了同志们热情的赞扬。小说给了这个“伙夫同志”的性格以很出色的刻画，把他的转变过程写得非常自然而有说服力量。救亡室主任王筠在《开荒篇》里还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在《播种篇》里却以她的惊人的顽强意志和革命热情，那么神采四溢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了。《播种篇》一开始，就以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烘托出了王筠——这个有着“一对藏着无限的智慧和聪敏的黑宝石一样的眼睛”的青年女性——的高贵的精神世界，随后，又在战胜病魔的激烈斗争中，鲜明地写出了她的舍己为群的坚毅的性格。这是一个新的女性的形象，是在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中培育起来的人民的战士。《秋收篇》是收获季节的一支愉快的歌，群众的火热的劳动竞赛是这首歌曲中最动人的旋律。作者以多么强烈的抒情诗的调子描写了那些生活在劳动和欢乐里的人们：

王筠同志只好接受他们的要求。她用尖锐的颤抖的声音唱出一句歌来，十多个不同的遒劲有力的声音，又从头合唱起这一句歌来，歌声愉快地从山坡上浮荡下去，它是由十多个声音的力推送着，象一个骄傲的天使似的，浮在黄亮亮的谷田上，向淙淙的延河而去，终于消逝在延河那边的山丘里。继起的是镰刀的琅哨声，和忒忒的割谷声，他们又到了一大片澄黄的谷子前面，大家都湮没在共同劳动的海里了。

读着这样动人的描写，读者会很自然地想到：当劳动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横暴的利益，而是为着大家共同的幸福和理想的时候，劳动就不会再成为人们沉重的负担而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的享受了。只有在劳动和斗争里，人们的精神世界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上升。

收在《高原短曲》中的其他几篇小说，除《礼物》一篇是写在战前而外，其余《警犬班长》、《麦收的季节》和《微笑》三篇，都是一九四二年以后的作品。敌后的斗争生活和人民群众的觉醒，在这些小说中有了比较真切的反映。

周而复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小说，有的还收在解放后出版的《山谷里的春天》中。

于黑丁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一九三四年，那正是他从沦陷了的东北国土上流亡到关内来的时候。他以那些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短篇小说，在读者当中散播了仇恨和反抗的种子。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半具有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从他的作品中读者不难窥见闪耀在前面的胜利的曙光。例如《生路》中的老车长王秉南，《站长》中的站长丁世雄，《归来》(7)中的青年吕明，都是在现实的教育下走向斗争的。——毫无疑问，黑丁写在战前的这些小说，从生活的某些角落显示出了当时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以及人民的日益强烈的抗战要求，同时也对国民党统治者的黑暗腐化、卖国求荣的罪行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

抗战开始后，黑丁进入了解放区。同解放区其他作家一样，人民的无畏的战斗和高涨的生产热情成了黑丁这时创作的主要生活源泉；但在国统区内进行着的光明和黑暗的激烈斗争，也仍然吸引着作家的注意。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写出的《第四小队》一篇就是属于这一方面的。在这篇作品里，作家描写了这样的一群：运输第四小队的六个司机和四个助手。读者从这些平凡的人物和故事看见了抗日时期国统区内两种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尖锐的斗争。作者的笔致是细腻的，他对蕴藏在这些平凡人物身上的崇高的心灵，作了深入的动人的刻画；而对于那些隐藏在暗角落里干着罪恶勾当的鬼蜮们，也毫不吝惜他的烈火似的愤怒。

写在一九四二年的《炭窑》，在对于劳动生产的描写里，成功地塑绘了几个人民干部的动人的形象。生产股长彭云华是其中最为鲜明突出的一个。作家没有把彭云华写成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人物，在作品一开头地方，就着意写出了他的固执和爱闹小脾气。但就在这些缺点的描写上，也透露了彭云华忠于革命事业的值得敬爱的品德。这种品德，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更加光辉灿烂了起来。作品也写了彭云华的恋爱和婚姻问题，但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插曲，而是透过这个问题的合理的处理，更加显示了彭云华的美丽的精神面貌；同时，关于这一方面的描写，和整个故事的发展也是有机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彭云华外，孙谦和老刘的性格也描画得相当明朗动人。

在这以后，黑丁还写了不少短篇反映解放区军民打败日寇和蒋介石国民党的英雄业绩。它们同上面那些作品一起，收在解放后出版的《炭窑》(8)一书里。黑丁的作品比较及时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人物的性格大都具有时代和阶级的特色，自然风物的描写与人物的处境和心理状态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但是作品的结构还不够谨严，人物的对话往往缺乏个性，因而人物性格的刻绘就难免受到影响。

赵树理是本时期出现的一位最著名的作家。他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一连发表了三篇重要作品：《小二黑结婚》（一九四三年五月）、《李有才板话》（一九四三年十月）、《李家庄的变迁》（不详写作年月，据估计大约是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抗战胜利前后写成的）。这些小说的出现，立刻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爱好（《小二黑结婚》发表后，仅在太行山一区，就很快销行了三四万册）。它们不但被目为表现解放区生活的成功的作品，而且也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9)，是“整风以后文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水准之一例证”(10)。

赵树理的小说之所以获得成功，与他的丰富深厚的农村生活经验是分不开的。他的家乡是在山西沁水的乡下，从小入本村小学，中学没有读毕业，就辍了学。由于非常爱好人民艺术——特别是地方戏剧，他参加了“上党戏”班子，在旧戏班里混了半辈子。抗战一开始，他当了农村小学教师。他始终生活在农村，和农民搞得火热；农村的生活和人物，他都十分熟悉、了解。一九四〇年春天，他进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在资料室工作。从这时起，他就抽空从事写作，把解放区农村的伟大变革和群众生活，反映在作品上。正如周扬所说的：“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1)

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借农村中的一个恋爱故事，描写了农村中新生的进步的革命力量与落后的、愚昧的迷信思想，特别是横行乡里的封建恶霸势力之间的尖锐的斗争，而且显示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之最终的胜利。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做小芹的农村青年女性，她是那样美丽、聪明、勇敢。她不仅勇于跟不合理的包办婚姻制作斗争，而且对于潜伏在人民政权下的封建恶势力，也丝毫没有畏怯和退缩。她是我国新农村里的新的女性的形象。在她的身上，透露了我国农村妇女的无限远大和光明的前途。当她的母亲没有得她同意就接受了别人的聘礼的时候，她发出了这样响亮坚决的声音：“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她和小二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打垮了以金旺、兴旺为代表的封建恶势力，取得了自己的自由幸福。从小芹的身上，人们可以清楚看出：祥林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爱姑身上的无畏的反抗的性格在新的战斗的年月里已经获得合理的发展和成长了。赵树理的这篇小说，讴歌了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的农村，证实了只有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幸福与自由的最可靠的保证。在形式方面，朴素、洁朗的语言，灵活、谨严的结构，都表现了作者的新鲜的独创的艺术风格。

《李有才板话》也是一个短篇小说，它真实地深入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民为了实行减租减息、为了满足民生民主的正当要求而与地主阶级之间所进行的复杂剧烈的斗争。这个斗争大大地改善了抗日时期农民的生活地位，鼓舞和组织了广大农民抗敌的雄厚力量。描写了这个斗争，也就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中国农民只有从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才能够发挥它的排山倒海的抗日力量。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这是抗日时期的历史要求，也是文学作品里应该忠实反映的生活真实。在《李有才板话》里，作者没有简单地表面地来理解这场斗争，他写出了它的复杂而曲折的历程，描绘了参与这个斗争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地主、农民（积极的、中间的、落后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干部（年轻、热情但却缺乏工作经验，犯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章工作员和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熟悉群众要求、有群众作风的县农会主席老杨同志）。在阎家山这个地方所进行的隐蔽而尖锐的阶级斗争，以及在斗争里活跃着的“老字辈和小字辈的人物”，是那么“须眉毕露”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特点都在斗争的进行中，在人物自身的言语和行动里显现了出来，而又各自打上了不可磨灭的阶级的烙印。光明与阴暗，胜利与困难，构成了这篇小说的真实而多样的生活画面；但光明与胜利却始终是它里面的决定性的东西。在形式方面，作者采用了农民所喜爱的“板话”形式，明快而幽默，朴素而健康，充溢着很浓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气息。每一首快板，往往在短小精炼的篇幅里，十分生动而扼要地画出了生活和人物的主要面貌。例如：

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

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

就这么短短的四句，便把在地主阶级盘踞把持下的阎家山的面貌完全勾勒出来了。又例如：

陈小元，坏得快，

当了主任耍气派，

改了穿，换了戴，

坐在庙上不下来，

不担水，不割柴，

蹄蹄爪爪不想抬，

锄个地，也派差，

逼着邻居当奴才。

也活画出了在地主阶级腐蚀下忘了本的陈小元的丑恶的气派。这样的快板，实在是一些辛辣而又机智的讽刺诗。它是作品的整体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使作品具有了更为浓厚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李有才板话》是现代中国短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中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以山西省的一个小村落——李家庄为背景，展开了农民与豪绅地主阶级之间的长期（抗战前八九年到抗战后期）而激烈的斗争，描写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与教育之下的觉醒过程，而同时，十多年来山西与中国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事实也都投射和衬托在里面。小说中的主人公铁锁是李家庄的一个外来户，一个勤劳忠厚的农民。他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下遭到了破产的命运。现实生活的教育，使他逐渐地认识到青年共产党员小常（他们是在太原偶然相识的）所教给他的一些革命的道理。抗战开始后，小常恰好被派到他们县上来搞工作，而且就在他们村里展开了牺盟会的工作。在残酷的抗日反汉奸的长期斗争中间，铁锁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成为了村民的领袖。铁锁的道路是中国农民所走过的一条艰苦的道路。作者着力地刻画了铁锁的觉醒和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真实。在故事的结尾，当八路军第二次解放了李家庄的时候，作者加写了一场为自卫战争欢送参军人员的大会，这样就有力地暗示了读者，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更为艰巨的斗争和更为巨大的胜利。这篇小说说明了作者的巨大的进展：“由《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话》再到《李家庄的变迁》，作者本身也就象一株树子一样，在欣欣向荣地，不断地成长。”(12)但是，由于作者所处理的题材过于庞大，而小说的篇幅（它只有八九万字）也多少给了它以局限，所以在结构上，第十章以下就因为直叙太多，而有了松懈和不够生动的毛病。在艺术的完整性上，《李家庄的变迁》似乎还赶不上以前的两篇。

在这以后，赵树理还写了一些短篇，《传家宝》（写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它通过一个女劳动英雄金桂和她的婆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显示了解放区农村妇女的巨大的变化。金桂是一个女村干部，她在斗争的锻炼（她的村子是经过了土改的）中逐渐摆脱了长期封建统治在妇女身上所造成的柔弱、怯懦和拘谨的性格。她不安于古老陈腐的生活，她勇于革新。但是她的婆婆（李成娘）却有着老一代农村妇女的习性和见解。她看不见生活中的新的变化，也看不惯在她的儿媳身上成长起来的新的品德和生活作风。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婆媳之间的分歧和争吵。但这不是属于一般“家务”性质的纠纷，而是巨大深刻的农村变化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妇女身上所引起的不同反应的结果。从一个细小的日常生活事件，显示出历史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生活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表现生活的卓越的艺术才能。

赵树理的小说在本时期的出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它们是在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我们文艺园地上第一次结出的比较丰硕的果实。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实在由于它们具有着下列两个重要长处。第一是，它们本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农村中的剧烈、深刻的变化，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之间的复杂、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作者的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始终是鲜明强烈地贯串在他的作品里。作者的笔只要一触及地主阶级，就异常深刻地揭露出他们的阴险凶毒，活生生地刻画出了地主阶级的丑恶的典型。当笔端转而触及农民时，就处处流露出了深厚的同情和热爱。他歌颂了在党的教育下开始成长起来的新的农民的坚决与热情，斗争中的勇敢和机智，以及对地主的仇恨。这样，就使得在他笔下塑绘出来的人物在一定程度内表现了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而他的作品也就在培养社会生活中新鲜的、光辉的东西和根除衰老的、垂死的东西的伟大斗争中，担负起了教育人民的责任。第二是，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作者也显出了他的独创的特色。他学习和吸取了我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文艺的优良的成分，同时也接受了“五四”以来新小说的战斗的传统。他选择了和运用了活在人民口头的简洁而丰富的语言。他的作品精炼而不枝蔓，平易而不晦涩。特别在刻画人物上，很少长篇大论的叙述，往往寥寥几笔就勾出了人物性格的主要轮廓，而且总是用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表现他们的性格和思想情绪。在这些点上，都可以看出他的作品与中国固有小说，特别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的新小说传统之间的深刻联系。他承继了它们，而又发展了它们。“他所创造出来的决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13)这就使得他的小说能够获得广泛的欢迎和爱好，使得革命文艺和劳动人民有了进一步的密切结合。

因为具有上述两个长处，所以赵树理的作品在抗日战争后期的出现，被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历史上的一桩大事，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最初的重大胜利。

在抗战后期，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战争与农村改革，反映了工农兵的斗争生活。这些作品之中，在当时群众中最受欢迎的，是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写于一九四四年）。这篇小说描写农村共产党员和青年农民李勇的神勇和机智，他所安排下的“地雷阵”给予了日本侵略军队以无数次的打击，显示了我国抗日人民的巨大威力，同时也暴露了日本侵略者遭到损失后的惊惶失措的丑态。邵子南另外还有一个短篇《阎荣堂九死一生》，写的是共产党员阎荣堂在被日寇俘虏后坚贞不屈、终于脱险回来的故事。写在一九四五年的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以一种清新朴素的笔调描绘出了冀中平原游击区人民的爽朗、无畏的英雄性格和美丽、愉快的战斗生活，充溢着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气息。王力的《晴天》反映了抗日时期农村中的复杂而尖锐的斗争，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也表现了广大农民在党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高朗亭的《陕北游击队历史故事》——《雷老婆》和《怀义湾》（写于一九四四年），追述了陕北红军在成长过程中与人民大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和他们出奇制胜的过人的智勇。所有这些小说都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产品，在内容上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抗日时期解放区农村新的面貌，形象地表明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人民的战争，它取得了人民的全力支援和他们在各方面斗争的配合”(14)，而这就是我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主要力量所在。在艺术风格上，这些作品也有着“一种新的风格，民族的、大众的风格，至少是这种风格的萌芽”(15)。它们同样是可以被当作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最初成果来看待的。

以上是关于本时期解放区小说创作的简略评介。

三　为民主与胜利而斗争

在国统区的许多革命艺术工作者当中，始终坚持战斗，而且在小说创作上显示了卓越成绩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上一时期写了《子夜》那样的现实主义巨著的作者——茅盾。在本时期，他的长篇小说《腐蚀》尖锐地撕穿了蒋介石反动统治核心——特务组织的凶残阴险的面貌，而且以这为主要线索，反映了蒋介石政权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实质。这部作品的出现，无疑地，是本时期国统区革命文艺的一个重大收获。

在战争开始不久的时候，茅盾就在香港写了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从各个角度展开了从抗战开始一直到上海撤退时这四个月中上海市民生活的急遽变化的画幅。按照作者原来的企图，是想在“力所可及的广阔画面上把一些最典型的人物事态组织进去，而且不以上海战争的结束为收场的”(16)，但后来终于不得不“草草结束”此书。这部小说，在茅盾所有的作品中，应当说是比较失败的一本。它的主要缺点是：对于当时上海战时生活，还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表面描写，而缺乏对于战争和生活更本质的发掘。人物性格不够明朗和结构散漫，也是本书较大的毛病。这些缺点之所以产生，与作者写作时要求“既不脱离现实，亦不脱离群众”（本书最初发表于香港《立报》副刊——《言林》上，所谓“群众”，指的是当时香港读者），和“一面写一面发表”的工作方式，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另一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只写了第一部，共十四章）。它以一个古老的城镇为背景，展示了“五四”前夕中国社会生活中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刻画了历史时代的面貌和特征。人物（例如钱良材，婉姑等）的性格也比较真实而鲜明。如果我们把它安放在《虹》、《蚀》、《子夜》、《腐蚀》等作品前面，便很容易从这一系列作品中读出中国近三十年历史进展的迹印来。永远使自己的笔端不离开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图景，不逃避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斗争，这是茅盾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值得重视的地方。

在这里要着重地评介的，是茅盾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写的长篇创作《腐蚀》。这是一部用日记体裁写下的小说，通过一个女特务在“一束断残不全”然而具有一贯发展脉络的日记中的自白，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反动统治下“狐鬼满路”的黑暗情况，写出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对于正直的青年男女的残酷压迫和杀害。书中的主角——那个叫做赵惠明的女特务，虽然也怀着“无可伸诉的精神痛苦”，但是在整个特务组织的控制之下，她还要告密，要陷害革命青年来保全自己，她的“手上沾过纯洁无辜者的血”。作者把她放在这样的矛盾的尖端上来加以处理：她过去的爱人小昭因为干革命工作被特务机关绑架监禁了，她还爱着他，但是她依然是一个诱降的工具，她要小昭“取消他的‘固执’，来一个断然的表示——‘自首’”，她不能不将她“一点点最后留存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也都剥夺了，堕落到牛头马面的一伙去”。在书中，我们看见了国统区特务匪徒们是如何肆行无忌，看见了抗日的无辜青年男女在蒋介石统治下生命和自由是多么没有保障；我们听见了在深夜中遭受毒刑拷打的受难者的呼号与呻吟，同时也看见了特务内部争权夺利的狗咬狗的丑剧。这是中国人民过去灾难岁月的真实写照，它使我们带着不可遏抑的愤怒记起了那个一去不复返了的人间地狱的世界！

更其重要的是，在《腐蚀》中，作者还有力地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伪汉奸、进行反共军事阴谋的可耻勾当。当然，因为作品体裁（它用的是第一人称的日记体裁）的限制，这一点在作品中还不可能得到比较全面的展开的描写；但是因为这种阴谋和勾当是从万恶的特务机关中透露出来的，因此就显得更为真确，更其令人发指。我们试读如下的几则：“听说在苏北，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传闻’，从人们的口里传来传去，弄到后来，大家索性自己发明。不过大致是这样的：消灭‘异党’的武力，这次已经下了决心，而且军事部署十分周密，胜利一定有把握。……”“然而她又谈起国家大事来了。‘剿共军事，已都布置好了，很大规模，不久就有事实证明。’她郑重其事对我说。‘从此可以和平了，而且分裂的局面，也可以赶快结束了。大家都回南京去，够多么好？妹妹，我真正不喜欢重庆的天气！说是不冷，前两天可就非生火不行。’”——这不就是蒋介石匪帮勾结日伪汉奸，制造“皖南事变”的确实可靠的反映吗！从那个汪精卫派来的女特务口中所说出的，不正是国民党所有上层“要人”们在当时的共同愿望吗！跟着笼罩在天空的寒雾一起，读者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也嗅出了弥漫在重庆上空的一股血腥的气味——一股“尸臭”。在抗日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都特别尖锐的时候，茅盾选取了这样富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题材，而又透过特务机关的密谋活动将它表现出来，这就击破了当时国民党所散布的无耻谰言，帮助了国统区广大人民了解事实的真相。

在《腐蚀》中，作者除了描绘“狐鬼满路”的黑暗世界而外，也还写出了几个英勇无畏的革命青年的形象：宁死不可夺志的小昭，在万分艰险的环境中坚持工作的k和萍。作者虽然没有用很多笔墨给他们以着重的描写，但他们的存在，到底如暗夜中的几颗明星一样，给读者带来了鼓舞和希望。说《腐蚀》是本时期国统区文艺创作中的一篇重要作品，这话是丝毫没有夸张的。当然，我们这么地说，并不是说这部作品就毫无缺点；相反地，它还是有着较严重的缺点的。譬如说正面人物的力量显得过于薄弱，几个正面人物的形象还不够明朗，在故事中他们仅仅是作为黑暗的陪衬出现的；同时对书中女主人公的那样处理方法，也难免使读者有些同情她的“难言之痛”而减轻了对于她的特务行为的憎恨。

除上述三个长篇外，茅盾在抗战后期，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后来都收在《委屈》一书中。这些作品也都以细腻的笔触，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内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战斗意义。

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小说产量很少，只有收在《地下的笑声》中的三篇：《月光下》（一九四一年）、《波》（一九四二年）、《金刚坡下》（一九四五年）。另外还有一篇《地下的笑声》，虽然写于一九四七年，但所反映的还是战时重庆的生活景象。《月光下》写的是当时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在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三重压迫下贫病交迫的困苦生活。主人公逸鸥埋葬了自己的孩子，患着严重的肺病，拖着还在病苦中的妻儿，但他终于不肯牺牲自己的“洁癖”，他把文艺奖助金保管委员会送给他的一千元医药费除赔偿某图书馆损失外，全部送给了儿童剧社和保育院。这里赞扬了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艰苦坚贞的精神，同时也谴责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波》通过一对青年夫妇的不幸遭遇，特别是他们的被人抛掷在波心中的婴儿的生命，沉痛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也显示了一九三八年武汉撤退时一片忙乱的景象。《金刚坡下》写出了两个被“骗子”们所欺蒙和剥削的受难的女性，但读者从她们的愤怒的语声中，却也窥见了在这些被欺蒙者的身上由于逐渐觉醒而燃烧起来的反抗的火焰。当“那位年青的流亡妇人”和“那位抱着黑色羊羔的倔强的农妇”都“很急骤地在公路上走着”的时候，作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史太太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幕悲剧是谁个写出的呢？”读者是可以从故事中找到确切解答的。《地下的笑声》的主题与《月光下》的颇为近似，但它所提出来的控诉更为沉痛而有力。那是一个怎样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世界啊！作者是在用最大的愤怒，对于那个不要抗战、不要民主、专门制造人间惨剧的反动统治者提出最猛烈的抗议和抨击了！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入剖析和具体描摹，使得这些作品有了更多更积极的现实意义。

张天翼是抗日时期在贫病交迫的环境下坚持工作和战斗的重要进步作家之一。在抗战开始第二年，他就发表了有名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因为这篇小说出色地塑造了一个国民党的“抗战工作者上层分子”的典型的形象，穷形极态地描画了这种人物的丑恶面貌，和他们对于抗战文化工作的“包而不办”，或者别人办了却又加以压制陷害的罪恶行为，所以发表后曾经引起国民党御用“文人”们的反对，认为在作品中暴露黑暗，就是帮助了敌人。其实，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已经指出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黑暗，已经是无法遮掩的事实，而这种黑暗统治的存在，势必要（事实上是已经）影响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因此，暴露国统区的黑暗，就是争取光明，也就是有助于团结抗战。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以它对现实批判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也以人物创造和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和具体性，担负起了它的与黑暗搏斗的重要任务。另外两篇讽刺作品：《谭九先生的工作》写的是小市镇的豪绅地主争夺地方“抗战工作”以求满足私欲的患得患失的丑态，《新生》嘲笑了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兼艺术家在战时现实生活中所呈露出来的孤独、苦闷的灰暗心境。因为缺乏对于生活和人物的进一层的更本质的描写，这两篇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就都赶不上《华威先生》，所以影响也不及《华威先生》之大。张天翼的这三篇小说，后来都收集在《速写三篇》一书中。

在上一时期以短篇集《航线》、《土饼》和《苦难》那些刻画旧中国农村的优秀作品受到广泛欢迎和重视的作家——沙汀，到了本时期，写了更多的作品：《播种者》（短篇集）、《淘金记》、《困兽记》（长篇）、《闯关》（中篇）。除了写在一九四二年的中篇《闯关》而外，同他上一时期的小说一样，在这些作品里展开的主要是战时四川农村的阴森而郁怒的画图。作者以深厚的同情和正义的爱憎描绘了那些善良、勤劳、贫穷，然而还没有走向集体反抗的道路的旧中国的农民，而对于那些农村魔王、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主干人物——盘踞在农民头上的地主豪绅和地痞流氓（他们是二位一体的），则投出了毁灭性的讽刺和激越的控诉。

《播种者》中许多短篇小说提出了抗战时期国统区农村里的一个重大问题：兵役问题，也就是“抽壮丁”的问题，而且就在这个问题上，展示了旧的社会制度的腐朽的本质和它的日趋崩溃的前途。《在其香居茶馆里》通过联保主任方治国和土棍邢幺吵吵在茶馆里的一场争吵的趣剧，生动地描画了地主阶级当权派之间的互相倾轧的情形，同时也说明了新县长所宣称的“严整役政”不过是一种欺骗人民的花样。《替身》揭露了“兵役问题”的另一方面：保长李天心为了凑足壮丁人数（地方上有权势的或与有权势的有关的人家的适龄壮丁是他所不敢动的），不得不在半夜里去抓住在客栈里的年老的过往客商来做替身。这说明了国统区的所谓兵役问题在“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都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分，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悲喜剧”(17)。因为作者对于农村中的生活和人物是那样熟悉，而且理解得透彻，所以他能够把这些充满了狞笑和呻吟的悲喜剧毫不减色地和盘托出在读者眼前。另一个短篇《老烟的故事》，以一个“生活在空隙中间的人”因为受不住特务统治的恐怖而惊恐成病以至于死亡的故事，反映了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统治区域所发动的反共高潮。在城市里把政权基础建立在特务统治上，在乡村里把政权基础建立在保甲制度上，这二者正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借以维护它的血腥统治的两根支柱。在人民面前揭穿了这一点，对于当时争取团结抗战、民主自由的运动，是有巨大贡献的。《磁力》一篇写的是国统区的革命青年克服环境的困难而走向解放区去的故事。很显然地，故事中的青年人袁小奇在当时国统区是具有广泛代表性质的。在国统区，虽然笼罩着浓云密雾似的黑暗，但是真正的光明已经在北中国原野上辉煌灿烂地放射出来了！像铁之被磁石所吸引一样，袁小奇开始了他“充满激动和希望的长途旅行”，不正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实吗！

中篇小说《闯关》是一篇以北方敌后游击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故事是这样的：主人公左嘉，一个具有旧的思想情感然而倾向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战争起来后，他追随着中国的夏伯阳在华北平原上度过了一段战斗的生活。由于偶然思家的原因，于是他要离开队伍而回到他的故乡去。司令官派遣一位叫做余明的军事干部来护送他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余明是一位身经百战、具有坚决勇敢作风的农民出身的干部，他对知识分子也存在着一些轻视的心理。于是在通过敌人封锁线的一段艰苦行程中，展开了由于两种不同出身、不同教养和不同生活环境所形成的两种不同性格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最后则是知识分子的左嘉认识了工农干部的笃实真诚的作风而有了深刻的感动。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应当说是有意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主要是知识分子向工农干部学习），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要求。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放在实际斗争的考验中，使他们得到比较鲜明突出的对照，这对于教育群众是有好处的。因为作者多少还具有些生活基础（他在抗日初期曾经一度“走向西北和河北中部一带游击地区”），所以在他朴素有力的笔端下，这些都得到了相当真实而生动的描绘。但是也由于生活和思想的局限，所以作者比较着重地刻画了左嘉的复杂而细腻的知识分子的心理，而对于工农出身的余明的描写，则显然有些简单而率略，同时对于左嘉的批判也是不够的。这些都是小说《闯关》的缺点。

《淘金记》是以四川战时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一部长篇创作。它围绕着开采烧箕背金矿这一事件展示了掩盖在“生产”、“禁政”、“救国”等漂亮外衣下的一幅国统区的阴暗而丑恶的农村画图。烧箕背这块山地的主人是“全个市镇有名的富孀”——何寡母，而另外觊觎这个金矿，想夺取它的开采权的，则有“在野派”的光棍林么长子和另外一个在镇上具有相当奇特地位的光棍——白酱丹白三老爷。通过这三股势力——日趋没落的地主何寡母、下层流氓林么长子、依附城市上层力量的流氓豪绅白酱丹——争夺金矿产地的长期纠葛和发展，作者对于国统区整个不民主制度下“黑漆一团”的农村社会，给予了全面的无情的抨击。但是，我们所不满足的是：作者描写农村里反动阶级的人物，全都是惟妙惟肖，而农民则往往是近似白痴式的愚昧无知（虽然他们是忠厚善良的）。因为对于农民的潜在的革命要求和革命力量缺乏发掘，所以涂抹在作品上的，就不能不是一片黯然无光的色彩，而使读者看不出希望，得不到启示和鼓舞。对于一位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读者是有权利要求他的作品展示出光明的乐观的生活远景来的。

沙汀继《淘金记》之后的长篇《困兽记》(18)，是以四川农村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一群蛰居乡村，过着“单调枯燥、成效缓慢的教书生活”的知识分子：田畴、牛祚、孟瑜、吴楣……因为旧友章相从华北游击队回家，而在思想和生活上都卷起了波澜，渴望能够为抗战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想起了抗战初起时曾经使他们奋发一时的救亡演剧，而发起一个暑期演剧，希望借此重新唤起大家对于战争和生活的热情。但是一时的狂热和振奋既不容易持久，而不民主的政治环境就连这样的演剧也不允许他们干下去，结果他们重又回复到消沉与困倦的境地。通过这一群农村知识分子从“狂热”“振奋”回到“消沉”“困倦”的生活道路，作品反映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措施下，整个后方农村是笼罩在一片消沉和苦闷的气氛里；而章相的急要回到前线，和老教师牛祚的固守着自己的教学岗位，便成了这一群知识分子的出路的启示。作者在《题记》中说：“我却另外穿插了两个人，一个勇敢的出去了，一个则一直勤勤恳恳的固守着岗位。如果说一篇作品须得向读者指明一条道路，这点穿插，也许可能担当点这项任务吧。”作者一方面写出了这一群农村知识分子在国统区阴霾沉压的环境下郁闷、不安和追求的心境，另一方面也多少暗示了他们应有的出路。在这一点上，应当说是较之《淘金记》前进了一步的。但是在人物的处理和出路的安排上，这部作品依然是有着一些缺点的：（一）对于章相身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那种虽有热情但却不够坚实沉毅的工作作风，是缺少批判的，因此，从这样一个人物身上，读者不容易接受到更深刻更有力量的思想教育；（二）牛祚这位老教师的“不忮不求，无怨无艾，切切实实致力于一种平凡寂寞的工作这一点”，固然是值得敬佩的，但他所有的顶多只是“保存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对于现实他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由这种认识而产生出来的更顽强的战斗精神，因此，要求读者无批判地去“喜欢他的言谈风度，敬重他的真实坚韧的性格”(19)，那是不大妥当的。

总之，沙汀本时期描写农村的小说，对于黑暗面的暴露是比较成功的，他写出了国民党统治下农村中的阴森郁暗的一面。他没有因为追求市场销路而让他的作品沾染上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他的创作态度始终是严谨的。他保持了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作品中所应该具有的艺术高度。没有与主题无关的细节描写，也没有雕绘过度的语言。这些都是沙汀创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因为对于农村生活——特别是对于在农民身上潜在着的力量和智慧没有足够的认识与发掘，所以本时期沙汀的创作又不能不存在一些重大的缺点。在下一时期所发表的另一个长篇《还乡记》中，这些缺点就由于作者思想的提高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了。

艾芜也是本时期一位具有优异成绩的小说家。他的作品有：短篇集《秋收》、《荒地》，中篇《江上行》，长篇《丰饶的原野》等。《秋收》集中的作品，大都是描写战争在人民生活和性格上所引起的变化，也曾得到不少读者的好评。其中如《纱车复活的时候》反映了战时后方由于洋货倾销暂时停止而农村手工业得到一度兴盛时的情况。因为在作者轻快的笔调下出现的是农村中一群天真的少女，所以作品里充溢着一种欢愉的气氛，作者描摹生活的能力的确是很强的。但是当时国统区的农村在那样暗无天日的统治之下，这样欢愉的场景在人民的现实生活中恐怕是不可能出现的。用作者主观的理想的色彩来渲染现实生活的画幅，虽然可以看出作者当时对于抗日战争的衷心的赞颂，他也多少让自己的作品离开了生活的真实。《秋收》集中好几篇小说（例如《秋收》的写军民关系），都使读者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看法。《荒地》中前三辑的小说，比较侧重在黑暗统治的揭露上。作者说：“在荆棘里面看见长不起来的残弱果树，在茅草里面看见受不着阳光的稻粱，在刺藤里面看见宛转可怜的小花，我就不能不十分愤慨。”(20)因此，《荒地》中许多小说就比较真实地暴露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人民的苦痛生活，而且也渗透了作者的愤怒和谴责。例如《意外》一篇就通过了两个“穷庄稼汉子”老张和老李的意外遭遇，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役政”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江上行》反映的是抗日战争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身上所引起的变化，以及他们对于战争所持的不同的态度。作者把他的人物安置在抗战爆发后不久的一条航行在长江（从镇江开往汉口）的轮船上，企图在一种鲜明的对照之下比较集中地展示出他们的不同的性格，使读者有所取舍。但是因为作者没有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来对人物性格作深入的刻画，同时，整个作品也缺乏谨严而完整的艺术结构，所以作者的良好的主观意图并没有很好地完成。

《丰饶的原野》分上下两部：第一部《春天》完成于抗日战争以前；第二部《落花时节》则是在抗战时期写出的。同沙汀的许多小说一样，艾芜的《丰饶的原野》也是取材于故乡四川的农村生活。它细致而生动地描画出了在岷、沱流域的丰饶的原野上的农民的贫穷而苦难的生活，以及他们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深刻的矛盾和斗争。在作品里出现的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人物：以邵安娃、刘老九、赵长生为代表的农民群众和以汪二爷、易老喜、冯七爷为代表的地主豪绅。作者没有用直接的告白的方式来表露他对于地主阶级的憎恨的感情，但是他们的种种不可告人的恶德却很清晰地在生动具体的生活描画里显示了出来。关于农民群众，作者创造了三个不同类型的人物：软弱屈从的邵安娃，坚决反抗的刘老九，和有着反抗和服从二重性格的赵长生。刘老九是作者所肯定和赞美的一个人物，他虽然还没有自觉地走上集体反抗的道路，但无疑地在他的身上具有大量的觉醒的因素。在《〈春天〉改版后记》中，作者就曾经这样说过：像刘老九这样的性格，正是我国农民一脉相传的优良传统，而且在他知道了刘老九之后，“就更能懂得李自成、李秀成他们了”。对于邵安娃这个人物，作者是强烈地同情了他的不幸遭遇，而批判了他的软弱服从的缺点的。邵安娃的悲惨的结局——投水自杀，正是这个青年农民对于像冯七爸这一类人物的沉默的反抗，但很显然地，这不是一条正确的反抗的道路。对于赵长生的矛盾的性格和他过着的“可笑又可怜的日子”，作者是怀着批判的心情来刻画的。这正是一部分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在没有觉悟以前必然要有的表现。在艾芜笔下出现的这三个不同性格的农民，作为还没有受到工人阶级的启发和教育的旧中国农民来看，是有较大的真实性和典型意义的。

在《丰饶的原野》里，艾芜运用了一些四川方言，这使得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但有时用得过多，也不免使作品语言的纯洁性受到损害，使更多的读者感到阅读的困难。在表现生活时，也缺少必要的剪裁，因而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没有得到应有的突出的描画。这就是《丰饶的原野》一书的缺点。

巴金在本时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和《秋》。贯串在其中的仍是“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所组织成的生活底激流”。《家》里面对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强烈愤怒和反抗的精神，仍是这两部作品中最主要的东西。在一九三一年所写的《〈激流〉总序》中，作者说，“我还年青，我还要活下去，我还要征服生活。”在一九四〇年写的《秋》的序文中，作者又引书中一个人物琴的话——“并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过了，春天还会来的”——作为该文的结尾，而且还说：“现在我已经嗅到春天底最初的气息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旧世界的憎恨和对于行将到来的光明世界的渴望与坚信。但是这个光明世界怎样才可以到来，作者却“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见《总序》）。这个缺陷的存在，仍然不能不溯源于作者当时所具有的非工人阶级的世界观。

被称为《抗战三部曲》的长篇小说《火》，是巴金本时期一部重要作品。在第一部的《后记》中，作者这样说：“我写这小说，不仅想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我还想使人从一些简单的青年人的活动里看出黎明中国的希望。老实说，我想写一本宣传的东西。”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情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因为这部作品没有艺术地反映出抗日时期社会中的本质的东西，作家的良好的主观愿望就未免显得有些落空。第一部通过青年冯文淑、周欣等人的活动，展示了抗战爆发后上海爱国青年的救亡热情：第二部写上海陷落后，青年冯文淑等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农村中进行宣传活动，并帮助农民组织游击队。这两部虽然也有些现实意义，但是它没有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没有显示出抗日战争中两条相反的路线之间的剧烈斗争，同时也看不见人民群众的伟大的抗战力量，因此，它只是对于抗日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救亡活动作了一些表面的浮泛的反映，而不可能使读者得到深刻有益的教育，像作者所预期的那样。第三部（一名《田惠世》）写青年冯文淑与宗教家田惠世的故事。作者满怀崇敬和热爱的心情描画了田惠世这样一个人物，着意渲染了他的“虔诚”、“善良”和“谦恭”的“伟大人格”和他对于青年们的巨大影响。作者说：“在这本小书中，我想写一个宗教者的生与死，我还想写一个宗教者与非宗教者间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21)其中涂抹了一些超现实的情调和色彩，也宣扬了超阶级的“人类爱”和所谓“忍耐”、“牺牲”等观点。在日本法西斯强盗步步进逼，而蒋介石反动政府正在积极反共反人民的一九四三年（第三部写于一九四三年），这种思想和观点，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是没有什么有益的鼓舞作用的。

老舍本时期写有长篇小说《火葬》和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火葬》是一部反映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的作品。作者的企图是要通过它来“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可是这样美好的愿望，却没有挽救这部作品的失败。作者自己曾经这样分析过它失败的原因：“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的太少。我的一点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到水中去！”这样的自我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但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斗争，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作者说：“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22)通过对于重大社会斗争的反映来鼓舞人民的抗日情绪，这种企图，无疑地是值得称赞的。两个短篇集中的一些小说，以善于嘲讽的笔墨暴露了抗战期间某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也可以使读者认识到国统区的黑暗景况。

吴组缃在上一时期就因为写了《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等短篇而被目为善于刻画日趋破产的旧中国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家之一。到了本时期，作者的作品产量是不多的，但依然保持了相当高的质量。其中如短篇《铁闷子》描写了在国民党军队一片撤退声中一个没有名字“逃兵”的英勇牺牲的故事，从各方面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和罪恶（如由于军队中的不民主制度而引起的风纪败坏和抗战宣传工作的多方面受到阻碍），同时也颂扬了在那个“逃兵”身上所蕴藏着的高贵品质；《差船》写出了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西迁时的一片混乱景象和国民党军官的贪污腐化的情况，都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量。长篇《山洪》（写于一九四二年）最初以《鸭嘴涝》命名，是本时期的一部重要创作。主人公章三官是安徽省长江南岸一个小山村——鸭嘴涝——的一个朴质、粗野而有血性的青年农民。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因为惧怕抽壮丁而有潜走他乡的打算。后来由于战争的发展，他逐渐地感到自己与中国之间的密切的联系，成为了鸭嘴涝“山巴老”中最前进的一个，他决心去参加游击队来保卫家乡、保卫土地。章三官的转变过程，一般地说，描写得比较细致而具体。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农民的走向民族斗争，是与农村中的反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本书对农村封建势力投降妥协的倾向虽然有所揭露，不过还是不够的。民间口语的采用和通篇语言的准确而纯朴，是作者创作的一贯特色。但是因为作者一九四〇年写完本书上篇七段之后，中间中断了一年，下篇十段是一九四二年才完成的，“情节结构，迥非原来计划中的面目”，所以作品前后间颇有不匀称之处，后半部似乎赶不上前半部的生动。这与作者“耽搁日久，情思不属”(23)，是有很大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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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2) 1944年，刘白羽曾出版短篇集《金英》，收在重庆东方书社发行的《东方文艺丛书》内。这些小说，后来大半收在《龙烟村纪事》中。

(3) 短篇集《金英·后记》。

(4) 在短篇集《金英》中，题名《喜子》。

(5) 短篇集《金英·后记》。

(6) 在短篇集《金英》中，题名《小骑兵》。

(7) 最初发表在《文学》8卷6期上，题名《回家》。

(8) 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9)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

(10) 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

(11)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

(12) 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

(13)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

(14)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报告）。

(15) 周扬：《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编者的话》。

(16) 《第一阶段的故事·后记》。

(17)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7卷1期。

(18) 完成于1944年5月。

(19) 上引均见《困兽记·题记》。

(20) 《荒地·序言》。

(21) 《火》第三部：《后记》。

(22) 上引均见《火葬·序》。

(23) 《鸭嘴涝·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