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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诗的问题/致一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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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岑兄:

昨日接到六月一日报附文学旬刊三十九期杂谈内西谛先生提倡“憎厌之歌”,“悲怨之曲”,反对桃色雾的恋爱观。我自己的近来的诗虽多悲调,但对于西谛君这个意思,却不敢赞同。我觉得中国民族现代所需要的是“复兴”,不是颓废;是“建设”,不是“悲观”。向来一个民族将兴时代和建设时代的文学,大半是乐观的,向前的。有惠特曼雄放无前的伟大乐观,所以也有了美洲人少年勇进的建设气象。法国颓废派的文学不是以振兴法兰西的民气(西谛先生所指的悲怨之曲决非颓废的文学,我深知道)。而罗曼罗兰的乐观文学于将来法国,将来的欧洲,必定有好影响。所以我极私心祈祷中国有许多乐观雄丽的诗歌出来,引我们泥涂中可怜的民族入于一种愉快舒畅的精神界。从这种愉快乐观的精神界里,才能养成向前的勇气和建设的能力呢!

德国民族现在所处的境地,可算得世界上最困苦,最可悲了。比起中国真差得十倍不止。但我遍搜它最近的文集诗歌,不看见一首关于时代的悲调。他们国民人人自信德国必定复兴。这种盲目的乐观,就是德国将来复兴唯一的基础。

中国民族老气太深,已经没有这种盲目的乐观了么?我不相信。

至于恋爱的诗。我觉得少年人歌颂恋爱,老年人反对之。少年的民族亦然(中国的诗经及古歌谣,外国的古歌谣,波斯的haiis)。我们现在愿自居少年的民族么?老年的民族呢?

中国千百年来没有几多健全的恋爱诗了(我所说的恋爱诗自然是指健全的,纯洁的,真诚的)。所有一点恋爱诗不是悼亡,偷情,便是赠妓女。诗中晶洁神圣的恋爱诗,堕成这种烂污的品格,还不亟起革新,恢复我们纯洁的情泉么?

我自己受了时代的悲观不浅,现在深自振作。我愿意在诗中多作“深刻化”,而不作“悲观化”。宁愿作“骂人之诗”,不作“悲怨之曲”。纯洁真挚的恋爱诗我尤愿多多提倡。

宗白华(七月九日柏林)

(原载1922年8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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