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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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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挺简括地说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王弼解释得好:“言为政之次序也: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感应而动,则发乎诗歌。所以陈诗采谣,以知民志风。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故因俗立志,以达其礼也。矫俗检刑,民心未化,故感以乐声,以和其神也。”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拿诗书礼乐做根基。《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教育的主要工具,门径和方法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中国人在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就是一切现象的体和用。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最能表出中国人这种“观吾生,观其生”(易观卜辞)的风度和境界。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但这境界,这“形而上的道”,也同时要能贯彻到形而下的器。器是人类生活的日用工具。人类能仰观俯察,构成宇宙观,会通形象物理,才能创作器皿,以为人生之用。器是离不开人生的,而人也成了离不开器皿工具的生物。而人类社会生活的高峰,礼和乐的生活,乃寄托和表现于礼器乐器。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礼好像画上的线文钩出事物的形象轮廓,使万象昭然有序。孔子曰:“绘事后素”。“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

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三代的各种玉器,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升华到圭璧等等的礼器乐器。三代的铜器,也是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及饮器等,升华到国家的至宝。而它们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石器铜器),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显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诗律》里说:

诗者,天地之心。

《乐记》里说:

大乐与天地同和。

《孟子》曰:

君子……上下与天地同流。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

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礼器里的三代彝鼎,是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的观摩对象。铜器的端庄流丽,是中国建筑风格,汉赋唐律,四六文体,以至于八股文的理想型范。它们都倾向于对称,比例,整齐,谐和之美。然而,玉质的坚贞而温润,它们的色泽的空灵幻美,却领导着中国的玄思,趋向精神人格之美的表现。它的影响,显示于中国伟大的文人画里。文人画的最高境界,是玉的境界。倪云林画可为代表。不但古之君子比德于玉,中国的画,瓷器,书法,诗,七弦琴,都以精光内敛,温润如玉的美为意象。

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刘向《说苑》里有这么一段记载:

孔子至齐郭门外,遇婴儿,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将作!”

他在一个婴儿的灵魂里,听到他素所倾慕的韶乐将作。(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说苑》上这段记载,虽未必可靠,却是极有意义。可以想见孔子酷爱音乐的事迹已经谣传成为神话了。

社会生活的真精神在于亲爱精诚的团结,最能发扬和激励团结精神的是音乐!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于此。

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他雍穆和平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谐!

(原载南京《学识杂志》半月刊第1卷第12期,1947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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