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文化進展，根據上述，可分爲三階段。
第一：是先秦時代。
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基本理想，即在此期建立，而同時完成了民族融和與國家凝成的大規模，爲後來文化衍進之根據。
第二：是漢、唐時代。
在此期内，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經濟平等的自由社會，次第實現，這是安放理想文化共通的大間架，栽培理想文化共通的大園地。
第三：是宋、元、明、清時代。
在此期内，個性伸展在不背融和大全的條件下盡量成熟了。文學、美術、工藝一切如春花怒放般光明暢茂。
若照中國文化的自然趨嚮，繼續向前，没有外力摧殘阻抑，他的前程是很鮮明的，他將不會有崇尚權力的獨裁與專制的政府，他將不會有資本主義的經濟上之畸形發展。他將没有民族界線與國際鬥爭，他將没有宗教信仰上不相容忍之衝突與現世厭倦。他將是一個現實人生之繼續擴大與終極融和。
但在這最近一千年來，其文化自身亦有不少弱徵暴露，這在前章裏已敍述過。正當他弱徵暴露的時候，卻遇到了一個純然新鮮的異文化，歐、美文化，挾持其精力瀰滿富强逼人的熊勢突然來臨。這一個接觸，從明代末年西曆十六世紀開始，到今已逾四個半世紀了，越到後來，中國越覺得相形見絀。最近一百年内，中國表現得處處不如人。中國愈來愈窮，愈來愈弱，在此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狂潮正值高漲的時代，幾乎無以自存。
中國一向是一個農業文化的國家，他一切以「安足」爲目的，現在他驟然遇見了西歐一個以「富强」爲目的之商業文化，相形見絀了。因西方的富强，推飜了我們自己的安足，中國文化要開始在不安足的環境中失敗而毁滅。如是中國人當前遇到了兩個問題。
第一：如何趕快學到歐、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撐住。
第二：是如何學到了歐、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傳統文化以安足爲終極理想的農業文化之精神斵喪或戕伐了。換言之，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國傳統文化更光大與更充實。
若第一問題不解決，中國的國家民族將根本不存在；若第二問題不解決，則中國國家民族雖得存在，而中國傳統文化則仍將失其存在。世界上關心中國文化的人，都將注意到這兩個問題。
二
讓我們從中西交通的歷史上先約略敍述起。
中國在世界上，是比較算得一個文化孤立的國家。但中國實不斷與其四鄰異族相交通相接觸。中國的對西交通，有西北的陸線與西南的海線兩條大路。尤其是漢、唐以下，中國那兩條路線之交通頻繁，是歷歷有史可徵的。而且中國人對外族異文化，常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常願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來營養自己的舊傳統。中國人常抱著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外面一切異樣的新鮮的所見所值，都可融會協調，和凝爲一。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舉其最著的例，自然是東漢以下對於印度文明與佛教思想的那種熊度，是值得我們讃佩與驚嘆的。那時中國自己傳統文化，至少已緜歷了三千年，在那時雖説政治動搖，社會衰亂，到底並未到文化破產的徵象，但那時的中國人，對印度佛教那種熱忱追求與虛心接納的心理，這全是一種純真理的渴慕，真可説絕無絲毫我見存在的。
此下到唐代，印度思想之流入，雖逐漸枯絕，但中國對其更西方的大食、波斯一帶的通商，卻大大繁盛起來。那時中國各地，幾乎全都有大食、波斯商人的足跡。只廣州一埠，在唐代末年，就有大食、波斯商人集麕達十萬人之多。那時中國除卻佛教外，還有景教、祆教、摩尼教、回教等傳入，這些宗教，雖在中國並不能如佛教般影響之大，但中國人對於外族宗教熊度之開放，是很可注意的。
而且除卻宗教信仰以外，其他一切，如衣服、飲食、遊戲、禮俗，以及美術、工藝各方面，中國接受西方新花樣的，還是不可勝舉。因此我們可以説，中國不論在盛時如唐，或衰時如魏晉南北朝，對於外族異文化，不論精神方面如宗教信仰，或物質方面如美術工藝等，中國人的心胸是一樣開放而熱忱的。因此中國文化，雖則是一種孤立而自成的，但他對外來文化，還是不斷接觸到。中國人雖對自己傳統文化，十分自信與愛護，但對外來文化，又同時寬大肯接納。
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西方文化是印度，第二次是波斯、阿剌伯，第三次始是歐洲。歐洲文化開始到東方來，那已在晚明時期了。中國人在南洋的文化勢力，是幾乎與有史時期俱來的。安南占城，秦時即隸象郡，這早在中國疆土以内了。真臘俗稱柬埔寨，至隋時始通中國。暹羅亦到隋時始通，緬甸則漢通西南夷時，已見於中國典籍了，那時稱之爲撣。爪哇在西元一三二東漢陽嘉時通中國，蘇門答臘之三佛齊在南朝時代來貢，婆羅洲在西元六六九唐初來貢，只爪哇一處，自西曆二世紀迄十五世紀，前後貢使，見於中國史乘的已有三十餘次。
大抵秦、漢到南朝，中國對南洋交通，早已極活躍了，唐、宋時代尤其旺盛，而更活躍的時期則在明代。當明成祖時，鄭和奉使海外，修造二千料大海舶，明史稱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據近人考訂，應該是長十六丈多，闊二丈多的船，共六十二艘，隨行將士二萬七千八百餘人。自此先後奉使達七次之多，所歷占城、爪哇、真臘、暹羅、滿剌加、蘇門答臘、錫蘭等凡三十餘國。其第三次出使，越過印度南境而抵波斯灣。其第四、第五次，並橫跨印度洋而達非洲東岸，那時尚在葡萄牙人甘馬發現好望角之前數十年。可見中國雖是一個傳統大陸農業文化的國家，他對海上活動，亦未嘗没有相當的興趣與能力。但因中國在上的政府，既無帝國主義向外侵略的野心，倘使有，亦常爲下面和平民衆所反對。在下的民衆，又没有畸形的資本勢力之推動，倘使有，亦常爲上面的主持經濟平衡主義的政府所抑制。因此中國的海上事業，在下只是些和平民衆小規模的商販活動，在上只是政府藉以表示中國文化遠播之一種光榮禮節而已。而那些南方熱帶的海島居民，他們的生活習慣到底與中國大陸農業相差過遠，因此中國文化急切也不獲在這些處生根結實。因此自秦以下直迄明代，幾乎兩千年的時期裏，中國與南洋的交通，雖永速展開，但中國既不以武力佔領之，而文化傳播亦未達十分滿意之程度，只是彼此間常保一種親善的睦誼而止。但一到西洋勢力東漸，那些南洋島民的命運，便急劇惡化，而中國恰亦走上衰運，自經倭寇肆擾，對海事常抱戒心。當西元一六二三利瑪寶初到中國之歲，那時明代萬曆盛運已過，政治社會一切動搖。此下恰恰二十年，便就亡國。滿洲入主，那時一輩士大夫，還有什麼心緖，能注意到西方的文化方面去呢？
滿清入關以後，中國學術全在不正常狀熊下發展。那時一批第一流的學者，都抱著亡國之痛，對清政權不肯屈服。他們的行動，畢生都不自由，只有閉戶埋頭，對中國傳統文化，作一番徹底從頭檢討的工作，他們自無心於旁騖。第二流以下的因應變局已感不易，更説不上什麼貢獻。清代自削平中國各地的叛變之後，又繼續興著好幾次文字大獄，把中國學者的内心自由精神，痛切膺懲，待到乾隆時代，那時正當西方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之後，直到十八世紀之末梢，中國社會亦算勉强地和平而繁榮了，一般學者，全都死心塌地，驅束到古經籍的校勘、訓詁方面去，不問世事。而那時的西方，正是近代文化開始上路突飛猛進的時候，只可惜中國人又如此地白白糟蹋蹉跎過了。
嘉慶、道光以下，正當西方十九世紀開始時期，中國社會終於要昂起頭來反抗滿洲人私心狹意的部族政權之統治，但那時中西雙方國力，便顯著的不相平衡了，中國人要開始嘗到南洋諸民族所遭逢的惡劣命運了。那時的中國人，内部尚未能擺脫滿清部族政權之羁，外面又要招架西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壓迫與侵略。中國人在此雙重影響下，開始覺悟到要從頭調整他的全部文化機構，來應付這一個幾千年歷史上從未遇到的大變局，那真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自西元一八四二鴉片戰爭，直到現在一百年内，中國人便在此情況下掙扎奮鬥。我們若看清這三百年來中國人之處境，與其内心情緖之激擾與不安定，則在此時期内，中國人之不能好好接納西方文化而加以消化，是不足深怪的。
三
而且當利瑪寶等初來中國時，他們的一腔熱忱，只在傳教。但在中國傳統文化機構上，宗教早不佔重要的地位。耶穌教偏重對外信仰，不能像佛教般偏重自心修悟，較近中國人的脾胃。因此明代的中國人，不免要對西方傳教士抱幾分輕蔑心理，這亦是很自然的。利瑪寶等想把他們天文、輿地、曆法、算數等知識炫耀於中國人之前，因此來推行他們所信仰的教義。但在中國人看來，他們天文、輿地、曆法、算數等知識是值得欣羡的，他們的教義，則是值不得信從的。利瑪寶等想把中國人從天算、輿地方面引上宗教去，但中國人則因懷疑他們的宗教信仰而牽連把他們天算、輿地之學也一并冷淡了。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起初利瑪寶等因感在中國傳教不易，因之對於中國固有的禮俗，一切採取容忍熊度，在中國的基督徒也許祀孔祭祖，這是當時耶穌會一種不得已的策略。但在西方的教會，則始終反對是項策略。而在中國也同樣激起了康熙時代，除卻利瑪寶派之外，一概不得在中國傳教的詔令。我們大體上可以説，近三百年來的中西接觸，前半時期，是西方教士的時期，他們在中國是没有播下許多好成績的。
一到十八世紀終了，十九世紀開始，西方情形大變了，西力東漸的急先鋒，顯然不是教士而是商人了。那時西方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力量，正如初生之虎，其鋒不可當。但在中國人心裏，是一向看不起富强侵略的。中國人經過幾次挫折，也都知道自己力量不如人了，但還敵不過他内心中的一股義憤與鄙夷。因此在中國人眼光裏，又不免要誤會到西方只是些貪利與恃强的勾當，而忽略了在他後面策動的西方文化的真力量與真性質。在那時的日本，他雖説是中國文化之附庸，但到底薰陶不深，他受西洋勢力的壓迫，便翻然變計，一心一意慕效富强，學習侵略，在不久的時期内，日本早已現代化了，他也就變成一個富强而能發動侵略的國家了。但在中國則不然。日本人之學西洋，是舉國一致，興趣集中的；在中國則是隨伴著一種鄙夷之心，由於不得已而學之的。在中國人看來，誤謂西方一切，全是供作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吞噬攫奪用的一種爪牙，以及欺騙引誘人的一種假面具而已。在日本人則只要這一副爪牙假面具而已足，在中國人則内心實在討厭這一些，而又不得不勉强學習他。中、日兩國效法西化之一成一敗，是有他雙方心理上甚微妙的一種因緣的。我們亦可以説，西力東漸的第二期，他的商人先鋒隊，在中國所留下的影響，並不比教士們好些，而且是更壞了。
四
話雖如此説，這三百年來的中國人，對此西方異文化的熊度，到底還是熱忱注意虛心接納。利瑪寶初來，便得中國名儒徐光啓與李之藻之篤信與擁護。清代經學家，對於天文、曆法、算數、輿地、音韻諸學，他們一樣注意到西方的新説而盡量利用。一到晚清末葉，中國士大夫潛心西方理化製造之學的也多了，後來越發擴大，對於西方政法、經濟、社會組織、文、史、哲學，其他一切文化方面，在中國全都有人注意研究。一到雙方接觸漸深，中國人知道西方社會並不儘是些教堂與公司，牧師與商人，也不完全就是一個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富强侵略，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興趣便突然濃厚。中國人那種追求純真理的渴忱，又在向西方世界五體投地的傾倒備至了。
在不久以前，中國知識界裏頗有一輩人主張把中國傳統全部文化機構都徹底放棄了，如此始好使中國切實學得像西方。但這一種見解流行不久，便爲中國人民所厭棄。現在的中國人，已經漸漸懂得把全部西方文化分析解剖，再來與中國固有文化相比量。現在的中國人，他們漸漸覺得西方文化所最超出於中國，而爲中國固有文化機構裏所最感欠缺的，是他們的自然科學一方面。自然科學亦是一種純粹真理，並非只爲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做爪牙。中國人學習科學，並非即是學習富强侵凌。而且這一次世界大戰爭，中國又身當其衝，中國人深感到自己傳統的一套和平哲學與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實在對人類將來太有價值了。而中國的現狀，又是太貧太弱。除非學到西方人的科學方法，中國終將無法自存，而中國那套傳統的文化理想，亦將無法廣播於世界而爲人類造幸福。中國人在此兩重觀念下，始從内心真誠處發出一種覺悟，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負最大使命之覺悟。此下的中國，必需急激的西方化。換辭言之，即是急激的自然科學化。而科學化了的中國，依然還要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大使命裏盡其責任，這幾乎是成爲目前中國人的一般見解了。
五
現在有一個新問題急待提出，即是在中國傳統文化機構裏，爲何没有科學的地位呢？中國傳統文化機構裏儻無科學的地位，中國要學習西方科學是否可能呢？中國學得科學而把新中國科學化了，那時是否將把中國固有文化機構損傷或折毁呢？這些問題是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以及預期中國新文化前途的人所共同要遇到的，本書作者願在下面約略申述一些個人的意見。
嚴格説來，在中國傳統文化裏，並非没有科學。天文、曆法、算數、醫藥、水利工程、工藝製造各方面，中國發達甚早，其所到達的境界亦甚高，這些不能説他全都非科學。若把東方文物輸入西方的重要項目而言，如蠶絲在兩漢時代已不斷由中國傳入羅馬，其後到西元五五〇南朝梁簡文帝時，波斯人又將中國蠶種傳至東羅馬都城君士坦丁。造紙法在中國東漢時已發明，直至唐玄宗時，大食人始在西域獲得紙匠，因在撒馬爾罕設立紙廠，爲大食人造紙之始。大食專利數百年，直到西曆十二世紀，造紙法始入歐洲。如羅盤早見於南北朝時代之宋書，稱爲周公所作，西曆三世紀初年馬鈞，西曆五世紀中葉祖沖之，都造過指南車。此後到西曆十一世紀中葉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裏又記載到此種製造。歐洲用磁針盤供航海用，始於西元一三〇二年，那已在元成宗大德六年，尚在沈括所記之後二百五十年。這也是由阿剌伯人從中國傳入歐洲的。雕版印刷術，中國發明尚在西曆九世紀以前，前章已敍述過。到西曆十一世紀前半期宋仁宗時，畢昇又發明活版印書。至歐洲方面德國創始活字版，已在西元一四三八明英宗正統三年，後中國四百年。又如火藥，中國古時已有。據三朝北盟會編，西元一一二六北宋靖康時，已見火礮。南宋虞允文造霹靂礮，以紙包石灰硫黃爲之。孝宗時，魏勝造礮車，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這些都在西曆十二世紀内。至歐洲德人初造火藥，已在西元一三五〇元順帝至正十年，那已是十四世紀之中葉了。至於發射火藥之礮，在歐洲使用，則已在十五世紀了。又如清代北京的天文觀象臺，建造始於西元一二七六年元代之郭守敬，較之歐洲最早西元一五七六年丹麥人所建天文台，尚早三百年。而郭守敬所造儀器，還都是模倣宋人的。至若明代宋應星所著的天工開物十八卷，書成於西元一六三七，中間所載一事一物，何莫非中國人從科學經驗中得來的可寶貴的知識。誰又能在近代科學技術與傳統工藝技巧之間，分劃出一條截然的鴻溝來呢？
所以我們若説，中國傳統文化裏，没有科學地位，這是一句寃枉話，不合歷史情實。平心論之，在西曆十八世紀以前，中國的物質文明，一般計量，還是在西方之上。只在西曆十九世紀之開始，西方近代科學突飛猛進，這一百五十年來，西方社會之日異月新是至可驚異的，而中國在此時期裏，反而步步落後。我們若專把這一段切線來衡量中國文化，是要陷於短視與偏見之誚的。
六
但在中國傳統文化裏，雖説未嘗没有科學，究竟其地位並不甚高。中國全部文化機構言之，科學佔的是不頂重要的部位，這亦是事實。到底科學在中國不好算得很發達，這又爲什麼呢？現在試再舉要論列。第一：中西雙方的思想習慣確有不同。東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則好向外看。這一層上面已約略説過。因此太抽象的偏於邏輯的思想與理論，在中國不甚發展，中國人常愛在活的直接的親身經驗裏去領悟。
科學與宗教，在西方歷史上雖像是絕相反對的兩件事，但在中國人眼光看來，他們還是同根同源，他們一樣是抽象的邏輯的向外推尋。在中國既没有西方人那種宗教理論與興趣，因此西方人那樣的科學興味在中國也同時減少了。譬如哥白尼的「地動説」，達爾文的「進化論」，在西方是一種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因其與他們的宗教理論宗教信仰恰相反對之故。但在中國，根本便没有西方般上帝創世一套的宗教，雖則在社會上亦有天地開闢等傳説，但在整個學術思想上，本來没有地位。佛教思想亦不重這方面。因此中國人聽到哥白尼地動説，達爾文進化論等，只覺其是一番證據確鑿的新知識，並不覺得他有驚天動地的偉大開闢。因此中國人對於此等科學新説之反應，反而好像是有些平淡與落莫了。這是説的科學思想方面。
再説到科學應用方面。科學發展，多少是伴隨著一種向外征服的權力意識而來的，那種意識又並不爲中國人所重視。在國際政治上反對帝國侵略，在社會經濟上反對資本剝削。科學發明，在此兩方面的應用，遂不爲中國人所獎勵，有時把他冷淡擱置，有時尚要加以壓迫摧幾，如此則西方般的科學發明自然要中途停頓。即如上述火藥、羅盤、雕版印刷三項大發明，只有印刷術一項，在中國社會上始終爲人看重。火藥則用來做花爆，放在空中，變成一種佳時令節的娛樂品。這早已十足的藝術化了。元、明、清三代，每遇戰事，便要感到大礮威力之需要，他們只向西方臨時取法。一到戰事消弭，大礮的重視也冷淡了，再不關心了。如此則中國的軍用火器，便永遠停滯，落人之後，不再進步了。又如羅盤，一般社會用來定方向，測日晷，建屋築墓，應用到鬼神迷信方面去了。中國雖很早便有相當的造船術，相當的航海技能，但中國人没有一種遠渡重洋發展資本勢力的野心，因此羅盤應用也不能像西方般發揮盡致。
在西方的名言説：「知識即是權力」，中國人決不如此想。尤其是近代的科學知識，這真是人類最高最大的權力表現，但中國人心目中不重視權力，故而西方般的科學發明又少了許多鼓勵與鞭策。
七
現在再進一步言，自然科學在中國文化進程裏不很發達的第二原因。
似乎每一種文化，只要他在進展，他自然要用力向他缺陷處努力克服與彌補。上面説過，中國文化是先在一個廣大規模上逐步充實其内容，而西方文化則常由一較小較狹的中心點向外伸擴，此亦由於雙方自然環境所影響。因爲西方的地勢，本自分裂破碎，不易融凝合一，因此在西方世界裏常見其相互衝突與不穩定。西方人的心裏，因此常愛尋求一個超現實的、抽象的、爲一般共通的、一種絕對的概念來作彌補。這一概念，如古代希臘悲劇裏的「命運觀」，哲學上的「理性觀」，羅馬人的「法律觀」，耶穌教的「上帝觀」，近世科學界對於自然界之「秩序觀」與「機械觀」，皆可謂其同根共源，都根源於一種超現實的、概括的、抽象的、邏輯的、理性的、和諧之要求。此種「和諧」卻全是「外力的」，西方人即以此種外力的和諧之想像，來彌補克服他們内在世界之缺陷。但到底他們的文學、藝術、哲學、宗教、法律、科學諸部門，依然還是相互分割，各有疆界，亦如西方的自然環境般不易調協，到底不免要各自獨立，相互對抗。
中國文化則自始即在一個廣大和協的環境下產生成長，因此中國方面的缺憾並不在一種共通與秩序，這一方面，早已爲中國文化所具有了。中國方面的缺陷，則在此種共通與秩序之下的一種「變通與解放」。因此中國人的命運觀，並不注重在自然界必然的秩序上，而轉反注意到必然秩序裏面一些偶然的例外。中國人的法律觀，亦不注重在那種鐵面無私的刻板固定的法律條文上，而轉反注意到斟情酌理的，在法律條文以外的變例。中國人的上帝觀念，亦没有像西方般對於理性之堅執。西方人的上帝是邏輯的，中國的上帝，則比較是情感的，可謂接近於經驗的。中國人的興趣，對於絕對的、抽象的、邏輯的、一般的理性方面比較淡，而對於活的、直接而具體的、經驗的個別情感方面則比較濃。這亦是中國文化系統上一種必然應有的彌縫。因爲中國世界早已是一個共通的世界了，中國社會早已是一種和諧而有秩序的社會了，若再如西方般專走抽象與邏輯的路，將使中國文化更偏到一般性的與概括性的方面去，如此則將窒塞了各自内部的個性伸展。
中國哲學上有一句話，叫做「理一分殊」，中國人認爲「理一」是不成問題了，應該側重的轉在「分殊」方面。如此科學思想便不易發展。科學思想的精髓，正在抽象理性的深信與堅執，正應側重在其「理一」方面，而不在側重其「分殊」方面。西方科學家因刻意尋求「理一」，此正西方文化之所缺，故不惜隔絕事實，從任何實體中抽離，來完成他的試驗與理論。中國人不愛如此做，中國人常視其現狀爲融和圓通的，實際上中國人生活正已在理性之中，因此卻反要從理性外尋求解放。但雖如此，在中國人觀念裏，像西方般的宗教、法律、文學、哲學、科學、藝術諸部門，仍然是融和調協的。他們在實際上只是一體，此即所謂「理一」，他們相互間不需要亦不允許界限與分別。這是中國文化不求和諧而早已和諧處。
若用西方眼光來看中國，不僅中國没有科學，即哲學、宗教等，亦都像没有完全長成。中國思想好像一片糢糊，尚未走上條理分明的境界。但我們若從中國方面回看西歐，則此等壁壘森嚴，彼此分別隔絕的情形，亦不過一種不近情理的冷硬而無生趣的强爲分割而已。雙方的學術思想界，正如雙方自然環境般，一邊只見破碎分離，一邊只見完整凝一，這是中西的大分別所在。
八
我們再從第三方面言，我們儘管可以説中國科學不發達，卻不能説中國人没有科學才能，儻使中國人真的没有科學才能，則他們歷史上，也不會有如許般的發現和發明。不過中國人科學才能之表現，也有和西方人不同處。中國人對物常不喜從外面作分析，而長於把捉物性直入其内裏。這因中國人常愛把物界和人類同一看待，常把自然界看成一有生機的完整體，因此好談「物之性」，而不喜歡談「物質構造」。同時中國人觀察的眼光是極靈敏的，他既透過物體外層之構造，而向内深入直接摑捉住物性，因此中國人一樣能利用物界，只在西方人看來，好像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還未到理性分析的境界。中國人也常説：「可以神遇，而不可以目視；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便是説的這個道理。中國人在他「神遇」「意會」的一番靈感之後，他也有本領把外物來作試驗和證明。中國人對於試驗和證明的手腕和心思，又是非常精細而極活潑的，否則中國人的靈感，將永遠在神秘中，不能有許多實際的發明和製造。但因中國人觀念中不重分析，因此也没有理論上的説明，一切發現，遂只變成像是技術般的在社會傳布，缺乏了學理的解釋與再探討，如此則像是使後起的人僅能心領神會，不易繼續模仿前進，這亦像是造成了中國科學界一極大的缺憾。
九
以上所説，都是中國傳統文化裏不能像似西方般的科學發展之原因。但中國文化其本身内裏亦自有其一套特殊性的科學，只不能如西方般的科學同等發展。最多亦只是不易在自己手裏發生出如西方般的近代科學來，卻不能説他連接受西方科學的可能亦没有。則何以近百年來，西方科學思想與科學方法大量輸入，而中國方面還是遲遲不進，老見落後趕不上去呢？這裏面亦有其他的原因，最主要的，由於最近當前的中國人，只依照著西方人的「功利」眼光去看他們的科學，而没有把「純真理」的眼光來看。日本人也同樣以功利眼光看科學，但日本人中心歆羡功利，因此學成了。中國人心裏則實在菲薄功利，只逼於事勢，不得不勉强學習，因此學不深入。又一原因則在中國政治、社會全部變動，非到國内得一相當安定的局面，西方科學也無從生根滋長。此後的中國，國内國外的和平秩序恢復了，對科學的觀念也正確了，我想科學在中國，一定還有極高速度的發展。
十
讓我們再談到最後一問題，科學在中國一如在西方般發展以後，是否將損害或拆毁中國原來的文化傳統呢？這一問題頗是重要，但據本書作者之意見，中國固有文化傳統，將決不以近代西方科學之傳入發達而受損。因爲中國傳統文化，一向是高興接受外來新原素而仍可無害其原有的舊組織的。這不僅在中國國民性之寬大，實亦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與融和。
姑讓我們具體而淺近的説一些。即以儒家思想與耶穌教義論之，在儒家思想的系統下，儘可接受耶教教理。耶教最高教理在「信仰上帝創世」，儒家思想之主要中心則爲「性善論」。在人性皆善的理論上加上一個人類由上帝創造的學説是無傷大體的。因爲人類儻由上帝創造，亦未必便見人性皆惡。但反過來，在耶教教理方面，卻不能輕易接受儒家思想，因爲你若真相信人性皆善，則不得不接受如孟子所説：「人皆可以爲堯舜」，及禪宗所謂「自性自佛」的話，從此發展引伸，便要對耶教一切仰賴上帝的宗教理論，加以無形的打擊了。循此而下，耶穌教勢非亦變成一變相的儒家不止。因此儒家思想可以容忍耶穌教，耶穌教卻不能容忍儒家思想。在晚明及清初，中國人可以接納利瑪寶，但西方教會則必須排斥利瑪寶，便爲此故。這裏面並非全爲中西雙方民族性之不同，而雙方教義性質之不同，實更爲重要。
再以儒家思想與佛教教理言之，儒家思想之終極目標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佛家的終極目標爲「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在儒家思想的系統下，儘可容受此種「無餘涅槃」之觀念，無論大乘教義的或小乘教義的。宋、明新儒家便常有此種理論，這無異於成了「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境界。因此儒家儘可談佛參禪，在儒家的功業上，再加以佛家的胸襟是不相妨的。依然不害其爲儒。但佛家卻不能輕易接受儒理，若佛家亦來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必蓄髮回俗，不成其爲佛，而轉變爲儒了。我們若明得此理，便知中國社會上有所謂「三教合流」乃至對於一切宗教之容忍，是不足爲奇的了。
「科學」與「宗教」在西方是顯相敵對的。信了科學便不能再信宗教，因此雙方水火，互相排斥。但在中國固有文化的機構下，是既可容受宗教，亦同樣可以容受科學的。就思想系統而説，西方近代科學界之新理論，他們所針對的是他們的宗教教理，並非針對著中國思想。在中國思想裏加進西方科學成分，只是有益無損。中庸上説：
盡己之性，而後可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而後可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而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承認有「天地之化育」是宗教精神，要求「盡物之性」是科學精神，而歸本在「盡己之性」與「盡人之性」兩項下面，則是儒家精神了。儒家承認有天地之化育，但必需用「己」和「人」去贊助他。宋儒説：「爲天地立心」，便是此旨，如此則便非純宗教的了。儒家亦要盡物之性，但必著重在盡人性上下手，則便非偏科學的了。因此西方人的科學與宗教之相互敵對，一到儒家的思想範圍裡，便須失其壁壘。宗教與科學，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下，都可有他們的地位，只不是互相敵對，也不是各霸一方，他們將融和一氣而以儒家思想爲中心。
近代西方科學的趨勢，已有些「盡物性而損及人性」的傾向了。中庸上所謂：「盡人之性而後可以盡物之性」一句話，我們可從兩方面分別講述。先從淺一層向外方面言之，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經濟平衡的「自由社會」，是盡人性的共通大骨幹，必先在這種政府和社會的控制下來發展科學，才是合於「盡人性而後可以盡物性」的意義。像西方科學界這樣爲人無控制的利用，在中國人觀念下是不甚同情的。近百年來的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一切失卻軌道，無怪中國人對於西方科學的興趣，要老是趦趄徬徨了。
左傳上曾説過：「正德、利用、厚生」。中國人一向重視現實人生，「利用」「厚生」自然要講究，但中國人觀念裏認爲非先「正德」，則利用、厚生到底不可能。西方科學似乎僅注意在利用上，儻使專從利用的目標走去，是走不到正德的境界的，不能正德亦將不能厚生。「正德」便是「盡人性」，「利用」便是「盡物性」。
十一
再從深一層向内方面言之，中國人向來主張「天人合一」與「心物合一」，這在上面已説過。因此中國人的對物觀念，常和對人觀念般，認爲他們中間也有融和一致的共通相似點。常認爲「物性」與「人性」，一樣是一種「天地之性」，應該不相違異。因此中國人的對物態度，與其説是「科學的」，毋寧説是「藝術的」。其實在中國人觀念下，根本便不情願把科學、藝術、宗教、哲學一樣樣分開，使之各立門戶，不相聞問。中國人常願將此種種差別同樣的融和一氣，不加區分。因此中國人常説：
技而進乎道，
又説：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技」與「器」應該屬藝術還該屬科學，是分辨不清的。「道」應該屬宗教還該屬哲學，一樣分辨不清。「形上」「形下」，一氣貫注，纔是中國人的理想。我們若把西方通行语説之，他須是一個「宗教與哲學家」，他纔可做一「理想的藝術家與科學家」，「與」字義，不同「或」字。
易經裏面把中國古代一切關於人事方面之製造與發明，即藝術與科學，統統歸之聖人的功績。聖人略猶如西方之哲學家。而聖人所以能製造發明這些東西，則全由於他能「法則天象」，所謂：「天垂象，聖人則之」，此即宗教。正爲「天」「人」「物」三者中間，有一個共通一貫的道理。也可説是一種共同相似的傾向。天、人、物三者間，因有這一種共通的道理和傾向，所以纔能形成這一個共同生息的宇宙。這一種道理或傾向，儒家稱之爲「性」。物之性太雜碎，天之性太渺茫，莫切於先瞭解人之性。要瞭解人之性，自然莫切於從己之性推去。因爲「己」亦是一「人」，「人」亦是一「物」。合卻天、地、人、物，纔見造化神明之大全。這是中國思想整個的一套。在此一套思想裏，儘可有科學家的地位。
上面説過，中國人的科學天才，是偏長於對有機完整的全體作一種「直透内部心物共鳴的體察」。這是宗教、哲學、藝術、科學同根共源之點。若使科學在中國獲得長足進展，一定在這一方面有他驚人的異采。本節所用「宗教」、「哲學」等名詞，皆就西方術語用之。在西方文化系統上，宗教與科學爲兩大壁壘，而哲學則依違兩可於其間。在中國根本無哲學，在西方人眼光下，中國僅有一種「倫理學」而已。中國亦無嚴格的宗教，中國宗教亦已倫理化了。故中國即以倫理學，或稱「人生哲學」，便可包括了西方的宗教與哲學。而西方哲學中之宇宙論、形上學、知識論等，中國亦只在倫理學中。西方學術重區分，中國則重融通，故西方科學必另自區分爲一大類，中國科學則仍必融通於此一大全體之内。西方科學家觀察外物，全從一種區分精神。中國有科學家，亦仍必以完整的全體的情味來體會外物。此雖非絕對如此，然雙方畸輕畸重之間，則必有如此的趨勢無疑。
十二
上文所説的科學，乃專指「自然科學」而言。我們若再進一步深細言之，則自然科學之外還該有「人文科學」。近代的西方，自然科學突飛猛進，而人文科學落後趕不上，兩者間脫了節，遂致形成近代西方文化上種種的病熊。
但人文科學畢竟與自然科學對象不同，質性相異，我們不能用同一的心習，或同一的方法來駕馭來探究。若「就性質言」，自然科學是重在「抽象」方面的，而人文科學則重在「具體」方面。若「就方法言」，自然科學是「推概」的，而人文科學則是「綜括」的。
讓我們粗略地把各項學科依次作一序列。數學與幾何學，是最抽象最推概的，他是自然科學之柱石，若無數學，即不能有自然科學。但物理、化學，較之數學與幾何學，已不能全重抽象，全用推概的方法了。天文學、氣象學乃至地質學等，更具體了，既屬具體，則便須綜括，不能推概。如二加二等於四，三角形内之三角等於兩直角，如此之類是最抽象的，可以推一概萬的。力學中之槓桿，以及化學中之氫二氧爲水之類，便漸由形式而落到實體，漸從推概中稍帶有綜括的意味了。若至天文、氣象、地質，你決不能專據一隅而推概萬方，你只有在各地方的具體事象中綜括出一通則來。以上都説的物質科學。若依次輪到生命科學，如生物學，雖亦屬於自然科學之一邊，然因其有了生命，便不能不有相互間之變異。既有變異，便不能推概，更須綜括。若由生物學轉到人類學，再轉到社會學、歷史、文化學之各部門，那距離自然科學更遠了，其相互生命間，各有個性，變異更大，更不能抽象地推概。
人文科學是有生命的，有個性的，有變異的，只有具體的綜括，始可得一近是的真理。若用抽象的推概方法，則無不失敗。經濟學較政治學可推概些，何以故？因經濟學中還多含自然物質的成分，而政治學則人文的意味更偏重了。你説：「凡人皆有死，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亦有死」，這不屬人文科學的範圍，這依然在自然科學的圍牆裏面，因此雖像説的是人事，而依然可以推概，可以成一邏輯。但你不能説：「凡人皆怕死，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亦怕死」，這不是一推概的命題，而應該是一綜括的命題。你須先問蘇格拉底是否怕死，再可確立凡人是否怕死之一辭。因爲這是屬於人文科學的園地了。人文科學的對象是最富個性最多變異的，因此是最具體最切實，最宜綜括的。不比自然科學的對象，没有個性，無變異，只是些抽象的形式，可以推概。
我們若明白得這點，我們亦可説，西方人的心習，和其慣用的方法，使他在自然科學方面更有成就，更見成績。中國文化是一向偏重在人文科學的，他注重具體的綜括，不注重抽象的推概。惟其注重綜括，所以常留著餘地，好容新的事象與新的物變之隨時參加。中國人一向心習之長處在此，所以能寬廓，能圓融，能吸收，能變通。若我們認爲人文科學演進可以利用自然科學，可以駕馭自然科學，則中國傳統文化中可以容得進近代西方之科學文明，這是不成問題的。不僅可以容受，應該還能融化能開新。這是我們對於面臨的最近中國新文化時期之前途的希望。
十三
現在我們將結束本書，不妨把中國文化演進分成幾個階段的觀念在此重新提掇一遍。
第一：是先秦時代，那時中國人把人生大羣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確定下來了，這是中國文化演進的大方針，即中國文化之終極目標所在，在此時期明白提出，以下則遵循此路向而前進。
第二：是漢、唐時期，那時的中國人把政治、社會一切規模與制度亦規劃出一個大體的輪廓了。這是人生的共通境界，必先把這一個共通境界安頓妥貼，始説得上各人的個別發展。
第三：是宋、元、明、清時期，那時的中國人，更顯著的發展，是在文學與藝術方面。人生的共通境界安定了，個性的自由伸展也開始了。
第四：是我們當前面臨着的最近將來的時期，人事上的共通方面與個別方面都已安排照顧到了，下面應該注意到四圍的物質環境上來盡量的改善與利用。
概括言之，第一時期，可説像是西方的「宗教與哲學時期」，此處所用宗教與哲學兩詞之含義已釋在前，即對人生之理想與信仰。第二時期，可稱「政治與經濟時期」，政治採用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經濟主張財富平衡的自由社會。第三時期可稱「文學與藝術時期」，文學藝術偏於現實人生，而又能代表一部分共同的宗教性能者。第四時期可稱爲「科學與工業時期」，科學在理論方面，必然將發揮圓成第一時期之理想與信仰。科學在實用方面，必然受第二時期政治與經濟理論之控制與督導。
但此種區分，並非説中國文化在變異與轉換，只是説中國文化在推擴與充實。中國文化依然是這一個大趨嚮，只逐次推擴到各方面，又充實了各部門。更此以往，乃始爲中國人真到達他終極理想的「天下太平與世界大同」的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