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乃西特目前的处境与当年音乐大师访问拉丁学校后，他在学校里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去玛丽亚费尔任职不仅是一种殊荣，而且也是登上宗教团体领导层阶梯的意义重大第一步，这是约瑟夫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不过他如今总算比从前老练多了，早就在同窗们的举止态度上清楚读出了使命的意义。一段时期以来，他在玻璃球游戏者的内部圈子里早已被公认为游戏好手，而现今这场非同寻常的任命更标明他受到上级青睐，必将成为一个受重用的青年英才。一些同事和往日的游戏伙伴，尽管没有直截了当与他绝交，或者露出敌对态度——在这个高级贵族集团里讲究文雅气派，从不气势汹汹——却显然与他冷淡地疏远了。昨日的同事很可能是明日的l级，这个圈子里的人便以极其微妙的举止表达了相互关系间这类等级差别和差距。
唯有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是一个例外。我们可以称他为克乃西特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仅次于卡洛·费罗蒙梯。德格拉里乌斯才能很高，肯定可取得最高成就，但是他身体欠佳，平衡心和自信心不足，严重妨碍了他的前途。他和克乃西特年龄相仿，加入宗教团体的时候也是三十四岁左右。他们是十年前在一场玻璃球游戏课程上首次相识的，克乃西特那时就察觉自己对这位沉默寡言、微露忧郁的青年人具有十分强大的吸引力。他已察觉，虽然并不十分明确，但就在那时便能够感受到德格拉里乌斯的这份爱心了。那是一种随时随地可以无条件奉献和服从的友谊和敬仰，其中充盈着近乎宗教的狂热，但是却为一种内心的矜持和一种充满预感的悲剧感情所遮蔽，因而受到了限制。当年，他们的友谊在特西格诺利时期受到了震撼，又因敏感而产生了疑惑，使克乃西特长期对他保持相当距离。虽然克乃西特也同样为这位举止不俗的游戏同伴所强烈吸引。为了让大家了解德格拉里乌斯的性格，我们谨从克乃西特撰写的内部公务报告上引用数段，那是他后来几年里经常提供给团体最高当局的文件之一。其中写道：“德格拉里乌斯。他是本人的好友。早在科柏尔汉学校就读时便曾荣获多项嘉奖。他擅长古典语言学，热爱哲学，曾研究过莱伯尼兹，鲍尔扎诺，后来专攻柏拉图。他是本人所认识的最杰出最有才气的玻璃球游戏能手。他简直生来就应当担任玻璃球游戏大师，只可惜健康欠佳，再加性格上的弱点，以致不适合这一职位。德格拉里乌斯绝对不宜承担任何具有代表性、领导性和组织性的职务，否则对他本人对公务都将成为不幸。他身体上的缺陷是精力不济，患有周期性的失眠症和神经痛。
他精神上的缺陷是偶尔精神忧郁，强烈渴望孤独，畏惧承担责任，也可能存在过自杀的思想。他的情况如此危险，幸亏他善于静修，又极能自持，勇敢面对现实，以致大多数认识他的人只觉得他过分羞怯和沉默，全然料想不到他的情况多么严重。
德格拉里乌斯不宜担任要职，令人遗憾，但是他依旧属于玻璃球游戏学园的宝贵财富，而且是无可取代的宝贝。他的游戏技艺精湛，就像一个伟大音乐家演奏自己的乐器。他可以闭着眼睛就找出各种极微妙的差异，因而他也是一位难得的杰出教师。
在高级班和最高班的复习课程中，倘若没有他从旁协助，我简直难以完成课程，更毋庸说他常常为我而在低级班中损失宝贵时间了。他分析学生们游戏实验的习作，使他们不至灰心丧气；他识破他们的狡猾诡计，精确指正每一个仿造或者仅为花哨装演的地方；他帮助学生从那种开端良好却中途出岔的游戏中找出错误的根源，并予以揭露，就像展示一种制作完善的解剖标本——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人望尘莫及。
正是这种敏锐精确的分析和改错能力，使他赢得了学生和同事的敬重，否则他也许早就毁在自己的不稳定和不平衡性格，毁在过分羞怯上了。
“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德格拉里乌斯的玻璃球游戏才能为什么是无人可与比拟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结交的初期，那时我们两人都感到在课堂上已经没有什么技巧可学，有一回他让我看了他新构思的几场游戏布局——他多么信任别人的眼光。
我略一过目便发现它们全都十分出色，有许多创新内容，风格又独特，便向他借阅这几份草案以进一步研究学习，我读过这些游戏构思后发现它们都是名符其实的文学作品，简直太奇妙太独特了，我认为自己不应该对此保持缄默。这些游戏都像是小型戏剧作品，都有近似独白的戏剧结构，颇像一幅卓越的自画像，反映着作者纯个人的既危险又才气横溢的精神生活。每一场游戏所赖以建基的各种主题与各组主题，连同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对抗，不仅均有富于思想的辩证配合，而且各种对立声调之间的综合和协调并非采用一般通用的古典手法推向结局，而是让这类协调统一历经一系列的分裂过程，每每在貌似困顿绝望，近于瓦解之际，却摹然顿住，疑问和困惑逐渐淡化消失。因而他的每一场游戏都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色彩——据我所知，过去尚无人敢作此等尝试。尤其是他的游戏总体上表达了一种悲剧性的怀疑和放弃，成为一种怀疑否定任何精神知识的形象展示。与此同时，它们的精神内涵，连同其游戏的书法艺术，却又如此完美无暇，美得令人不禁热泪盈眶。他撰写的每一场游戏尽皆竭力从内心寻求解答，以及最终以高贵的弃绝态度放弃了解答，就像一首完美的哀歌，只是悲叹美好事物的倏忽易逝和一切高贵精神追求的可疑之处。
“此外，对于德格拉里乌斯这位同事，只要他寿命超过我，或者在我任期内始终活着，我都要把他作为无比珍贵，却又很危险的财富推荐给大家。他理应享受极大的自由，凡属玻璃球游戏范畴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应当向他请教。不过不可让他单独辅导学生。”
后来几年里，这位奇人竟成了克乃西特的知己朋友。德格拉里乌斯特别崇敬克乃西特的才智，也钦佩他的领导能力，对他表现了一种感人的忠诚。我们所掌握的克乃西特生平资料，有许多便是由他留存下来的。德格拉里乌斯也许是较年轻的玻璃球游戏者群体里少数精英圈子中唯一不妒忌他得到重用的人，也是唯一为了他的不定期离别而深感痛苦和若有所失的人。
约瑟夫最初感到新任命好似晴天霹雳，突然丧失了自己所珍惜的自由；可是一旦习惯了新的处境，他又高兴起来，他感到自己乐于旅行，乐于工作，对那个即将前往的陌生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另外，他还不得不办妥赴玛丽亚费尔的种种手续。
首先，他被安排到“警察局”逗留三星期。所谓“警察局”原是学生们给教育当局某个小部门起的名称，也可称之为政治部或者甚至外交部，倘若不算过分夸张的话——因为究竟没什么重要大事啊。他在这里接受本教会教友们驻外工作时期行为守则的教导，这个小部门的主管杜波依斯每天都亲自替他讲解一个钟点。这位认真可靠的人对于把一位毫无工作经验、又不熟悉外界的青年派出去从事外交工作，显然颇为担心。他不隐瞒自己反对玻璃球大师作出的决定，同时又加倍尽心尽力将外界的危险情况和防微杜渐的手段细细传授给这位青年教友。他慈父般的教诲指点受到了青年人顺从的反应，结果自然很幸运，这位老师就在向克乃西特传授外事往来规则的时期，对学生产生了真正的爱惜之心，直至最终完全确信克乃西特必能成功完成自己的使命。他甚至尝试——出于个人的善良愿望，而不是政治需要——给克乃西特添加一个额外差事。杜波依斯先生是卡斯塔里王国少数“政治家”之一，也是主要致力于研究、维护卡斯塔里经济、法律地位，处理它与外界关系和解决由此形成的依赖问题的极少数官员之一。大多数卡斯塔里人——官员的数字并不亚于学者和学生——都生活在卡斯塔里学园及其组织里，好似生活在一个永恒稳定的自在世界。他们当然知道，两者均非天生就有，而是经历了许多时代的深沉灾难和艰苦奋斗才逐渐形成的，他们知道两者均创始于战争年代的末期，它们既建基于思想家们所作的艰苦卓绝、充满英雄精神的努力，也建基于流血、流汗、又遭受遗弃的人民对秩序、正常生活、理性、法律和尺度的深刻渴求。卡斯塔里人明白这一切，也懂得世界各地的所有宗教组织和“教育学园”的功能全都一样：禁忌统治和竞争，借以持久恒定地保证法律和尺度这一精神基础。但是，他们都还没有懂得，目前的秩序还远未达到理所当然的目标，它却必须以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具有一定程度和谐关系为前提，而这种和谐关系始终不断的遭到破坏，因为世界历史总体而言，尚未发展到人们所期望的如此理想的理智和美好境地，至多偶尔会有使人们可以容忍的特殊情况罢了。对于卡斯塔里能够延续存在至今的神秘问题，除了像杜波依斯那样少数有政治头脑的领导人外，几乎所有卡斯塔里人都基本上不知究里。克乃西特赢得杜波依斯的信赖之后，杜波依斯立即就让他概括了解了卡斯塔里的基本政治状况。
克乃西特开始也和绝大多数教友一样，对这些问题又厌烦又反感，但是他随即回忆起普林尼奥曾经警告说，卡斯塔里可能有朝一日陷入危机，便不禁沉入自己以为早已忘怀的那场青年时代与普林尼奥艰苦论战的回忆之中。这些突如其来的往事变得极其重要，于是他走向未来的觉醒之路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杜波依斯和克乃西特作最后一次会谈后，对他说道：“我想，我现在可以让你上任了。你必须严格执行尊敬的游戏大师委托的任务，也同样必须严格遵守我们这里交代的行为规范。我很高兴自己能够帮助你。你不久就会发现，我们让你在这里呆三星期，并非虚度光阴。倘若你有答谢我所作种种通报的愿望，我现在就指给你一个办法。你将赴一个本笃会修道院去逗留一段时间，你得争取赢得教士们的好感，你也就可能听到那些可敬的先生与来宾谈论政治，并从中察觉政治气氛和趋势。你若能不时向我透露一些这方面的消息，我将感谢不尽。请别误解我的意思：我绝不是要你充当某种形式的间谍，更不是要你滥用教士们对你的信赖。你不必向我通报任何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我向你保证，我们只是想获得一些涉及我们宗教团体和卡斯塔里利益的情报。我们这些人既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也毫无实际权力，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世俗世界的意向，知道他们究竟是需要我们呢，还是仅仅在容忍我们。
有利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只要让我们知道：某位国家要人在某修道院暂住休憩，或者教皇有病在身，或者未来主教名单上又增添了新的候选人。我们当然不单依靠你的情报，我们还有另外一些渠道，但是多一个小的来源也有益无害。现在走吧，今天你毋需对我的建议答复是或者否。因为你首要的事是好好完成委托给你的任务，在那些有修养的修士中间替我们争些光彩。仅此而已，祝你一路顺风。“
克乃西特在出发前按占卜仪式用蓍草算了一卦，六交俱得而卦成，他占得的是“旅”卦，意为“旅客”，判词是：“旅。小享。旅贞吉。”克乃西特查了《易经》，找到“六二”的释辞。释文为：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克乃西特满心欢喜，他动身前只面临与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告别这一沉重考验。弗里兹竭力克制自己，迫使自己装出冷淡的模样，对他而言，世上最美好的一切都将随克乃西特离去。克乃西特的天性却不容他如此热情。尤其是仅仅依恋一个朋友，他在必要时可以没有朋友，同时他也能很轻易地把自己的热情转向新的工作目标和人物。对克乃西特而言，这次分别算不上刀剜心头的痛苦，但是他当时就已非常了解他的朋友，懂得他们的离别对弗里兹是一种怎样深重的震撼和考验，不免心里颇为担心。他对他们之间友谊的性质曾反复思考过，甚至还曾请音乐大师予以指点。应该说，他多少已经学会以客观的态度和批判的眼光来处理自己的感情和体验了。他在思索的过程中已经悟到，自己受吸引的原因，并非由于对方才能出众，至少不只有这个原因，而是由于这种才能恰恰与如此严重的缺陷和如此脆弱的个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克乃西特也由此而明白，德格拉里乌斯向他表示的眷恋之情，不单有美好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一种危险的魁力，诱引他对一个能力不如自己，爱心却强似自己的人，偶尔也表现表现自己的力量，以致克乃西特最终不得不尽力把自我约束和自制视为自己的责任。在克乃西特一生中，也许德格拉里乌斯是他所最喜欢的朋友，因为他在与任何其他人的关系中，都不曾产生过如此深刻的意义，倘若不是这种友谊教育了他，他就不会懂得自己对于不如自己稳妥坚定的软弱者具有强大粘附力了。他也从中觉察到，这类吸引和影响他人的能力基本上是属于教育家的天赋，不过这也蕴含着危险性，要求这个人承担重大责任。德格拉里乌斯毕竟只是许多软弱者之一，克乃西特看到过许多祈求的目光。
同时，由于克乃西特整整一年都住在玻璃球游戏者的学园里，对那里的紧张气氛有了日益更为清晰的认识。因为他属于那个虽然没有公开组织，却十分有影响小圈子或者阶层，一小批玻璃球游戏青年学者中的最优秀人才，这个小圈子里的人物不是应召担任玻璃球大师的助手，档案处负责人的助手，就是协助各学科大师教授各种课程，从来没有听说谁被派到了中低级岗位，或者充当了普通教员。小圈子里的人物统统全都是各种领导职位的后备军。他们相互都了如指掌，谁都不敢妄想欺骗别人，不论是才能、品格还是成就。正因为如此，这批向望高层的青年候选人，个个都以出类拔萃的惊人才能显示着自己第一流的工作能力、学问知识和各种成绩。
——这也正是每个人的个人特点和性格差异受到特别重视的原因。较虚荣或较不虚荣，举止是否得体，是否和蔼可亲，对上对下是否多少有些影响力，能否受人喜爱，在这里都极为重要，决定着此人在竞争中的胜败。而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这类人，仅能作一个圈外人，停留在边缘；显而易见，由于他缺乏统率才能，克乃西特则属于这个小圈子的最核心圈子。克乃西特受青年人爱戴的原因是他生气勃勃的活力，还有他那仍然年轻的外貌，他从不让人觉得难以接近或者白壁有瑕，此外就是他那种有点与世无争的天真态度。这种态度的另一面：几乎全无虚荣心和往上爬的野心。
这是上级们最喜欢他的原因。
他的这种性格最近一段时期显然开始产生影响，先是对下面的青年人，后来逐渐扩展，最终也影响了上层人物。当克乃西特从自己新认识的立足点回溯往昔时，发现这两条线是由童年一直贯穿迄今的：同学们和较年轻的学生们都热情拥护他，师长们都慈爱地关照他。当然也有例外，譬如切宾顿校长，但是他得到的大都是恩遇，例如音乐大师以及最近接触的杜波依斯先生，还有玻璃球游戏大师，尽管克乃西特并未完全接受他们的恩遇，但事实如此，这是无法置疑的。显然，命里注定他要走一条英才之路，不管他愿意与否，他必然到处都脐身于精英群体之列，到处都碰到爱慕他的朋友和栽培他的师长。一切都那么自然，他的道路明摆着不允许自己置身于团体底层，而得不断向上升，直至他目前业已接近的灿烂的顶端。他不得担任随从，不得成为独立学者，而得做一个统治者。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另有所求，这更使他具有了难以形容的巨大魅力——一种纯真无邪的气息。
然而他为何反应如此迟缓，是的，应该说如此勉强呢？因为他从未追求和要求任何东西，他既无统治他人的欲念，也没有发号施令的兴趣；因为他更渴求沉思默想而不积极活动的生活，若非情势所趋，他也许会心满意足地许多年——倘若不是毕生的话——默默无闻地做一个普通学者，一个满怀渴望的虔诚朝圣者，走遍往昔古老年代的历史圣地，音乐的圣殿，以及神话、语言和理想的花园与森林。如今他眼看自己已被人无情地推入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便比从前更强烈地觉察自己周围那种竞争、虚荣、往上爬的紧张气氛，他感到自己的纯洁受到了威胁，不再能坚守不变了。他看清自己唯有接受上级指定使命一途，否则他就会觉得自己好似进了监狱，会痛苦地思念以往的十年自由生活。由于他内心深处还不完全具备留在这里工作的思想准备，也就觉得暂时离开华尔采尔和玻璃球游戏学园到外面世界去游历正是对自己的一大拯救。
玛丽亚费尔修道院建立已有许多世纪，经历过西方历史的各种时期，兴盛、衰落、复兴和再度沉沦，它曾在某些时代和某些方面有过辉煌成就。它曾一度是经院哲学和辩论艺术的中心，直至今天仍然拥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中世纪神学图书馆。它几经停滞消沉，后来又重新获得了荣耀，这次是以音乐活动，通过它广受赞誉的合唱队，通过修士们自己作曲和演奏的弥撒曲和清唱剧。从那时起，它就一直保留着优秀音乐传统，音乐作品的手稿装满了整整六只栗色大木柜，它还拥有全园最好的管风琴。接着，玛丽亚费尔修道院又进入了一个政治时代，这也同样留下了某种传统和风格。在残酷的野蛮战争时期，玛丽亚费尔曾多次成为理性的小岛，敌对双方的有识之士纷纷来到这里，小心翼翼地寻求相互协调，以探索和解的途径。有一次——那是它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高xdx潮——玛丽亚费尔竟成为一项和平条约的诞生地，总算稍稍缓和了老百姓的焦躁渴求之情。随后国家面临一个全新时代，卡斯塔里应运而生，修道院对此持观望态度，其实是怀有敌意的，人们揣测它可能得到了来自罗马的谕旨。最高教育当局曾致函修道院，请其允许一位学者赴该院图书馆作短期研究经院哲学，但这个请求遭到了婉拒；另有一次是邀请修道院派一位代表出席一次音乐史讨论会，结果也同样。直到皮乌斯担任修道院长期间，才开始与卡斯塔里有了交往，这位院长老耄之年时竟对玻璃球游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此后双方就开展了不很热烈、却还算友好的来往关系。他们相互交换书籍，相互接待来访者。就连克乃西特的恩师，那位音乐大师年轻时也曾在玛丽亚费尔逗留过几个星期，抄录音乐手稿，还演奏了那架举世闻名的管风琴。克乃西特知道老师这段往事，当然很乐意去自己敬爱的师长常常津津乐道的地方逗留一些日子了。
人们款待他的礼数远远超出他预想的程度，使他不免感到局促。无论如何，这是卡斯塔里第一次派遣玻璃球游戏优秀人才来修道院进行一次不定期的交流逗留。
杜波依斯在克乃西特行前曾嘱咐他不可将自己视为个人，而应当视作卡斯塔里的代表，尤其是在他作客的初期，只能以卡斯塔里大使身份去应对，这才使他顺利度过了最初的拘束局面。
同样，他也很快克服了刚到时的陌生、担忧和轻度兴奋感，这些曾让他头几夜难以入眠的烦恼。再加上格尔华修斯院长对他态度和蔼慈祥，克乃西特马上适应了新环境；清新的空气和周围雄伟景色使他心情愉快。修道院位于粗算的山野风光之间，四周是屏障似的陡峭崖壁，中间点缀着一片片嫩绿草地，牧放着无数漂亮牲口。
他满怀喜悦地欣赏着那些坚实恢宏的古老建筑物，人们可以从中读到许多世纪的历史。他赞叹自己居住的那两间位于贵宾楼顶层的房间又美丽又纯朴又舒适。克乃西特在这个庄严的小王国里漫步寻幽探胜，他路过两座教堂，走过有拱顶的十字形回廊、档案室、图书馆、院长寓所，又穿过了许多院落，在院子和院子之间，分散点缀着一座座挤满健壮牲口的畜厩，一道道泊泊喷涌的泉水，一个个有巨大拱顶的储藏酒类和水果的地窖，还有那两幢修道院斋堂，那远近闻名的大会堂，那无数照料得很好的小花园，连同其主人们——铜匠、鞋匠、裁缝、铁匠等等世俗人们的工场，所有这一切，都环绕着自己所住的那座大庭院，形成了一个小村落。他已获准进图书馆查阅材料，管风琴师也已带他参观过那台美妙的管风琴，还让他演奏过呢。那些大橱柜更是强烈地吸引着他，里面保存着数字可观的古老世纪的音乐手稿，不仅从未出版，有些还是罕为人知的，正等着人们去研究发掘呢。
开始时，修道院方面似乎并不急着要他展开工作，时间一天天过去，甚至过了几星期，仍然没有人向他提及此行目的。是的，他抵达的第一天，有几位修士，尤其是院长本人，很有兴趣地和他聊过玻璃球游戏，但是无人谈及有关游戏课程或者涉及游戏系统项目的内容。此外，克乃西特还注意到修道士们的举止、生活作风、与人交往中都具有一种自己颇为陌生的节奏，一种可敬的从容不迫态度，一种悠闲而宽厚的耐性，即或那些显然天性活泼好动的修士，似乎也有着这类共性。这是他们宗教团体的精神，是一个历尽千百次变乱而留存至今的宗教团体所发出的千年呼吸。他们人人都具有这一精神，就像一个蜂巢里的每一只蜜蜂，永远与全体同命运共呼吸，共同承担着每一个人的恐惧、痛苦和憩息。与卡斯塔里的生活风格相比较，这里的本笃会生活初看似乎较少知识性、灵活性、敏锐性和积极活力，但是进一步仔细观察，他们却是较为沉着、坚定、老练，也较能保护自己，看来这里的思想精神早已达到了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境界。
克乃西特对这个修道院的生活情调不仅饶有兴趣，而且十分钦佩，因为早在卡斯塔里尚未诞生之前，这个修道院便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而且几乎早就达到了目前的水平，更何况这一切全都极为契合克乃西特天性中喜爱静思的一面。他目前是一个备受尊敬的贵宾，款待的礼数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然而他很清楚：一切礼遇纯属形式和习惯，既非针对他个人，也并非景仰卡斯塔里或者玻璃球游戏的精神。
而是一个古老的强大团体对一个晚辈宗教团体显示的庄严礼数。克乃西特对此仅有一部分心理准备，因此他在玛丽亚费尔过了一阵子舒适生活后，就产生了不安之感，不得不要求当局较明确地指示行动规则，玻璃球游戏大师亲笔写了下述文字：“你不必心存疑虑，为研究那边的生活之道，你毋须顾虑时间。好好利用你的时间，好好学习，努力让自己受人喜欢，让人觉得你有用，即使他们一直如此款待你，也切勿急躁，切勿难以忍受，不要显得比你的东道主们更为空闲。倘若他们整整一年之久都款待你好似第一天光临的贵宾，你也得若无其事从善如流，莫说一年两年，就是十年也同样。你把它视为磨练耐性的考验，谨慎默修吧！倘若你觉得过于空闲，你就设法每天做几个钟点的具体工作，千万别超过四小时，譬如研读经文或者抄写手稿。不过也千万别给别人以忙于工作的印象，倘若有人想和你随便聊天，你都要遵命奉陪。”
克乃西特听从了这些指点，很快便感到轻松多了。
他来到修道院后一直念念不忘自己辅导此地玻璃球游戏爱好者的教职，这正是他奉派来此的表面使命，而修道院的修士们却把他当作来自友好国家的风度翩翩使者加以接待。最后，格尔华修斯院长终于想起这项工作，召集了几位已经修完玻璃球游戏初级课程的僧侣，想让他们和克乃西特一起研习高级课程，结果令他大感意外，开始时甚至极为失望，这般好客的地方居然对如此高尚游戏的知识极其浅薄，而且纯属业余水平，尤其是他们显然满足于自己的浅显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克乃西特才逐渐体会到了另一种内容。他奉派到此的真正目的完全不是为了提高修道院的玻璃球游戏技艺。教导几位略谙游戏之道的修士一点儿浅显的游戏知识，这太容易了，简直可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也许某个还远远达不到英才程度的普通玻璃球游戏选手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由此可见，教授游戏技艺不可能是他此行的真正目标。他开始领悟到，把他派到这里的用意更主要是学而不是教。
无论如何，他了悟这一实情的时刻来得正是时候，恰恰增强了他对自己在修道院中地位的自信心，因为克乃西特的贵宾角色尽管有许多舒适优越之处，却也偶尔让他产生工作调动似乎受惩罚的感觉。后来有一天，他和院长谈话时无意中提及了中国的《易经》，引起院长很大兴趣，还提了若干问题，当他发现自己的客人如此出人意料地熟谙中文和通晓赐经》后，便不加掩饰地表示了喜悦之情。院长也偏爱《易经》，而他并不识中文，因此对这部占卜书以及其他中国神秘学说都仅有肤浅知识，当时这个修道院的多数修士大都学术兴趣广泛，以致似乎满足于一知半解状况。然而聪明的院长毕竟比自己的客人更老练更世故，显然他也真正重视古代中国的治国之道和生活智慧。两人展开了一场非同寻常的谈话，愉快活泼的气氛打破了宾主相见以来始终不变的彬彬有礼的生硬局面。谈话的结果是克乃西特应邀每周为尊敬的主人讲述两次《易经》课程。
当克乃西特和院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生气勃勃而富于成效，当克乃西特和那位管风琴师友谊日增又同时对自己居住的小小精神王国逐渐熟谙之际，他在离开卡斯塔里时所占卜的卦辞也已接近于完全应验了。作为一个携带自己全部所有出游的旅人，他不仅有了投宿之处，而且也如卦辞所述“得重仆贞”。由于卦辞均已应验，这位旅人认为自己有理由把这一切视作吉兆，因为他果真是携带全部所有“怀其资”
而来，因为他尽管远离学校、老师、朋友、支持者和赞助者，远离卡斯塔里充满慈爱、哺育过他的家庭，他仍然是满怀着卡斯塔里的精神和力量而来的，如今他正在这种力量的帮助下迎向一种积极而有价值的生活。
卦辞预言的“童仆”应验在神学院一个青年学生身上。虽然这位名叫安东的青年人在克乃西特后来的生活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然而当年在克乃西特早期修道院生涯那种心情特别矛盾的状况中，却是预示克乃西特即将具有更为远大而全新前程的一个信使。安东是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很有个性，看上去也颇具才华，当时已接近于进入修士集团的程度。克乃西特常常遇见这个对自己的玻璃球游戏艺术深感神秘的年轻人，那时其他学生都被隔离在一扇“来宾止步”的双扇门后面，显然院方不允许他们接触客人，不允许学生参加玻璃球游戏课程。这位安东却因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每周要去那里值班多次。克乃西特常在图书馆遇见他，偶尔也同他交谈几句，日子一久，克乃西特便发现这个黑色浓眉下有一双乌亮眼球的青年人对自己怀着一种特殊的服务热情，这是一种学生式的带有景仰的情感，克乃西特很熟悉这种神情，早在卡斯塔里生活时期便已是他生活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尽管他每次内心都怀有喜悦，但仍然尽量设法回避，何况他现在处身别的修道院，于是他便决定加倍谨慎小心。倘若他对这个尚在接受宗教教育的年轻人产生影响，那将是对殷勤待客主人的大大冒犯。更何况他也知道，“忠贞”是这里的严格准则，因而他觉得这种孩子气的依恋之情会发展成更大的危险。他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发生这类冒犯主人的可能性，决心约束自己。
克乃西特在那个经常碰见安东的图书馆里，还结识了另一个人。开始时，由于这个人朴素谦逊，几乎完全被他所忽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真正认识，竞成为他后半生中怀着感激终身的敬爱的人，就如同他敬爱年老的音乐大师一样。这个人就是约可布斯神父，他大概算得上本笃会教派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当年六十岁光景，瘦小身材，多筋的细长脖子上有一颗雀鹰似的尖脑袋，他的脸从正面看去略显萎靡，因为他很少抬眼张望，但是从他的侧面看去，额头那显示胆量的弯弯线条，尖尖的鹰钩鼻两侧的深深沟纹，还有那稍短却颇为显示亲切的下颚，都在表露他具有一种极深刻极独立的个性。
这位安静的老人——附带提一下，他和亲近的熟人在一起时却又非常热情活跃——还据有一张个人独用的书桌，上面堆满了书籍、手稿、地图等等物品，桌子摆在毗邻图书室的一个小房间里。这座修道院拥有如此大量的珍贵书籍，而他似乎是独一无二的认真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此外，应当说正是这个见习修士安东，引起了克乃西特对约可布斯神父的注意。克乃西特观察到，老学者摆放书桌的小图书室，几乎被视为了私人领地，只有少数人出于工作需要才涉足其中，而且个个都蹑手蹑足，唯恐出声打扰他的工作，虽然潜心埋头的老人完全不像会受外界的干扰。当然，克乃西特也立即注意到这一禁忌，总是设法与这位勤奋工作的老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后来，有一天安东遵命拿一些书籍给老人，克乃西特看到，安东离开小房间时在敞开的房门边停留了片刻，回头凝望着又已埋首工作的老人，脸上露出崇敬和仰慕的神情，流露出一种混杂着某些善良青年乐意体贴照料老弱长辈的温馨情感。克乃西特看见这一情景的第一个反应是高兴，这种景象本身就很动人，安东能够如此热情照料老人，而他们其实并无血缘关系，这确实难得。接着而来的是一个可算是讽刺挖苦的念头，一种让克乃西特几乎感到羞愧的想法：这个地方的治学之风何等稀薄，以致这位唯一认真工作的学者竟被大家当成了一头怪兽，一个怪物。不管怎么说，安东投向老人的那种近于温柔的景仰目光，促使克乃西特睁开眼睛看清了老人的饱学多才。于是他也不时朝老人瞥上一眼，发现老人侧面具有罗马人的轮廓，同时又不断发现这种或那种不同凡响的特点，一切迹象都表明约可布斯神父在精神上和品格上都非同寻常。克乃西特听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在对本笃会教派历史的研究上已无人可与匹敌，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有一天这位老人开口与他谈话了。老人说话的声调中不带丝毫老前辈式的故示慈爱、故示善意的语气，而那似乎确属这个修道院的风格。老人以一种谦逊的、近乎羞怯的，但却精确合度的语气邀请他在结束晚祷后到他的住处一叙。“您会发觉，”
老人说，“我既不是研究卡斯塔里历史的专家，更也不擅长玻璃球游戏。但是，如今正像人们表面看到的那样，我们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宗教组织关系正在日益密切。
我不想置身事外，更愿略尽自己绵薄之力，恰逢您光临本院，我愿不时向您请教。“
老人说话的态度很严肃，但他那种谦逊的语气，加上他那富有睿智的苍老面容，却使他这番过分礼貌的语言产生了某种惊人的多义效果，从严肃到讥讽，从尊敬到嘲笑，从热情参与到游戏打趣，无不有之。那情况就像两位圣贤或者两位教廷贵族相见，以无穷无尽的打躬作揖进行礼貌和耐性的游戏一般。这种混合了尊严和讥讽，智慧和客套的见面礼节，是克乃西特早就从中国人那里领教过的，现在像一杯清凉饮料使克乃西特神清气爽。他记起自己上次听到这种语调——玻璃球游戏大师托马斯也擅长此道——距今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克乃西特又感激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傍晚时分，当他来到老人那位于建筑物侧翼尽头的僻静住处时，却不知应该敲哪扇门；忽然听到了钢琴声，令他大吃一惊。他听出是普赛尔的一首奏鸣曲，演奏得很朴实，毫无卖弄技巧之感，听去节奏精确，干净利落。乐曲那深沉、纯净而愉悦的旋律配合着甜蜜优美的三和弦听起来亲切悦耳，克乃西特蓦然回忆起华尔采尔年代曾和好朋友费罗蒙梯用各种不同乐器演奏这类乐曲的情景。他站停住，默默欣赏着，直至乐曲奏毕。琴音在黝暗寂静的走廊里显得那么孤独、脱俗，又那么勇敢、纯真，同时既十分童稚气，又十分老成，就像任何一首优秀乐曲在尚未得救的缄默人世间所发出的音调一样。
克乃西特敲敲门，约可布斯神父高声应道，“进来吧！”老人以自己谦逊的庄严态度接待客人，小小的钢琴上还燃着两支蜡烛。是的，约可布斯神父回答克乃西特说，他每天晚上弹琴半小时，或者整整一小时，天黑以后他就结束每日的工作，睡前几个钟头他不读书不写作。
他们谈论着音乐，谈到普赛尔，谈到亨德尔，谈到本笃会的古老音乐传统，在所有天主教团体中，本笃会是最热衷音乐的教派。克乃西特表示很想知道本笃会的历史情况。谈话便热烈起来，触及了上百个问题，老人的历史知识确实惊人，然而他也坦率承认，对卡斯塔里的历史、思想及其组织情况，他还缺少研究，还没有产生大的兴趣，但是他又毫不掩饰地对卡斯塔里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宗教团体组织是对基督教模式的一种仿效，而且归根结蒂还是一种亵读神明的仿效。是的j因为这个卡斯塔里团体既无宗教，又无上帝，也无教堂作为自己的基础。克乃西特恭恭敬敬地聆听着这些批评，只是不时提请对方考虑，不论是宗教、上帝，还是教堂，除去本笃会派和罗马天主教所持的宗教观点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不同教派，存在着不同观点，因此无论是否定其宗旨和奋斗的纯洁性，还是否定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刻影响，都可能是不对的。
“完全正确，”约可布斯说道，“您肯定首先想到了基督新教的信徒们。他们虽然未能保存宗教和教堂，却常常表现得非常勇敢，也出了一些杰出人物。我曾花费好几年工夫主要研究各种敌对基督教教派和教堂间试图和解修好的多次不同形式尝试，尤其是一七零零年左右那个时期，我们发现许多著名人物，例如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以及脾气古怪的辛岑道夫，都曾致力于使敌对教派重新和好。而整个十八世纪，其精神思想虽常常显露出草率和肤浅，但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又有趣又意义丰富的思想史。而我对那个时期的新教徒最感兴趣也最下功夫研究。我发现了他们中的一个卓越人物，他是一个语言学家、教师和教育学家，此外还是施瓦本地区一个虔信派教徒，他的道德影响整整两个世纪内都清清楚楚有据可查——不过我们已越出谈论范围，现在让我们回到什么是真正宗教团体的正统性和历史使命问题上来吧……”
“啊，等一等，”克乃西特失声喊道，“请您再讲讲您方才提到的那位教师，我想自己大概猜到是谁了。”
“您猜是谁。”
“我起初以为是哈勒市的弗兰凯，可你说这位教师是施瓦本人，那么我想只可能是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啦。”
老人大声笑起来，喜悦使他容光焕发。“你可真让我吃惊，亲爱的朋友，”老人愉快地叫道，“我脑子里想的果真是本格尔。你是从哪里知道他的？或者在贵学区里的人理所当然应熟知这类生僻和已被遗忘的人和事？倘若你拿这个问题去询问本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士、教师和学生，包括前几辈的人，我敢保证，大概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名字。”
“在卡斯塔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也许只有我和我的两位朋友。有一段时间，我因个人爱好研究过十八世纪的虔信派思想。对几位施瓦本神学家有深刻印象，也十分景仰，尤其是这位本格尔。当时我认为他堪称一切教师的楷模和青年人的导师。
我当时极喜欢他，以致请人摄制了一本古书里的本格尔画像，在我的书桌上供了很长时期。“
约可布斯神父又开怀大笑，“我们今天相逢真是吉星高照，”他说道，“多么奇特的现象，我们两人在研究过程中竟然不约而同碰上了这位已被遗忘的人物。更为奇特的也许还是下列情况：这位施瓦本新教徒居然同时影响了一个天主教本笃会僧侣和一个卡斯塔里玻璃球游戏者。顺便说一下，在我的想象中，贵会的玻璃球游戏是一种需要丰富想象力的游戏，因此我很惊讶，像本格尔那样严格而冷静的人竟如此吸引你。”
现在轮到克乃西特开心大笑起来。“好吧，”他接着说，“您若回忆一下本格尔曾多年从事的圣约翰启示录研究工作，以及他对这部书的预言内容所作的体系性阐释，那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位朋友恰是严肃的对立面呢。”
“这话不错，”约可布斯神父愉快地承认说，随后他又问道：“那么您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
“如果您允许我开玩笑，那么我就要说：本格尔所欠缺的，以及他内心里不自觉地渴求的，正是玻璃球游戏。事实上我已把他列为我们玻璃球游戏的秘密先驱者和老前辈了。”
约可布斯神父又恢复了严肃态度，谨慎地问道：“这似乎有点胆大妄为，竟然把本格尔归入贵会的谱系。不知您对我的见解评价如何？”
“我说过这是一个玩笑，却也是一个有理可据的玩笑。本格尔很年轻的时候，还在他从事那项重大《圣经》研究工作之前，有一次曾向他的朋友们谈起自己的工作规划。他说他希望撰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也即是说他想把那个时代的一切知识以综合和对称方式排列组合在一种中心思想之下。这个想法正是玻璃球游戏在做的事呢。”
“归根结蒂这是整个十八世纪都在进行的百科全书式思想游戏。”老人反驳说。
一事实如此，一克乃西特表示同意。一但是本格尔所力图达到的并不仅仅是各种学科和领域的并列研究，而是寻求一种有机的相互关系，他已启程探找一种共同的公分母。而这正是玻璃球游戏最基本的观点之一。现在我还想进一步说说我的看法：倘若本格尔当年曾建立类似我们玻璃球游戏的思想体系的话，他也许就不会误入歧途，不会去换算什么预言数字，不会宣称自己反对基督和反对千年王国了。本格尔未能完全寻找到能够引导自己趋向他所渴求的联合目标之道，却以自己的数学天赋加上哲学才能创造了一种兼具细致缜密和美丽幻想的‘时代秩序论’，花费了多年好时光。“
“就说到这里吧，”老人说，“好在您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您实在太过于依据幻想了。不过我懂得您想说的东西。我却只在自己专门领域里卖弄学问。”
这是一场互相获益非浅的谈话，增进了相互了解，也建立起了一种友谊关系。
在这位本笃会学者眼中，事情似乎并非巧合，或者至少应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巧合，因为他们两人——他在本笃会，那位青年在卡斯塔里——各自作着本领域的工作，却发现了这同一位在符腾堡修道院执教的可怜教师，发掘出了这位既温顺又坚硬，既热情又冷静的人物。老人认为，他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连接两人的东西，因为这同一望不见的磁石的吸力实在太强大了。那个以普赛尔奏鸣曲开场的傍晚之后，两人间的无形桥梁已实实在在架起来了。约可布斯觉得和这位颇有修养却柔顺好学的青年交换思想很愉快，这种乐趣对他而言是难得一遇的。而克乃西特则觉得自己在与这位历史学家的交往中，在领受教导的过程中，似乎在成长觉悟的道路上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他是视成长觉悟为自己生命之道的。简而言之，克乃西特从老人那里学到了历史，学到了历史研究和撰写历史中的法则和矛盾，而在以后的几年中又更一步学会了如何把现实和自己当前生活作为史实来观察的本领。
他们之间的谈话往往发展成一种道地的辩论，有抨击，也有辩护，而且开始时自然总是约可布斯神父首先向对方发难。老人对自己年轻朋友相知越深，就越为对方感到惋惜，这个如此有出息的青年非但没有受到宗教教育培养，反而受到了一种虚假美学思想的熏陶。每当他发现克乃西特思维方式上某些可资非议之处，就将之归罪于卡斯塔里的“时髦”精神，归罪于它的不切实际，以及那种偏爱游戏式抽象化的倾向。而每当克乃西特令人惊异地以近乎自己思维方式的健康观念与见解和他辩论时，老人就不禁狂喜万分，因为自己年轻朋友的健康天性竟能如此顽强地抵御卡斯塔里的教育影响。克乃西特十分平静坦然地承受他对卡斯塔里的种种批评，只在这位老先生对自己过分激昂慷慨时，才冷静地加以反驳。应当说，这位学者卑薄卡斯塔里的种种贬词中，不乏令克乃西特必须承认的正确内容，其中有一点在他逗留玛丽亚费尔期间已使他的观点有了彻底改变。这一点便是卡斯塔里精神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问题，对此，约可布斯神父认为，卡斯塔里人“完全欠缺历史意识”。
“你们的数学家和玻璃球游戏选手，”老人会这样分析，“已经依照自己的口味为你们蒸馏出了一部世界历史，其中仅有精神思想和艺术的历史，你们的历史没有血肉和现实生活。你们精确地知道拉丁语结构解体于第二世纪或者第三世纪期间，却完全不理解亚历山大，悄撒和耶稣。你们探讨世界历史就像一个数学家探讨数学，其中只有定律和公式，却没有现实，没有善与恶，没有时代，没有昨日也没有明天，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肤浅的、数学上的当前。”
“可是研究历史而不对其进行次序整理，能写出历史吗？”
“撰写历史当然得进行归纳整理，”老人生气地叫道。“与其他事物不同，任何一种科学全都是一种整理，一种简化，使人类难以消化理解的东西得以消化理解。
我们相信自己业已认识了若干历史法则，我们便可以尝试做一些史实的研究工作。
这么说吧，倘若一位解剖学家解剖一具尸体，一般说来不会碰到令他意外的情况，他会在表皮下层发现一块块的组织、肌肉、韧带和骨骼，与他借以工作的简图一致。
但是，如果这位解剖学家只会照简图工作，而完全疏忽其解剖对象个人独有的特殊真实的话，那么他便是一个道地的卡斯塔里人，一个玻璃球游戏者，把数学法则用到了最不适用的对象身上了。我个人认为，可以容许历史学家将自己最感人的幼稚信念应用于整理历史和研究方法上，但是还有一个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他必须尊重那不可理喻的真理、现实以及种种现象的独特的一次性。我亲爱的朋友，研究历史不是开玩笑，更不是不负责任的游戏。一个人想从事历史研究，首先得明白自己试图去做的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然而却因其重要性而必须去做的最重要工作。
所谓研究历史，亦即是说他会面对一片混沌，然而却得持有维护秩序和意义的信念。
年轻人，这是一种十分严肃的工作，也许还是一种悲剧性的工作。“
克乃西特当年给朋友们的书信中大量引用了约可布斯神父的言论，有一段最具代表性，原话如下：“在青年人眼中，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就好像历史大蛋糕里的葡萄于，毫无疑问，他们也属于其实质性主体，但是要想把真正的伟人和表面上的虚假伟人区别开来，绝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简单和容易。虚假伟人之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历史机遇以及他们推测和抓住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的本领。有许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更毋庸说那些新闻记者了，都把他们这种预知和把握某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能力称之为：一蹴而就的成功，并说成是伟大人物的一种标记。某个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者的微不足道的下士，或者某个曾经一度控制了一个世界统治者喜怒哀乐的妓女，都是这类历史学家偏爱的角色。与他们相反，那些耽于理想的年轻人，则大都偏爱悲剧性的失败者，殉道者，在重要历史时刻不是出场稍早就是略迟一步。对我来说，由于我毕竟首先是本笃会的历史学家，因而世界历史中最能够吸引我，令我惊奇，让我觉得值得研究的东西，既不是个别人物，也不是军事政变之类，我不关心他们的兴衰成败，我所关怀喜爱，并且永远具有好奇心的是世界上下述现象：例如我们这类宗教组织得以长存的原因。这类组织长期具有生命力，因为它们的宗旨是试图凝聚、教育和改造人类的精神与灵魂，使他们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优生学，通过性灵改造而不是通过血腥手段，变成高贵的人，成为既能统治也能服务的人。阅读希腊历史时，最攫住我内心的并非光辉灿烂的英雄豪杰，也不是在安哥拉广场上的大声呐喊，而是某些精神探索，譬如毕达哥拉斯兄弟会或者柏拉图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例子是儒家体系之历久不衰。而在我们西方历史上，首推基督教以及作为其结构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教会组织，在我眼中，这才是具有主要价值的历史组成要素。一个幸运的冒险家成功地征服或者建立了一个国家，使之维持了二十年、五十年，或者甚至持续了一百年之久；或者，某个富于高尚理想的国王或者皇帝尝试推行某种比较正直的政治或者努力实践某种文化改革梦想，一度获得成功；
又或者某个国家或者某一团体在重大压力下居然能够承受艰苦并目。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引起我的兴趣，远不及我们宗教团体始终不渝、全力以赴地工作那么吸引我，在这些工作中，有些已延续了一千年甚至两千年之久。对于神圣的教堂，我不拟说什么，因为这是超越我们信徒之上的事情。我可以谈谈各类教派组织，例如本笃会、多明我会以及后来的耶稣会等，全都持续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尽管时兴时衰，时而侵犯别人，时而适应别人，总算也全都保持了各自的面貌和声音，维护了自己的姿态和独特灵魂，看样子还会延续好几个世纪。
我认为这些才是最可敬佩、最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克乃西特崇拜约可布斯神父，就连他的不够公正的偏激之词也十分赞赏。当时克乃西特其实并不知道约可布斯究为何等样人，因而只把他视为学问渊博的天才学者，克乃西特完全不知道那人正在有意识地参与世界历史事务，正以他那宗教组织政治领袖身份左右着世界政治，四面八方不断有人来向这位政治历史和当代政治专家寻求咨询、忠告，甚至寻求调停。克乃西特就这样过了两年，直至他第一次休假离开修道院。这期间他和老人往来时只把他当作普通学者，除了他的言论，对他的生平、活动、职业以及影响情况一无所知。显然这位学养深厚的老人善于隐藏自己，连友谊之情也不外露，而修道院的修士们也皆深谙此道，比克乃西特所能够想象更为善于隐藏。
过了两年之后，克乃西特就像任何一个客人和局外人都能够达到的一样，完全适应了修道院生活。他不时协助那位管风琴师的工作，使修道院小小圣歌合唱队那一线薄弱却悠久可敬的传统得以适度地延续和发展。克乃西特在修道院的音乐档案馆里发现了若干有价值的材料，便抄了几个副本寄到华尔采尔，尤其是寄给了蒙特坡。他开了一个小型的玻璃球游戏初级课程班，安东现在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他诚然未能教会格尔华修斯院长中文，然而却把使用草茎占卜的技巧以及改进了的静思默修方法传授给了院长。这位院长也熟悉了克乃西特的性格，已经很长时间不曾像客人初到时那样，常常勉强他饮酒了。院长在一年两度公事公办写给玻璃球游戏大师的答复文件中，对约瑟夫·克乃西特在玛丽亚费尔的成绩考核里尽是赞誉之词。
而在卡斯塔里方面，涉及克乃西特课程计划和成绩清单的部分才是他们细细审查的内容。他们认为程度稍浅，但是这位教师为了符合修道院的程度，更主要的是为了适应该院的思想习俗而采取的方法，他们大致感到满意。最令他们高兴，甚至真正喜出望外的事莫过于克乃西特与著名的约可布斯神父有了亲密的频繁交往，是的，甚至建立了友谊关系，卡斯塔里行政当局对此当然只是心照不宣，闭口不谈的。
这种友谊关系结出了形形色色的果实，尽管说出来也许会稍早泄露我们故事的内容，然而还是值得说说，或者我们只把克乃西特最为珍惜的那一个果实在此略作叙述。那果实成熟得非常缓慢，就像生长在高峻的大山上的树种被人们移植到了肥沃的平原里，总是迟迟不愿生长。这些被移植后的种子由于遗传因素，对肥沃的土地和温和的气候总持抑制观望态度，它们仍然保留着祖辈那种慢节奏生长的遗传特点。约可布斯这个睿智的老人，习惯对任何影响尽可能保持小心考核态度，因而凡是这个年轻朋友兼敌对观点者向他灌输的一切卡斯塔里思想，他就是这样犹犹豫豫、一步一步地让它们在自己身上生根的。慢慢地种子总算萌芽生长了。对于克乃西特来说，在修道院多年逗留期间所体验到种种美好而宝贵的经历中，这一件事是最美好的：开始时似乎那么难以出现的信任和坦率在这位世故老人身上总算缓慢萌芽生长了，老人不仅渐渐对这位崇拜自己的青年同行产生了同情心，而且对其身上的卡斯塔里思想烙印也逐渐容忍理解了。这位年轻人——似乎说成学生、听众或者门生更为恰当——一步一步把老人引向了认可另一种宗教的境地：老人最初说到“卡斯塔里”或者“玻璃球游戏”这些字眼时，总采用讽刺语气，往往只用于挖苦谩骂，后来开始容忍理解，而最终完全承认了另一种思想形式的可信性，也承认了另一宗教组织，承认了他们尝试创造精神贵族教育的努力。约可布斯长老不再对卡斯塔里的历史短暂、年少无知吹毛求疵，毕竟成立不足两个世纪，较之本笃会晚了整整一千五百年呢。他也不再把玻璃球游戏视为纯粹的花哨美学玩意儿，也不再否定这两个年龄相差悬殊的宗教团体未来有亲善与结盟的可能。
卡斯塔里行政当局对约瑟夫赢得了约可布斯神父的部分信任看成他玛丽亚费尔之行的最高成就，克乃西特本人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此毫无想象，只看成是自己私生活中的一件幸运事。不过他常常在想：派遣自己来修道院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像那些竞争对手们最初所妒忌的是一种提升和嘉奖，还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如说是一种毫无荣誉可言的被遣送坐冷板凳更恰当？如果为了学习，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为什么非在这里？而且根据卡斯塔里的观点，这座修道院并非学习的好园地，也没有可供学习的榜样，唯有约可布斯神父例外。同时，他在此孤陋寡闻，尽与业余水平的人一起从事玻璃球游戏，是否影响了自己的技艺，或者已经僵化退步，克乃西特实在难以断定。此时此刻倒是他一贯不爱往上爬的品性以及他早已日益更能承受命运的心理，帮他渡过了难关。不管怎么说，他作为客人和某项不重要课程的教师生活在这个古老舒适的修道院里，较之离开华尔采尔前一段时间生活在一群勾心斗角人士之间，对他来说是更为愉快的。倘若命运决定把他永远弃置在这个小小的边远地方，那么他想必会设法稍稍改善自己的生活，例如略施手腕把一位朋友调到他身边，或者每年至少去卡斯塔里度一个较长的假期，除此而外，他也想不出有什么要求了。
阅读这部传记的读者也许会盼望读到描述克乃西特修道院生涯的另一方面内容，也即涉及宗教的生活。但是我们只敢于谨慎地稍加暗示。毫无疑问，克乃西特逗留玛丽亚费尔期间和宗教——也即修道院日日修炼的基督教——一有过较深刻的体验。
这不仅是我们的揣测，事实上他日后的许多言论和行为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体验。
然而他是否信奉基督教，或者信仰到何种程度，则是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也不属我们研究的范围。克乃西特除了卡斯塔里所培植的尊敬宗教思想之外，还具有一种纯属个人的虔敬心理，也许我们可以称之谓虔诚性。早在学生时代，克乃西特便已对基督教教义及其古典形式获得过良好教导，尤其是在学习教堂音乐过程中获益更多。首先是他从此熟悉了弥撒的仪式和圣礼的程序。
克乃西特在本笃会修士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活生生的宗教，这不禁使他感到惊讶和肃然起敬，因为他以往对此只有理论上和历史上的知识。他参加了许多次礼拜仪式。当他熟读了约可布斯神父的若干理论文字，并进行了认真交谈之后，终于看清了这个基督教完整的罕见的面貌：在若于世纪里，它曾许多次被视为过时、老朽、陈旧和死气沉沉，然而每一次都总是汲饮自己的源泉而获得新生，同时把一度显得时髦而占上风的东西统统遗留在后面。克乃西特在同他们交谈时心头总是不断浮现出这样一种想法：卡斯塔里文化也许仅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俗化了的、暂时的支流，有朝一日会被重新吸收回去。克乃西特对这个想法从不曾认真加以抵制。即使如此，有一回克乃西特仍然对约可布斯神父说明自己的立场总在卡斯塔里一方，而不会倒向本笃会，他必须为卡斯塔里工作，卫护它的利益，而并不考虑自己作为其中一分子的宗教组织是否可能永恒存在，或者是否具有很长的存在期限，改变宗教信仰对他而言只可视为一种不光彩的逃避行为。他们两人都敬仰的那位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当他在世时也曾服务于一个又小又短暂的教派，却也丝毫没有耽误他服务于永恒的神圣使命。什么叫虔诚，也就是一个人忠诚到不惜为信仰奉献自己的生命，这却是不论在哪一阶段和哪一次忏悔中都可能遭遇的。服务和忠诚也是衡量每一个个人是否真正虔诚的唯一有效的检验标准。
克乃西特在本笃会已逗留两年左右时，修道院里忽然来了一位客人，那个人小心翼翼避免与他会面，甚至连最普通的介绍都避开了。这反倒引起了克乃西特的好奇心，他密切关注着陌生来客，其实此人只逗留了几天，这却导致了各式各样的猜测。他最后断定这位陌生人的宗教外衣纯属伪装。这个不知名的客人不断和院长，尤其是和约可布斯神父关起房门进行长时间谈话，同时不断收到紧急信件和发出紧急信件。迄至当时，克乃西特己多少风闻修道院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传统，便揣摩来客可能是一位肩负秘密使命的高级政府官员，或者是一位微服出行的王公贵族。当他默默思考着自己这些观察时，想起前几个月也曾有过一位和数位客人来访，如今细想起来，似乎也具有同样的神秘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回忆起了卡斯塔里的“警察局长”，那位和蔼的杜波依斯先生，回忆起了要他时刻留意修道院内此类活动的请求，虽然他既无兴趣又无责任撰写诸如此类报告，却始终有些内疚，因为自己长期以来从未给这位好好先生写过任何信件，杜波依斯先生想必对他非常失望了。于是克乃西特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试图解释自己长期缄默的原因，为了使信件多少有些实质性内容，也略述了自己与约可布斯神父的交往。至于这封信是否有人重视和有人阅读，他就无法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