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山诺波利斯的太太不肯陪她丈夫一起来，”艾玛·艾玛说，“她认为他简直疯了。不能怪她，像她那个年龄的女人，有了一切安全感，习惯了别墅、仆人、安适的生活，当然不肯放弃一切，到一个荒岛上过原始的日子。还有，柯蒂莉亚·卡斯提利欧尼伯爵夫人也要来，她比她年轻多了，具有她丈夫非常欣赏的才智，不仅分享了他对马特尔及希腊古物的爱好，而且满腔热情。伯爵夫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就是这样，唐那提罗神父才参加的。阿山诺波利斯一向不喜欢神父，他是个不可知论者。不过，伯爵夫人说，她的仟悔神父一定要同行，否则她就不走，他只好让步。他想，女人大概需要宗教吧。不过伯爵夫人坦白告诉他，生命中有一些真理，只有女人敏锐的心灵才能感受，他虽拥有一切男性的智慧，却天生感受不到。他就是没有触角，没有触角来感受。阿山诺波利斯听她说这些话，便喜欢她。因为她说的话都很费解，正因为费解，使她显得难以捉摸，非常神秘，因此就更迷人了。”
“三次大战前一年的八月十五日，我们从皮拉斯港出发，”艾玛·艾玛说下去，“这时候，船上大部分人都以为我们要到某一个岛上去寻宝，我们一路上，一个名叫特拉西马丘斯的旅客使这谣言更形象活跃。劳思对这个谣言泼冷水，并且告诉大家，金子要靠大家额上的汗珠、大家辛勤的工作，在羊群、作物和果园中寻找。他向他们提出辛勤工作，低税率，好天气和和平的保证这已经够公平了。我们五六个人在那儿，都是阿山诺波利斯的密友——包括劳思，科学家阿提模斯博士、卡德莫医生、伯爵夫人、阿山诺波利斯一位特殊的朋友安德瑞夫·索马瓦未屈王子，还有他的小女儿奥兰莎。他们认为我懂一点南太平洋的语言、法律和风俗，也许可以派上用场。我们绕过直布罗陀海峡，穿过巴拿马运河——一年后毁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向千里达开去，沿着南美的海岸前进。”
“航程一直很顺利、很愉快，没有阴雨。我们是在千里达停船补充用水和食物，只有一个人中途下船。一位年轻的工匠听说我们要到不知名的小岛永远不再回来，他吓坏了；跑到岸上一去不返。船上的生活很惬意，和普通出游没有两样，有牌局、甲板运动、鸡尾酒会、好酒，晚上还有音乐。迦里是阿山诺波利斯亲自选的最佳提琴手。有时候，我们假想自己正在太平洋旅行，永远找不到小岛，或者阿山诺波利斯会改变主意，我们一年以后就回来。下甲板也逸趣横生，农夫和渔人拿出他们的提琴，有人弹吉他，男男女女在月光甲板上跳舞，音乐和笑声夹着牛羊的鸣叫——真像一个快乐的大家庭。除了到处有山羊味，事事都如意。我们很幸运，那时正是八月底，不过大海日间是一片白浪，晚上却是晶莹的靛青色，随着船身的前进而发出磷光。”
“我们到了秘鲁沿岸，才发现船上有一个希腊正教的神父，是以牧羊人的身份偷偷跟来的，那就是亚里士多提玛。阿山诺波利斯反教会的态度早已远近闻名。有些神父登记要参加这次远征，照顾移民心灵上的福祉，他一概拒绝了。而且，一个神父也够了。不过，希腊农夫都是正教教徒；当他们一想到自己的孩子没有人施洗，就大感震惊。当时亚里士多提玛是一个年轻教长，派驻在奥林帕斯山附近，农夫们秘密商量要他以牧羊人的身份登记。他是一个正规的正教神父，当时他的想法还没有受劳思的影响。”
“我们在秘鲁海岸遭到了暴风雨。船身在暴雨和波涛中颠簸了两天。每当船尾被抛上天际，整条船就抖动、割裂。发出不祥的声音。简直像一只风信鸡，在黑暗的海中被魔鬼踢来踢去。暴风雨平息后，船身极有韵律地在余波中慢慢摇晃。不少没出过海的农夫都病倒了。第三天，有一位老牧羊人不幸逝世。他们去报告卡德莫医生。太阳出来了，船只那狂怒的颠簸也停止了。大家去请唐那提罗神父，他手拿祈祷书下去，准备替死者祈福，才让大家举行海葬。亚里士多提玛却站在那儿，头戴黑帽，身穿整套教士袍，也拿着羊皮的祈祷书。他们四目交投。意大利神父把偷渡的高个子神父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惊奇得愣住了。伯爵夫人告诉他，他是唯一获准上船的神父，是这群小羊唯一的牧者，哪里跑来这个不速之客，这个披着羊皮的野狼？亚里士多提玛个子很高，不戴帽子也有六尺二寸。唐那提罗神父讨厌高个子，因为他要仰头才能和他们说话。他喜欢俯视农妇和小孩，拍拍他们的肩膀——这个姿势比较适合神父的身份。不过，他们握了握手。唐那提罗神父天生坦率、温和、友善，具有开朗的笑容；假若他当时牙齿比平常露得多一点，在那种情况下，也很正常嘛！”
“咦，尸体呢？”他挺了挺身子说。
“在那边，”高个子神父答道，“实在很难为情，不过他家人希望我为他执行最后仪式。我名叫亚里士多提玛，是奥林帕斯山区的教长。”
唐那提罗神父暗自高兴，这位陌生、秘密的教士声音很小，甚至有点自贬身价的意味。他知道自己有一副男中音好嗓子，在米兰大教堂中能发挥高贵的特质，深入圆顶的每一寸隙缝中，使石头震动，发出清晰、脱俗的回响，以追随上帝的荣光。
阿山诺波利斯来到了现场，奥林匹亚村民都要求他让他们自己的神父来执行教仪，说这是死者的愿望，这一段纠纷终于平息下来。其实亚里士多提玛神父在死者断气前，早已行过涂油礼。阿山诺波利斯和蔼地答应了，因为这种事应该尊重遗族的意见。后来阿山诺波利斯把亚里士多提玛带到甲板上，问他一些话。阿山诺波利斯对这些事情，比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罗马总督）对犹太人的吵架更不关心，他根本不在乎。而且，他发现自己很喜欢高个子神父，他喜欢个儿高的人——所以他才喜欢安德瑞夫王子——亚里士多提玛常常到甲板来陪我们，和俄国王子也交上了朋友。俄国王子、亚里士多提玛、阿山诺波利斯和劳思看起来真像格里哥笔下的圣徒，伯爵夫人尽量欢迎亚里士多提玛神父，同时又为唐那提罗神父打气。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人又聪明，当然看得出来亚里士多提玛和唐那提罗崇拜同一个上帝。
两三个棕色裸体身影突然出现在花园里，打断了这次航程的叙述，他们声音尖细焦躁，要找波文娜。
艾玛·艾玛和尤瑞黛冲到走廊上。
波文娜出去了，大概在广场附近，艾玛·艾玛叫他们到那边去找。自从来这里以后，尤瑞黛第一次看见她快乐的面孔罩上一副愁容。
“怎么回事？”她问艾玛·艾玛。
“她父亲喝醉酒伤了人，把人家牙齿都打掉了。”
“真是糟糕。”
“我真恨这种事，不过这是泰诺斯人的风俗。如果我有办法，我真想阻止他们，那是半宗教性的风俗，很难扑灭。”波文娜来了，头默默垂着。她们目送她直挺的褐色身子跟着泰诺斯土著走出大门，她回头对她们笑了一笑。
“我为这个女孩子心痛，她要去接受一切，勇敢的女孩。”
“接受什么？和她有什么相干？”
艾玛·艾玛以逆来顺受的口气，慢吞吞地说：“那是他们风俗。”她说：“她要去替她父亲赎罪。”
“我不懂。”
“你当然不懂，她老爸犯错，她要去接受鞭打。不过她会乖乖地承受。我真想去阻止，不过她仍是她父亲的孩子，不得不遵从他们族里的风俗。”
“你到底说些什么？”
艾玛·艾玛情绪相当激动：“我等一下再告诉你。我要去烧一点热水，准备一帖敷药。我想她黄昏就可以回来，她不会谈它——只是接受它，把它当成做女儿的义务。希望他们别打太重，那女孩像野草一样倔犟。”
艾玛·艾玛忐忑不安，她搜遍房子，找一些干净的破布和硼酸粉。尤瑞黛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激动，波文娜以前也挨过打，她总是笑着回来，背上有瘀血的伤痕，可是坚持说不严重。不过，艾玛·艾玛很久才平静下来。
她们在走廊上坐了好几个钟头，俯视一里外北海岸的泰诺斯村庄，还有岸外碧蓝的海水及海上点缀的几艘渔船。泰诺斯人自建的绝壁土屋由远方望去，真像锯齿形的养兔场，密密麻麻的一大片，间杂着几处青葱。看起来真安详，有如一首牧歌。
“如果风往这边吹，我们也许听得见她的叫声。”
“不，那孩子不会叫的。泰诺斯人挨鞭子，从不叫。他们的个性中含有神奇的力量。”
“他们为什么不打那犯错的人呢？”
最后，艾玛·艾玛恢复了客观的学者态度说：“泰诺斯人和所有原始民族一样，具有一种稍为野蛮，却颇合理、严厉的正义感。如果有人怒殴邻居，他的一个儿子就要被人打屁股。泰诺斯法律中，这叫做‘罪恶的转移’，由别人代为受罚而消除了罪恶。这是原始的正义感，根本上源于人身祭祀或动物祭祀。罪恶必须付出代价，但犯罪者本身不想接受惩罚，于是就想出别人替死的办法，用羊啦，或更早的时候用人当祭品。这样，在神的眼里一切就摆平了。你一定听说过，把美丽的少女丢到海里，以拯救全村的瘟疫或旱灾。”
“我可不想当那个少女。”
“可是她别无选择。甚至在文明的生活中，父亲犯罪儿子受罚也被认为是正当的。当然，父亲权威很大的时候，不难叫他们相信儿子该替老父受罚。不过，劳思定了一条艾音尼基式的法律，和这个方法相反，由社会心理学看来很健全。这个办法很有效。艾音基尼人的小孩犯错，他的父母要受罚。如果一个小孩偷东西，我们就把他的父母关起来——他的父亲，或母亲，或两个人——关三天。通常情形不至于此，但是理论是这样。如果孩子做坏事是谁的错？这是个家庭荣誉问题，很符合孔夫子的理论，而且确实有效。假如孩子偷东西或犯别的罪，父母会觉得丢脸，责任在父母的肩上，是他们疏于职守。这一点，我相信，正是本岛实际上没有少年犯的原因。我们让父母自己处罚孩子，只要他们觉得适合。及时阻止他们，免得使他们变成积习难改的犯法者。”
“听起来蛮有道理。可是泰诺斯人又怎么样呢？”
“他们有完全相反的正义感，做法相反。一个女人若犯了通奸罪，大家就用石头打她的女儿。你觉得没道理，他们却认为有。当然，他们不至于把这可怜的女儿打死，但是一定要有人赎罪，否则瘟疫就会降临。这是很熟悉的替身牺牲和赎罪的老观念。安德瑞夫王子有一次救了一个四岁的小孩，使他免于被石头打死。他祖父偷了邻居的羊，杀来吃了。我们看见村人围着那个赤裸的小孩，他很惶惑、很害怕，连一个四岁的孩子都感觉得到，全世界都与他为敌，他叫着跑着。有人开始扔石头，打到他的头。安德瑞夫走出来，怒火满面。他一言不发地扬起鞭子，抽打手上拿着石头的人，然后抽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其他的人看他走近，马上把手上的石头丢了。王子看来真够瞧的，六尺四寸高，火红色的前额和赤褐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生辉，全身挂满勋章——他不戴勋章绝不出门。他们知道他就是王子。他追问是谁丢出第一块石头，一个十六或十八岁的男孩拔脚就跑。他被抓了回来，王子用鞭子猛抽他，抽得他尖声求饶。那小孩躲在灌木后面观望，王子好不容易才哄得他停止啼哭，把他带回去交给他母亲，叫他们别让这种事再发生。
“这完全合理，”艾玛·艾玛接着说，“如果一个人的罪可以由他的儿子来偿还，那么由孙子赎罪也是合理的延伸，甚至可以延到第三、第四代。那是他们的宗教，神明不喜欢看到罪恶没有受到惩罚。他们的理论是，由祖父带有罪恶的种子，因此小孩一生下来，身上也带有罪恶，很玄妙。如果小孩能免去生的烦恼，那真是大慈大悲的行为。你不信这些，对不对？当然这个理论会伤到孩子，是个可怕的教条，居然在孩子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时候，就指控他有罪。可是泰诺斯人的教士相信这些，并且非常武断。孩子生来有罪，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家庭富裕，有能力杀只羊来代替，小孩的罪就被替死的羊‘接收’了。把罪放进去，然后拿出来，教士可忙坏了。这些在我们看来或许复杂，但对他们野蛮的心智而言却是十分合逻辑的。以动物祭祀来代替人身，已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了；后来又有火烧祭品来代替杀生，这已是后期的事了。天帝起先是个喝人血的神明，他们像食人族一样，一等到野蛮人学会了烧烤的技术，他们的神祇也同样爱上了烤肉。”
“真可怕，吓死人。”
“就是这样，人类学才有意思。把自己置身于野蛮人的立场，再追随他们的想法看看。他们并不恨那个小孩或那头祭祀的羊，也不恨他们正鞭打着的波文娜。他们只是另有一套荒唐的逻辑。没有人能动摇他们罪恶必须付出代价的想法，由罪人或别人付出都一样，只要有人替犯罪者赎罪就行了。”
使尤瑞黛更困惑的是艾玛·艾玛引述的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有趣，正足以表现泰诺斯人想象的特性和可怕的正义感。当她告诉劳思和阿山诺波利斯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也不太了解。故事是说，古代有位国王住在宏伟的宫殿里，周围是皇家公园。（艾玛·艾玛猜想，那大概是古印加国王，住在安地斯山顶；她的理论主张岛上的土著是由那儿来的，而不是从中太平洋的小岛上移居来的。）国王禁止他的臣民采皇家的水果，也不准踏入这块皇室保留地。有一天，邻村的一些小孩采草莓，无知地走进了皇家公园，被皇家侍卫逮捕到了。国王盛怒之下，将全村的人放逐到边远的小岛。村民非常不高兴，因为那里的土壤干燥，作物很难生长。他们责怪他们的孩子，使他们陷入困境。同时对残忍的国王心存不满，怨声载道。国王有一子，有一天打猎时经过这个新村落。村民认出了他，扑向他，用棍子把他打死。而后来的结局真是使人惊异，听说了自己儿子的死亡，国王很高兴地原谅了他们，因为他的正义感得到了满足。他派使者对他们说：“国王陛下已原谅了你们，因为你们杀死了他唯一的儿子。他死了。你们的罪也被赦了。你们全都可以回来了。”虽然这种推论对艾玛·艾玛和尤瑞黛而言，稍嫌夸大，但它却很适切地说明了泰诺斯人赎罪的想法。
艾玛·艾玛解释这个故事说，国王也答应原谅他们未来犯的罪——抢劫或偷盗，甚至私通——因为他们的罪已代为偿还了。这样当地的法律很轻易地就荡然无存了，因为每一次一有小偷被抓到，他只需要提醒国王王子的死就可获得释放。他们天真原始的信念是很难动摇的，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免除沉重、讨厌的道德悔悟的重担。从说故事人的艺术观念看来，国王起先不可理喻的严苛，后来却宽容到极点，这种个性的转变似乎并没有烦扰到泰诺斯人简单的头脑。他们看来，一切都合逻辑，很连贯，完全相称又令人满意。
艾玛·艾玛发现这个王子被杀的故事，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故事印证了泰诺斯人源自印加的理论。在秘鲁旅行时，她曾听过一个类似的印加故事，情节稍有出入而已。王子被村民推下悬崖，而不是被棍子打死。其中一项重要的细节吸引了她的注意。在秘鲁人的故事里，国王的名字是鸦胡诺，在泰诺斯的传中说则叫做迦庸塔，显然是更早的字。如果她能搜集到“ㄍ”音变为“一”音，“廿”音变为“厂”立的例证，其间的关系就更可以确定不疑了。有一件事非常明显——“ㄍ”音是早期的发音，研究语音学的人都知道。如果她能够确定印加语言中艰难的喉音“破”为颚音的过程；就能帮助她测定泰诺斯人过去移居的时间，她将因此而快乐非常。一般说来，移民不会参与母国语音的转变，所以他们移居的日期一定比“ㄍ”音化为“一”音的年代要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