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句话，本书不是为失败主义者写的。无论是怎样一种失败主义，失败主义总是失败主义。

假使，从本书里指出失败主义，甚至说主题是失败主义，那我将把我的秃笔和我的不幸一起投入烈火中去。但是，我在这里要提出警告，我的作品不写色盲者指黑为白，也决不以割裂或剽窃作为装饰他们的花朵，甚至作为攻击的剑！

无论从军事的因素说，或者从经济的因素和政治的因素说，持久战，这一理论，已经金字塔一样建立了起来。它有历史的不朽，它有prometheus的伟大。失败主义是残雾，而这一理论是日光；失败主义是望月而喘的牛，而这一理论则把握了客观的、存在的必然性。

就是从战役说，失败主义一样被粉碎了。南京的一战自然于中国是相当严重的不利。但是，胜利绝不是廉价的，也绝不是直线的。何况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工业国家和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停滞在农村经济状态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胜利是跋涉的长途，需要怎样艰困地去争取啊。中国和日本今日的战争正是这样。而作为一个国家象征的、我们的国旗，所以有四分之三幅是强烈的红色，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又何况，南京的一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从南京的失陷开始，一方面又从南京的失陷完结了。而徐州的一战，使中国在军事上从溃败和混乱的泥潭里振作起来；武汉的一战，使中国收获了有利于持久战的、宝贵的稳定；豫南、鄂北的一战，和最近洞庭湖畔的争夺，胜利的晨光已经开始熹微的、照着中国的军旗了。这些，都是铁一样有力的事实，失败主义因此受到了判裁，滚吧，滚到你应该去的地方去吧！

但是，对于给我劝告的和为我有所顾虑的朋友们，对于他们的纯真的心，无论如何我是感谢的。这感谢，是由于我自己所承受的太多，也由于他们给予我所热爱的祖国的比给予我的更多。

我为什么这样写呢？

第一，历史是一个真实。人不能够改变历史，也就不能够改变真实，更不需要改变真实。从古代英雄的画像里，我们看见了一种非人间的雄姿，心上虽然崇敬着，被崇敬的却不过是一些线条和色彩，一种和这些线条和色彩相结合的、我们自己心头的想象，其实已经不是那英雄了，那英雄已经被我们在崇敬着的时候忘记了，因为他已经被这样的画像和想象所篡夺所歪曲了。你愿意看走样的、古代英雄的画像么？你愿意读这样的历史么？你愿意人们改变我们抗战的姿态——那是你自己也在里面的。但是把美丽的颜色涂得太厚，因而使你失去难有的亲切之感——那样的事在这里发生么？因为不真实，也就不再有生命，所以没有亲切之感了。涂脂抹粉不但是笨拙，并且是罪恶。真实并没有什么毒，为什么非改变不可呢？真实最美丽，为什么要在红色上再涂些红色，使它变紫、变黑呢？并且，唯有真实，只要是真实，便于我们无害面有益。

第二，在事后说谴责的话，那是卑劣的。而在事后说英雄的话，同样并不漂亮，并且是无益的。既不是教堂中的谴责，又不是阿q相的讥讽，目的是什么呢？是暴露么？——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作为暴露吧，假使这暴露的侧面给我们的是经验、是教训。经验是血肉所升华的，教训是错误所沉淀的。怕触到失败的原因，就没有经验，怕触到错误的事实，就没有教训了，虽然经验和教训是客观的存在着，如同那满垅金黄的秋稻、丰饶而成熟的存在着。金沙也是客观的存在着的，苹果也是丰饶而成熟的存在着的，前者要人从泥沙中去淘取，后者要人从树枝上去采摘。不淘取，宝贵的金冠不会在人间出现；不采摘，香甜、红艳的果实会自己腐烂。而失败的原因和错误的事实，那也是历史的存在着的，铁一样的。让我们勇敢的承认这失败的原因和错误的事实吧！因为这等于勇敢的把经验和教训接过手来。过去是已经过去了，我们只有把握现在和未来，用经验和教训帮助我们把握现在和未来。

但是，假如本书真有什么可以诅咒之处，无论是由于人的视觉的可怜，还是由于我自己的笔力的不幸，我都负责，让一切不洁全归于我吧！而抗战，它和神光一样，是那样神圣，那样崇高，那样光辉，那样不朽啊！

一般说，战争是力和力的对比。但是，所说的力，并不是机械的力，而是一种相对的力。从这一前提出发，法国一个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作出了防御的可能性和它的优越性的结论。

我也曾在一篇论文中说到过战斗意识和战斗技术间的力的平衡的问题，也归结到这一个论点。但是，结论并不是战术的，而是政治的。因为我们不只是用军事抗战，我们更需要政治的抗战。

从南京的一战看，有防御的可能性，却没有防御的优越性。

为什么？因为，防御只是一个战术。这个军事的力的运用，是需要和政治的力配合起来的。不幸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政治的力的认识，是太不够了。

所谓相对的力，应该包括军事的力和政治的力在内。而防御，不过是军事的力，并且不过是军事的力的一个形态，而不是全部。因此，在军事上，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集中兵力的攻击，使劣势的防御仅仅作劣势的防御，那自然是脆弱的。

就是从战术说，从防御本身说，在相对的力的运用上，一样有重大的缺陷。

南京的防御战，我们虽然承认是不利的，劣势的，脆弱的，但是并不等于说，它一定得那样狼狈，非那样落花流水不可。相同的条件，作不同的运用，可以有不同的结果。那样的结果，将使南京的防御战以完全不同的雄姿出现，而南京的一战之后的两军的形势也将是另一种的展开。那样的结果，是使敌人付出更高的代价，而自己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

本来，南京的防御战，最好在它的外围进行，把镇江、句容、溧水、芜湖的一线强固起来。但是，由于淞沪的一战，这一企图，受了限制。

那么，由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江宁的一线保卫南京，应该是可能的。但是，它又给“太平天国的打法”断送了！

就说“太平天国的打法”吧。既然决心死守，那就死守下去吧。在军事上，迟疑和动摇是比处置错误更不祥的，这是小学教科书的第一课。但是，大言壮语后面，竟是退却！

退却又何尝不可以。退却有利，退却就不是不勇和无能。退却假使能够招握着适当的时机，有整个的计划，退却就等于胜利，通过这样的退却就可能收获胜利。邓龙光部克服芜湖就是这样的。芜湖的克服，不但是邓龙光部退却胜利的完成，它差不多把敌人的第十八师团和伪军于正山部全部歼灭，使敌人从此不敢也不能够再沿江南铁路南进。

当时的形势是那样危急，像一片枯草落在火边。邓龙光部不过是一个师，和一路收容下来的残兵散卒，却作出这样的奇迹。并且，他们的行动，虽然出于一种战术的认识，但并没有什么计划。所以，假使卫戍南京的部队能够有一个退却计划，集中兵力，攻击一点，当敌人麻醉在胜利的满足中和后续部队没有到达的时候突围而出，至少不会有那样惨重的损失，至少可以有克服芜湖那样的胜利！但是，事实上的退却却是十几万大军蜂拥渡江，而滚滚不尽的长江里又没有什么船舶，挹江门的守军严峻的放起枪来，于是，秩序完全混乱了，损失大于死守和突围！

这是血淋淋的经验！这是血淋淋的教训！

这是战术的错误！

这是赌一个民族的百世的命运！

在这里，谨以我的小小的鲜红的心，献给从南京退却的、在惊风骇浪里艰苦卓绝把抗战支持下来、稳定下来而又坚持下去的将士们，作为四万万人中的一人最高的感谢！

抗战起来不久，就有“伟大的作品”的呼声提出了。

但是，写作，敢有什么伟大的野心呢？没有人比抗战着的将士更伟大！没有作品比抗战本身这史诗更伟大！在用血写作的人面前，用笔写作的人是渺小的，像花渺小于宇宙！在血写成的作品面前，墨水写成的作品是无光的，像流萤之于太阳！

自己所以拿起笔来，只是因为给一系列壮烈的故事深深感动了的缘故！

使我愤怒，使我动手写这本书，使我难以自制的，是这样的一件事：

去年夏天，我在衡山。星期日，常去访问在长沙相遇的孙福熙先生、初相识的艾青先生和刘躬射先生，也常去访问池田幸于先生。对于鹿地、池田夫妇，他们从敌人的一边伸过兄弟的手来，完全摆脱血缘的成见，站在正义的哨位上，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和感谢，有说不出的尊敬和同情。而且，从她的谈话里，我还可以听到许多别的地方所听不到的话，譬如“野菜运动”，譬如某一战役中敌人的战术和攻击方向，譬如日本的军事工业的某一侧面。

有一天，她对我这样说：过去，她把中国的报告文学看得很高。但是，最近，在日本，除石川连三的《未死的兵》以外，又有了一部十六万字的新的报告。自然，那是歌颂侵略战争的，在意识上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从它的分量来说，从作者的写作态度——放一枪又写一笔的写作态度来说，又是中国的报告和作者所不及的。但她没有记住书名和作者的姓名，只知道里面叙述的是从杭州湾登陆到徐州会战的故事，作者是一个通信士。

我惭愧了！为自己，也为中国人。

我惭愧了！但当时并不是以一个拿笔的人的地位惭愧的，虽然我也写过报告；我是以一个拿枪还没有完全放下枪来的人的地位惭愧的。

跟在惭愧后面，愤怒来了！

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即使是从分量和写作态度来说，我也有反感。

这是耻辱！

那报告，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最近读了一篇关于日本文坛动向的论文，使我想到，大概就是《麦雨士兵、土雨士兵和花雨士兵》吧？作者大概是火野苇平吧？

中国有没有“伟大的作品”呢？有的！

中国有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

并且，墨水写成的“伟大的作品”，假使是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的复写，那不久也可以出现的。

那作品，将伟大于火野苇平的《麦雨士兵，土雨士兵和花雨士兵》的！

否则，是中国的耻辱！

我是这样才写《南京》的。

但是自己没有伟大的野心，自己的心不过在愤怒着而已。

写战争，有许多的难处。

火野苇平是通信士，他明了某一战役的全般情况，又体验了士兵的战斗生活。这是他的作品得以完成的客观的条件。

在战争里，将军和士兵所知道的完全不同。将军不知道兵是怎样打法，兵也不知道将军是怎样判断，怎样下决心，怎样处置的。自然，这不过是就一般而言。世界上的大河并不是完全向东流的，而东流的大河也不是一条直线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真实。在战争里，将军所看见的是森林，不是树；而士兵所看见的恰好是树，而不是森林。

所以，将军写出的战争，往往是将军式的战争，而士兵写出的战争，又往往是士兵的战争。前者是大战回忆录，后者是《西线无战事》。

将军能够写得好，士兵也能够写得好。不反对将军用兵的写法，或者士兵用将军的写法，只要能够写得恰到好处。但是，不能勉强将军从士兵的地位去看去写战争，也不能勉强士兵从将军的地位去看去写战争，那是没有希望写好的。

何况是一个拿笔的人呢？他不是将军，或者他是将军而不是士兵，他不是士兵，或者他是士兵而不是将军，生、旦，净、丑集于一身，要求是苛刻的，不合理的。

因为，战场是瞬息万变的，像初秋的云，没有固定的形态，在你略一凝想的时候，一只小绵羊已经变做两朵白蔷薇花了。你能够把天所看见的云，完全描写出来么？你只能够说，今天所看见的是堡状积云和鳞纹云，不是伪卷云。只有这样。写战争，也只有这样。

况且，军事行动是那样秘密，比爱情还要秘密，甚至比外交还要秘密。往往将军所知道的，兵不知道，连长所知道的，排长不知道；这一单位所知道的，那一单位不知道。战地记者，在走马看花里，要把握一切，是很艰难的。

由于兵种的不同，任务的不同，步兵不完全知道炮兵，前卫也不完全知道预备队，在技术上，在战术上，在装备上，在动作上，在行动上，在空间和时间上。写战争，只说军事，也需要多方面的知识，这，即使是对于一个军人作者，也不能够求全责备。

但是，既然写起战争，这些问题都需要作者解决的。

我所以敢大胆的写，是因为自己修习过军事课程，在战壕里生活过几天。但是，动笔时，涌出的不是如泉的文思，而是重重的困难。譬如，第一次写的时候，才写成两章，就发现了两处技术性的错误，虽然在写作之前我曾经请教过有专门知识的人。

再以追击炮的射击口令做例吧。这口令，包括着炮弹种类、信管种类，药包数量，目标、射击方法，在间接瞄准的时候不指示目标，指示瞄准点。这些因素，是一个也不能够缺少的。没有目标，那就是无的放矢，那就没有方法决定射击距离，也就不可能命中目标。摆射，散布射、梯次射的口令更加复杂。一个口令就有这许多的问题。

所以，“追击炮！——二千公尺！——放！——”这样的口令是荒唐的；“洞！洞！……”那样的射击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聪明人的错误。

自己也许也有这样的错误吧，虽然我的心是诚恳的，不敢卖弄聪明。

还有一个问题。

怎样使一篇小说情感完整，统一起来。

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在一起生活了半年的朋友楷。他和我一样，并不是学文学的。但是，这问题有它的重要性，值得重视，值得思考。

一般说，一篇小说的情感发展，是和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发展相平行的。这是说，用一个或几个人物把一篇小说的情感贯串起来。读者的心的跃动，和小说人物的心相一致：他欢喜的时候，我们欢喜；他忧愁的时候，我们忧愁；他饥饿的时候，我们即使在苹果园中，甚至正在咬吃苹果，也忽然会失去味觉；他奋斗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在手臂上凸起来，我们的血液会汹涌得象春涨中的江水；他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仿佛自己在风雪中逃走，仿佛自己病倒在只有旧蜘蛛网和在黄昏里乱飞的蝙蝠的破庙里；他胜利的时候，我们忽然变做英雄，好像天上的太阳也属于我们。

但是，在本书里，我却不能够这样做。

因为，写南京的一战，得从每一个角落写，得从每一个方面写，争取写出一只全豹来。

而且，事实上，抗战并不是某一个英雄的业绩，也不是少数人壮烈的行为，而是属于全民族、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每一个将士都有血肉在内的。

我怎么能够创造一个或者几个英雄，步兵也是他，炮兵也是他，淳化镇的一战有他，雨花台的一战有他，挹江门有他，渡江有他，和战车血肉相搏又有他？

那么，让我的作品的情感支离破碎么？

也不能！

怎么办呢？我固然相对的放弃了用人物把一篇小说的情感贯串起来的做法，但是我却企图把这个情感用事件贯串起来，用战争贯串起来，而求它的完整。这不过是我的一个大胆的尝试。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本书是报告呢，还是小说呢？我回答不出。

书里有真实的故事，有从别处移植过来的、真实的故事，有部分真实的故事。这很像报告。

但是，书中也有虚构的故事。尤其由于材料搜集的困难，真实的故事往往是一个轮廓，仅仅是一个轮廓，不得不由我给以颜色，给以血肉，给以构想。这又很像小说。

我不敢把它作为报告，也不敢把它作为小说。

第二，书中有一些术语，所谓“军语”，还有近于操作的动作，这使本书颇像“操典”。

这是无法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田为所写的是战争，而又要求形象的写出。我只觉得写得太少。我诚恳地说，这无所谓卖弄军事的才能。——由于必要，我倒可惜我没有足够卖弄的军事知识。

两篇中篇报告完成以后，我就决心开始写南京了。

但是，没有写作的环境。而什么是写作的环境，又很难说。火野苇平不是放一枪又写一笔的么？想到火野苇子，我是怎样惭愧和怎样愤怒啊！

我决心：我和我的作品即使离开“伟大”很远，像南极到北极，像麻雀比铁鹫，我也要写，我也那样写，那样写得多，那样放一枪又写一笔的写。我不能让敌人在兵器上发出骄傲一样，在文字上也发出他们的骄傲来！我们要在军事上胜利，也要在文艺上胜利！

但是，真正惭愧的是，我不但在写作上一无所成，在战争上也一无所献！

从受伤的那一天起，我就脱离了第一线。去年十月，为了梦想的王国——当时的打算是，暂时脱下军衣来吧，我到北方来了，奔走在风沙里。今年四月，我病了，转到西安来，终于又是闲着两只手，半年了！

我的心在咬痛。无论如何，我在为了抗战的动机里实际上脱离了抗战！我不但放下了我的枪，两个中篇报告完成以后，差不多又放下了我的笔了！

可诅咒的我的牙齿啊！可诅咒的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血液啊！我为什么只是等待凤凰呢！我应该有麻雀就捉麻雀！

直到七月，我受到鼓励，也受到心的谴责，才第二次开始提笔。

但是，这个时候。今年春天在我所爱的山水间写成的两章和别的文稿，全不在身边。搜集来的一些材料和地图，也没有带出来，为了想病好了再回去的缘故。一切得另行开始。一切又得在记忆中捉摸。没有报，没有书，手中所有的，仅仅是一本《在战场上》和一本《六个月来的抗战》，和偶然从旧书中发现的几张地图，这已经万分不易了。

本书终于写完了，假使能对抗战有一点点用处，我的负罪感才多少可以轻松一点。

胡风先生一次一次的激励我，给我宝贵的指示，在这里谨致谢意！“我希望你把握住现实主义的精神，不要被主观的激动弄得架空了。”当我拿起笔来写的时候，他的这一句话我是常常体味着的。

其次，对于几个朋友，楷、昌、宁，沐，他们也从各方面给我鼓励，尤其是以前并不相识的丽然，远远的从西康给我来信，给我不害怕困难的力量，我一并表示感谢。

一九三九，一o，一五。

西安，北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