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悦和剑平接到上级委派他们的两项任务：一项是办个民众夜校；一项是搞个地下印刷所。
剑平利用渔民小学现成的地点，请校内的同事和校外的朋友帮忙，招收了不少附近的工人和渔民做学生，就这样把夜校办起来了。
李悦请剑平做他的帮手，在自己的卧房里挖了个地洞，里面安装了各式各样的铅字、铅条、铅版、字盘、油墨、纸张。上面放着一张笨重的宁式床。他们就这样搞了这个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印刷所。碰到排印时铅字不够，李悦就拿《鹭江日报》的铅字借用一下，或是拿木刻的来顶替。
剑平很快地跟李悦学会了简单的排字技术。他们的工作经常是在深夜。李悦嫂帮他们裁纸调墨。这女人比李悦大三岁，长得又高又丑，像男子，力气也像男子；平时，满桶的水挑着走，赛飞，脾气又大，说话老像跟人吵架。李悦却很爱她。他总是用温柔的声音去缓和她那火暴暴的性子。表面上看去，好像李悦样样都顺着她，事实上，她倒是一扑心听从李悦的话。
这个平时粗里粗气的女人，到了她帮助丈夫赶印东西的时候，就连拿一把裁纸刀，说一句话，也都是轻手轻脚，细声细气的。
李悦和剑平一直过着相当艰苦的日子。剑平一年只拿三个月薪，连穿破了皮鞋都买不起新的。李悦虽说每月有四十二元的工资，大半都被他给花在地下印刷和同志们活动的费用上面；那当儿正是党内经费困难到极点的时候。
附近是渔村，鱼虾一向比别的地方贱，但对他俩来说，有鱼有虾的日子还是稀罕的。他们也跟祖祖辈辈挨饿受冻的渔民一样，租的是鸽子笼似的小土房。
渔村，正像大都会里的贫民窟一样，眼睛所能接触到的都是受穷抱屈的人家。渔民们一年有三个海季在海上漂，都吃不到一顿开眉饭。打来的鱼，经一道手，剥一层皮，鱼税剥，警捐剥，鱼行老板剥，渔船主剥，渔具出租人剥，地头恶霸剥，这样剩下到他们手里的还有多少呢。渔夫们要不死在风里浪里，也得死在饥里寒里。
四月梢，正是这里渔家说的“白龙暴”到来的日子。
这一天，天才黑，对面鼓浪屿升旗山上已经挂起了风信球。渔村里，渔船还没有回来的人家，烧香、烧烛、烧纸、拜天、拜地、拜海龙王爷，一片愁惨。入夜，天空像劈裂开了，暴雨从裂口直泻，台风每小时以二十六里的速度，袭击这海岛。
海喧叫着，掀起的浪遮住了半个天，向海岸猛扑。哗啦！哗啦！直要把这海岛的心脏给撞碎似的。
大风把电线杆刮断，全市的电灯熄灭。黑暗中的海岛就像惊风骇浪里的船一样。远处有被风吹断的哭声……
就在这惨厉的黑夜里，李悦和剑平打开了地洞，赶印着就要到来的“五一”节传单。两岁的小季儿香甜地睡在床上，火油灯跳着。
十一点钟的时候，他们把传单印好。李悦嫂刚把铅字油墨收拾到地洞里去。忽然——
“砰！砰砰！砰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
李悦嫂脸吓白了，望着李悦颤声问：
“搜查？……”
李悦微笑说：
“不是。”
风呼呼地刮过去，隐约听得见被风刮断了的女人的叫声：
“悦……嫂……悦……”
“把传单收起来！我去开门……”李悦说，急忙往外跑，剑平也跟着。
门一开，劈面一阵夹雨的暴风，把两个灰色的影子抛进来，厅里的凳子倒了，桌子翻了，纸飞了，坛坛罐罐噼里乓琅响了，李悦颠退好几步，剑平也险些摔倒。风咆哮着像扑到人身上来的狮子。
进来的是邻居的丁古嫂和她十七岁的女儿丁秀苇。
好容易李悦嫂赶来，才把那咆哮着的大风推了出去，关上门，插上闩，再拿大杠撑住。
“吓死我啦！……”丁古嫂喘吁吁地说，“我家后墙倒了，差点儿把我砸死！……悦嫂，让我们借住一宿吧！……”
李悦嫂用一种男性的豪爽和热情把母女俩接到里屋去，随手把房门关上。她让她们把淋湿的衣服脱了，换上她自己的衣服。
李悦和剑平留在外面厅里，他们重新把火油灯点亮，把被风刮倒的东西收拾好。风刮得这么大，看样子剑平是回不去了。
剑平听见她们在里屋说话，那做母亲的好像一直在诉苦、叹气，那做女儿的好像哄小孩似的在哄她母亲，话里夹着吃吃的笑声。那样轻柔的笑声，仿佛连这暴风雨夜的凄厉都给冲淡了。
过了一会，秀苇穿着李悦嫂给她的又长又宽的衣服，挥着长袖子，走到厅里来。她笑着望着李悦说：
“悦兄，瞧我这样穿，像不像个老大娘？”
李悦和剑平看见她那个天真的调皮劲，都忍不住笑了。
一听见剑平的笑声，秀苇这才注意到那坐在角落里的陌生的男子，她脸红了，一扭身又闪进房里去。
这一晚，李悦嫂、丁古嫂、秀苇、小季儿，四个睡在里屋，李悦和剑平铺了木板睡在厅里。整夜的风声涛声。火油灯跳着。
天一亮，风住了。
大家都起来了。剑平到灶间去洗脸时，看见秀苇也在那里帮着李悦嫂烧水。他记起了那轻柔的、吃吃的笑声，不由得把这个昨晚在灯底下没有看清楚的女孩子重新看了一下：她中等身材，桃圆脸，眼睛水灵灵的像闪亮的黑玉，嘴似乎太大，但大得很可爱，显然由于嘴唇线条的鲜明和牙齿的洁白，使得她一张开嘴笑，就意味着一种粗野的、清新的、单纯的美。她那被太阳烤赤了的皮肤，和她那粗糙然而匀称的手脚，样样都流露出那种生长在靠海的大姑娘所特有的健壮和质朴。
秀苇的母亲显得格外年轻。开初一看，剑平几乎误会她俩是姊妹。特别是那做母亲的在跟她女儿说话的时候，总现出一种不是三十岁以上的妇人所应该有的那种稚气，好像她一直在希望做她女儿的妹妹，而不希望做母亲似的。
大门一开，外面喧哗的人声传进来。剑平、李悦和秀苇，三个年轻人都朝着海边走去了。
海边人很多，差不多整个渔村的大大小小都走到这里来。
海和天灰茫茫的一片，到处是台风扫过的惨象。海边的树给拔了，电灯杆歪了，靠岸的木屋，被大浪冲塌的冲塌，被大风鼓飞的鼓飞。从海关码头到沙坡角一带，大大小小的渔船、划子，都连锚带链的给卷在陆地上。礁石上面有破碎的船片。
远远五老峰山头，雨云像寡妇头上的黑纱，低低地垂着。太阳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潮水退了。昨晚被急浪淹死的尸体，现在一个个都显露出来，伏在沙滩上，浑身的沙和泥。死者的亲人扑在尸体旁边，呼天唤地地大哭……
听着前前后后啼呼的声音，剑平和李悦都呆住了，望着铅青色的海水，不说一句话。
秀苇偷偷地在抹泪，当她发觉剑平在注意她时，就把脸转过去。接着，似乎抑制不住内心的难过，她独自个儿朝着家里走了。
这时候，就在前面被台风掀掉了岸石的海岸上，大雷和金鳄两个也在号哭的人堆里钻来钻去。
“好机会！大雷。”金鳄两眼贼溜溜地望着前前后后哭肿了眼睛的渔家姑娘，低声对大雷说，“那几个你看见了吗？怎么样？呃，好哇！都是家破人亡的，准是些便宜货，花不了几个钱就捞到手！怎么样？不坏吧。……刮这一阵台风，咱‘彩花阁’不怕没姐儿啦……”
“五四”十四周年纪念这一天，剑平组织了街头演讲队，分开到各条马路去演讲。傍晚回来，他到李悦家里去，听见房间里有人在跟李悦嫂说话，声音很细，模糊地只听到几个字：
“蒋介石不抵抗……把东三省卖给日本人……”
“谁在里边？”剑平问。
“秀苇。”李悦回答，接着又告诉剑平：秀苇在女一中念书，学校的教师里面，有一位女同志在领导她们的学生会，最近学生会正在发动同学们进行“街坊访问”的工作……
“这女孩子很热心，只要有机会宣传，她总不放弃。”李悦说。过了一会，他又问剑平：“你知道她父亲是谁吗？”
“不知道。”
“她父亲从前当过《鹭江日报》的编辑，跟吴坚同过事。现在在漳州教书，名字叫丁古。”
“丁古？我知道了，我看过他发表的文章，似乎是个糊涂家伙。”
“是糊涂。他还自标是个‘孙克主义’者呢。”
“什么‘孙克主义’？我不懂。”
“我也不懂。我听过他对人家说：‘孙中山和克鲁泡特金结婚，可以救中国。’大概他的孙克主义就是这么解释的……”
听到这里，剑平不由得敞开喉咙大笑。
不久，秀苇的“街坊访问”发展到剑平家里来了。田老大和田伯母也像李悦嫂那样，听着这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对他们讲救国大道理。也许是秀苇人缘好的缘故吧，老两口子每回看见她总是很高兴，特别是她叫起“伯母”“伯伯”来时，他们更美得心里开花。
秀苇很快就在剑平家里混熟了，熟得不像个客人，爱来就来，爱走就走，留她吃点什么，也吃，没一句寒暄。有时她高兴了，就走到灶间帮田伯母，挽起袖管，又是洗锅，又是切菜，弄得满脸油烟，连田伯母看了也笑。
“秀苇这孩子人款倒好。”田伯母背地里对田老大说，“不知哪家造化，才能有这么个儿媳妇。”
田老大猜出老伴的话意，只不做声。
六月的头一天是伯母的生日，秀苇早几天已经知道。上午十一点半的时候，她悄悄地来了，剑平不在，田伯母和田老大在里间。厨房里锅清灶冷，火都没生哩。她正心里纳闷，忽地听见田伯母跟田老大在里间说话：
“……怎么办，掀不开锅拿这大褂去当了吧，……冬天再赎……”
秀苇悄悄溜出来，一口气走到菜市场，把她准备订杂志的钱，买了面条、蚝、鸡子、蕃薯粉、韭菜、葱，包了一大包，高高兴兴地拿着回来。
“伯母！”她天真地叫着，把买来的东西搁在桌子上，“今天我给你做生日……”
田伯母一时又是感动，又是不好意思，哆哆嗦嗦地把秀苇拉到身旁来说：
“这合适吗？孩子，你……你……”就哽住，说不下去了。
灶肚里火生起来了。秀苇亲自到厨房去煮蚝面。她跟田伯母抢着要掌勺，加油加盐，配搭葱花儿，全得由她，好像她是在自己家里。
蚝面煮熟了时，剑平也从外面回来了。他还不知今天家里差点掀不开锅呢。
秀苇和他们一起吃完了生日面，就跟剑平谈她最近访问渔村的情况；接着她又说前一回她看了风灾过后的渔村，回来写了一首诗，叫《渔民曲》；剑平叫她念出来给他听，秀苇道：“你得批评我才念。”剑平答应她，她就念道：
风暴起哟，
天地毁哟；
海上不见片帆只桅哟，
打鱼人家户户危哟。
爹爹渔船没回来哟，
娘儿在灯下盼望累哟。
门窗儿惊哟，
心胆儿碎哟。
爷爷去年风浪死哟，
爹爹又在风浪里哟。
狗在吠哟，
泪在坠哟。
“怎么样？请不客气地批评吧。”秀苇说。心里很有把握地相信自己的诗一定会得到称赞。
“你这首诗，”剑平沉吟了一会说，“最大的缺点是缺乏时代的特征。如果有人骗我说，这是一百年前的人写的诗，我也不会怀疑；因为它只写了一些没有时代气息的天灾，而没有写出今天的社会对人的迫害。——今天，我们的渔民是生活在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海岛上，他们所受的苦难，主要的还不是天灾，而是比天灾可怕千百倍的苛政。这一点，在你的诗里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你漏掉了主要的而抓住了次要的……”
“得了，得了，加几句标语口号，你就满意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剑平说，“不要怕批评，既然你要人家不客气地批评你……”
“谁说我怕批评呀！说吧，说吧。”秀苇忍着眼泪说。
“再说，”剑平又坦然地说下去，“既然是渔民曲，就应当尽可能地用渔民的感情来写，可是在你的诗里面，连语言都不是属于渔民的……”
“对不起，我得补充一句，这首诗，我是试用民歌的体式写的。”
“可惜一点也不像，千万不要以为用一些‘哟哟哟’就算是民歌体式了，那不过是些皮毛。依我看，你这首诗，还脱不了知识分子的调调……”
“知识分子的调调又怎么样？”秀苇涨红了脸说，“神气！你倒写一首来看看！……”
剑平哈哈笑起来，还想说下去，却不料秀苇已经别转了脸，赌气走了。
秀苇回到家里，越想越不服劲。忽然记起她父亲说过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的故事，就又走出来。她在渔村里找到一位大嫂，便把《渔民曲》谱成了闽南小调唱给大嫂听。她唱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激情，那大嫂也听得入神。
“怎么样？”秀苇唱完了问道。
“好听，好听。”大嫂微笑地回答。
秀苇满心高兴，又问道：
“唱的是什么意思，你听得出来吗？”
大嫂呆了一下，忽然领悟过来似的说：
“听得出来，听得出来，你不是唱‘卖儿葬父’吗？”
秀苇失望得差点哭了。她跑回家来，把《渔民曲》撕成碎片，狠狠地往灶肚里一塞。
到六月底，秀苇搬家了。
原来前些日子丁古从漳州回来，接受了《时事晚报》的聘请，当了编辑，便决意搬到报馆附近的烧酒街去住。
搬家后整整一个月，秀苇没有到剑平家来。
“好没情分的孩子！人一走，路也断了。”田伯母老念叨着，实在她老人家心里是在替侄子懊恼。
可是侄子似乎不懂得世界上还有懊恼这种东西，人一忙，连自己也给忘了。白天有日课，晚上有夜校，半夜里还得刻蜡版或赶印小册子，平时参加外面公开的社团活动，免不了还有些七七八八的事儿；对剑平来说，夜里要有五个钟头的睡眠，已经算是稀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