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平来到秀苇的家门口，站住了，轻轻敲着门环子，一会儿，里面传来一阵细碎的拖鞋的声音。
“谁呀？”
“是我，秀苇，开吧。”
门很快地开了，门里漆黑，只看得见一个模糊的身影。剑平一进去，秀苇就急急地关上门，颤声道：
“嗐！你没有跟他们一起走吗？”
“我掉队了。”剑平悄声说，“我想在你这儿藏一两天，行吗？”
“当然行！”
“你父亲会答应吗？”
“不答应也要他答应！”秀苇说，在黑暗里拉着剑平潮湿而冰凉的手，“我们进去吧。”
剑平蹑手蹑脚地跟着秀苇从前面的院子绕过后面的院子，到了前回他来过的那间后厢房来。
“你可以住我这个房间。”秀苇说，划了火柴，把桌上的火油灯点亮，“这儿白天很少有人来。那边过道的小门一关，谁也不会知道你在这儿。我可以去跟我妈妈一道睡……”
秀苇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来，一看到剑平，不由得眼圈发红，愣住了。这时剑平直挺挺地站在火油灯前面，显得又瘦，又黄，双颊凹陷，眼眶和嘴唇发黑，擦伤的额头挂着血痕，衣裳满是泥印和血印。这是一个快要倒下来却顽强地撑住了的形体！秀苇不能自制地扑了过去，抱着那湿漉漉的泥污的身子，把强抑着的眼泪倒出来了。
“秀苇，”剑平低声叫着，“没想到我还能活着见到你！……”
“这是梦吗？”秀苇擦着眼泪说，“明儿我去给你伯父捎喜信儿。”
“暂时还是别去，免得特务跟踪你。”剑平说，一边带着抱歉似的回避秀苇的拥抱，“我身上脏得很……这儿肘弯中了一弹。你有绷带吗？我想重新扎一下。”
听到“中弹”，秀苇吃惊了，赶紧开抽屉拿出绷带和药水，替剑平敷药和扎伤。她问剑平是怎样受伤的。
为着避免提到四敏，剑平把受伤的经过编了些理由告诉秀苇。
“四敏跟他们一起走了吗？”秀苇忽然问。
“是的……都走了。”剑平支吾着回答。
这一刹那，他一想起自己脱了险而四敏牺牲，就止不住心里发酸；但他不愿意说出实情来惹起秀苇哭——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秀苇兴奋地告诉他，她是今天下午五点钟才听到郑羽告诉她要劫狱的消息。郑羽还说：劫狱的日期本来约定十月十七日，因为听到剑平今晚会被枪决，所以临时又改了今天。她一听更紧张了。郑羽指定她担任这样一个工作：在六点四十分这个时间，她站在“司令部”门口布告栏那边，假装看报，要是她看见公安局和侦缉处一有警队出动，马上就用约定的暗语打电话给老戴，好让老戴骑自行车去通知劫狱的同志。她照做了。……她回家时，看见她父亲从报馆回来，警告她说：
“秀苇，今晚你可别出去呀！外面正在大搜街！共产党暴动劫狱！这回剑平准逃出来了！”
剑平打断秀苇的话说：
“我躲在你家，老人家会不会害怕？……”
“你放心，我的家就是你的家。”秀苇说，“我妈妈听我的，我爸爸……他也是听我的。”
“可老人家总是老人家，”剑平说，“你还是好好跟他们说，免得他们一害怕起来，又麻烦了。你先去说吧，我等你……”
剑平把秀苇催走了。
秀苇走进父亲的书房时，父亲正拿着一本《李太白诗选》在哼唧。他坐在靠椅上，两只脚搁在窗台上，旁边一只矮茶几，上面放着一杯高粱酒和一碟油炸花生仁。
秀苇的父亲，四十不到，不修边幅，有几分文人潦倒的气味。他有着一张玩世不恭的胖脸，两道忧郁到可笑的粗眉，一只庸俗不堪的酒糟鼻子。他是《时事晚报》的编辑，经常在报端发表一些似乎是愤世嫉俗而其实是浅薄无聊的小品文，却自以为是天下奇才。他喜欢喝酒，做旧诗，说笑话。他的同事明知他是个糊涂家伙却又爱充“前进”，为着揶揄他，便故意骂他是“过激派”，他听了却非常高兴。他常对人大谈其“首倡”的“孙克主义”，说是“孙中山与克鲁泡特金在中国结婚，可以救中国”。他虽然说得吐沫乱飞，其实他既没有把“三民主义”读完过，就是关于安那琪主义这个名词，也不过是从《新术语词典》一类的书上得到的一点小常识。然而丁古非常自足。“自足也是中国人做人的一种美德，未可厚非也。”他这么一想，就更觉得他有充分理由来对人高谈阔论了。秀苇挖苦过他：“爸爸，你的孙克主义，应当叫孙克丁主义。”丁古听到自己的姓名可以和两个伟人相提并论，反而觉得兴奋，认为“知父莫若女”。
他爱喝酒，但当报馆的同事邀他去喝花酒充名士时，他却谢绝。要是人家强拉他，他就会老实不客气地大声嚷起来：
“我不能去！我怕老婆！”
拉的人大笑，他也大笑，可是别人却不理会他的大笑是带着自豪和自尊的。他常对人宣传，“应该怕老婆！能对受压迫的妇女让步的，一定是心地善良的男子！”他把这一套道理带回家里来谈，博得老婆和女儿一场掌声，他非常高兴，想不到“知己”就在自己家中！
丁古每天唯一的赏心乐事，就是放下笔杆回到老婆身边来聊天，打哈哈，鼓吹“饮酒乃人生之至乐”。他把秀苇宠得要命，宠到做女儿的有时骄纵起来不像女儿而像父亲。他有时发起脾气来也是易发易消，比女儿显得还孩子气一点。所以父女俩虽然常常抬杠，却不碍事，有时两句话可以翻脸，有时两句话又可以和解……
这时候丁古一看见秀苇进来，立刻拿下老花眼镜，用打趣的声调对女儿说：
“嗨，女作家！前天你写的那首诗太红了，不能发表……”
出乎意外，今天秀苇不跟他说笑，她走近他身旁，一本正经地说：
“爸，我想跟你谈谈。”
“谈吧，别绷着脸！”丁古嘻开了嘴说。
秀苇开始平静而严肃地告诉她父亲，方才的劫狱，剑平的确是逃出来了；又说，剑平是厦联社的社员，又是朋友，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她都有援救他的责任……
丁古没有等女儿把话说完就打断了她。
“少提你的厦联社吧，”他用夸张的手势显示苦恼的样子说，“为了你跟厦联社结了不了缘，我又得闹失眠症了。我们报馆的记者刚才告诉我，他们从侦缉处那边得到消息，说是这回的劫狱，跟厦联社有很大的关系。”
“那是人家故意造的谣言，你别相信。”
“可是，现在是谣言可以杀人的时代啊，我的女作家。”丁古带着一半严厉一半打趣的神气说，“你连一点戒备心也没有，那是危险的。你知道人家把你怎么看吗？人家说丁古的女儿是厦联社的女将，是女共产党员——你不用申辩，你当然不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可是人家要这么说，你有什么办法？人家也说我丁古是‘孙克主义者’，是‘过激派’，说我们是‘有其父必有其女’……”
秀苇每回一听到爸爸提到“孙克主义”，总是用极大的忍耐才把内心的厌烦压制下去。
“得了，爸爸，”她说，“人家跟你开开玩笑，你倒当真啦，谁不知道我干的是极普通的救亡工作，谁不知道你是个小心怕事的人，你绝不会有什么过激的——”
“你懂得什么！”丁古大大不高兴地说，“孙克主义本身就是种过激的思想，比共产主义还要过激！你倒把它轻描淡写了。说实话，我有点后悔，要是从前不提倡这么一种主义，现在也该不至于被当危险人物了……”
秀苇登时耳根红了。她看见爸爸那么沾沾自喜地把自己标榜做“危险人物”，觉得又滑稽又难为情。
“好吧，好吧，”她避免争论地说，“我们先不谈这个。……”
于是她把刚才叫父亲给打断的话继续说下去，最后她直截了当地说：
“我得告诉你，爸，现在剑平已经到我们家来了，就住在我的房里。”
这一下丁古跳起来了。
“什么！他来了？”他两眼像直棍，又急又气，“你怎么先不跟我商量？”
“我现在就是来跟你商量啊！”秀苇若无其事地回答。
“不成！我们不能收留他！我们的目标太大，已经够危险了，不能替人掩护！说不定侦缉队过一会就搜到这儿来——我去叫他走！”
丁古直愣愣地要往外走，秀苇赶紧把他拉住。
“你不能这样做！”她说，胸脯一起一伏，“外头都戒严了，你叫他往哪儿去？”
“那也没有办法，我们自身都不保了，还能保护他！”
“你太‘过激’了，爸。”秀苇冷冷地说，“我今天才知道，所谓孙克主义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吧，用不着你去告诉他了，我自己去！”
“你去叫他走？”
“我去跟他一道走！再见。”
秀苇二话不说，扭头就走，急得丁古喘吁吁地走去堵着房门。
“别走，别走，急什么……”丁古轻轻地推着女儿说。
秀苇一动也不动，紧闭着嘴。
“好好谈，进去，进去……”丁古又轻轻推着，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不肯收留他，干吗你又来拦我？”
“这么晚了，你还到哪儿去？”
“我自有我去的地方。你不留他，别人会留他！”
丁古从心里打个哆嗦。
“外面搜得这么严，秀苇，我不能放你走……”他喉咙发哽，拉住了女儿，好像怕她飞掉似的。
“你拉我没有用，就是妈来了也拦不了我！”
丁古忽然哭起来，像小孩子似的低咽着叫道：
“秀苇，我留他！我留他！……”
秀苇头低下去。
“秀苇，”丁古抹了眼泪又说，“不是我怕死，我实在是替你担心。我死了不要紧，你死了可不行。我不能没有你，我只有你一个！……”
这时秀苇的母亲在门口出现了，手里拿着从厨房带来的热水瓶。
“喏，哭啦？”秀苇娘走进来，有点惊异地问。
秀苇抬头望着母亲笑。
丁古把老婆拉到身边来坐，把剑平的事告诉她。现在他充起英雄来了，尽量用勇敢的口吻去说动她，好像害怕的已经不是他，而是他的老婆。末了他说：
“你说对吗？我们用不着害怕，家里只有你我秀苇三个，要不走了风，管保没事……”
想不到秀苇娘并不像丁古所揣想的那样的害怕，她乍听这个消息时，心里虽也慌了一下，但过一会也就平静了，她温和地回答丁古说：
“人家找咱们来，也是不得已的，咱们既然收留了，就得救人救到底……”
“妈妈！”秀苇跳过去抱住妈妈叫着，“我的好妈妈！”
“好，”丁古笑着说，“妈妈好，爸爸就不好啦？”
秀苇调皮地冲着爸爸做了一个鬼脸，接着便忙起来了：“妈，找一套爸爸的衣服给我，剑平还没换衣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