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们被载在一辆卡车里回到前线去。在那坑陷不平的道路上，还遗留着些我们自己人的残缺的死尸。几个掩埋队正在路旁挖了一个大穴。把这些满了血污的尸体，拖进那又深又阔的穴里去。
在一棵老树干下面，有一个庞大的东西，远看正像卧在泥里的一只大灰猪。
“呵！那是一头瘟猪吧！”刘斌叫着。
“唉！一个死尸正和瘟猪没有什么分别！”站在我身后的那个湖南兵说。
“可是瘟猪到底比死尸有些用处！”我说。
“不错，在那卫生局注意不到的乡下地方，瘟猪肉却是勤俭农民的好食品。但这是被人认为不道德的行为。至于那些武力侵害人，而使无数活跃的青年人，都变成瘟猪一般的尸体，蜷伏在一棵秃了枝叶的光树干下面，可从来没有人说是不道德的。人生的事情多么不可解呵！”一个蓄着短须的小班长说。
我们的卡车走近了，那庞然的大东西，才被我们看清楚，原来是一个大胖子的兵士的尸体。他灰色的军衣上满涂了泥土，脸上如枯蜡般发出黄色的油光，腹部隆起像一面战鼓；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刘斌的意思说：“这样的大胖子，最容易中风，也许他是被炮火震死的。”
“这个人不是我们的胡伙夫吗？”那个湖南兵说。
“呀！是他，一定是他！——一个伙夫，不然怎么会这样胖呢！”刘斌的决定使我们都相信了。可是他究竟怎么死的，除了他自己却没有人知道了。
车走过一座桥，便到了我们的防地，我们都下车找我们自己的壕沟去。刘斌送了我一包美丽牌香烟。他说：
“回头见吧！”
“好，祝你平安！”我说。
我回到我的战壕里，发觉又少了几个人，我不愿问也不敢问。因为昨天这里曾激战了一整天，损失是想得到的事。我找到一个草垫子，坐下，沉默的吸着烟。今天这里没有战事，所以那些筋疲力尽的人们，都打着鼾呼睡着了。
刘斌的防地，离我们的只有半里地远。我便去找他。他们那里真热闹，正在开留声机片。我也围在那里听。我们正在听得出神的时候，忽然飞来一个六五枪的子弹，静悄悄的落在机旁，不曾爆炸。刘斌突然的携着手提机关枪，跳出战壕，正有五六个敌人的哨兵，悄悄的走来。刘斌扳动机关枪机，那五六个敌人便都安安静静的睡下了。他依然回到战壕里来，一面放下手提机关枪，一面和着机片上的丁甲山的调子唱着：
你东洋做事真正莽撞，是我们同心协力打东洋，盐少将，野少将，俺十九路军闻得怒懑在心腔，惹着俺性起把战场上。掷过了手榴弹，我再开机关枪，矮东洋，小东洋，矮小的东洋难免一概要遭殃。送进了枉死城，你把望乡台来上，这也是你自作自受自遭殃！
“好呀！”我们都喝起彩来。大家拚命的寻开心，不让这短促的生命更染上悲伤的色彩！
后来，我同刘斌到前方随营病房去看黄仁。这里今天新来了几个年轻的女看护。据说是她们自愿来投效的。有些是在战事开始后，一星期内受过训练的；有些是本来在医科大学里读书的。这些年轻的女孩子，都一律穿了白色的罩衫，臂上缠着红十字的标识，满面忠恳的在穿梭价忙着。
“请问女士，第三营第五连排长黄仁住在那一间屋里？”刘斌向一个圆形面孔的年轻女看护问。
“是上礼拜五来的吗？”她问。“是的。”刘斌说。
“请你们随我来！”她说完便领我们到靠右手的一排房子里去。那是一间大房间，里面排排列列睡着许多受伤的同志。他见了我们，无力的对我们望着，但表示一种愉快。
“觉得怎么样，仁哥？”刘斌问。
黄仁悲凉的俯下头去：“恐怕没有什么希望了！一只腿要锯了去，而医生说我的肺部也受了伤呢！”
我向他看看，真的，他的脸色非常的苍白，而且嘴唇有些发紫。这使我感觉到他生命的活跃，已经停滞了。死神的黑影也渐渐的笼近他。但是我不能让他就这样在失望中死去。我应当怎样的安慰他呢？我向刘斌使了一个眼色，而他只摇摇头表示对于睡在这里的朋友是没有办法了。
“我拜托你们一件事情。”黄仁喘气说。
“呀！仁哥，无论什么事情你只管告诉我们吧！”
“假使我的病好不了，请你们给我的母亲写封信，告诉她，我这一生不曾孝养她一天，就这样死去。我是非常对她不住的。不过从来忠孝不能两全，我为了国家只得抛开母亲。请你们设法安慰她！还有我的妻和两岁的孩儿，叫他们好好的靠着父亲留下来的一些田产过吧！”两颗亮晶晶的眼泪挂在这垂死人的面颊上。
“仁哥，那里就会怎么样呢？你不要焦心，静静的养几天就慢慢的好了。至于你所托我们的事，那不过是你的过虑，也许将来你好了，我们会把这件事当一种笑话说呢！”刘斌很机警的开导他。但有什么用呢？在黄仁的脸上，如昙花般的一现笑纹后，那死的痛苦，依然紧紧的抓住他，使他全身都痉挛起来。
个女学生看护，端着牛奶进来了。
“喝些牛奶吧！”她和蔼的说着，同时用小匙舀了一匙牛乳，扶起黄仁的头，慢慢的喂下去，但是喂到第三小匙时，黄仁摇着头呻吟起来；那年轻而富同情心的女看护，连忙放下牛奶，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肺部痛得很，”黄仁声音微弱的说。“我去请医生来看看吧！”她说着匆匆去了。黄仁的神气太不对了。
“一定完了！”刘斌低声向我说。我浑身觉得发冷，禁不住的打着抖。
“你最好应当喝点酒。”刘斌望着我的脸色说。“我的颜色很难看吗？”
“自然。”他说。
可是我们不能不等医生来过，就抛开那和死神挣命的朋友。我只好握紧拳头，努力的支撑着自己。
一个神气活现的医生来了，他向我同刘斌打量了一眼。那是多么冷淡漠然的视线哟！我们不明白他心里怎么想！
他掀开病人的被单，解开睡衣的纽扣，病人瘦得像干柴般的胸部，豁露了出来。那医生长着黑毛的胖手，在脸部敲了一阵，又用听筒听了听，他直起身体来。从看护的手里接过那张温度升降表来，约略的望了一望出去了。
“怎么样呀？医生！”刘斌追着医生问。
“没有多大希望吧。”医生冷然的说着，已走到别的病房去了。女看护拿来了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淡黄色的药水，她替黄仁在手臂上打了一针。
“女士！这是什么药针？”我向那年轻的女看护打听。”这是强心针，他的心脏很弱呢！”她和蔼的说。
“医生说他没有多大希望了，真的吗？”刘斌问。
“现在还没有十分坏现象，不过他的热度太高了，肺部恐怕要发炎！那就太危险了！”
黄仁似乎睡着了，我们不敢惊扰他，轻轻的走出房门，和那位女看护告辞。并托她多照顾黄仁些，她和蔼的点着头又忙别的事去了。
我们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天气是那样晴明，蔚蓝的青天，竟一片云都找不到。而且太阳的金黄色，照着那座古庙的屋顶上，发出闪烁的光华来，使我们被紧束的心灵，于霎那间解放了。
远远的立着一队学生军，手里提着铅桶和刷子一类的东西，他们正是工作回来：在他们的队伍前面站着几个绅士和绅士太太，正在训话。——我同刘斌也站在旁边听。那训话的老妇人，据说是柯夫人，她很有学问，而且热心于慈善事业，她和几个朋友带来了一大卡车的药品、食物、慰劳前方的战士。
看上去她大约有五十岁的光景。两鬓已经花白了，面貌很慈祥，她对那些学生军诚恳的演说。我和刘斌因站得远，所以听不清她的辞句。但由她那颤抖悲惨的声音里，我们受到了感动。那些团团围着的人，都静寂的听着。有时她的声音竟像是呜咽，大家的头也慢慢低下来。
不久她们走了。学生军也散队到后方去。我和刘斌仍然在那光明的日影下俳徊着，我们揣想黄仁现在也许睡着了。不过刘斌的意思，觉得“死的可能性太多！”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替他写信的嘱托，唉！这是多么辣手的事呢，我真不知道怎样写法？我想象到读这封信的人，——一个年纪已经六十岁的老寡妇，听说自己抚养成人的儿子，连最后的诀别都没有便死去了，这是怎样的打击呢？而且旁边还站着那年轻娇好的儿妇，和天真纯洁的孙儿，这简直是可使人疯狂的打击哟！
“老刘！这封信怎么写呢？”我说。
“你的学问比我好，你当然晓得怎么委婉措辞了！”他说。
“唉，委婉！再委婉些，他的儿子还是再不回来了呵！”
“那谁知道这些呢！这个世界的命运是排定了的呀！”
“我不管那些，还是你写了吧！我简直为了这件事要发疯呢！”
“也许他还活着呢！”老刘沉默了一刻这样的说。于是我们约着再到医院去看黄仁。这时他正醒着，可是见了我们他只是叹气。
“你睡过后精神觉得好些吗？”我低下头问他。他只点点头，那发红的高起的颧骨，和松驰的筋肉，深陷的眼睛，都已经告诉我们：情形更坏了。
他伸出枯蜡的手，在枕头旁摸出一个金戒指来，这个东西的来历是很有趣的。正是前几天他和敌人肉搏时，从僵卧的敌人的手上取下来的，据一个俘虏对我们说，这是他们出来打仗的时候，妻子们所送给他们的纪念品。
“你把这个东西寄给我的妻。”
我接过那戒指来，我的眼泪几乎要忍不住了。我不能说出他把这戒指寄给妻的心情是怎样的可怜，而我却能知道被战争所牺牲了丈夫的妻，是有着一样的可怜心情。
“仁哥！你现在不要睡吗？”刘斌握着他枯瘦的手说。
他并不回答，把头藏在枕头下，他哭了。半点钟过去了，我和刘斌沉默的对坐着，我们要想问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不？但是我怕使他难受，始终忍住不敢说。而他也只沉默的流着泪。忽然黄仁喉头沉重的咯了一声，头向枕旁一歪，便死了。我连忙的跑出去，抓住一个医院里的勤务兵，我发抖的叫道：“黄排长死了！”
“死了吗？放在尸床里，搬出去埋了完事！今天这里已经死了十二个了。”他若无其事般的述说着。
我们把那金戒指收好，饷银簿和他衣服上的符号牌子也解下来，带着回去。也许能领到一些抚恤费寄给他的妻子。
“我们五个人已经死了三个，不知明天又轮到那一个了？”刘斌叹息着去。
“那要看命运了”
我们默然的在黄昏的斜照中往战壕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