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搜得《悱子读史记》二册，不佞绝不喜史论，而此书乃不惜高价远道以得之，则因其为乡人著作耳。书不分卷，而分本纪年表世家列传四目，共计书后百一十篇，山阴叶骥撰，有康熙丁丑自序，刻于乾隆己丑，用木活字，已在七十二年后矣。史论只是那么一回事，读去本无甚期待，如说汉高帝一生有两哭两泣，颇可解颐，但亦不过波峭而已，末一篇《书货殖列传后》，却很写得有意思。其大旨谓谋道不谋食，为三代以前言之也，学者必先治生，为三代以后言之也。结论云：

“要之自有生民以来即有衣食之忧，第其忧有上下之别耳。一民饥由己饥之也，一民寒由己寒之也，是时则忧在上矣，故下可不忧。君者所以役民也，民者所以奉君也，是时则忧在下矣，虽欲勿忧，其可得乎哉。”这一节话读了很有点喜欢，因为与我平日的意见相似。叶君在文中历叙他的理论的根据，有云：

“三代之时，仕有禄，农有田，百工技艺莫不有所，民间出入丰歉，皆君为之计，循其法而行之，无不得食。及井田废而王道坏，人无恒产，仕而得禄者十无一二，余皆藉其智力，以自食于农工商贾之途，谋之则得食，不谋则不得食，上之人不知也，饥寒饱暖，一惟己之智力是问矣。”又云：

“或曰，孔子弟子惟子贡货殖，其余皆忧道不忧贫，未闻有饥寒而死者。噫，是时先王遗制未泯，恒产犹在人间，至贫如颜子，犹有负郭田百亩，彼所谓不忧贫，特不作富贵想耳，岂至饥寒而死哉。”这些话都说得很有趣味，但是不免过于理想，不能作为确实的根据。井田等等三代的善政于史上多无可考，世界古史及民俗学里也难找得这种类例，所以如信为史实，以为民生衣食之忧有两个时期，即忧有上下之别，那是不对的，但假如当作儒者理想看，说儒家思想有两段落或分派，此即饥寒由己，民以奉君，忧在上与忧在下这两种，那么这道理不但说得过去而且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了。老实说，我平常是颇喜欢儒家，却又同时不很喜欢儒家的。从前与老朋友谈天，讲到古来哲人诸子，总多恕周秦而非汉，或又恕汉而非宋，非敢开倒车而复古也，不知怎的总看出些儒家的矛盾，以为这大概是被后人弄坏的，世间常说孔孟是纯净的儒家，一误于汉而增加荒诞分子，再误于宋而转益严酷，我们也便是这样看法，虽然事实上并不很对，因为在孔孟书中那些矛盾也并不是没有。《孟子》卷四《离娄下》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这里的话有些有点儿不合事理。禹稷颜子如果同道，那么其形迹不同当由于地位之异，所谓易地则皆然也，说平世乱世似乎分得不对，禹时有洪水，虽非乱世，岂不是大灾祸之时乎。至于以同室与乡邻之斗分别作譬喻，更欠切贴，只要全篇通读一过，即可看出不能自圆其说。照这样看来，我们把一切都归咎后儒，未免很有点冤枉的。我想，这个毛病还是在于儒家本身里，他有前后两宗分子掺合在一起，其不能融和正是当然的了。所谓前后分子，最好便借用悱子的现成话，即是饥寒由己，民以奉君这两样不同的观念，换句话说，亦即是儒者自居的地位不同，前后有主奴之别也。这样看来，我们喜欢与不喜欢的原故也就可以明了，其理由也可以说是并没什么不合了。孟子书中于赞美禹稷之外又常提及仁政，最具体的如在《梁惠王上》所云：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对于梁惠王齐宣王都说过同样的话，在《尽心上》伯夷避纣章中又反覆的说，可见这在孟子是极重要的事，无论实行上效果如何，总之这还是古圣心法的留遗，至少是以禹稷为模范的，可以说是儒家的大乘一派。又《尽心下》云：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了这几句话，不但使得孟子坐不稳圣庙，而且还几乎受明太祖的箭射，此最显得出孟子的真精神，与其思想的真来源也。但《滕文公下》答公都子问中大骂杨墨，最言重的是这一段：

“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子姑且不论，墨子实在是禹之徒，摩顶放踵而利天下，或少事实可征，若守宋国一事，已尽足与子贡存鲁相比，孟子尊大禹而于墨子加以罗织，未免于理有乖，视上文论斗更差一步矣。《论语》记言甚简略，故孔子无具体的大段言论，惟对于禹之倾倒极为显著，至称之为无间然，又其所标举德目最要为仁与智与勇，此虽稍为抽象，但亦正与后来的小乘派截然不同。《庄子·天道篇》云：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这虽是道家所说的话，却是很得要领，显得出儒家广大的精神，总是以利他为宗，与饥寒由己的思想一致。后来儒者便是另一条路，盖其思想转为君以役民，民以奉君了，故其言曰，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天地万物只以三纲统之，孔子所举示的仁智勇已被阁置，改易为忠孝贞节，此三者本亦不坏，但是人的道德只局限于对于君父与夫的服役，与前者利他的精神相比，其大小广狭显然大异，即使不说别的，其为小乘总是无可疑了。在奉者一方面做去，不无牺牲之美德，但在役者一方面这便容易有威福的倾向，故此种教条无论怎样说的巧妙圆到，总不能完全脱掉利己的气味，实是无可如何的事，盖由于事实然也。

以上所说本来只是外行人的考察，又说得很凌乱，难免有些错误，不过这都没有多大关系，我对于经学或哲学不曾有研究，说错看错无宁说是当然，这里我只是以中国人的关系对于本国的事来插一句嘴而已。上文尽管说的不对，我只想表明这一点意见，中国思想中有为人民与君父的两派，后者后来独占势力，统制了国民的道德观念，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我平常读近代文人的文集，其中所记多是大官，孝子节妇等事，看笔记则大都讲雷击不孝，节妇子中举，展卷辄感不愉快，此皆所谓有益于风教之文字也，但其意思何其卑陋，影响何其下劣耶。在上者如务恫吓，不服事将有鬼责，在下者计利得，服事将获富贵，是使父子夫妇之亲不以天然的恩情相维系，反而责报偿论利害，岂非以凉薄为教，民德焉得而不日降哉。窃意中国道德标准宜加改正，应以爱人亲民为主，知己之外有人，而己亦即在人中，利他利己即是一事，空洞的一句话，在现今中国相信却是良药，只是如何吃下去，则不佞尚未想出方法耳。一杯药水到了肚里，怎样作用生出反应，身里的老病和旧毒怎样的变化增减，原有铁似的自然法则在焉，或愈或不愈，人力殆不能变动，俗语云，医生有割股之心，也只有是尽心开一方案，但如说得不敬一点，则又可谓之尽人事也。廿九年九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