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贺子翼的《水田居集》，有《诗筏》二卷，所说通达事理多可喜，有一则云：

“贯休诗气幽骨劲，所不待言，余更奇其投钱镠诗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镠谕改为四十州乃相见，休云，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遂去。贯休于唐亡后有湘江怀古诗，极感愤不平之恨，又尝登鄱阳寺阁，有故国在何处，多年未得归，终学於陵子，吴中有绿薇之句。士大夫平时以无父无君讥释子，唐亡以后满朝皆朱梁佐命，欲再求一凝碧诗几不复得，岂知僧中尚有贯休，将无令士大夫入地耶。”严九能著《蕙櫋杂记》中亦云：

“大慧禅师曰，予虽学佛者，而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紫柏老人读《宋史》李芾传大恸，怒侍者不哭，欲推堕岩下。被缁削发，究无生法忍，须具如此胸襟而后可。”这两节都说得极好，不但是关于佛教有所说明，也可以移用到别的事情上来。平常士大夫辟佛只骂倒世俗和尚而已，于佛教精神全不曾理会得。如阮葵生著《茶余客话》卷十二云：

“昔人谓佛老都是忍心汉。人之所以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者，其心皆有所不忍也，佛老则无所不忍。呜呼，君父何人，忠孝何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即是一例。声闻缘觉二乘可以说是独善其身的办法，若是大乘菩萨的行愿，单就众生无边誓愿度来说，尧舜其犹病诸，唯有大禹可以够得上吧，盖士大夫都是臣子的身份，故以忠孝为其义务，菩萨乃以君父自居，欲尽其慈仁之责，所以更是难能而可贵了。中国儒生亦称引禹稷，而行禹之道者却只有墨者，孟子又复斥之为禽兽，张和仲著《千百年眼》卷三曾论之曰：

“世方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贵，安肯如杨子之不拔一毛，世方后公事急身图，安肯如墨氏之摩顶放踵而利天下。妨道蠹民，其唯乡愿乎，彼其通宦机适俗性，故能深投小人之好，而且以久流于世也。然杨墨真而乡愿伪，试思泣岐悲染是何等心胸，即墨子守宋一端，已为古今奇绩，假令世有若人，又何暇稽其无父无君之流弊，即目之为忠臣孝子可矣。”由是可知，释子学佛，与墨者学禹相同，都不是容易事，非是有血性人不能到，若杨子为我，有如修小乘者，但了得四谛，至多可获阿罗汉果，终是自了汉，不可同日而语也。《孟子·离娄下》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这里说的本很圆通，明明说出有两条路，即平世与乱世不同，其实这不同的还只是两种人，禹稷与颜回有如伯夷与柳下惠，情性能力不是一样，孟子同样看待，虽或与事情不甚相合，这宽大的看法总是可取的。后来的儒生却更是不逊，大约自从韩愈以来一心只想道统，以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口实，便以为天下最高的只有一种人，便是讲学家，这在佛教还够不上小乘，大抵等于唱经的和尚罢。《癸巳存稿》十三《黄石斋年谱当毁论》中引石斋讲书问答，有云：

“禹稷做一代宗祖，细于路人，仲尼做树下先生，尊于天地。此处看破，才有克复源头。”俞理初甚以为非，谓以禹稷细于路人，不似克复人语，其实克己复礼与救民饥溺元是两样事，如何比较得来，如必谓讲克复胜于救民，则害理甚矣。据我们平凡人想，儒家本是讲实际的，并不是不重功利，那么其理想当然是禹稷，孔子栖栖皇皇的奔走，其理由也无非是忧民，所以如是其急，等到没法下手去干，这才来坐在树下找几个学生讲讲，所讲的恐怕还是入世的问题要紧，性命之理也总在罕言之列罢。韩愈辟佛成名之后，后人忽又见禅理而大悦，于是儒家的主要事情变成专谈玄学，案此在西儒称为物理后学，中国儒家着重世事，此正是物理所有事，乃跳过了来讲后半橛，反而专弄玄虚，难怪反为释子所轻，盖彼如不专务拜忏唱戏，其大慈悲种子犹未断绝也。笼统的说一句，中国儒生汉以后道士化了，宋以后又加以禅和子化了，自己的生命早已无有，更何从得有血性与胸襟乎？这一篇账如不算结，儒家永无复生之望，所余留而或将益以繁荣者，也只是儒教式的咒语与符箓而已。二十九年三月七日，改写前年所撰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