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言字解

《诗》中言字凡百余见。其作本义者，如“载笑载言”，“人之多言”，“无信人之言”之类，固可不论。此外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言采之”，“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之类，毛《传》郑《笺》皆云“言，我也”。宋儒集传则皆略而不言。今按以言作我，他无所闻，惟《尔雅》《释诂》文“邛，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唐人疏《诗》，惟云“言我释诂文”。而郭景纯注《尔雅》，亦只称“言我见诗”。以《传》，《笺》证《尔雅》，以《尔雅》证《传》，《笺》，其间是非得失，殊未易言。然《尔雅》非可据之书也。其书殆出于汉儒之手，如《方言》，《急就》之流。盖说经之家，纂集博士解诂，取便检点，后人缀辑旧文，递相增益，遂傅会古《尔雅》，谓出于周，孔，成于子夏耳。今观《尔雅》一书，其释经者，居其泰半，其说或合于毛，或合于郑，或合于何休，孔安国。似《尔雅》实成于说经之家，而非说经之家引据《尔雅》也。鄙意以为《尔雅》既不足据，则研经者宜从经入手，以经解经，参考互证，可得其大旨。此西儒归纳论理之法也。今寻绎《诗》三百篇中言字，可得三说，如左：

（一）言字是一种挈合词（严译），又名连字（马建忠所定名），其用与“而”字相似。按《诗》中言字，大抵皆位于二动词之间，如“受言藏之”，受与藏皆动字也。“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与采皆动字也。“还车言迈”，还与迈皆动字也。“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得与树皆动字也。“驱马悠悠言至于漕”，驱至皆动字也。“静言思之”，静，安也，与思皆动字也。“愿言思伯”，愿，郑《笺》，念也，则亦动字也。据以上诸例，则言字是一种挈合之词，其用与而字相同，盖皆用以过递先后两动词者也。例如《论语》“咏而归”，《庄子》“怒而飞”，皆位二动字之间，与上引诸言字无异。今试以而字代言字，则“受而藏之”，“驾而出游”，“陟彼南山而采其蕨”，“焉得谖草而树之背”，皆文从字顺，易如破竹矣。

若以言作我解，则何不用“言受藏之”？而必云“受言藏之”乎？何不云“言陟南山”，“言驾出游”，而必以言字倒置于动字之下乎？汉文通例，凡动词皆位于主名之后，如“王命南仲”，“胡然我念之”，王与我皆主名，皆位于动字之前，是也。若以我字位于动字之下，则是受事之名，而非主名矣。如“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此诸我字，皆位于动字之后者也。若移而置之于动字之前，则其意大异，失其本义矣。今试再举《彤弓》证之。“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我有嘉宾之我，是主名，故在有字之前。若言字亦作我解，则亦当位于受字之前矣。且此二我字，同是主名，作诗者又何必用一言一我，故为区别哉？据此可知言与我，一为代名词，一为挈合词，本截然二物，不能强同也。

（二）言字又作乃字解。乃字与而字，似同而实异。乃字是一种状字（《马氏文通》），用以状动作之时。如“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又如“乃生男子”，此等乃字，其用与然后二字同意。诗中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皆乃字也。犹言乃告师氏，乃告而归耳。又如“昏姻之故，言就尔居”，“言旋言归，复我邦族”，言字皆作乃字解。又如“薄言采之”，“薄言往愬”，“薄言还归”，“薄言追之”等句，尤为明显。凡薄言之薄，皆作甫字解。郑《笺》，甫也，始也，是矣。今以乃代言字，则乃始采之，乃甫往愬，乃甫还归，乃始追之，岂不甚明乎？又如《秦风》“言念君子”，谓诗人见兵车之盛，乃思念君子。若作我解，则下文又有“胡然我念之”，又作我矣。可见二字本不同义也。且以言作乃，层次井然。如作我，则兴味索然矣。又如《氓》之诗，“言既遂矣”，谓乃既遂意矣，意本甚明。郑氏强以言作我，乃以遂作久，强为牵合，殊可笑也。

（三）言字有时亦作代名之“之”字。凡之字作代名时，皆为受事（《马氏文通》）。如“经之营之，庶民攻之”，是也。言字作之解，如《易》之《师卦》云，“田有禽，利执言，无咎。”利执言，利执之也。诗中殊不多见。如《终风》篇，“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笺》皆作我解，非也。上言字宜作而字解，下言字则作之字解，犹言寤而不寐，思之则嚏也。又如《巷伯》篇，“捷捷幡幡，谋欲赞言”，上文有“谋欲赞人”之句。以是推之，则此言字亦作之字解，用以代人字也。

以上三说，除第三说尚未能自信，其他二说，则自信为不易之论也。抑吾又不能已于言者，“三百篇”中，如式字，孔字，斯字，载字，其用法皆与寻常迥异。暇日当一探讨，为作新笺今诂。此为以新文法读吾国旧籍之起点。区区之私，以为吾国文典之不讲久矣，然吾国佳文，实无不循守一种无形之文法者。马眉叔以毕生精力著《文通》，引据经史，极博而精，以证中国未尝无文法。而马氏早世，其书虽行世，而读之者绝鲜。此千古绝作，遂无嗣音。其事滋可哀叹。然今日现存之语言，独吾国人不讲文典耳。以近日趋势言之，似吾国文法之学，决不能免。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统系之文法，则事倍功半，自可断言。然此学非一人之力所能提倡，亦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收效。是在今日吾国青年之通晓欧西文法者，能以西方文法施诸吾国古籍，审思明辨，以成一成文之法，俾后之学子能以文法读书，以文法作文，则神州之古学庶有昌大之一日。若不此之图，而犹墨守旧法，斤斤于汉宋之异同，师说之真伪，则吾生有涯，臣精且竭，但成破碎支离之腐儒，而上下四千年之文明将沉沦以尽矣。

辛亥年稿

论汉宋说《诗》之家及今日治《诗》之法

《诗》三百篇为汉儒穿凿傅会，支离万状，真趣都失。宋儒注《诗》，虽有时亦能排斥毛郑，自树一帜，而终不能破除旧说，为诗学别开生面。宋儒说《诗》之病，在于眼光终不能远大，其于《传》，《笺》傅会史事之处，大率都仍其旧，知《诗序》之为伪作，而不敢大背其说，此其所短也。汉兴时，说《诗》者犹众，其间必犹有真知灼见之家。及毛《传》郑《笺》大行，诸家遂废，其后数百年，惟在毛郑之异同得失，无能超越其范围者。至唐人因《传》，《笺》作《正义》，不注经而注注经之家，则所趋益下矣。宋儒亦多为旧说所缚，不能自脱。如《周南》之后妃，《召南》之诸侯夫人，都一仍旧说。其于《国风》诸诗，或依据《序》，《传》傅会史事，或竟以“淫奔之诗”四字一笔抹煞，于诗之真意天趣，一无所发明。元明以来，至于今日，治《诗》者，不归于《传》，《笺》注疏，则归于朱《传》集注。二代之说，束缚人心，专制之威，烈于桀纣。“三百篇”一厄于秦火，再厄于汉唐，至于宋代，汉儒之势力已衰，可以有昭明之际会，而卒不可得也，又重厄焉，坐令此千古奇书，沉埋于陈腐支离之学说，大可哀已。吾以为居今日而不欲表章“三百篇”则已，如欲表章“三百篇”也，当以二十世纪之眼光读之。何谓以二十世纪之眼光读“三百篇”也？曰以“三百篇”作诗读，勿作经读。盖诗之为物，自有所以不朽者存，固不必言必称尧舜，一字一句，都含头巾腐儒气，然后可以不朽也。以《关雎》作男女相思之词读，即足以不朽，何必牵强附会以为后妃之辞乎！以《葛覃》作女子工作之歌，以《卷耳》为思妇怀远之作，皆为千古绝唱，何必强称为“后妃之本”，“后妃之志”？徒自苦耳，徒令千古至文变为无味之糟粕耳。读《诗》者须唾弃《小序》，土苴毛《传》，排击郑《笺》，屏绝朱《传》，于《诗》中求诗之真趣本旨焉，然后可以言《诗》，读《诗》者须知“三百篇”之作者，并非尧舜文武，并非圣哲贤人，乃是古代无名之诗人，其人或为当时之李白，杜甫，或为当时之荷马，但丁。其诗或作小儿女声口，或作离人戍妇声口，或作痴男怨女声口，或忧天而感世，或报穰而颂神，其为诗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知此而后可与言诗，而后可与读“三百篇”。

古人说《诗》之病根，在于以《诗》作经读，而不作诗读。夫惟以《诗》作经，故必牵强傅会，令尽合于陈腐古板之学说而后已。汉宋说《诗》之书，此例多不可胜举，今试举其一，《草虫》之诗曰：“要要（旁口）草虫，翟翟（旁走）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此诗以今日眼光读之，其为男女私相期会之诗无疑也。草虫阜螽，乃未见所欢心中百无聊赖时，所见之景物。故紧接未见，既见云云，止即之字，是代名，指君子也，初云见之，但望见之耳，觏之则遇之矣。文本极易明，而郑《笺》乃曰：“既见谓已同牢而食也，既觏谓已昏也。”又引《易》曰：“男女觏精，万物化生。”孔疏曰：“亦既见君子，与之同牢而食，亦既遇君子，与之卧息于寝。知其待己以礼，庶可以安父母。故心之忧即降下也。”说《诗》之谬妄，至此已极矣。推原其故，都由为《小序》之奴隶耳。《小序》曰：“《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以有此一语，故毛《传》曰：“卿大夫之妻待礼而行。”郑《笺》曰：“草虫鸣而阜螽跃而从之，异种同类，犹男女嘉时以礼相求呼云云。”必求合于《小序》而后已。至不恤以见作同牢而食解，以觏作男女觏精解，而《草虫》一诗之真趣尽失矣。吾故曰当以“三百篇”作诗读，而勿作经读也。

论　律　诗

律诗其托始于排耦之赋乎？对耦之入诗也，初仅偶一用之，如“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陌上桑》）“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孔雀东南飞》）“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十九首》）皆以排比舒畅词气，有益而无害。晋人以还，专向排比。陆机，陆云之诗，已几无篇不排矣（佳句如“悲风鼓行轨，倾云结流霭”，“飞锋无绝影，鸣镝自相和”，“朝餐不免胄，夕息常荷戈”。劣句如“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机）。潘岳，左思亦多骈句。贤如渊明，亦未能免俗。然陶诗佳处都不在排（如“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露凄暄风息，气彻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之类）。

康乐以还，此风日盛。降及梁陈，五言律诗，已成风尚，不待唐代也。六朝人律诗如：

佳期竟不归，春日坐芳菲。拂匣看离镜，开箱见别衣。井梧生未合，宫槐卷复稀。不及衔泥燕，从来相逐飞。（庾肩吾《有所思》）（梁）

栏外莺啼罢，园里日光斜。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风花。长墟上寒霭，晓树没归霞。九华暮已隐，抱郁徒交加。（何逊《赠王僧孺》）（梁）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何逊《日夕出富阳》）

闺中日已暮，楼上月初华。树阴缘砌上，窗影向床斜。开屏写密树，卷帐照垂花。谁能当此夕，独处类倡家。（阴铿《月夜闺中》）（陈）

皆不让唐以后之律诗也。

唐以前律诗之第一大家，莫如阴铿（陈代人）。其名句如：

藤长还依格，荷生不避桥。

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

莺随入户树，花逐下山风。

寒田获里静，野日烧中昏。

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

戍楼因砧险，村路入江穷。

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

右数联虽置之盛唐人集中，可乱楮叶也。

按杜工部赠李白诗，“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又有绝句云：“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能将事，颇学阴何苦用心。”阴，即铿；何，何逊也。此可见六朝人诗之影响唐人矣。有心人以历史眼光求律诗之源流沿革，于吾国文学史上当裨益不少。

《春秋》为全世界纪年最古之书

全世界纪年之书之最古而又最可信者，宜莫如《春秋》（722—481 b.c），《竹书纪年》次之。《史记》之“本纪”是纪年体，后世仍之，至司马温公始以纪年体作《通鉴》。《通鉴》与《春秋》及《竹书纪年》，其体例同也。

征人别妇图

此法国征人与其妇接吻为别之图，欲作一诗题之，而心苦不能成文。杜工部《兵车行》但写征人之苦，其时所谓战事，皆开边拓地，所谓“侵略政策”，诗人非之，是也。至于执戈以卫国，孔子犹亟许之；杜工部但写战之一面，而不及其可嘉许之一面，失之偏矣。杜诗《后出塞》之第一章写从军乐，而其词曰，“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其志鄙矣。要而言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用之而有名，用之而得其道，则当嘉许之。用之而不得其道，好战以逞，以陵弱欺寡，以攻城略地，则罪戾也。此图但写征人离别之惨，而其人自信以救国而战，虽死无憾，此意不可没也。

国家思想惟列国对峙时乃有之。孔子之国家思想，乃春秋时代之产儿；正如今人之国家思想，乃今日战国之产儿。老杜生盛唐之世，本无他国之可言，其无国家之观念，不足责也。记中有过词，志之以自忏。

（十月二十日）

秦少游词

秦少游词亦有佳语：

（《满庭芳》）高台芳榭，飞燕蹴红英。舞困榆钱自落。秋千外，绿水桥平。

（《好事近》）（梦中作）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

（《金明池》）更水绕人家，桥当门巷，燕燕莺莺飞舞。

莺燕本双声字，叠用之音调甚佳。

又《八六子》前半阕云：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此神来之笔也！

词乃诗之进化

词乃诗之进化。即如上所引《八六子》半阕，万非诗所能道。

吾国诗句之长短韵之变化不出数途。又每句必顿住，故甚不能达曲折之意，传宛转顿挫之神。至词则不然。如稼轩词：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以文法言之，乃是一句，何等自由，何等顿挫抑扬！“江南游子”，乃是韵句，而为下文之主格，读之毫不觉勉强之痕。可见吾国文本可运用自如。今之后生小子，动辄毁谤祖国文字，以为木强，不能指挥如意（inflexible），徒见其不通文耳。

陈同甫词

陈同甫，天下奇士，其文为有宋一代作手。吾读其《龙川集》，仅得数诗，无一佳者，其词则无一首不佳。此岂以诗之不自由而词之自由欤？同甫词佳句如：

（《水龙吟》）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是何等气魄，又如：

（《水调歌头》）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

又如《念奴娇》（至金陵作）前半阕云：

江南春色，算来多少胜游清赏？妖冶帘纤，只做得飞鸟向人依傍。地辟天开，精神朗慧，到底还京样。人家小语，一声声近清唱。

又《三部乐》（寿王道甫）下半阕云：

从来别，真共假，任盘根错节，更饶仓卒。还他济时好手，封侯奇骨，满些儿媻姗勃窣，也不是峥嵘突兀。百二十岁，管做彻元分人物。（媻姗，犹婆娑，行缓貌。勃窣，亦行迟貌。）

皆奇劲无伦。其他如与辛稼轩唱和《贺新郎》词，及登多景楼《念奴娇》词，皆予所最爱者也。

星期日读词，偶记此数则。

刘过词不拘音韵

又读刘过（改之）《龙洲词》，有《六州歌头》二阕，其词不佳，而用韵甚可玩味。所用韵为：

英膺生庭烹民倾真临心臣明恩春神盖不独以“庚”，“青”，“蒸”通“真”，“元”，“文”，且收入“侵”韵。此可见音韵之变迁，宋时已然；又可见南渡诸词人之豪气横纵，不拘拘于音韵之微也。

读词偶得

年来阅历所得，以为读词须用逐调分读之法。每调选读若干首，一调读毕，然后再读他调。每读一调，须以同调各首互校，玩其变化无穷仪态万方之旨，然后不至为调所拘，流入死板一路。即如《水调歌头》，稼轩一人曾作三十五阕，其变化之神奇，足开拓初学心胸不少。今试举数例以明之。

此调凡八韵。第一韵与第四韵，第八韵，皆十字两截，或排或不排。

（一）排者：

文字起骚雅，刀剑化新蚕。

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

（二）不排者：

落日塞尘起，胡马猎清秋。

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

四坐且勿语，听我醉中吟。

第二韵与第六韵十一字，或上六而下五，或上四而下七。

（一）上六下五：

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

“悠然”正须两字，长笑退之诗。

池塘春草未歇，高树变鸣禽。

而今已不如昔，后定不如今。

（二）上四下七：

平生邱壑，岁晚也作稻粱谋。

君如无我，问君怀抱向谁开？

第三韵与第七韵皆十七字，分三截：首六字，次六字，又次五字。

（一）三截一气不断者：

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

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湖沙。

（二）一二两截两读相排，而以下截收者：

襟以潇湘桂岭，带以洞庭青草：紫盖屹东南。

试问东山风月，更著中年丝竹：留得谢公不？

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畮：秋菊更餐英。

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

鸿雁初飞江上，蟋蟀还来床下：时序百年心。

闲处直须行乐，良夜更教秉烛：高会惜分阴。

百炼都成绕指，万事直须称好：人世几舆台！

（三）上两截为对峙语词，而下五字为之止词（object）：

都把轩窗写遍，更使儿童诵得，“归去来兮”辞。

（四）首截叙一事，而次两截合叙一事：

莫信君门万里。但使民歌“五袴”，归诏凤皇啣。

谁唱黄鸡白酒？犹记红旗清夜，千骑月临关。

须信功名儿辈。谁识年来心事，古井不生波？

（五）首截总起，而下两截分叙两事：

却怪青山能巧：政尔横看成岭，转面已成峰。

第五韵九字分三截。

（一）九字一气者：

为公饮须一日三百杯。

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

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

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

看使君于此事定不凡。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

我怜君痴绝似顾长康。

（二）九字分三伉读：

唤双成，歌弄玉，舞绿华。

醉淋浪，歌窈窕，舞温柔。

欢多少，歌长短，酒浅深。

水潺湲，云澒洞，石□ 。

（三）上三字起，下六字分两伉读：

断吾生，左持蟹，右持杯。

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

少歌曰：“神甚放，形则眠。”

（四）上六字分两伉顿，而下三字收之：

短灯檠，长剑鋏：欲生苔。

耕也馁，学也禄：孔之徒。

稼轩有《贺新郎》二十二首，《念奴娇》十九首，《沁园春》十三首，《满江红》三十三首，《水龙吟》十三首，《水调歌头》三十五首，最便初学。初学者，宜用吾上所记之法，比较同调诸词，细心领会其文法之变化，看其魄力之雄伟，词胆之大，词律之细，然后始可读他家词。他家词，如草窗，梦窗，清真，碧山，皆不可为初学入门之书，以其近于雕琢纤细也。

读白居易《与元九书》

白香山与元微之论文书节录：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于时六义始缺矣。

晋宋以还，得者盖寡。……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仆尝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仆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暗识声韵。……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

自登朝以来，年龄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治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又请为左右终言之：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而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则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仆数月来，检讨囊箧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

此文学史上极有关系之文也。文学大率可分为二派：一为理想主义（idealism），一为实际主义（realism）。

理想主义者，以理想为主，不为事物之真境所拘域；但随意之所及，心之所感，或逍遥而放言，或感愤而咏叹；论人则托诸往昔人物，言事则设为乌托之邦，咏物则驱使故实，假借譬喻：“楚宫倾国”，以喻蔷薇；“昭君环佩”，以状梅花。是理想派之文学也。

实际主义者，以事物之真实境状为主，以为文者，所以写真，纪实，昭信，状物，而不可苟者也。是故其为文也，即物而状之，即事而纪之；不隐恶而扬善，不取美而遗丑；是则是，非则非。举凡是非，美恶，疾苦，欢乐之境，一本乎事物之固然，而不以作者心境之去取，渲染影响之。是实际派之文学也。

更以例明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理想也。“芹泥随燕嘴，蕊粉上蜂须”，实际也。“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理想也。“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实际也。“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至夭折”，亦实际也（以上所引皆杜诗）。《庄子》，《列子》之文，大率皆理想派也。孔子孟子之文，大率皆实际派也。陶渊明之《桃花源记》，理想也。其《归田园居》及《移居》诸诗，则实际也。《水浒传》，理想也。《儒林外史》，实际也。《西游记》，《镜花缘》，理想也。《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实际也。

香山之言曰：“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治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此实际的文学家之言也。香山之讽谕诗《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之外，尚有《采地黄者》，《宿紫阁山北村》，《观刈麦》诸诗，皆记事状物之真者，皆实际之文学也。此派直接老杜之《自京赴奉天咏怀五百字》，《北征》，《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羌村》，《前后出塞》，《示从孙济》诸诗。是为唐代之实际派（李公垂有《乐府新题》二十首，元微之和之有十二首，盖皆在白诗之前，则其时必有一种实际派之风动〔movement〕，香山特其领袖耳）。

唐代之实际的文学，当以老杜与香山为泰斗。惟老杜则随所感所遇而为之，不期然而自然。盖老杜天才，仪态万方，无所不能，未必有意为实际的文学。若香山则有意于“扶起”“诗道之崩坏”。其毕生精力所注，与其名世不朽之望，都在此种文字。“其余杂律诗，非平生所尚，……略之可也”，则虽谓香山为纯粹的实际派之诗人可也。吾故曰：“上所录之文，乃文学史上极有关系之文字也”，可作实际派文学家宣告主义之檄文读也。

梅觐庄携有上海石印之《白香山诗集》，乃仿歙县汪西亭康熙壬午年本，极精。共十二册，两函。有汪撰年谱，及宋陈直斋撰年谱。汪名立名，吾徽清初学者。

香山生代宗大历七年（壬子），卒于武宗会昌六年。年七十五。

读香山诗琐记

上所举香山之实际的诗歌，皆纪事写生之诗也；至其写景之诗，亦无愧实际二字。实际的写景之诗有二特性焉：一曰真率，谓不事雕琢粉饰也，不假作者心境所想像为之渲染也；二曰详尽，谓不遗细碎（details）也。

（例一）长途发已久，前馆行未至。体倦目已昏，瞌然遂成睡。右袂尚垂鞭，左手暂委辔。忽觉问仆夫，才行百步地。……

（例二）《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此诗与退之《南山诗》相较看之。

香山《琵琶行》自序曰“凡六百一十二言”，各本皆然，乃至各选本亦因之不改，其实乃六百一十六言也，盖八十八句。

香山《道州民》一诗，佳构也。“……一自阳城来守郡，不进矮奴频诏问。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何其简而有神也。“……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此亦不用气力之佳句也。

东方人讳所爱敬，西方则以所爱敬名其子孙。此诗云“生男多以‘阳’为字”，则此风固不独西方人所专有也。

《新乐府》之佳者亦殊不多，《上阳人》，《折臂翁》，《道州民》，《缚戎人》，《西凉伎》，《杜陵叟》，《缭绫》，《卖炭翁》，《盐商妇》之外，皆等诸自郐以下可也。

以《长恨歌》与《琵琶行》较，后者为胜也。《长恨歌》中劣句极多：“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几不能卒读。《琵琶行》无是也。

香山少时有《望月有感寄诸兄及弟妹》诗中有“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之句，亦古别离之月也。

论“文学”

前所记香山论文书，谓诗须“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此实际家之言也。故其结论，以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王介甫所谓“根柢济用”者是也。

然文学之优劣，果在其能“济用”与否乎？作为文词者，果必有所讽乎？《诗》小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夫至于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更何暇论其根柢济用与否乎？

是故，文学大别有二：一，有所为而为之者；二，无所为而为之者。

有所为而为之者，或以讽谕，或以规谏，或以感事，或以淑世，如杜之《北征》，《兵车行》，《石壕吏》诸篇，白之《秦中吟》，《新乐府》，皆是也。

无所为而为之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为情也，或感于一花一草之美，或震于上下古今之大，或叙幽欢，或伤别绪；或言情，或写恨。其情之所动，不能自已，若茹鲠然，不吐不快。其志之所在，在吐之而已，在发为文章而已，他无所为也。《诗》三百篇中，此类最多，今略举一二：

舒而脱脱兮！毋感我帨兮！毋使尨也吠！

此何所为耶？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适按：此艳歌也。即唐人“洞房昨夜凝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之意。注《诗》腐儒，不解此也。）

此又何为者耶？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此写恨耳。他何所为耶？

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

（适按：此女子之语气。子，谓所欢，盖猎者也。此写其初相见时，目挑心许之状，极旖旎之致。腐儒误以为男子相谓之词，而为之说曰：“哀公好田猎。……国人化之，遂成风俗。习于田猎谓之贤，闲于驰逐谓之好焉。”不亦可怜乎？）

此叙欢会也。他何所为乎？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此又何所为者耶？

更言之，则无所为而为之之文学，非真无所为也。其所为，文也，美感也。其有所为而为之者，美感之外，兼及济用。其专主济用而不足以兴起读者文美之感情者，如官样文章，律令契约之词，不足言文也。

老杜之《石壕》，《羌村》诸作，美感具矣，而又能济用。其律诗如：

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

则美感而已耳。

作诗文者，能兼两美，上也。其情之所动，发而为言，或一笔一花之微，一吟一觞之细，苟不涉于粗鄙淫秽之道，皆不可谓非文学。孔子删《诗》，不削绮语，正以此故。其论文盖可谓有识。后世一孔腐儒，不知天下固有无所为之文学，以为孔子大圣，其取郑卫之诗，必有深意，于是强为穿凿傅会，以《关雎》为后妃之词，以《狡童》为刺郑忽之作，以《著》为刺不亲迎之诗，以《将仲子》为刺郑庄之辞，而诗之佳处尽失矣，而诗道苦矣。

白香山抹倒一切无所讽谕之诗，殊失之隘。读其言有感，拉杂书此。

吾十六七岁时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语见《竞业旬报》中所载余所作小说《真如岛》），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过也。

对语体诗词

适按：以对语体（dialogue）入诗，“三百篇”中已有之：“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女曰‘观乎’？士曰‘既且’”，是也。汉魏诗多有之，如“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云好，未若故人妹。’”“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皆是也。近代诗如《琵琶行》（白），《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韩）皆是也。

词中颇不多见，今采一二阕以示之：

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辛弃疾

“盃，汝前来！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眩，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许，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盃！”盃再拜，道：“麾之即去，有召须来。”

沁园春（寄辛承旨，时承旨招不赴）

刘　过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仙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照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阁开。爱纵横二涧，东西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不若孤山先探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其龙洲一词尤奇特。惜“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十二字太劣耳。

为朱熹辨诬

顷见陈蜕盦遗诗，有《读十五国诗偶及集注》七绝句，录其三首：

（一）取喻雎鸠因聚处，更无他义待推寻。“挚而有别”原非误，负了鸳鸯鸿雁心。

（二）“此亦淫奔”只四字，莫须有狱较虚心。先生史续《春秋》后，一往闲情如许深！

（三）“见鳏夫而欲嫁之”，无题竟被后人知。《锦瑟》一篇空想像，何妨武断学经师？

此亦冤枉朱元晦也。朱子注《诗》三百篇，较之毛《传》郑《笺》已为远胜。近人不读书，拾人牙慧，便欲强入朱子以罪，真可笑也。“挚而有别”，本之毛《传》，郑《笺》因之，并非朱子之言。“见鳏夫而欲嫁之”，亦本诸郑《笺》。郑《笺》原文为“时妇人丧其妃耦，寡而忧是子无裳无为作裳者，欲与为室家”。朱子删其繁文，改为“有寡妇见鳏夫……”耳。毛《传》郑《笺》乃并“此亦淫奔”四字亦不敢道，其为奴性，甚于宋儒，何啻佰什倍乎？今戏举数例以实吾言：

（一）“遵大路兮，掺执子之袪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序谓：“思君子也。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传》，《笺》因之。

（二）“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序谓：“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传》，《笺》因之。

（三）“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序曰：“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传》，《笺》因之。

“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

觐庄尝以书来，论“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截然为两途。“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不可，以其太易也。”此未达吾诗界革命之意也。吾所持论固不徒以“文之文字”入诗而已。然不避文之文字，自是吾论诗之一法。即如吾赠叔永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觐庄所谓“文之文字”也，然岂可谓非好诗耶？古诗如白香山之《道州民》，李义山之《韩碑》，杜少陵之《自京赴奉先咏怀》，《北征》，及《新安吏》诸诗，黄山谷之《题莲华寺》，何一非用“文之文字”？又何一非用“诗之文字”耶？

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文亦遭几许革命矣。孔子以前无论矣。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议论如墨翟，孟轲，韩非，说理如公孙龙，荀卿，庄周，记事如左氏，司马迁，皆不朽之文也。六朝之文亦有绝妙之作，如吾所记沈休文，范缜形神之辩，及何晏，王弼诸人说理之作，都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一洗六朝人骈俪纤巧之习。此亦一革命也。唐代文学革命钜子不仅韩氏一人，初唐之小说家，皆革命功臣也（诗中如李，杜，韩，孟，皆革命家也）。“古文”一派至今为散文正宗，然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今举数例如下：

（大程子）到恍然神悟处，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学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百理具在，平铺放着。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来依旧。

（二程子）莫说道：“将第一等让与别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说，便是自弃。

（朱子）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药。

学问须是大进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处大处攻得破，见那许多零碎是这一个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当理会。但大处攻不破，纵零碎理会得些少，终不快活。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个道理。学只要理会得这一个道理。

（陆子）今人略有些气焰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则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善学者如关津，不许胡乱放过人。

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

吾友近来精神都死，却无向来亹亹之意。防闲，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闲与吾友别。吾友是硬把捉。……某平日与兄说话，从天而下，从肝胆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尝硬把捉？

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

凡此诸例，皆足示语录体之用。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今举《水浒传》，《西游记》中语数则，以示其与语录体之关系。

水　浒

武松劈手（把残酒）夺来，泼在地下，说道：“嫂子，休要恁地不识廉耻！”把手只一推，争些儿把那妇人推一交。武松睁起眼来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带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傥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得是嫂嫂，拳头却不认得嫂嫂！再来，休要恁地！”（二十三回）

石秀押在厅下，睁圆怪眼，高声大骂：“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听着哥哥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六十二回）

西　游

行者笑道：“师父，你原来不晓得，我有几个草头方儿能治大病。管情医得他好便了。就是医死了，也只问个‘庸医杀人’罪名，也不该死，你怕怎的？”（六十八回）

那大圣坐在石崖上，骂道：“你这 糠的夯货！你去便罢了，怎么骂我？”八戒跪在地下道：“哥呵！我不曾骂你。若骂你，就嚼了舌头根。”行者道：“你怎么瞒得过我？我这左耳往上一扯，晓得三十三天人说话。我这右耳往下一扯，晓得十代阎王与判官算帐。你骂我岂不听见？”叫，“小的们，选大棍来！先打二十个见面孤拐，再打二十个背花，然后等我使铁棒与他送行！”（三十一回）

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傥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但丁（dante）之创意大利文，却叟（chaucer）诸人之创英吉利文，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之创德意志文，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今日之文学，独我佛山人（吴趼人），南亭亭长（李伯元），洪都百炼生诸公之小说可称“活文学”耳。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李清照与蒋捷之《声声慢》词

《声声慢》两阕：

（一）李清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杯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二）蒋　捷

黄花深巷，红叶低窗，凄凉一片秋声。豆雨声来，中间夹带风声。疏疏二十五点，丽谯门不锁更声，故人远，问谁摇玉珮，——帘低铃声。彩角声吹月堕；渐连营马动，四起笳声。闪烁邻灯，灯前尚有砧声，知他诉愁到晓，碎哝哝多少蛩声！诉未了，把一半分与雁声。

此两词皆“文学”的实地试验也。易安词连用七叠字作起，后复用两叠字，读之如闻泣声。竹山之词乃“无韵之韵文”，全篇凡用十声字，以写九种声，皆秋声也。读之乃不觉其为无韵之词，可谓为吾国无韵韵文之第一次试验功成矣。

无韵之韵文（blank verse）谓之起于竹山之词或未当；六朝，唐骈文之无韵者，皆无韵之韵文也；惟但可谓之“无韵之文”，或谓之“文体之诗”（prose poetry），非“无韵之诗”也。若佛典之偈，颂，则真无韵诗矣。

吾国文学三大病

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哀声乃亡国之征，况无所为而哀耶？二曰摹仿古人。文求似左史，诗求似李杜，词求似苏辛。不知古人作古，吾辈正须求新。即论毕肖古人，亦何异行尸赝鼎？“诸生不师今而师古”，此李斯所以焚书坑儒也。三曰言之无物。谀墓之文，赠送之诗，固无论矣。即其说理之文，上自韩退之《原道》，下至曾涤生《原才》，上下千年，求一墨翟，庄周乃绝不可得。诗人则自唐以来，求如老杜《石壕吏》诸作，乃白香山《新乐府》，《秦中吟》诸篇，亦寥寥如凤毛麟角。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敝，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

顷所作词，专攻此三弊。岂徒责人，亦以自誓耳。

谈活文学

适每谓吾国“活文学”仅有宋人语录，元人杂剧院本，章回小说，及元以来之剧本，小说而已。吾辈有志文学者，当从此处下手。今记活文学之样本数则于下：

一　词

（1）云一緺，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　　秋风多，雨如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南唐李后主《长相思》）

（2）独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别乘一来，有唱终须和。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苏东坡《点绛唇》）

（3）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　　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黄庭坚《望江东》）

（4）有得许多泪，更闲却许多鸳被；枕头儿放处都不是。——旧家时，怎生睡？　　更也没书来！那堪被雁儿调戏，道无书却有书中意：排几个“人人”字！（辛稼轩《寻芳草》）

（5）谁伴明窗独坐？我和影儿两个。灯尽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凄惶的我！（向镐〔子諲〕《如梦令》）

（6）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吕本中《采桑子》）

（7）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别离情绪？况值阑珊春色暮，对满眼乱花狂絮。直恐好春光，尽随伊归去。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弃，悔不当初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柳耆卿《昼夜乐》）

二　曲

（1）《琵琶记》《描容》

〔三仙桥〕一从公婆死后，

要相逢，不能够，

除非是梦里暂时略聚首。

若要描，描不就，

教我未写先泪流。

写，写不出他苦心头。

描，描不出他饥症候。

画，画不出他望孩儿的睁睁两眸。

我只画得他发飕飕，

和那衣衫敝垢。

我若画做好容颜，

须不是赵五娘的姑舅。

〔跋〕适忆少时曾见李笠翁（渔）所改此出，似更胜原作，今不复记忆之矣。然此曲之为《琵琶记》第一佳构，则早有定论，不容疑也。

（2）《孽海记》《思凡》

〔山坡羊〕小尼姑年方二八，

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

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换水，

见几个子弟们游戏在山门下。

他把眼儿瞧着咱，

咱把眼儿觑着他。

他与咱，咱共他，

两下里多牵挂。

冤家，

怎能彀成就了姻缘，

就死在阎王殿前，

由他把碓来 ，锯来解，

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

由他！

则见那活人受罪，

那曾见死鬼带枷？

由他！

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

〔跋〕此中亦大有妙理。司马君实曰：“不知死者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䂳烧舂磨，且无所施。”朱子《小学》取之。

〔哭皇天〕又只见那两旁罗汉塑得来有些傻角。

一个儿抱膝舒怀，

口儿里念着我。

一个儿手托香腮，

心儿里想着我。

一个儿眼倦开，

朦胧的觑着我。

惟有布袋罗汉笑呵呵。

他笑我时光挫，

光阴过，

有谁人，有谁人，

肯娶我这年老婆婆？

降龙的恼着我，

伏虎的恨着我，

那长眉大仙愁着我，

说我老来时有什么结果！

……

〔风吹荷叶煞〕把袈裟扯破，

埋了藏经，

弃了木鱼，

丢了铙钹。

学不得罗刹女去降魔，

学不得南海水月观音座。

夜深沉，独自卧。

起来时，独自坐。

有谁人孤凄似我？

似这等，削发缘何？

恨只恨说谎的僧和俗。

那里有天下园林树木佛？

那里有枝枝叶叶光明佛？

那里有江湖两岸流沙佛？

那里有八万四千弥陀佛？

从今去，

把钟楼佛殿远离却，

下山去寻一个年少哥哥。

凭他打我，骂我，说我，笑我，

一心不愿成佛，

不念弥陀，

般若波罗。

〔跋〕末一段文妙，思想亦妙。

吾钞此曲，非徒以其思想足取，亦以其畅决淋漓，自由如意，为文学中有数文字耳。

即以思想而论，此亦一种革命文字也。作者盖有见于佛教僧尼之制之不近人情，故作此剧，以攻击之。亦可谓“问题戏剧”（problem plays）之一也。

在西方文学中，如卜朗吟之“fra lippo lippi”命意与此相似。然卜氏之作，穆然远上，不可及矣。

（3）《长生殿》弹词

〔九转货郎儿〕〔六转〕恰正好，喜孜孜，霓裳歌舞。

不提防，扑通通，渔阳战鼓。

刬地里，荒荒急急，纷纷乱乱，奏边书。

送得个九重内心惶惧。

早则是，惊惊恐恐，仓仓卒卒，

挨挨挤挤，抢抢攘攘，

出延秋西路。

携着个娇娇滴滴贵妃同去。

又则见，密密匝匝的兵，

重重叠叠的卒，

闹闹炒炒，轰轰划划，四下喧呼。

生逼散，恩恩爱爱，疼疼热热，帝王夫妇。

霎时间，画就一幅惨惨凄凄，绝代佳人绝命图。（下阙）

——五月廿九日记

王阳明之白话诗

蔽月山（十一岁作）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山中示诸生

桃源在何许？西峰最深处。不用问渔人，沿溪踏花去。

池上偶然到，红花间白花。小亭闲可坐，不必问谁家。

溪边坐流水，水流心共闲。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夜宿天池，月下闻雷。次早知山下大雨。

天池之水近无主，木魅山妖竞偷取。公然又盗山头云，去向人间作风雨。

睡起偶成

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不知日已过亭午，起向高楼撞晓钟。

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

良　知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示诸生

人人有路透长安。坦坦平平一直看。尽道圣贤须有祕，翻嫌易简却求难。只从孝弟为尧舜，莫把辞章学柳韩。不信自心原具足，请君随事反身观。

答人问道

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

胡适曰：明诗正传，不在七子，亦不在复社诸人，乃在唐伯虎，王阳明一派。正如清文正传不在桐城，阳湖，而在吴敬梓，曹雪芹，李伯元，吴趼人诸人也。此惊世骇俗之言，必有闻之而却走者矣。

“公安派”袁宏道之流亦承此绪。宏道有《西湖》诗云：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

又《偶见白发》云：

无端见白发，欲哭飜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笑。

皆可喜。曾毅《中国文学史》引此两诗，以为鄙俗，吾则亟称之耳。

论诗杂诗

病又作，中夜不能睡，成四诗：

（一）《诗》三百篇惟寺人孟子及家父两人姓名传耳，其他皆无名氏之作也。其诗序所称某诗为某作，多不可信。

三百篇诗字字奇，能欢能怨更能思。颇怜诗史开元日，不见诗人但见诗。

（二）周末文学，传者至少。其传者，荀卿，屈原，宋玉之赋而已，皆南人也。北方文学乃无传者。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最爱荀卿《天论赋》，可作倍根语诵之。

（三）韩退之诗多劣者。然其佳者皆能自造语铸词，此亦其长处，不可没也。

义山冤枉韩退之，“涂改《清庙》，《生民》诗”。“牵头曳足断腰膂，挥刀纷纭刌脍脯”，“三百篇”中无此语。

（四）此一诗因读梨洲诗序而作。陈伯严赠涛园诗云：“涛园钞杜句，终岁秃千毫。……百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可怜！

“学杜真可乱楮叶”，便令如此又怎么？可怜“终岁秃千毫”（陈伯严诗），学像他人忘却我。

记荀卿之时代

荀卿之时代最难定。《史记》列传为后人误读。刘向因之，以为方齐威王，宣王之时，孙卿“年五十始来游学。”“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又云：“春申君死而孙卿废。”此最无理不可从。故唐仲友曰（宋淳熙八年台州本序）：“春申君死当齐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时来游学，春申君死而卿废。设以宣王末年游齐，年已百三十七矣。”唐氏又言，“据迁传，参卿书”，卿盖“以齐襄王时游稷下，距孟子至齐五十年矣。……去之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以谗去，之赵，与临武君议兵。入秦见应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复为兰陵令。既废，家兰陵以终”。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向序“年五十”乃作“年十五”。汪中《荀卿子年表跋》云，“颜之推《家训》《勉学篇》，‘荀卿五十始来游。’之推所见《史记》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为伪字也。”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与卢文弨《荀子补注》皆据应劭《风俗通》《穷通篇》作“年十五”。

胡元仪又引桓宽《盐铁论》《毁学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因云：“李斯相秦，在始皇三十四年，是年郇卿尚存，犹及见之。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后矣。”故别传云，“李斯为秦相，卿闻之不食，知其必败也。后卒，年盖八十余矣。”《盐铁论》是何等书，岂可用作史料？其中《论儒篇》云，“及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此本无征验之言，而胡氏即据之云，“是郇卿，湣王末年至齐矣。”夫此所引即令有据，亦但可证湣王末年郇卿自齐适楚耳，不能知其何年至齐也。

吾以为诸说受病之根，在于误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此传已为后人误增无数不相关之语，故不可读。吾意此传当如下读法：

（一）孟子列传自“孟轲，邹人也”，……至“作《孟子》七篇”。

（二）自“其后有驺子之属”以下另为一段。

“齐有三驺子”为总起。

“其前驺忌”至“先孟子”为一段。

“其次驺衍”以下为第二段。

此段先述驺衍之言至“天地之际焉”止。又论之曰：“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言但以汜滥汪洋之言始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此下又记驺衍之事，至“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此段疑亦后人增入）。此下“岂与仲尼菜色”……至“牛鼎之意乎”，盖后人所增耳。

又“自如（“如”字原在“稷下先生”下，依王念孙校移此。王曰：“自如，统下之词。‘田完世家’正作‘自如驺衍。’”……）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淳于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盖原文所有。此下则又后人所增也。

“驺奭者”……至“齐能致天下贤士也”为第三段。

此三段分说“三驺子”。

其淳于髠诸节定是后人所加。淳于髠别有列传（《史记》一百二十六），不当复出。

下文“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髠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髠。’”一段疑当在上文“于是齐王嘉之”之上，以总结三驺子耳（或系后人妄加者）。

（三）荀卿列传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此下一段为错简）。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此十一字当作一句读）。而荀卿最为老师。”……此下至“因葬兰陵”止。其下之言，皆后人所添也。

旧读“田骈之属皆已死”七字为句，而以“齐襄王时”属下文，又不知“驺衍之术”一段为错简，故刘向因之致误。诸家之聚讼，亦皆因此一误而生。不知“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一语文理不通。若上四字属此，则决不至有“而”字也。

如此说，则荀卿至齐之时，盖在王建已立，君王后未死之时，故追言“田骈之属已死齐襄王时”。襄王之死在西历前二六五年，去春申君之死（前二三八）凡二十七年，荀卿死在春申君之后，故其五十岁至齐之时，必不能在王建未立之先也。

刘向之说矛盾百出，不足辩也。

其改“年五十”为“年十五”者亦非。《史记》言“年五十始来游学”。言始者，迟之之词也。若十五，则何尚云“始来”乎？《风俗通》作“齐威王之时”（胡元仪所据本），亦作“齐威宣王之时”（卢文弨所据本），今姑定为宣王时。宣王死时在西历前三二四年（依《史记》），去春申君之死已八十六年。使荀卿于宣王末年至齐，已十五岁，则当春申君之死已百余岁矣。此说不可信也。

胡元仪之说更不足信。其不谓荀卿死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二一三）李斯作相之后，故不得谓荀卿之至齐为当威宣王之时，因谓卿之来齐当在湣王末年。又试定为湣王三十九年（前二八五）。（此依《史记》也。依纪年当作二十九年。）谓卿当生于赧王十六年（前二九九）。果尔，则当襄王死时，荀卿仅有三十四岁，岂可谓“最为老师”乎？

故吾意以为荀卿至齐盖在齐王建之初年，约当西历前二六○年之际。其时卿年已五十。当春申君死时，卿年约七十矣。其死当在其后数年之间，盖寿七十余岁。不及见李斯之相秦（前二一三），亦不及见韩非之死也（前二三三）。

日记七则（节录）

一

我对于《诗经》的见解，约有几个可以独立的要点：

（1）《风》，《雅》，《颂》的区别，郑樵与朱熹说的虽然很不坏，但我觉得《风》与《雅》似乎没有内容或性质上的区别，只有时代上的区别。《大雅》的结集在最先，《小雅》的次之，《国风》的结集最后。

（2）关于“三百篇”的见解，在破坏的方面，当打破一切旧说；在历史的方面，当以朱熹的《诗集传》为最佳，清代的姚际恒（《诗经通论》），崔述（《读风偶识》），龚橙（《诗本谊》），方玉润（《诗经原始》）四家都有可取。但这五家都不彻底。

（3）关于训诂一方面，当用陈奂，胡承珙，马瑞辰三家的书作起点，参用今文各家的异文作参考。

（4）当注重文法的研究，用归纳的方法，求出“《诗》的文法”。

（5）当利用清代古音学的结果，研究《诗》的音韵。

（6）既已懂得《诗》的声音，训诂，文法三项了，然后可以求出“三百篇”的真意，作为《诗》的“新序”。

二

金和的年岁：

生嘉庆戊寅（一八一八）。

（证）诗三，页七，《抵全椒》诗注云，“余生于全椒，九岁归江宁，今年二十有八年矣。”此诗作于癸丑（一八五三），以此推之，故知先生生于戊寅。

诗六，页二十一，“丁卯（一八六七）之春……余今年五十矣。”更可证。

诗七，自序，“年垂七十”。是年为乙酉，一八八五，先生当为六十八岁，故云“垂七十”。

死光绪乙酉（一八八五），年六十八。

（据）束元泰《金文学传》，“至乙酉秋而没”。

黄遵宪的年岁：

生约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

卷九，页四，《己亥杂诗》凡提及“五十年”者三次，以此推知生年。

（此年错了。《拜曾祖母墓》〔五，8〕说，“此儿生属猴”，当生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即一八四八。适，十一，二，二十）

死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一九○五）。

三

三时，到平民大学讲演《诗经三百篇》；结论三条，略与前不同：

（1）须用歌谣（中国的，东西洋的）做比较的材料，可得许多暗示。如向来“比兴”的问题，若用歌谣来比较，便毫不困难了。如“荠菜花，满地铺”；“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与古时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都可作比较。这是形式与方法上的比较。

又如日本俗歌里，近时收集的中国歌谣里，都有内容上与《国风》相同的材料。

（2）须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知识来帮助解释。

如《野有死麕》一篇：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这明是古代男子对女子求婚的一个方法。美洲土人尚有此俗，男子欲求婚于女子，必须射杀一个野兽，把死兽置在他心爱的女子的门口。在中国古时，必也有同类的风俗。古婚礼“纳彩用雁，纳吉用雁，纳征用俪皮（两鹿皮），请期用雁”（《士昏礼》），都是猎品。春秋时尚有二男争一女，各逞武力于女子之前，使女子自决之法。用此俗来讲此篇，便没有困难了。

又如《嘒彼小星》一篇，古人解作“夫人惠及媵妾”之诗，“小星”遂成“妾”之代名。颉刚谓此是娼妓之诗，此说极是。会读《老残游记》的人，亦可得此种感想。

（3）总之，用文学的眼光来读《诗》。没有文学的赏鉴力与想像力的人，不能读《诗》。

例如《采采芣莒》，姚际恒，方玉润解此诗，便是一例。

又如我用唐人“洞房昨夜凝红烛”一首来比较“俟我于著乎而”一篇，也是一例。

四

往山东时，车上看见蔡先生为尔和写的扇子，写的是赵翼的三首白话绝句，内有一首云：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百年。

我看了大惊喜：我生平不曾读瓯北诗，不料他有这种历史的见解！今天我特去翻开《瓯北诗集》，读了几卷，果然很有好诗。他是一个史家，又是一个大学者，故做出诗来自不落凡俗，——只是议论稍多一点。

五

床上读赵翼的诗，很多可取的。当日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家齐名，风行一世，也自有道理。宋以后，做诗的无论怎样多，究竟只有一个“通”字为第一场试验，一个“真”字为最后的试验。凡是大家，都是经过这两场试验来的。大凡从杜甫，白居易，陆游一派入门的，都容易通过“通”字的试验；正如从八家古文入手的，都容易通过文中的“通”字第一关。历史上所以不能不承认这两大支为诗文的正统者，其实只是一个“通”字的诀窍。“真”字稍难；第一要有内容，第二要能自然表现这内容，故非有学问与性情不能通过这第二关。

袁枚，赵翼都是绝顶的天才，性情都很真率，忍不住那矫揉的做作与法式的束缚，故都能成大家。蒋士铨的诗集，我未读过；但我读了他的《九种曲》，——内中尤以《临川梦》为最佳，——知道他是一个第一流文人，不愧他的盛名。

六

重理昨日起的《诗经》稿子，续写了《葛覃》，《卷耳》，《樛木》三篇，重写了《关雎》序。注《葛覃》“黄鸟于飞”的“于”字，使我研究同样的句子，忽得两大发见：

（1）“于”字与“以”连用，等于疑问副词“焉？”，作“那儿”解：

（例）

于以采蘋？南涧之滨。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盛之？维筐及筥。

此义王引之诸人皆不曾说过，但无可疑。

（2）“于”字单用，在表词之前，等于副词“焉”字，作“于是”解：（此古文法之“焉”字，须倒置。）

（例）黄鸟于飞。于疆于理。

之子于归。四国于蕃。

王于出征。

王于兴师。

此义似亦无可疑，但稍不如上例的明显。

“于”字的研究使我大高兴，于是我决计做下去，以后每星期至少做一篇的注和序，作为我百忙中的一种正当消遣。全书暂名为《胡适试做的诗经新解》，至迟两年可成。

注《诗经》绝对的不可不注意文法上的异点。古人从没有这样下手的。王氏父子比较是最近于这一条路上的人了，然而他们可惜不懂文法。这条路是一条到宝山的山路。

条例如下：

（1）序说：先列举“旧说”，先秦及自汉人到龚橙，方玉润，不加评论，但使人看古人可以有随便瞎说的自由，我们现在也有同样的自由。次举“今说”，是我自己的诗序。

（2）训诂:

1动植物不详注，如雎鸠仅注“是一种水鸟”。

2凡古字今人不能了解的，皆用简明的“集注”法，于毛，郑，朱，……胡承珙，陈奂，马瑞辰诸家内，酌取一个最满意的解说。间列己意。

3古字有今字可举时，皆为举出。如“流之”之“流”等于现在南方之“摎”，北方之“捞”；如“芼”字等于今之“摸”。

4绝对的注重文法，故最注重所谓“词”（虚字）。

（3）校勘：择取四家诗异文及古书引诗异文之重要者。

（4）音韵：暂从阙，将来请玄同补作。

（5）写法：用新诗写法，每“句”为一行，每章为一段，注重标点符号。

七

梁任公谓《孔雀东南飞》一诗宜在六朝时，其说谓此诗是受了佛家文学的影响以后之作。我细审之，似不然。此诗兰芝与仲卿之死，毫无一点佛教的迷信，但言“黄泉”而不知有天堂净土；但言连理枝，而不及轮回，此非甚晚之作。凡一个宗教之流行，其最通俗的迷信之普及较早于其文学体裁之影响。以此言之，此诗乃宜属于中国本土之文学。

读《楚辞》

十年六月，洪熙，思永们的读书会要我讲演，我讲的是我关于《楚辞》的意见，后来记在《日记》里，现在整理出来，作为一篇读书记。我很盼望国中研究《楚辞》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见，修正他或反证他，总期使这部久被埋没，久被“酸化”的古文学名著能渐渐的从乌烟瘴气里钻出来，在文学界里重新占一个不依傍名教的位置。

一　屈原是谁？

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为什么我要疑心呢？因为：

第一《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

（子）《传》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司马迁何能知孝昭的谥法？一可疑。孝文之后为景帝，如何可说“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丑）《屈原传》叙事不明。先说，“王怒而疏屈平。”次说，“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王悔，追张仪不及。”又说，“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又说，“顷襄王立，以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又说，“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既“疏”了，既“不复在位”了，又“使于齐”，又“谏”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并不曾说“放流”，出使于齐的人，又能谏大事的人，自然不曾被“放流”。而下面忽说“虽放流”，忽说“迁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雎谏的话。“何不杀张仪”一段，《张仪传》无此语，亦无“怀王悔，追张仪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怀王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是“秦割汉中地”，《张仪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竟是汉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称屈平，而后半忽称屈原，五大可疑。

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生在秦汉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我这个见解，虽然很空泛，但我想很可以成立。

（丑）传说的屈原是根据于一种“儒教化”的《楚辞》解释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儒教化”的古书解是汉人的拿手戏，只有那笨陋的汉朝学究能干这件笨事！

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怎样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说是黄帝发明的。中古的，都说是周公发明的。怪不得周公要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了！那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学，也就归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个假名）几个人身上去（佛教的无数“佛说”的经也是这样的，不过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与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可以收到无数箭，故我叫他们做“箭垛”。

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

大概楚怀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伤心的事，故当时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后来亡秦的义兵终起于南方，而项氏起兵时竟用楚怀王的招牌来号召人心。当时必有楚怀王的故事或神话流传民间，屈原大概也是这种故事的一部分。在那个故事里，楚怀王是正角，屈原大概还是配角，——郑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后，楚怀王的神话渐渐失其作用了，渐渐消灭了；于是那个原来做配角的屈原反变成正角了。后来这一部分的故事流传久了，竟仿佛真有其事，故刘向《说苑》也载此事，而补《史记》的人也七拼八凑的把这个故事塞进《史记》去。补《史记》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时代的人，故《司马相如列传》后能引扬雄的话；《屈贾列传》当是宣帝时人补的，那时离秦亡之时已一百五十年了，这个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二　《楚辞》是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断定《楚辞》的前二十五篇决不是一个人做的。那二十五篇是：

《离骚》1　《九歌》9

《天问》1　《九章》9

《远游》1　《卜居》1

《渔父》1　《招魂》1

《大招》1

这二十五篇之中，《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的。《卜居》，《渔父》为有主名的著作，见解与技术都可代表一个《楚辞》进步已高的时期。《招魂》用“些”，《大招》用“只”，皆是变体。《大招》似是模仿《招魂》的。《招魂》若是宋玉作的，《大招》决非屈原作的。《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离骚》，《九章》与《远游》了。依我看来，《远游》是模仿《离骚》做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做的。《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出的伪作。我们若不愿完全丢弃屈原的传说，或者可以认《离骚》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远游》全是晚出的仿作。

我们可以把上述的意见，按照时代的先后，列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　《九歌》

（2）稍晚——屈原？　　　《离骚》

《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时或稍后　　　《招魂》

（4）稍后——楚亡后　　　《卜居》，《渔父》

（5）汉人作的　　　　　　《大招》，《远游》

《九章》的一部分

《天问》

三　《楚辞》的注家

《楚辞》注家分汉宋两大派。汉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识最陋。他们把一部《诗经》都罩上乌烟瘴气了。一首“关关雎鸠”明明是写相思的诗，他们偏要说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说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们把一部《楚辞》也“酸化”了。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兴祖，都承认那“屈原的传说”，处处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忧国的话，正如汉人把《诗》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样！宋派自朱熹以后，颇能渐渐推翻那种头巾气的注解。朱子的《楚辞集注》虽不能抛开屈原的传说，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见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东君》，《国殇》，《礼魂》，各篇的注与序里皆无一字提到屈原的传说；其余四篇，虽偶然提及，但朱注确能打破旧说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们应该从朱子入手，参看各家的说法，然后比朱子更进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传说，创造一种新的《楚辞》解。

四　《楚辞》的文学价值

我们须要认明白：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学，却被旧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则众民愁而贤者伤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则君子弃逐”（五臣）等等荒谬的理学话，便不见他的文学趣味了。

又如：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这四句何等美丽！注家却说：

屈原托与湘夫人，共邻而处，舜复迎之而去，穷困无所依，故欲损弃衣物，裸身而行，将适九夷也。远者谓高贤隐士也。言己虽欲之九夷绝域之外，犹求高贤之士，平洲香草以遗之，与共修道德也。（王逸）

或说：

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复背己，无所用也，故弃遗之。……杜若以喻诚信：远者，神及君也。（五臣）

或说：

既诒湘夫人以袂褋，又遗远者以杜若。好贤不已也。（洪兴祖）

这样说来说去，还有文学的趣味吗？故我们必须推翻屈原的传说，打破一切村学究的旧注，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他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

十一，八，二十八，改稿

元人的曲子

绍介两部文学史料：

（一）杨朝英编的《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十卷。（南陵徐氏《随庵丛书》本）

（二）杨朝英编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九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这句话，现在承认的人渐渐多了。但普通人所谓“曲”，大抵单指戏曲。戏曲固然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个地位；但“词变而为曲”，乃是先变成小曲和套数；套数再变，方才有董解元的弦索《西厢》一类的长篇纪事的弹词；三变乃成杂剧。

近人对于元朝的杂剧与传奇，总算很肯注意了。但元人的曲子，至今还不曾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明代的小曲，也是最有文学价值的文学，不幸更没有人留意到他们，为补救这点缺陷起见，我们现在想陆续把这两朝的曲子介绍给那些有文学史兴趣的读者。

元朝曲子的材料，最重要的是杨朝英的《阳春白雪》和《太平乐府》两部选本。这两部书，现在徼幸都不很难得了。《阳春白雪》有贯酸斋的序；贯酸斋是当日的曲子大家，他本是蒙古人，在《元史》（卷一四三）里他的名字是小云石海涯。《元史》根据欧阳玄《圭斋文集》，说酸斋死于泰定元年（一三二四）；此序若是真的，《阳春白雪》代表的是元朝前半的作者，也许有一些金代的词人在内。《太平乐府》有至正辛卯（一三五一）邓子晋的序，已到了元末盗贼并起的时代了。杨朝英号淡斋，青城人，事迹不可考；我们只知道他也是当时的一个曲家。

当时的小令套数，都叫做“乐府”；《阳春白雪》卷一有《唱论》，说：

成文章曰乐府，有尾声名套数，时行小令唤叶儿。

小曲的调子大都是民间流行的曲调，故《唱论》说：

凡唱曲有地所：东平唱《木兰花慢》，大名唱《摸鱼子》，南京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

“有尾声名套数”一句最可注意。一只调子，有了尾声，即成套数：不必一定要几只调合起来方才是套数。董解元的《西厢》即是许多这种很简单的套数连接起来的。

元曲大多数都是白话的。北方的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在中国住久了，有一部分早已被中国文明同化了。这个时代的文学，大有一点新鲜风味，一洗南方古典主义的陈腐气味。曲子虽然也要受调子的限制，但曲调已比词调自由多了：在一个调子之中，句法与字数都可以伸缩变动。所以曲子很适宜于这个时代的新鲜文学。

我们为引起读者的兴趣起见，随便举了一些小令（包括单调和双调）来做例：

〔黑漆弩〕（一名〔鹦鹉曲〕）

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的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绿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白无咎）

〔清　江　引〕

若还与他相见时，道个真传示；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贯酸斋）

樵夫觉来山月低。钓叟来寻觅。你把柴斧抛，我把鱼船弃，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马东篱）

绿蓑衣，紫罗袍，谁是主？两件儿都无济。便作钓鱼人，也在风波里。则不如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同上）

相思有如少债的，每日相催逼。常挑着一担愁，准不了三分利。这搭钱，见他时才算得。（徐甜斋）

剔秃 一轮天外月！拜了低低说：“是必常团圆。休着些儿缺。愿天下有情底都似你者！”（宋方壶）

〔沉　醉　东　风〕

恰离了绿水青山那答，早来到竹篱茅舍人家。野花路畔开，村酒槽头榨。直吃得欠欠答答。醉了山童不劝咱。白发上黄花乱插。（卢疏斋）

一自多才疏阔，几时盼得成合！今日个猛见他门前过，待唤著怕人瞧科。我这里高唱当时《水调歌》，要识得声音是我。（徐甜斋）

〔落梅风〕（一名〔寿阳曲〕）

酒可红双颊，愁能白二毛。对尊前尽可开怀抱。天若有情天亦老，——且休教少年知道。（姚牧庵）

红颜换，绿鬓凋；酒席上，渐疏了欢笑。风流近来都忘了。谁信道也曾年少？（同上）

装呵欠，把长吁来应；推眼疼，把泪珠掩；佯咳嗽，口儿里作念。将他讳名儿再三不住的 。思量煞小卿也双渐！（无名氏）

从别后音信杳，梦儿里也曾来到。间人知行到一万遭，不信你眼皮儿不跳。（马东篱）

心间事说与他，动不动早言“两罢”。“罢”字儿碜可可。你道是耍，我心里怕不怕！（同上）

实心儿待，休做谎话儿猜，不信道为伊曾害。害时节有谁曾见来？瞒不过主腰胸带。（同上）

它心罪，咱便舍！空担着这场风月。一锅滚水冷定也，再撺红几时得热！（同上）

因他害，染病疾。相识每（们）劝咱是好意。相识若知咱就里，和相识也一般憔悴。（同上）

〔醉扶归〕

频去教人讲，不去自家忙，若得相思海上方，不到得害这些闲魔障。你笑我眠思梦想；只不打到你头直上！（止轩，姓待考）

有意同成就，无意大家休。几度相思几度愁，风月虚遥授。你若肯时肯，不肯时罢手。休把人空负！（同上）

以上举的是小令的例。“套数”太占篇幅，我们只能举两个例，一个短的，一个长的。

〔仙吕赏花时〕杨西庵《无题》

卧枕着床染病疾，梦断魂劳怕饮食。不索请客医，沉吟了半日：“这证候儿敢跷蹊！”参的寒来恰惊起，忽的浑身如火气。逼厌的皱了双眉，豁的一会加精细。烘不的半晌又昏迷。

〔尾〕减精神，添憔悴，把我这瘦损庞儿整理。对着那镜儿容颜不认得！呆打孩，转转猜疑。瘦腰围宽尽了罗衣。一日有两三次，频将带缋儿移。觑了这淹尖病体，比东阳无异。不似俺，害相思，出落与外人知！

下面这一篇，是一篇很妙的滑稽文学。《太平乐府》里，这一类的套数很不少。如卷九杜善夫的“庄家不识勾栏”，马致远的“借马”，都是滑稽的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别开一生面。即如下面这一篇，借一个乡下人的口气，写一个皇帝的丑态，何等有味！

〔哨遍〕睢景臣《汉高祖还乡》

〔哨遍〕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常，一壁厢纳草也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葫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

〔耍孩儿〕瞎王留引定夥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彪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

〔五煞〕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 ，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四〕辕条上都是马，套头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曲。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一般穿着，一样妆梳。

〔三〕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屈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熟，气破我胸脯。

〔二〕你身须姓刘，您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

〔一〕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十一，十二，三

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

读王国维先生《曲录》六卷，《晨风阁丛书》本。今早出门，买得《晨风阁丛书》，内有《曲录》及《戏曲考原》。我前曾见《曲苑》内所收《曲录》二卷，甚不满意；前次《小说月报》中颉刚的小记一条，始知《曲苑》本为初读不完全的稿本，故买此本读之。

《曲录》卷一为“宋金杂剧院本部”，凡九百七十七种，多采自周密的《武林旧事》及陶宗仪《辍耕录》。此外尚有采自钱曾《也是园书目》之“宋人词话”十二种，当日犹未知其非戏曲也；至近年江东老蟫觅得《京本通俗小说》九种，共四册，三册上有钱遵王图章，而其中《错斩崔宁》和《冯玉梅团圆》两种即见于《也是园书目》的，人始知此十二种乃是话本，不是戏曲。后罗振玉借得《唐三藏取经诗话》，影印行世，始知当日“诗话”，“词话”皆是当日平话的种类。钱曾误列此十二种入戏曲部，王先生沿其误而不及改。以此类推，周，陶两目所列九百余种中，定有许多不是曲文，其以调名（如《金明池》，《山麻稭》）或以事系曲调者（如《四皓逍遥乐》，《请客薄媚》，《柳㘩上官降黄龙》）固是曲，无疑；其以事系扮演之脚色者（如《货郎孤》，《贫富旦》，孤与旦皆脚色名目）亦无疑。但其中有以事名者（如《刺董卓》，如《悬头梁上》），有以人名者（如《王安石》，如《史弘肇》），皆不一定为曲文。《王安石》也许和《京本通俗小说》中的《拗相公》同是一本。其中最明显的是页二十八之《太公家教》一本，此本之非曲文，王先生后来在他处曾得着铁证，已无可疑。又页四二以下之“官名”，“飞禽名”，“花名”，等等，大概也都是话本。

卷二列有主名之元杂剧四百九十六种。卷三列有主名之明杂剧一百五十六种，元明无名氏杂剧二百六十六种，清杂剧有主名的六十九种，无名氏十四种：共五百○五种。计二卷，可定为元明清三朝杂剧的，共一千○一种。

卷四列传奇，有主名的二百六十七种，无名的百二十种。其首列之董解元《西厢》，乃弦索弹词，不当列在此。又此三百八十多种，只有五六种是元人做的，大概皆元末明初人；其余皆明人之作。

卷五列清代传奇，有主名的四百三十七种，无名的三百七十二种，附禁书目中六种，共八百十五种。中如归庄的《万古愁》明是弹词，高鹗的《红楼梦》明是小说，皆不当列入。又如舒位的《修箫谱》四种，皆是极短的杂剧，也不当列入传奇之部。此外，遗漏的当不少。如曹寅的《虎口余生》（《铁冠图》），原署“遗民外史”，此录列入无名氏。曹寅作曲大概不少，今皆不可考了。

计五卷所列，三朝曲本共存三千一百七十八种之目，其全本留传者，大概只有十之二三了。“正统文学”之害，真烈于焚书之秦始皇！文学有正统，故人不识文学：人只认得正统文学，而不认得时代文学。收藏之家，宁出千金买一部绝无价值之宋版唐人小集，而不知收集这三朝的戏曲的文学，岂不可惜！

全本既不可得，则保存一部分精华之各种总集为可贵了。《曲录》于此类总集，也有小错误。如《诚斋乐府》不当在“小令套数部”；如重要选本如《缀白裘》，竟不曾收入；又如《曲谱》中既收那些有曲无白的谱，而反遗去曲白俱全之《六也曲谱》等：都是短处。

此书出版于宣统元年，已近十四年了。这十四年中，戏曲新材料加添了不少。我们希望王先生能将此书修改一遍，于每目下注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

十二，二，十

《中古文学概论》序

做文学史，和做一切历史一样，有一个大困难，就是选择可以代表时代的史料。做通史的人，于每一个时代，记载几个帝王的即位和死亡，几个权臣的兴起和倾倒，几场战争的发动和结束，便居然写出一部“史”来了。但这种历史，在我们今日的眼光里，全是枉费精神，枉费笔墨，因为他们选择的事实，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迁，并不能写出文化的进退，并不能描出人民生活的状况。例如记五代十国的时代，史家只叫我们记着那许多无谓的梁，唐，晋，汉，周，和高祖，庄宗，世宗……和荆南，吴越，南唐……等等。但我们今日若作一部“新新五代史”，我们就应该知道，与其记诵五代十国的帝王世系，不如研究钱镠在浙江兴的水利或王审知入闽后种族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与其痛骂冯道的无耻，不如研究当日政府雕板的监本九经的历史；与其记载桑维翰的大话，不如研究李煜，冯延巳一班人的小词；与其比较《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的文字优劣和义法宽严，不如向当时人的著作里去寻那些关于民生文化的新史料。范仲淹的文集里，无意之中，记载着五代时江南的米价，那是真重要的史料。敦煌石室里，前不多年，忽然发现韦庄详记北方饥荒的一首白话长诗，那也是真重要的史料。比起这种真正史料来，什么谨严的史传，什么痛快的论赞，都变成一个钱不值的了！

做文学史，也是如此。从前的人，把词看作“诗余”，已瞧不上眼了；小曲和杂剧更不足道了。至于“小说”，更受轻视了。近三十年中，不知不觉的起了一种反动。临桂王氏和湖州朱氏提倡翻刻宋元的词集，贵池刘氏和武进董氏翻刻了许多杂剧传奇，江阴缪氏，上虞罗氏翻印了好几种宋人的小说。市上词集和戏剧的价钱渐渐高起来了，近来更昂贵了。近人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对于小说，渐渐能尊重赏识了。这种风气的转移，竟给文学史家增添了无数难得的史料。词集的易得，使我们对于宋代的词的价值格外明了。戏剧的翻印，使我们对于元明的文学添许多新的见解。古小说的发现与推崇，使我们对于近八百年的平民文学渐渐有点正确的了解。我们现在知道，东坡，山谷的诗远不如他们的词能代表时代；姚燧，虞集，欧阳玄的古文远不如关汉卿，马致远的杂剧能代表时代；归有光，唐顺之的古文远不如《金瓶梅》，《西游记》能代表时代；方苞，姚鼐的古文远不如《红楼梦》，《儒林外史》能代表时代。于是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见解也就不得不起一种革命了。

现在还有许多守旧的人，对于正统文学的推翻和小说戏剧的推崇，总有点怀疑。不过这是因为他们囿于成见，不肯睁开眼睛去研究文学史的事实。他们若肯平心静气地研究二千多年的文学史，定可以知道文学史上尽多这样的先例；定可以知道他们所公认的正统文学也往往是从草野田间爬上来的。“三百篇”中的《国风》，《楚辞》中的《九歌》，自然是最明显的例。但最有益的教训莫过于中古文学史。

中古文学史给我们什么教训呢？

当西汉的时候，当时所有典型的文学大概只有两种：一是周秦的散文，二是南方的赋体（“三百篇”虽尊为“经”，但四言的诗已不适用）。前者演为司马迁，班固以下的古文，后者演为司马相如，张衡等的赋。这是正统文学。但两汉时期内，民间忽然发生了不少的无主名的诗歌。后来经政府几度的采集，用作各种乐歌，这一类的诗歌遂得着“乐府歌辞”的类名。这一类平民文学之中，真有许多绝妙的文学作品。如鼓吹曲中的《战城南》，如相和歌辞中的《孤儿行》，《妇病行》，《陌上桑》等，如杂曲歌辞中的《孔雀东南飞》，都是绝好的作品，远胜于司马相如，扬雄一班人所作的那些铺张堆砌的笨赋。汉代虽然有了这种有价值的平民文学，然而当时的文人学士似乎还不曾完全了解乐府歌辞在文学上的地位。他们仍旧努力去做那堆砌艰晦的赋，而不肯做那新兴的民间诗体。故从正统文学的方面看起来，我们只见从贾谊的《 赋》到祢衡的《鹦鹉赋》，果然也成一条不断的正统。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一条线只能代表贵族文学和庙堂文学，而不能代表那真有生命的民间文学；只能代表那因袭模仿的古典文学，而不能代表那随时代变迁的活文学。直到建安，黄初的文学时期，曹操父子出来，方才大胆地模仿提倡那自由朴茂的乐府诗体。从此以后的诗人大部经过一个模拟古乐府的时期，于是两汉平民文学的价值方才大明白于世，而《孤儿行》，《陌上桑》一类的诗歌遂从民间文学一跃而升作正统文学的一部分了。这不是一个很有益的教训吗？

再说下去。南北朝时代，中国北方完全沦陷在北部异族的统治之下，中原文化只好搬到江南来避难。这个时期内，发生了两大系的平民文学：一是北方新民族的英雄文学，如《折杨柳歌辞》，如《瑯琊王歌辞》，如《木兰辞》之类；一是南方民族的儿女文学，如《子夜》，《读曲》诸歌。一方面的慷慨悲壮，一方面的宛转缠绵，都极尽平民文学的风致。然而当时的贵族文人，一面虽也学时髦，居然肯模仿汉魏乐府，一面却不知道赏识眼前的活宝贝。他们只会作“拟”某人或“拟”某题的诗，而不能采用当日民间的文学新体。所以从表面上看去，我们也只看见江淹，颜延之，沈约一班人的古典文学，或是北方苏绰等人的假古董，而不看见那真有生气又真有价值的南北平民文学。直到萧梁以后，民间新乐府的价值才渐渐逼人承认了；那种简短精采的文学新体——这是六朝民歌的特点，为汉魏民歌所无，——渐渐成为时髦的诗体了。自此以后，南北朝的民歌——乐府歌辞——遂又从民间文学一跃而成为正统文学的一部分了。这又不是一大教训吗？

所以我们做中古文学史，最要紧是把这种升沉的大步骤一一指点出来，叫人家知道一千五百年前也曾有民间文学升作正统文学的先例，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比较的材料，也许可以打破我们一点守旧仇新的顽固见解。

云南徐嘉瑞先生编的这部《中古文学概论》，很大胆地采用上文所说的见解，认定中古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部分是在那时间的平民文学，所以他把平民文学的叙述放在主要的地位，而这一千年的贵族文学只占了一个很不冠冕的位子。这种大刀阔斧的手段，一定有人要认为大逆不道的。但在我个人看来，徐先生的基本观念似乎是很不错的。无论如何，他这部书总是一部开先路的书，可以使赞成的人得许多参考的材料，也可以使反对的人得一些刺激反省的材料。至于为初学的人设想，一部提纲挈领，指出大趋势和大运动的书，总胜于无数记帐式列举人名书名的文学史多多了。

凡是开先路的书，总不免有忽略小节的毛病。徐先生这部书自然也有一些可以指摘的小疵。例如他说《霓裳羽衣舞》，费了二千多字；而写唐代的文学也只有三千字：这未免太不平均了。又如他叙述汉魏的乐府歌辞，往往每篇有详说；而那篇绝代的杰作《孔雀东南飞》，却只得着一两句话的叙述：这也未免轻重稍失当了。这一类的小疵，我们很盼望徐先生于再版时修改补正。

十二，九，廿四，胡适序于杭州烟霞洞

苏洵的《辨奸》

《辨奸论》之为伪作，李绂辩的最明白（《穆堂初稿》《书辨奸论后》二则）。李氏说此篇与绍兴十七年沈斐编《老苏文集》附录二卷中所载张方平作的《老泉墓表》及东坡《谢张公作墓表书》皆是赝作。宋本《嘉祐集》无《辨奸》；郎晔进呈本《东坡文集》亦无《谢作墓表书》。李氏指出《辨奸》之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而《闻见录》编于绍兴二年。今考叶梦得《避暑录话》（作于绍兴五年）记《辨奸》事云：

……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少传于世。荆公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上，二五——二六）

此段记《辨奸》出现的时代，最可注意。此文出现始于南渡之初，故叶氏说“比年少传于世”。其时去荆公之死已四十多年了，去老泉之死已六十多年了。作伪的痕迹，更明显了，大概南渡之前，尚无《辨奸》之论。叶氏记明允作此文，“不以示欧文忠”，此言是因为永叔作老泉墓志，并不曾提及《辨奸》之论，故必申明永叔未见此文，以释后人之疑耳。

十三，三，十八

与王国维书三札

一

静庵先生：

今早匆匆复一柬，未尽所欲言。

下午复检《教坊记》，仍有所疑。崔令钦不知何时人，其所载多开元，天宝盛时事，又无一语及于离乱，故初读此记者每疑崔是玄宗时人。然曲名之中乃有《杨柳枝》及《望江南》，《梦江南》等曲。《杨柳枝》是香山作的。《望江南》是李德裕作的，皆见《乐府杂录》。段安节生当唐末，其记开成，会昌间事应可信。倘段《录》可信，则崔《记》曲名不全属于盛唐。鄙意此可有两种说法。崔令钦或是晚唐人；段序亦言尝见《教坊记》，崔在段前，而时代相去不甚远。此一说也。否则崔《记》中之曲名表有后人续增入之曲名，以求备为主，不限于一时代，也许有五代以后续增的。此如玄奘《西域记》中有永乐时代的外国地理，意在求广收，不必是作伪也。此一说也。

因此颇疑《教坊记》之曲目尚未足证明教坊早有《菩萨蛮》等曲调。不知先生有以释此疑否？便中幸再教之。

适敬上，十三，十，十

二

静庵先生：

十三日手示敬悉。同时又见叔言先生之《敦煌零拾》中先生跋《云谣集》语。崔令钦之为开元时人，似无可疑。惟《教坊记》中之曲名一表，终觉可疑。先生据此目定《云谣集》之八曲为开元旧物，恐不无疑问。即以此八调言之，其《天仙子》则段安节所谓“万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进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新唐书》卷二十二：李德裕命乐工制《万斯年曲》以献）。其《倾盃乐》则段安节所谓“宣宗喜吹芦管，自制此曲。”先生谓“教坊旧有此等曲调，至李卫公宣宗时始为其词”，然《天仙子》一条，段录在“龟兹部”一节下，似教坊原无此曲调，卫公始进此调。又《倾盃乐》一条似亦谓所制系芦管曲调，故有“上初捻管，令俳儿辛骨 拍”之语。又《菩萨蛮》一调，《唐音癸签》亦谓是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其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人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此曲。是大中时所制似亦非词，乃曲调也。《忆江南》，《杨柳枝》，前书已言之。又《教坊记》记事讫于开元，不及乱离时事，而曲名中有《雨霖铃》，《夜半乐》，亦可疑也。又此目后方有“大曲名”三字，而其下四十六曲不全是大曲，此亦是后人附加之一证。先生谓教坊旧有《忆江南》等曲调，中唐以后始有其词，此说与鄙说原无大抵牾。鄙意但疑《教坊记》中之曲名表不足为历史证据，不能考见开元教坊果有无某种曲拍耳。此是史料问题，故不敢不辨；史料一误，则此段音乐历史疑问滋多。鄙意段安节《乐府杂录》，《杜阳杂编》，《新唐书》《乐志》，皆足证崔《记》中曲目之不可信，尊意以为何如？屡以琐事奉扰，幸先生见原。

适敬上　十三，十，廿一

三

静庵先生：

昨日辞归后，细读廿四日的手教，知先生亦觉《教坊记》为可疑，深喜鄙见得先生印可。

前又检《杜阳杂编》，知《唐音癸签》记《菩萨蛮》原起的一段是根据苏鹗之说。苏鹗书中多喜记祥瑞灵应，其言多夸诞，不足深信。此一条前记女蛮国，后记女王国，皆似无稽之谈。先生所疑，鄙见深以为然。惟《杜阳杂编》此条下云：“……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此语记当日倡优作曲，而文士填词，层次分明，即不信其女蛮国之说，亦是为词曲原起添一例证也。先生要我将《教坊记）各调源流一一详考，将来得一定论，此事似不易为，正如来书所谓“诸书所记曲调原起多有不足信者”故耳。

此复，即候

起居。

胡适敬上　十三，十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