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为什么把魏晋两朝放在一起讲呢？因为两代的思潮相似的处所很多。文学的变化，在两朝之间，也无显著的痕迹，且魏代享年太暂，司马氏改元以后，仍然定都洛阳，因袭前代之处不少。所以放在一处讲，是很便利的。总之，这两朝的思想，较汉代解放得多，文学自然也不同。
讲到魏代初年文学，那时所仅存的文人，多系建安遗老。真正属于魏代的文学，须从魏废帝正始时讲起。应当注意以下诸点：
（一）玄风之兴起 正始以后儒家势力一落千丈，老、庄之学大盛，于是由讲求实用之儒家学说，而变为推求宇宙本体之玄学风气。当时提倡玄学最力的有王弼、何晏、夏侯玄等人。（不过王弼后来死得很早，何、夏亦因祸亡身。）玄学本出于道家，道家之祖老子每被人拉得与另一人并称，如西汉时黄帝与老子同享盛名，这是一种政治作用。到后来应用于人生哲学方面，又以老子、庄子合讲。最矛盾的地方，是王、何这一班人心中，十分佩服道家，但只谈老、庄，又恐被儒家看不起，于是又将道儒穿凿附会起来。如王弼既注《老子》，同时又注《周易》，他的最有力的主张，就是“有生于无”。究其实，不惟儒道迥不相谋，即老子、庄子严格说来，也并不同道。老子重入世，所求惟用，故其末流每变成阴谋家；庄子重遗世，不大求用，但只求全，故其末流最易变成个人主义者。魏、晋时一般清谈之士，真正崇拜的还是庄子，不过扯老子作为幌子而已。又如王坦之最厌恶清谈之士，作了一篇《废庄论》以攻击庄子，但他同时又替老子辩护。
（二）佛法渐入中土 这个时候学术既未定于一尊，自然各家学说同时找着发展的机会，佛教徒也不免乘势大肆活动。最先也是与中国固有的思想附会起来说法。佛教究竟何时输入中国？大多数都承认当汉明帝时，但恐不尽然，西汉张骞通西域时，或者佛法即由西域来汉，只留心看西汉人所造的铜镜，有刻作一神二侍者，颇与佛教造像制度相似，惟此时佛教书籍尚未翻成中文罢了。东汉人最初读佛理，又以老子、释迦并称，当时人民颇不大欢迎这种外来的宗教。牟融乃作《理惑论》说明老子与释迦的相似处，以抬高佛菩萨的价值，但学佛的人正式出家做和尚，乃在魏文帝黄初时。为佛教建塔，始自吴大帝。至于佛教经典的传播，似乎很早，今世有汉明帝教摩腾译的《四十二章经》，但是此经恐是六朝人伪托。不过到晋代却是大盛，如苻秦有鸠摩罗什带了许多经书入中国。在石赵有佛图澄传入密宗一派。魏晋间高僧颇多，如道安及其徒慧远等人。据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所载，当时译经者竟有一百四十一家之多。
（三）人世之逃避 自从正始以后，直到东晋亡国为止，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当时一般文人眼见神州陆沉，人民涂炭，觉得世界上竟无一块干净土地，惟有人人心中，尚有净土存在。在尘寰中既然找不着安慰，于是神游于虚构的境界，能虚构之境界又太觉空虚，于是不得不另外寻出一种实际的情况用来做代表。于是乎他们不得不醉心于大自然界，而模山范水之风气为之一盛。阮籍自是此中健者，常常登山玩水，乐而忘返，到了穷途恸哭而归。又如孙绰游天台山，谢安高卧东山又泛沧海，王羲之晚年几乎专门以游眺为事，当时不惟士大夫如此，即方外道流，亦富游兴，如庐山诸道人曾游石门，不惟男子如此，即深居简出之女子亦相习成风，如谢道蕴有很有名的《登山诗》。是时文学发展的途径，又去到一种新方向，就是山水文学之兴起。
山水诗古已有之。但是《诗经》所有的，只能用到叠字为止，如“岩岩”“洋洋”之类。楚辞间或有秀句。汉人作赋，写其山则如何如何，其水则如何如何，都用骈字堆叠而成，完全不注重山水个性之描写。直到建安曹操始有《碣石》诗：“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然而他的登山，乃属出征时的便道，非专为欣赏而去。到正始后，一般游山玩水的文士，对于一丘一壑，也极刻画之能事，如孙绰的“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读后真的天台山恍然就在眼前。可见《文心雕龙》所说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把时代又迟延下去，殊觉不尽然的。
（四）文士之惨变 因政局的转变不定，人心的惶恐无主，自然难免于引起神经极敏锐之文士之不满。因不满意于当代的一切，而风流自放，逃玄入佛，又因思想行动之不能与因袭社会合拍，更易遭逢不幸。故晋代文士之祸，是极惨酷的，阮籍酗酒烂醉，仅免于死，如嵇康、刘琨、郭璞、潘岳、石崇、二陆都是不保首领而没。此时文人竟有十之六七遭横死，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自魏武帝定下用人标准，重才而轻德，不仁与不孝的人他都可以收用，世风日渐卑靡。从好的方面说，是能打破因袭思想之束缚，而各展所长；从坏的方面说，不免有些小人因缘得势，以后对于守正不阿之文人加以陷害。故当时流品颇杂，而且晋代文人，地位较前代为高，更易遭人嫉忌，汉武帝以俳优蓄东方朔等文人，魏氏父子，亦以食客待遇王粲、刘桢。但晋代文人，或为显官，如张华，或为高流，如嵇康、阮籍，咸出自名门。晋代以后，如谢灵运、谢 等，他们在社会所占的地位较高，而他们处世的方法更见拙劣，思想既不为传统的礼教所拘束，焉得而不趋于极端？何况还有许多文人，是做过作奸犯科的事呢？但是文人的遭遇，与他们的作品无关。尽管文人本身倒霉不堪，他们的作品，仍然是能与日月争光的。
魏晋文学之分期
为讲述的便利，约分四期如下：
第一期 正始（魏废帝）
第二期 太康（晋武帝）
第三期 永嘉（晋怀帝）
第四期 义熙（晋安帝）
就以上四期略言之，则正始为质期，由太康至永嘉为文期，过江以后，又返到质期。
第一期 正始
这时玄风甚盛，兼杂以佛家思想，虽不能说每个文人都是如此，但总难于脱离时代思想的影响，所以当时文士，关于探讨一件事物，都深悉名理之应用，尚质而轻文，诚如《诗品》所说：“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谈到当时人的想象，仍是非常丰富。这是因为道家的思想，较儒家的思想对于文学更有裨助。这时与建安最大的区分，是建安七子做的是文学的文学，正始文人做的是玄学的文学，前者重形式而忽内容，后者重内容而不大讲求形式。当时来讲，文学界的威权，握在竹林七贤的手中。他们的思想，真浪漫极了。试看刘伶之《酒德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嵇康之《养生论》及《与山巨源绝交书》等，都无处不充分地表现他们极端的个人主义。至于他们的诗风，当时有“嵇志清峻，阮旨遥深”的评话。嵇康诗存留于今的，有四言与五言二种，后者词旨浅露，反不若其四言之好。近人王闿运曾说过：中国四言诗，做到嵇康为止，以后便无足观。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余首，这位先生想来定有隐痛而又不便明言，乃托之于诗。颜延年已觉得很难解释，但影响及于后代很大。陶潜为学阮诗之第一人，后来唐代也有诗人模仿他的这种体裁。若论理致高超的地方，远非建安时人所及；若说到一般的色泽，他们总不免较淡。
第二期 太康
三国时的文人，均荟萃于魏，因曹氏父子不惟本身都是文人，且是文人的保护者。蜀地文学，很少建树。至今谈金石的人，从来就没看到蜀汉的碑刻。吴国文学，介乎二者之间，不过在亡国时反而出了两位大作家，他们就是陆机、陆云，张华甚至夸他们为晋伐吴所得之唯一战利品，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此时晋代原来所有的文人，三张（即张载、张协、张亢），本来也很享盛名，但是他们的交椅，不能不让给这二位新来的文人。可见说到文学，南方人总比北方人强些。此时著名作家，除了二陆、三张以外，又增二潘（即潘岳、潘尼）、一左（即左思）。他们都没有感受到玄风的影响，如张华几乎无所不通，可谓杂家。左思乃杂有阴阳家的思想。他们的共同作风，是变换了正始之质朴风气，而返归于建安的文盛时代。在此略说当时作风之趋向。
（一）排偶 虽说此期不近法正始而远宗建安，却比建安时另辟一条新路。就是从前人作过的体裁，至此时也翻了一个花样，比如连珠体的作家，先有扬雄再有傅毅。然《文选》所载，始于陆机，因为他的巧对绮语，后来居上。不独文体如是，作诗亦然。建安诗风，单复并行，有时单多于复。自太康以后，若陆机之《拟古诗》、张协之《杂诗》、左思之《咏史》，差不多尽是由复笔造成的。
（二）巧似 文人吟味性情虽同，而表现的方法各异。大都越到后来，越爱走新路。如在汉代诗篇尽管有美妙的全篇，但把句子拆散以后，便觉平淡。可见那时只有综合篇章之美，而无分析句格之美。至太康时，一般文人钩心斗角，专从窄处去用功夫，因之产生了很多为前代所无的名句。此例最多，略举如次：
“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陆机《拟明月何皎皎》）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潘岳《悼亡诗》）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
“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张华《游侠》）
“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张协《杂诗》）
“青条若总翠，黄花如散金。”（张翰《杂诗》）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王赞《杂诗》）
“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张协《杂诗》）
以上所举的句子，不惟对仗工整，又复巧思绮丽。在晋代武帝、惠帝、怀帝、愍帝四代，若寻佳句，差不多篇篇都有。
（三）拟诗 中国文学模仿的始祖，必推扬雄，从前早已讲过。但他所模拟的只限于赋或散文之类，至于模拟古诗的风气，自太康时才有。如陆机《拟古诗》十二首。他尚能化单笔为复笔，实开谢灵运《拟邺中诗》的风气。又如傅玄《拟四愁诗》，简直是生吞活剥。张载也拟过《四愁诗》。以后更有谢灵运、陶渊明、鲍照这般人，显然受此代的拟古的影响颇不小。
此期文人的代表，当推潘岳及陆机二人。论到潘、陆的优劣，实在很难措辞，而且在当时他们二人也是齐名。批评家钟嵘在他的《诗品》里把潘、陆二人都入上品，又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有人疑惑潘、陆并称，是当时人举出南北各一人以相对抗，其实不然。因为他们二人各有长处，陆机雄于才，张华品评他的文说：别人患才少，他患才多。潘岳深于情，只看他所作的《悼亡》《西征》等篇及各种哀诔之词，无不情致缠绵，不愧多情文人。平常人还是称赞陆机的多，这实由于陆机的文集至今完全存在，而潘岳的早已佚失，只剩得几篇残余而已。
至于三张的诗，尤以张协的《杂诗》为最著。左思的享名不在诗而在赋，《三都》更见富丽，不过他的诗也有独到之处。
第三期 永嘉
永嘉初年最著名的作家，都是由太康遗留下来的。晋代到了此时，政局大变，以后都城由洛阳迁到建业。中国从周以后，历代都与外患为始终，但总算能支持抗御。到了此时，黄河流域一带，已不复为汉族属土。八王既捣乱于内，五胡复扰乱于外，政局日非，民不堪命。此时的文学家当以刘琨与郭璞为代表，但他们亦适成为太康的尾声。刘、郭均为北人，皆以国事不得其死，尤以刘琨的功业更为伟大。他们的文学都带着一种激昂慷慨的气概，实为亡国文学之音调。单看刘琨作的《元帝劝进表》《答卢谌书》及《答卢谌诗》等，均痛哭流涕，慷慨陈词。钟嵘的《诗品》评他道：“（晋太尉刘琨）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辞。”后来元遗山论诗，又以越石的身世，比之于曹孟德，故其作风颇为相近。至于郭璞为永嘉中兴诗人，因为他作的《游仙诗》最有名，遂至后人疑他属于道家。其实郭璞却是阴阳术数家，不过他的《游仙诗》倒另外是一种伤心人的别有怀抱，并不是乐为飞升远举之谈，却与阮嗣宗的《咏怀》颇有几分相像。故《诗品》评他说：“（晋弘农太守郭璞）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此评颇为允当。这实在由于郭璞并非玄流，所以他作的诗，也并非有关于玄风，不过被时会造成如此而已。
晋室南渡前后，文风迥然不同。南渡以前，由开国至太康以文胜，有建安余风。南渡以后，由永嘉直至亡国，复以质胜，复正始之旧。此实由于永嘉前后祸乱相寻，民不聊生，各人欲求自慰，玄风复盛，由文变质。钟嵘批评此时的风气说得好，他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第四期 义熙文学——陶诗
义熙为晋安帝的年号。当时刘宋的王业已成，典午天命，危在旦夕。此期文学，陶、谢并称。陶主自然，谢尚词采。自正始至渡江以后的那种杂有玄风而不大注重文采的诗风，当以渊明为押阵大将。由建安一脉相传，后再跃而至太康，脱离玄学羁绊，而标举文学风气的事业，当以灵运为中兴功臣。在此处先把渊明提出来讲一讲。
陶潜的人生观，实融合玄学与佛教而成，只要看看他的《形赠影》《影答形》及《神释》诸诗便知道，他的玄想极深。此时佛法之禅宗虽未输入中土，而陶公已带着此派的意味。远公在庐山结白莲社，招陶公，他却不肯去，大谢想去，却又被拒绝。但他表面上虽说不大与佛教的团体发生关系，然而心中实暗地佩服佛教。他的《桃花源记》正是充分地表现出他意想中的一种净土。而且他的人格思想与学问，很有几点和王羲之相像。第一是他们都爱好自然，其次是作文均用单笔，再其次是二人均主颖悟。这种思想，在右军的《兰亭集序》中可以看得到。
从表面上看去，陶公之为人，似乎性情是非常之温和的，殊不知他的本性却很倔强。自义熙以后，他亲眼看见刘裕的篡位，欺人孤儿寡妇，既是看不惯，却又没有拨乱反正的能力，又安得而不满腹牢骚，感慨独多！他最得力的是阮嗣宗的《咏怀诗》，如“迢迢百尺楼”，及“种桑长江边”之类，他的最著的诗，如《拟古》《饮酒》《述酒》及《读山海经诗》，无一而不是学嗣宗的。王湘绮曾说阮籍以下，开陶、谢二派。其实谢诗倒未见得同于阮，而陶之学阮则彰彰可以考见。
我们现在提起陶渊明，大家都一致承认他，是千古大诗人中之一位。但他在当时的地位，却远不及谢灵运。刘勰的《文心雕龙》，为当时评论界之权威，虽极力称赞大谢而于陶公竟无一句提及。昭明太子看去明明爱好陶公，为之作传，为之集诗，但在《文选》中所选的陶诗的总数不过八首。究竟是什么缘故，这位大诗人不为当时人所注重呢？第一，是由于六朝人的门阀观念太重。王、谢子弟，人才辈出，他们自来就是养尊处优，最易受时人之崇拜。至于寒门微族，每为人所不道及。想陶公不过庐山下的一位农夫，正颜延年替他作诔时所谓的“南岳幽栖”而已。在当时的势利眼光当中，哪里看得到他的身上去，所以连他的岁数都被人弄错了呵。在此处还可引一个旁证，鲍照的诗文，在后人的眼中看去，确实不错。但他在当时一身作客，飘零而死。所以《宋书》并不为之立单传。《诗品》批评他说得最妙：“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自然陶公之“取湮当代”，也是由于他的“人微”之故。
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就是他的诗的风格与当时所流行的大相违背。当时文人均喜复笔派之《汉书》，而不欢迎单笔派之《史记》，故作诗亦专讲排偶，重词采。那时正是太康派得盛，所以大谢竟为一代宗匠，而陶公的诗喜用单笔，而且色彩冲淡，显然与当时一般人的胃口不合。只看六朝人最初为陶公集子作序的阳休之所说的话，最赏识他的“奇绝异语，放逸之致”，同时却又不满意于他的“词采未优”。这几句中肯语，实足以代表六朝人眼光中之陶渊明。
但陶诗虽不为当时所重，到了唐朝，却又取谢诗的位置而代之。如唐初之王无功的《东皋子集》学陶，陈子昂的《感遇诗》学阮，其源与陶正同。至盛唐又深得杜甫的赞美，学他的又有储光羲，以作田园诗得名。王维、孟浩然，又间接受陶公之影响。至中唐时又有韦应物、柳宗元等，有一部分是从陶诗学来的。及至宋代苏轼，并且和其全集。
此外还有钟嵘。把陶公置于中品的公案，后世人多有不平之鸣。关于此点，我倒有一桩小小的发现。就是钟嵘原来是把陶公置于上品的，我的根据并不是近日所流行的《诗品》的版本，乃在《太平御览》第五百八十六卷文学类引《诗品》的地方。明明上品列有十二人，陶渊明正是其中之一。《太平御览》为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所辑，所据书当为唐本或五代本。今本置陶公于中品，想来系北宋以后始如此，而且陶公的诗，颇合于钟记室所举的“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标准。
晋代之批评文学
此时文学批评之风，与建安时颇相似。如：
（一）批评方面 论文之专篇，有李充《翰林论》、陆机《文赋》、陆云《与兄平原书》，此外还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
（二）介绍方面 介绍文学作品，始于左思之请皇甫谧为他的《三都赋》作序。因为士安当时的名声较大，所以太冲就借重他的介绍。
（三）整理方面 后人论到文章总集之始，多推《昭明文选》。其实在前还有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六十卷，才不愧为文章总集之始祖。再有荀绰的《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也不愧诗之总集的始祖。可惜以上两种书都早已佚失了。
（四）作注方面：为古人文章作注，始于刘安之为屈原作《离骚传》，而班固、贾逵、王逸均有注。为自己作注，始于班固之自注其《汉书·艺文志》。此种风气，晋人并很盛行。
甲、为古人赋作注者，有司马彪的《上林子虚赋注》，晋灼的《子虚甘泉赋注》，郭璞的《子虚上林赋注》一卷。为古人赋注音者，始于李轨之《二京赋音注》一卷。为诗作注者，有应贞之《古游仙诗注》一卷。
乙、为并世人诗赋作注者，为张载、刘逵、卫瓘注左思《三都赋注》三卷，綦母邃《三都赋注》三卷，曹毗《魏都赋注》一卷，萧广济为木玄虚《海赋注》一卷。（中国文人所作《海赋》仅有二篇，除此篇外，还有载在《南齐书·张融传》的一篇。）
丙、为本人文学作品作注者，始于谢灵运之《山居赋自注》。
由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看来，可见选学之风早已由晋代文人开端，并不是起于唐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