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化皮锡瑞尝就《孝经》郑注为之义疏，虽多持纬候，扶微继绝，余甚多之。其后为《王制笺》、《经学历史》、《春秋讲义》三书，乃大诬谬。《王制笺》者，以为素王改制之书，说已荒忽。然《王制》法品，尽古今夷夏不可行，咎在博士，非专在锡瑞也。《经学历史》钞疏原委，顾妄以己意裁断，疑《易》、《礼》皆孔子所为，愚诬滋甚！及为《春秋讲义》，又不能守今文师说，糅杂三传，施之评论，上非讲疏，下殊语录，盖牧竖所不道。又其持论多以《四库提要》为衡。《提要》者，盖于近世书目略为完具，非复《别录》、《七略》之侪也。其序多两可，不足以明古今文是非。锡瑞为之惑，兹亦异矣。又其称湖南文化，始自唐刘蜕登进士科，延及曾国藩辈，以彰进化速疾。案湖南人士始后汉桂阳蔡伦。伦诚宦者，然史称其有才学，校雠经典，伦实监理，斯固弘恭、史游之次；又始造树肤鱼网为纸，中夏文化升降之迹，伦有力焉。其后蜀有蒋琬、刘巴之徒，兴于零陵。琬代诸葛亮执政，成劳炳然；巴在汉末称高士，声及吴会。诸葛亮自言：“运筹帷幄，不及子初远甚！”誉或少过，然蜀世文诰策命，皆巴所为，诚文章之隽也。及晋有桂阳罗含，桓温称之，以为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见《晋书·文苑传》）。其文迹可睹者，有《湘中记》，时见援引，盛道湘水之美，信而有征。是数子者，皆湖南之令，异方君子，犹时想其末风绝流。锡瑞不举，独以刘蜕为初，将崇重科举，惑其神志，抑数典而忘稽古乎？汉、晋遗事犹不能悉，何况黄、唐之世，文、武之时？谓孔子以前旧无文化，亦其所也。余既睹锡瑞书，伤其芜乱，又将迷误后生，驳议云尔。

一、孔子作易驳议

汉世有言：孔子作《春秋》。未有言孔子作《易》。皮锡瑞以为伏羲画卦，孔子系辞。《系辞》者，谓卦、爻下辞也。《系辞传》则为弟子所作。案《左氏传》所载筮辞，锡瑞将谓古文难信，今姑不举。且以《大传》、《史记》及他书所记为质。《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吾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若所云系者，即是卦、爻下辞，彖、象当何所指？若以彖传、象传当之，是自作卦、爻，自以彖、象说解，其谬一也。重卦之象，人人能为之，何必文王？若专定其名者，里之囚七年，所定无过六十四名，何其短拙？其谬二也。连山、归藏载在《春官·大卜》。锡瑞或不信，桓谭《新论》曰：“《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大卜。《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此汉人所明见，不可诬也。孔子亦云：“吾得坤乾。”郭璞在晋，犹引《归藏》齐母、郑母诸经。《归藏》当殷已有辞。《周易》为周时所用，不为系辞，而待鲁国儒者，于六百年后为之补苴，情事相违，其谬三也。六十四卦，十五为重名，四十九为奇名，其字才七十九。夫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盖书契之恒制。七十九名，书之版牍则足矣，安得有韦编？纵令在策，其文既寡，其义又少，谙诵其名，数日则了，而远待数年之功，绳烂革敝，乃得记识，何圣人之徇齐，而今钝拙若是？其谬四也。《论语》云：“五十以学《易》。”学者非自习其著作之名，故当抽读他人成语。六十四卦，卜筮者悉能举之，若旧无卦爻辞，当何所学？其谬五也。《大传》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此言中古，其为文王则明。今云：卦爻之辞，作自孔子。又云：《大传》是弟子作。师徒相接，必不谓之中古。中古已作，必不远待孔子。若云重卦称作，非必系辞，上遗伏羲经始之功，下弃尼父成书之业，徒取中流，又无其义。其谬六也。《大传》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若文王不系辞，则《大传》为妄说。若曰卦名为辞，名卦者其功微，成书者其功巨，顾不曰《易》兴定、哀，当素王与七十二君之事，独绸缪于姬氏旧王，而没本师之绩，是举其微而遗其巨，详其远而略其近。其谬七也。若以箕子岐山之属，非文王所宜言者，郑众、马融尝以爻辞出周公矣。要之，文王亲见箕子，何不可录其人？山川群神，帝王所常祀，宁知前王无享岐山者？必谓文王自拟乎？且《易》当殷末，故事状不及周世。徒有高宗、帝乙、箕子而已。若作自孔子者，当有成、康之事，五伯之迹。今近不举周世，远不举虞、夏，独以殷事为言，违其情势，其谬八也。《文言》为孔子作，《世家》所明著。若自作爻辞，又自设问以明其意，既非辞赋，何容有此（《公羊》、《梁》、《夏小正》、《丧服》诸传，皆弟子口问，师口答之。若设难之文，近起汉世，周时惟辞赋有此，未有施诸说经者也）？其谬九也。若曰《文言》、《系辞》二传，皆有“子曰”之文，故不得言自著。寻子者，男子之美称；夫子者，卿大夫之尊号，诚不得自据也。然司马迁官太史令而自署太史公，褚少孙亦自题褚先生，此则后进相寻，因以自号，非无其比。或言迁书署太史公者，则东方朔为书之。若然，《大传》称子者，何知非弟子别题？若以两字有疑，因谓《大传》出于门下，可曰《史记》百三十篇，悉非子长所撰耶？其谬十也。序、彖、象、说卦、文言，皆传也，卦、爻辞则为经。若系即卦、爻辞者，《史记》当列文最先，何故退就序、彖之下？文在传次，而以为经，其谬十一也。《左氏》记载筮辞，容为今文家所不信，太史公世治《周易》（谈受《易》于杨何，迁亦自云正《易传》），于《左氏》内、外传所录，悉载在《世家》言。若知为孔子作者，当辨《左氏》之非，纵无驳证，犹当去其文。今则绵篇牒，往往而见，曾无存疑之辞。既以迁书为据，而云辞由孔子，其谬十二也。《传》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谓孔子作《易》者，太史公所不著，施、孟、梁丘所不言。锡瑞直以己意断其有无，吾见世之妄人多矣，于皮氏得一焉。

二、孔子制礼驳议

《礼》五十六篇，皆周公旧制。《记》言“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此谓旧礼崩坏，自此复著竹帛，故言书，不言作（此犹汉末玉佩制亡，惟王粲能记其法。非王粲以前无玉佩，而自粲始制之也）。俗人疑礼为孔子所制，证以孟子所举，滕文公行三年丧，其父兄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明周公本无三年丧制（此本毛奇龄说）。然孟子时，诸侯去其籍久矣。滕父兄言不足证。《春秋左氏传》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又曰：“君有大丧，国不废搜。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国不恤丧，不忌君也；君无戚容，不顾亲也。”曾申者，左氏之徒，其言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鬻之食，自天子达。”明春秋已有三年丧制。杜预以为卒哭除服，既反《传》义，滕父兄言鲁先君莫之行者，即以昭公大搜之事为法，非周典也。虽然，天子诸侯有朝会莅政之典，是故康王在丧，麻冕黼裳以受册度，出在应门，犹受黄朱之乘，退则释冕而反丧服。明出入异容矣。孔子曰：“高宗谅，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三年。”此盖殷制有然。周时臣为君亦三年。自士以至三公，其服无等。天子葬期七月，则冢宰百官皆在倚庐。若背殡行事，则持丧为虚；若相随居丧，则政事将废。冢宰以下，既有听政之期，明天子亦临政御门自若，反在丧次，然后寝苫持衰。《春秋》：“宋平公卒，寺人柳炽炭于位，元公将至，则去之。比葬，柳遂有宠。”惟寝苫无床，故当以炭温地，言其将至，又明不终日在丧次也。若夫士丧之礼，柩在殡中，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逾月而葬，故有力者足以堪此。天子葬期七月，诸侯五月，瘠墨过甚，非有生所能堪。然则居庐食鬻，上下所同，兼御菜果，宜其异矣。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今古文典籍所同。犹以《记》言中月而，遂令郑、王异说，二十七月之制，自郑始也。《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时去僖公之薨，适得二十五月，故左氏以为礼（丧制计月，本兼计首尾，葬期亦然。非如今人刻日而计也）。若从旧，为已未逾月，若从郑说，亦大祥以后也。大祥朝服缟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领袖缘皆然。素，缟冠纰素，中衣领袖缘带皆然。去腰，弃杖，白麻屦无，醯酱干肉，出垩室，始居内寝。按小功成服十一升，义服十二升，既葬，裳如故，居内寝。故小功卒哭，可以冠，取妻。三年之丧，大祥以后，服十五升布，其缕已细于小功之末。虽不得行亲迎，纳币固无嫌矣。盖冠、昏皆嘉礼，然情欲之事，于丧有牾，成人代父，在丧则宜。是故三加之节，在殡而行（成王因丧冠，可证。盖不冠则无以成服也）。别内之制，及犹厉。纳币轻于亲迎，重于加冠，故既祥则可以行，斯先王所以立中制节也。虽依郑义，左氏说犹可通，况于古者三年之丧，旧典皆云二十五月而毕哉？后人不晓变除，直以三年之丧，始终若一，进者则云鲁文丧娶，退者又言卒哭除服。其他见《春秋》。诸侯在丧不废朝聘，因以古制无三年服。岂悟共主领录九服，邦君亦有邻交，居庐莅丧，事不偏替者乎？毛奇龄好为诬说，皮锡瑞又据孺悲学丧之文，以为礼始孔子，亦其谬矣！《士丧礼》固言书，不言作，丧服礼兼上下，又非《士丧》之篇，文不相涉。《记·檀弓》曰：“鲁人朝祥而暮歌，子路笑之。孔子曰：‘三年之丧，亦以久矣夫！’”言其久不行也。若自孔子始作者，当云三年之丧，创法自我，不可以责未闻者。何乃言久不行耶？《记·檀弓》又曰：“衰，与其不当物也，宁无衰。”然则自斩衰三升，下至缌麻，十五升抽其半，其为精粗异度，繁碎亦甚矣。独有制礼自上，民胥效法，故织之家，素备其式。假自孔子制之者，纵令遍行鲁国，自适士以至府史胤族，犹当万数，仓卒制之，何由得布（按今人虽欲持衰而不得者，即以布之精粗不能如法故也）？若不自置邸店，亲课女红，布缕既不中程，则衰无以当物，唐为文具，将安设施？此则自卫反鲁，五年之中，专为缝人贾贩，犹惧不给，固无删述六经之暇矣。又若制礼于孔氏，冠、昏、朝聘以及祭享，其事犹多，哀公不以问孔子，独问士丧；孔子又本不作《士丧礼》，待哀公问然后发之，君则失偏，臣则失缺，其违于事情远矣。即若是者，《礼记·曾子问》篇，孔子自说从老聃受礼，宁知今之《礼经》，非老聃制之耶？孟子曰：“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正以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制自周室，不下庶人，其后礼崩乐坏，当孔子时而已不具，故儒者不得篇篇诵习。若制自孔子者，下逮齐宣，才百有余岁，非残缺之限，孟子又无容不学也。《墨子·节葬》篇曰：“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期。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其作《非儒》，又以是专斥儒者。《说苑·修文》篇亦云：“儒者丧亲三年。”此由丧礼废缺，独儒者犹依其法，故名实专归之。古者刑书，本无短丧之罚，故得人人自便，弗可禁止，非直晚周也。汉世晁错、翟方进为三公，遭亲丧犹不去官。若以周公时未有丧制，故晚周无三年服，汉世《士礼》既行，何以持服者寡乎？见晚周无持齐斩者，即云丧礼自孔氏制之，见汉世无持齐斩者，复可云丧礼自二戴制之耶？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晚世尊公旦者，黜孔子以为先师；讼孔子者，又云周监二代，实无其礼。不悟著之版法，姬氏之功，下之庶人，后圣之绩。成功盛德，各有所施，不得一概以论也。

三、王制驳议

《王制》者，汉文帝使博士刺六经为之，见于《史记》。卢子干从其说，而郑君以为在赧王后，说已暗昧。或言博士所作，本制兵制、服制诸篇（《史记索隐》说）。又有望祀射牛事（见《封禅书》）。今皆无有，是本二书也。不悟经师传记，时有删取其文，即今《乐记》亦不及本数，则《王制》愈可知。先师俞君以为素王制法，盖率尔不考之言，皮锡瑞信是说，为《王制笺》，所不能通，即介恃素王以为容阅。案周尺东田之文，非孔子作甚明。其言制禄，又参半本《孟子》。孟子自言去籍以后，其详不闻（孟子王制说，略可信者曰：卿禄四大夫，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案古一升当今二合，周礼上年人食四，是为二石五斗六升。一岁为三十石七斗二升，当今六石一斗四升四勺也。兼有麻豆在内，故得此数。食七十二人者，为二千二百十一石八斗四升，四之为八千八百四十七石三斗六升。汉承秦制，丞相视周列国之卿，故奉万石。御史大夫九卿视周列国之大夫，为中二千石，月奉百八十斛，一岁二千一百六十斛，数皆相近。《晋语》言卿一旅之田，大夫一卒之田，一卒百人，一旅五百人，则卿禄五大夫，百人则三千七十二石，五百人则万五千三百六十石。视汉制皆加三分之一，视王制说，卿则略倍矣）。当孔子时，周典犹在，纵欲改制，不当适与孟子所略闻者同。尤渎乱不经者，以为天子之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非孟子所说，而与《昏义》、《尚书大传》、《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相扶。案《周礼》三百六十官，非徒三百六十人也。官各有正有贰有考，除胥徒府史妇官不计，约三千人，而乡遂郊野之官不与。官之以事别者，一官无过数十人，官之以地别者，一官率有千百人。故乡遂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二人，郊野凡六千五十八人。今云百二十官，徒有百二十人，何其昧于设官分职之略也（每官不止一人，而方面亲民之官，一官必至千百人，斯乃设官常法，异代所同。虽有圣知，弗能易也）？《周礼·天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此十五人者，所谓正贰考也。六官则九十人，若以此率，都九卿当一百三十五人。此徒总摄维纲之吏，未及众职也。今《王制》除三公外，徒有一百十七人。若如《大传》所说，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如此，一卿之正贰考，凡十三人。略与《周官》相比，九之为一百十七人。自此而下，别事为官，分地置吏，俄空焉。《王制》亦说有大乐正、大司寇、市大史诸官，不在卿数，又非卿之贰也。若每卿三三以为佐，虽大乐正诸官，亦无所容矣。若言大夫参卿，元士参大夫，非如《周官》正贰考之制者，是则百二十官，各为正长，九卿之寺，徒有正卿一人，更无僚属为之赞助，其丛脞不亦甚乎？又其所云：“命乡论秀士，命乡简不帅教者，移之郊，移之遂。”乡与郊遂将置吏耶？其无吏也？若无吏者，命乡则命何人？移郊移遂，复命何人督录之？若置吏者，亲民之官，因地而分，其数必逮千人以上，安得徒有百二十人也？余以《王制》、《昏义》、《书大传》、《春秋繁露》，皆不达政体者为之，名曰博士，而愚莫甚焉！锡瑞又欲移其愚于孔子，谓之为后王制法。案汉官四百石，比古元士，故叔孙通制《朝仪》，吏六百石以上，乃得侍坐上寿，其下即不，所谓朝不坐、燕不与也。今以《百官公卿表》、《百官志》校之，除去三辅诸职，在朝者尚一百五十余员，皆在四百石以上，而博士、议郎之属无员者，犹在其外，宦者亦不与焉。所以给用者，四百石以下，自三百石至于斗食，其为赞助者尚众。今《王制》言王朝命吏，下至元士而止。以此为汉制法，只令旷官废事耳。且《王制》，封建制也。然千里之内，亦有乡遂，县内九十三国，外有方百里之国六十四，方十里之国九十六，以禄士为闲田，此处遂无吏人领治之耶？《王制》之县内，比汉三辅，若闲田无官者，则是欲汉废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以下也。循《王制》之法，行之无不乱治，施之无不旷官，百世可知。博士本谩不练政事，郑、孔盖未能弹正。皮锡瑞又曲解之，其言有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郑君说之，以为官者谓其文书财用，御者谓衣食。《正义》曰：百里者，谓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为二百里。即如是，天子私用，二十四倍于经费之数。虽夏癸、商辛之政，未至从欲废治如此也！其言疆域，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案《尧典》所言疆里，北至朔方，南讫交趾，东至夷，汉辽西之域也，西至西，即汉之鲜水，王莽号之曰西海，今所谓青海也（西、鲜、青一声之转）。《周官》经略，亦方万里，九州之内，则方七千里。纵以《周官》为不可信，燕召公所都，即今宛平，北得涿鹿，今宣化之域，出恒山之北矣。齐景公欲遵海而南，放乎琅邪，鲁亦奄有龟蒙，皆地尽东海矣。博士不考地望，欲摈燕、齐于九州外，孔子生当周世，必不欲割冠带之地，以资熏鬻、秽貉也。今文说亦或言中国方五千里，此虽不达周制，犹愈《王制》所说。锡瑞则云：三千里为平土可耕者，余二千里在山陵林麓三分去一之内（此本《白虎通义》而误）。按《王制》，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方三千里者，乘方为九百万里，故得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此本未去山林陵麓以下也。又五千里者，乘方为千里之地二十五，三千里者，乘方为千里之地九。若依五千里数，三分去一，犹有方千里之地十六，方百里之地六十六，方十里之地六十六，安得遽削至方千里者九乎？此殆三分去二，非三分去一也。锡瑞虽粗，犹宜略识画方之法，何乃荒忽至是也！然则《王制》者，博士钞撮应诏之书，素非欲见之行事，今谓孔子制之为后世法，内则教人旷官，外则教人割地，此盖管、晏之所羞称，贾捐之所不欲弃，桑维翰、秦桧所不敢公言，谁谓上圣而制此哉？抑今文家之说，皆谓汉立《公羊》，上应圣制。今《王制》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不言崇五术，立五教，不言顺素王《春秋》。若《王制》为孔子所定，则汉立《公羊春秋》，乃不应孔子意也。今文家又言《春秋》断狱，《洪范》察变，今《王制》云：“破律以乱政，杀。假于鬼神卜筮以疑众，杀。”夫《汉律》所不著，而以《春秋》为决事比，是破坏《汉律》。说辽东高庙之灾，以为当诛大臣；见虫食木叶之变，以为当禅位公孙氏。是假于鬼神以疑众，然则仲舒论死，眭孟刑诛，于《王制》适为应辟矣。为今文而尊《王制》，只以自毙，夫何利之有？锡瑞于此，盖未之思也！

[1] 录自《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