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字武承，号东壁，初为直隶大名府魏县人，后魏县废，并入大名，遂为大名县人。父元森，治朱子之学。述幼承父学，父语之曰：尔知吾名汝之故乎？吾素有志于明道、经世，欲尔述吾志耳。年十四，即泛览群书，里人惊为奇才。时漳决城坏，转徙流连，衣敝粮罄，诵读不辍。乾隆壬午举于乡，及嘉庆初选授福建罗源县知县。罗源近海而冲，号称难治。述既莅官，卯起亥休，日接士民，从人、胥吏无所容奸。有某弁诬良民为海盗，述持之急，且投牒大府，谓：卑职焉能杀人媚人。乃调署上杭县。县饶关税，宦闽者视为利薮。及述为令，以关税所余数千金，解为洋面缉匪之用。日食蔬饮粥，人或笑其迂，自若也。继复反任罗源，邑人迎者万余人。乃革弊俗，修文庙，课诸士讲学，日昃不遑，闽人诵为文翁复生。然廉介自持，不骛声气，遂以老病乞休。时桐城汪志伊抚闽，重述为人，且惜其去，乃语之曰：好官，吾不能荐汝，吾愧汝。汝去，吾知汝不能逢时也。是为嘉庆六年事。述既去闽，乃往来河北，以著述自娱。

先是，述览群书，笃信宋学，继觉百家言多可疑，乃反而求之六经，以考古帝王、圣贤行事之实。以为周道既衰、杨、墨并起，欲绌圣人之道以伸其说，往往撰为禹、汤、文、武、孔子之事以诬之而绌之。其游说诸侯者，又多嗜利无耻之徒，恐人之讥己也，则伪撰圣贤之事以自解说。其他权谋术数之家，欲斯世以取重，亦多托之于古圣人，而真伪遂并行于世。然当其初，犹各自为教，而不相杂。至秦、汉间，学者往往兼而好之，杂采其书以为传记。其后复有谶纬之书继出，而刘氏向、歆父子及郑康成皆信之，复采其文以释六经，兼以断简残编，事多缺佚。释经者强不知以为知，猜度附会，颠倒讹误者，盖亦不少。晋宋以降，复有妄庸之徒，伪造古书，以攻异己，亦往往采杨、墨之言以入《尚书》、《家语》，学者以为圣人之经固然，益莫敢议其失，而异端之说遂公行于天下矣。隋唐以后，学者惟重科目，故咸遵功令，尚排偶，于是《诗》自《毛传》、《尚书》自伪《孔传》、五经自孔氏《正义》以外，率视为无用之物，于前人相沿之讹，相率以为固然而不为意，甚或据汉、魏以后之曲解，驳周、秦以前之旧文。至宋，一二名儒迭出，别撰传注，始颇抉摘其失，其沿旧说之误而不觉者尚多不可数。其编纂古书者，则又喜陈杂家小说之言，以鸣其博，由是圣人之道遂与异说相杂，圣贤之诬遂万古不能白矣。盖尝思之，古之异端在儒之外，后世之异端在儒之中，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内者非疏而剔之不可。故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然后圣人之真可见，而圣人之道亦可明。其所著书，有《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古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商考信录》各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别录》三卷、《洙泗考信录》四卷、《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是为《崔氏考信录》。其与《考信录》相辅者，别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余说》一卷、《读经余论》二卷、《五服异同汇考》三卷、《易卦图说》一卷、《与翼录》十二卷，惟《春秋类编》四卷未成。其自叙《考信录》曰：述自读书以来，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久之，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言，往往有与经相背者。于是历考其事，汇而编之，以经为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不合者则辨之，而异端小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删削之。题曰《考信录》。然述书之凡例，咸见于《考古提要》中，述之言曰：汉初传经，各有师承，传闻异词，不归于一，于战国处士说客之言，难于检核，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近世诸儒，类多掇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于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复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以经传为肤末，而向来所沿之误，遂莫复过问。而浅学之士，一语一言必据秦、汉之书，见有驳其失者，则攘臂而争，但殉其名，莫穷其实，故舛误乖剌，罔可诘穷。又谓：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而凡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在相度，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故以战国、秦、汉之人，言唐虞三代之事，有移甲为乙者，有以今度古者。加以战国之时，说客辨士往往借物以寓意，后世以虚言为实事，笃信不疑，故有古有是语未必有是事者，如《列女传》采漆室之女是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真解者，如以羲和日驭为御车之御是也。非惟秦、汉之书述春秋之事多误也，即近代之书述近代之事，其误者亦复甚多。举是以推，则古书所纪圣贤之事，其有年世不符者，均不可尽凭。又非惟汉儒多信战国策士寓言也，即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递久，因以致误。举是以推，则古史既亡，若仅据传记，古人之受诬者岂可胜道。盖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有两人分言而不能悉符者，有数人递传而失其本意者，又有因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者。后人之书又往往因前人小失，巧为曲全，互相附会，以致大谬于事理。学者不察其致误之由，遂信其说为固然，不敢少异，良可叹也。又谓：二帝三王，去今甚远，言语不同，名物各别。且易竹而纸，易篆而隶，递相传写，岂能一一得其真。故汉人说经，多出于意度，汉代以后，兼从事于作伪，致帝王圣贤之行事为异说所淆诬，虽有聪明俊伟之才，亦俯首帖耳，莫敢异词。故辨异端于战国之时易，辨异端于两汉之世难，辨异端于唐、宋之世，尤难中之难。盖人之信伪也久矣，但震其名，而不复察其是非，此考信所由难也。复谓：经传之文，贤哲之语，亦往往过其实，学者惟当求其意旨所在，不必泥词而害意。况传虽美不可合于经，记虽美不可齐于经，后世废经而崇记，故古制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于斯而极。此皆阐前人未发之隐。及自述其著书之旨，则谓：古人之学贵精，后人之学贵博，故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择益淆。而文人学士又好议论古人是非，而不复考其事之虚实，不知虚实既明，则得失是非昭然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若摘发古人之误，则必抉其致误之由，使经传之文不致终晦。又曰：以予所见所闻，其人之偾事者，均由含糊轻信，不复深问，未有细为推求而愤事者。其语均前人所未发。

述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滇南陈履书刻其遗书。当述之著书初成也，自为谐语以评之，曰：薄皮茧。盖北方有谚，于人之科名不遂，仅以举贡终身，与仕宦以州县毕世者，皆称薄皮茧。其意以为蚕有强弱，茧有厚薄，而人之树立浅者，谓之无成不可，谓之有成又琐屑不足道，故目为薄皮茧云。崔氏既殁，其书不显。近岁日人那珂通世复刊其遗书，阅者始稍众。崔氏学术之不堕者，其以此夫。

论曰：近世考证学超越前代，其所以成立学派者，则以标例及征实二端。标例则取舍极严而语无杂，征实则实事求是而力矫虚诬。大抵汉代以后，为学之弊有二：一曰逞博，二曰笃信。逞博则不循规律，笃信则不求真知，此学术所由不进也。自毛奇龄之徒出，学者始悟笃信之非，然以不求真知之故，流于才辩。阎若璩之徒渐知从事于征实，辨别伪真，折衷一是，惟未能确立科条，故其语多歧出。若臧琳、惠栋之流，严于取舍，立例以为标，然笃信好古，不求真知，则其弊也。惟江、戴、程、凌起于徽歙，所著之书均具条理界说，博征其材，约守其例，而所标之义，所析之词，必融会贯通，以求其审，缜密严栗，略与晰种之科学相同。近儒考证之精，恃有此耳。述生乾、嘉间，未与江、戴、程、凌相接，而著书义例则殊途同归。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浅识者流仅知其有功于考史，不知《考信录》一书，自标界说，条理秩然，复援引证佐，以为符验，于一言一事，必钩稽参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扩充之，则凡古今载籍均可折衷至当，以去伪而存诚。则述书之功，在于范围谨严，而不在于逞奇炫博，虽有通蔽，然较之马氏《绎史》，固有殊矣。近人于考证之学，多斥为烦芜，若人人著书若崔述，彼繁芜之弊又何自而生哉。

[1] 录自《左盦外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