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昔年尝与徐君高阮论六朝人合本子注之书，因举《洛阳伽蓝记》为例证。徐君谓鄙说不谬，遂校定杨记。近得来书云，将刊行之，以质诸世之通识君子，并征序言。寅恪请更推论，以复徐君，不知徐君于意云何？裴世期受诏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志。其自言著述之旨，以为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凡承祚所不载，而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又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而疑不能判者，则并皆抄内，以备异闻。据此言之，裴氏《三国志注》实一广义之合本子注也。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经后人删略，非复原本。幸日本犹存残卷，得借以窥见刘注之旧，知其书亦广义之合本子注也。郦善长之注《水经》，其体制盖同裴刘，而此书传世，久无善本。虽清儒校勘至勤，蔚成显学，惜合本子注之义，迄未能阐发。然则徐君是本之出，不独能恢复杨记之旧观，兼可推明古人治学之方法。他日读裴刘郦三家之书者，寅恪知其必取之以相参证无疑也。

一千九百四十八年岁次戊子三月十五日

陈寅恪书于北平清华园

（原载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二重刊《洛阳伽蓝记》书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