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之画学
自汉高祖元年乙未，迄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即纪元前二〇六年至纪元二一九年，凡四百二十余年，是为汉代。当其盛时，兵威远震异域，图画之事，外与域外艺术时相接触交换；内则代有帝王相当之提倡；习绘事者，渐有著名之士夫，不如前代之仅限于工匠。惟其所作，则仍多取材于经史故事。故汉代图画，在艺术上虽呈变态；以应用论，实为礼教化极盛时期。或者谓中国明确之画史，实始于汉。盖汉以前之历史，尚不免有一部分之传疑；入汉而关于图画之记录，翔实可征者较多云。
第五节
概况
汉高起于田间而有天下，政法虽不如秦之尚苛，而君权集中则一。其专挫任侠，刻薄寡恩，尤有影响于人民思想之束缚。然当时人民，以久承春秋战国长期之纷乱，秦代土木战伐之劳役，物力荡尽，生计困罢，皆呈厌世之倾向，黄老之学，于是风行一时。凡此清净高尚之思想，实足助画学之昌明。故汉初绘画，得不以专制故而退步，且已非若秦代之暗澹矣。文景以还，国富民殷，国中文艺之士，皆有余暇研习所好，画学亦得以发达。在上者又多效法古制古仪，往往以画点缀政教，文帝三年，于未央宫承明殿，画屈轶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即其一例也。至武帝时，设太学，置博士，欲以儒术为政教之标准，虽罢斥百家，反对艺术，而对于绘画，则反与以尊重。尝创置秘阁，搜集天下之法书名画，其职任亲近以供奉百物者，如黄门之署，亦有画士以备应诏。帝又好大喜功，以兵力经营四远，征匈奴，通西域，虽远如波斯方面之文明，亦渐播及中土。当时图画之作品，受域外艺术之接触，作法上虽无甚变动，而取材上则颇见新异。如天马蒲桃竟之镂纹，即取材大宛所献之天马蒲桃也。其后诸帝，亦多重视绘画，画家辈出，或供奉帝室，黼黻典章；或隐身工匠，粉饰金石，大而宫殿之类，小而竟鉴之属，无不饰画如制。关于天文兵家之类，亦皆有图，可谓盛矣。宣帝甘露三年，单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王充《论衡》谓宣帝之时，图画烈士，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云。自是以后，凡有纪功颂德以及其他关于纪念之事，往往借画以达其用。始于王家，次及士夫，乃至庶民，亦多效法之，此则尤有影响于政教者也。至于贵族私室画，亦出乎礼教之外者，《景十三王传》：“海阳嗣，十五年，坐画室，为男女臝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此种绘画，前未之见，实为后世春画之滥觞。元帝好色，宫人既多，常令画工图之，欲有幸者，辄按图召之。故其宫庭中，置尚方画工，从事图画，是盖继武帝黄门附设画工之制，而更专其官者，实为后世设立画院之滥觞。当时以画名家者，颇不乏人，如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皆其尤著者也。降及哀平，政治混乱，新莽篡立，则又兵戈相寻，绘画之事，无可纪述。
光武中兴，以兵力削平群雄，功以武立，而于文艺，亦极注重，而尤崇奖节义，宫中常列古代圣帝贤后等像，以为观瞻。光武尝与马后观览宫中画室，帝指娥皇女英图而戏谓后曰：恨不得如此之妃。进而见陶唐像，后指尧谓帝曰：群臣百姓，恨不得君如此。帝顾而笑。至明帝继立，又尚儒术，对于图画即以尚儒术崇节义为提倡之标准，创鸿都学以积奇艺。别开画室，诏班固贾逵等博洽之士，选诸经史故事，命尚方画工画之。其于绘画之提倡，厥功甚伟；亦即礼教作用的绘画极盛之时期也。且袭中兴余威，一变先帝柔远政策，用兵西域，犁庭扫穴，继武帝之后，再振国威于域外。其在艺术上，最有影响者，即为佛教画之传入。按《拾遗记》：“周灵王时，有韩房者，自渠胥国来，身长一丈，垂发至膝，以丹砂画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势，可照百余步。”又谓骞霄国人烈裔，于秦始皇元年献画，是我国绘画受域外艺术之影响，殆始于周季，然其说过奇，而韩房之名，未见于我国谈画之书，似不足信。至烈裔之来秦，虽较为可据，但究与我国绘画有如何之影响，亦殊无可考。故我国绘画之受域外艺术之影响，实以汉之始有佛教画为最显著。盖汉自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以来，不久即由合浦渡海，而达印度，与佛教之国相交通。魏收谓武帝尝得休屠王金人，置之甘泉宫，焚香礼拜云。至明帝尝梦金人以为佛，遣蔡愔等求佛经于天竺，偕沙门摄摩腾竺法兰携经及释迦立像，东还洛阳，明帝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略见《魏书·释老志》而天竺僧之随中国使者同来如摄摩腾等，亦曾画首楞严二十五观之图于保福院。于是我国绘画，乃有所谓佛画矣。蔡愔等之使天竺也，实仅至月氏。时月氏为佛教盛行之地，即将白氍之画佛雕像经典赍归于洛阳城西雍关外，起立佛寺，即所谓白马寺者。于其中壁作千乘万骑群象绕塔图。梁任公著佛教之初输入，以其时西域与中国交通断绝，似无遣使求法之可能，遂根本否认之。于是对于因求法所有之事迹，皆存疑以为不足信。然从其画迹而论，则似非出于附会者。盖明帝所梦者为金人，而南印度案达罗派之雕涂确用金色，至所画千乘万骑群象绕塔之图，则明属西印南印之图案也。且汉人对于域外交通，特具狂热，如班超、张骞之出使，皆由坚苦中成功，况有宗教关系者乎。当时陆路交通即或断绝，而中印海道交通，则自武帝以来固无所阻，佛教传入，不由陆而由海，或亦可能。时楚王英极信佛，楚在东南，其佛教之布行，或即不受西域交通断绝的影响之一证。佛教之输入，必与佛教之宣传品佛画以俱来，故佛教之传入在汉，而中国绘画之受佛画之影响亦自汉始。惟案汉代著名之画家，无有以能作佛画称者，是殆佛画初入，尚不为中土画士所习；即有习之，亦不甚为当时一般社会所注意所乐道也。抑汉人多崇尚黄老，而视佛与黄老为一流，凡言黄老，往往兼及浮图，《后汉书·楚王英传》云：“英晚节更喜老子，学为浮图，斋戒祭祀，襄楷上桓帝疏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又《后汉书·西域传》：“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称盛。”是皆视佛道为一流之证。当时所谓佛教画，或受佛道混合之影响，在制作上不能特现其色相，亦未可知也。明章而后，王室之提倡不衰，域外文明，又随时输入，画风渐有革新之趋势。画家之享名者亦渐多。桓帝之世，则有刘裦；灵帝之世，则有蔡邕，称宗匠焉。
第六节
画迹
汉之武力文治，其结果皆能促进绘画，已略如前述。又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建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王室；其收藏之富，宝贵之殷，固有足多。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又当时所收而西之七十余乘，因遇雨道艰，半皆遗弃，于是先朝所收藏而宝贵之者，致遭极大之劫运，汉画真迹，用是极少流传。刘裦之云汉图，令人见而觉热，北风图，令人见而觉凉，妙迹相传，徒供画苑之掌故谈矣。欲考汉画之仿佛，惟有证诸记载，索诸金石而已。
（一）汉画散见于记载者甚多，但言当时之画，须放大范围；若仅以后人所谓入审美者衡之，则直可谓无画。兹各从其类而述之。
蔡氏《汉官典职》：“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壁紫青界之，画古烈士。”《汉书·景十三王传》：“广川惠王越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袴，长剑。”《后汉·郊祀志》：“文成言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之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古今注》：“武帝天汉四年，令诸侯王大国朱轮，画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国朱轮，画特熊居前，寝麋居左。”是皆有关于礼制者也。《历代名画记》：“汉明帝雅好图画，别立画官，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后汉·蔡邕传》：“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玉海》：“成都学，有周公礼殿，云汉献帝时立，高朕文翁石室在焉，益州刺史张收画盘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与仲尼七十弟子于壁间。”是皆有关于教化者也。《汉书·天文志》：“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宿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图官宫物类之象。”《汉书·艺文志》：“凡兵书五十三家，图四十三卷。”前者关于天文学，后者关于军事学，皆所以表释学术者也。《汉书·郊祀志》：“上指文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环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后汉书·王景传》：“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前者关于建筑，后者关于疏浚，皆所以经画工程者也。《汉书·成帝纪》：“汉元帝在太子宫，成帝生甲观画堂。”颜师古注：“画堂谓画饰。”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后汉书·南蛮传》：“肃宗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炫耀之，夷人益畏惮焉。”是皆以画为装饰，而各有其深长之寓意焉。时有用以记功者，如麟阁、云台之功臣及赵充国像等。《汉书·苏武传》：“汉宣帝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后汉·二十八将传论》：“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汉书·赵充国传》：“初，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扬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时有用以颂德者，如休屠王阏氏、《汉书·金日磾传》曰：“金日磾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日磾每见画常拜，乡之涕泣，然后乃去。”胡广、黄琼、《后汉书·胡广传》：“熹平六年，灵帝思感旧德，乃图画广及太尉黄琼省内，诏议郎蔡邕为颂。”杨竦、《后汉书·南蛮传》：“安帝时，蜀郡夷叛，益州刺史张乔遣从事杨竦击破之，竦厚加慰纳，余种皆降，论功未上，会竦病创卒，张乔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铭，图画其像。”许杨《后汉书·方术列传》：“建武中，汝南太守晨邓，署许杨为都水掾，复修鸿却陂后卒，晨于都宫为杨起庙，图画形像，百姓思其功，皆祀之。”等像；用以表行者，则如陈纪、《后汉书·陈纪传》：“纪字元方，实之子也。遭父忧，虽衰服已除，而积毁消瘠，殆将灭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书，图像百城，以厉风俗。”叔先雄《后汉书·列女传》：“孝女叔先雄，父泥和堕湍水死，百许日，自投水，与父相持浮于江上，郡县表言，为雄立碑，图像其形焉。”等像，以表孝行；如延笃像《后汉书·延笃传》：“延笃遭党事禁锢，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以表贞行；如李业像《后汉书·独行传》：“公孙述欲以李业为博士，持毒酒劫令起，业饮毒死。蜀平，光武下诏，表其闾，益部纪载其高节，图画形像。”以表独行；如皇甫规妻像，《后汉书·列女传》：“皇甫规妻，为董卓所酷，骂卓，死卓车下。后人图画，号为礼宗。”所表烈行；如蔡邕、高彪以及乐松等像，《后汉书·蔡邕传》：“邕死，年六十一，缙绅诸儒，莫不流涕，兖州、陈留闻之，皆画像而颂之。”《后汉书·文苑传》：“高彪迁内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后汉书·杨球传》：“乐松江览为鸿都文学、诏敕中尚书为松等三十二人图像立赞。”以表学行；凡有功德文学及义烈之足表颂者，往往为之图像。他若画人于桃板，《风俗通义》：“黄帝时，有神荼、郁垒兄弟二人，能执鬼，于度朔山桃木下，简阅百鬼之无道者，缚以苇索，执以饲虎。帝及立桃板于门，画二人像以御鬼，谓之仙木。”此汉应劭记桃板语也。盖汉承古风，民间画仙木以祛邪，不独此也。画鸡于牖上，《拾遗记》云：“尧时有祇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重精，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羽毛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图画为鸡于牖上，盖重精之遗像也。是则汉承古风，而加以变化，由刻木铸金而又为图画矣。”用以祛邪。武帝画天地太一诸鬼神于甘泉宫，《汉书·郊祀志》略云：武帝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明帝图佛，《后汉书·西域传》略云：汉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桓帝画孔子像于老子庙壁，《魏志·仓慈传注》：“汉桓帝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用以奉祀。霍光之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前汉书·霍光传》曰：“上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光。”顺烈梁皇后左右之列女图，《后汉书·皇后纪》：“顺烈梁皇后，常以列女图画置左右，以自监戒。”以及郡府厅事壁之诸尹画，《后汉书·郡国志注》：“郡府厅事壁诸尹画，肇自建武，迄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用以警勉，皆有图画焉。
综上所举各例，用途虽异，而用意则与前代以画成教化助人伦者率相合。且能更广其义而益扩其用，自帝室而普及民众，状现俗而兼写史迹，由中国而并及域外。故按各例之内容而推论之，可见汉代政教风俗之真象，如光武以还，凡表行颂德之画迹独多，是即尚节义崇儒术之结果，而有此纯为礼教作用之风俗画也。然上述诸画迹，或附属于建筑，或饰施于舆服，或与其他不能寿世之物质共生命，故自考诸记载，仅能得其轶史外，而其实迹，已早不可得见，欲求其近似实迹者而观之，更当索诸金石。
（二）汉代金石类之传遗于后世者，大如碑，小如竟，不胜枚举。盖汉代极重鬼神之事，墓有石碑，祠有石室，多画以种种事物而刻之。或取象于鱼龙禽兽，以寓招祥祈福之意；或取象于神话历史，以申借古鉴今之义；或实状当时人事，以见风俗制度之概。于石如是，于金亦然，兹分述之：
石 石之最有名而画亦最繁富工致者，当推武梁祠及孝堂山祠石刻。孝堂山祠在山东肥城，顺帝永建四年前作，其图画为大王车，成王，胡王，贯胸国人，升鼎，堕车，行刑，歌舞等历史风俗画，系阴刻；武梁祠石室在山东嘉祥县，桓帝建和年间作，其图画概为神话历史画，其中帝王圣贤名士列女诸像，攻战庖厨升鼎乐舞诸事，以及舟车舆马弓矢斧钺釜甑权衡诸器，鱼龙鬼神奇禽异兽祥瑞诸物皆备，系阳刻。二者作风，概极古拙而雄健，虽有不甚合理处，然亦颇能表示各种事物之情状，以见一时代作风焉。他如关于死者之坟墓、祠堂、碑阙，则有赵岐寿藏图，李刚石室画像，鲁恭祠庙画像，伏尉公墓中画像，朱浮墓石壁画像，阮君神祠碑画像，郭巨墓石室画像，交阯都尉二神道画像，嘉祥刘村洪福院画像，焦城村画像，不其令董恢阙，雒阳令王稚子二阙，处士金慕沛相范君阙、邓君阙、魏君阙、黄尚石阙等画像。岐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自画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昔人谓汉人图画于墟墓间见之史册者始此，其实岐以献帝建安六年卒，其先用图画于墟墓者，其例固甚多也。李刚石室在巨野黄水南，石室四壁，隐起雕刻，为君臣官属龟龙麟凤之文，飞禽走兽之像，制作工丽。见《水经注》鲁恭像在焦氏山北，前有石祠石庙，四壁皆青石隐起，刻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象。见《西征记》伏尉公墓，在资州内江县，蜀人谓之燕王墓，所刻画多人物，但未知何据。见《汉隶字原》朱浮墓在济州坡，中有石壁，上刻车服人物，所画皆浮生平乘服；有曰作令时车者，作京兆尹时四马辕者，仪卫人马颇多；有曰鲜明队，曰某队者，皆刻如制见米芾《画史》阮君祠亦谓之五部神庙，以其碑画像，有石堤、西戎树谷、五楼先生、东台御史、王翦将军也。见《集古录》郭巨墓亦谓之孝经堂，在平阴县东北官道侧，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内镌刻人物车马。见《金石录》交阯都尉二神道，在梁山军，其上各刻朱雀，其形相向，下又刻龟蛇虎首，所画甚工。见《隶释》刘村洪福院画像，焦城村画像，皆阴刻，类孝堂山祠，皆在嘉祥县。前者上层画霹雳列缺吐火施鞭之状，后者下层画一人牵犬二人荷毕，雉兔奔走田猎之状，甚有奇致。石阙画像，以不其令董恢阙画像最为精巧。此阙刻一冢，冢上三木，叶丛茂，冢前置香炉一，烟起缕缕，二男子向之跪拜，其后有一妇人二稚子，又有六妇人鱼贯于后；冢旁有一树，枝上悬一物若罄，树下系一马，马之前后，各立一人，类仆御；又有状若鸡鹜者，啄食树下，或谓此为子孙展墓之图云。以上所述，皆系死者墓祠碑阙之类，其余石刻，如雍丘令画像，孔子见老子画像，功曹史残画像，豫州刺史路君画像，成王周公画像，人物碑画像等，所画为人物车马之类；麒麟凤凰碑，山阳麟凤碑，益州太守无名碑，益州太守碑阴，李翕五瑞碑，是邦雄桀碑额等，所画为龙虎麟凤牛马及其他奇禽异兽之类；真定郡绛侯亭石刻，邹县斋祠画像碑等，所画只有人像，别无他物；又有竹叶碑者，则所画为竹。兹就其更大者而言，如孔子见老子画像，画孔子面右贽雁，老子面左曳曲竹杖，中间复有一雁一人，俯首其下，有物拄地，状若扇，侍孔子者，一人其后，双马驾车，车上一人，马首外向，老子后一马驾车，车上亦一人，车后一人，回首向外。总计凡人七，车二，马三，雁二，杖一；其人物车马之多，虽不及雍丘令画像及功曹残画像，但其宾主相见之情状，能尽表现。麒麟凤凰碑，麟凤各石，其像高二丈，阳刻，各有生气。汉人所图二瑞，独此最为奇伟。见《隶续》山阳麟凤碑，则麟凤共石，其像较小，亦阳刻。此图半篆半隶，麟一角上翘如足，类恶马；凤高冠长尾，甚可奇也。见米芾《画史》李翕五瑞碑，石在甘肃阶州之成县，所画为黄龙白鹿连理嘉木，有一人承甘露于乔木之下，其画法之工巧，特胜他石。斋祠画像，阴刻一人正面坐，拱手执一斧，厥态严正，盖古者天子将出，或有斋祠，先令道路洒扫清净，此图刻力士像，似即洒扫者之所奉也。竹叶碑，藏曲阜颜氏乐圃，因两面泐文成竹，故名。其正面极泐，只存数字，碑阴则极清楚，竹亦颇完好，竹干由左向上，侧向右，作背风势，干用实笔，叶则随势布满全石，作双钩，画法尤妙。
金 汉代金属器之遗传者，如钟鼎罄洗之类，皆有画饰。但不及竟鉴制作之妙。汉竟鉴之属，自尚方制作者外，多系私家所出。一竟之微，而所绘事物，至穷天人动植之妙且美。故即就竟鉴，即可考见当时绘画之遗型。汉竟甚多，如宜官竟、仙人不老佳竟、宜子孙竟、千秋万岁竟、延年益寿竟、八子九孙竟等，多作花边，较为简单者外；若大王日月竟，中作四神四兽之饰，边作回鸾舞凤之纹，皆极细致。尚方盘龙竟，中作两层盘龙之饰，起伏异状，有在马上作角抵者。上方吉阳竟，中画龙虎及六女子，龙虎作飞舞状，女子作拱揖状，皆有神趣。盍氏仙人竟，中以四乳分四格：二格为二神人四侍从；一格似供奉之物若有光焰者，又有二人跪其旁；余一格则为龙，作飞舞状。西王母竟中，以六乳分六格：一格画一女坐而听琴，题西王母三字，西王母也；一格画一女鼓琴，西王母侍也；一格画一女翻身而舞，倒乘纤履，状极苗条；一格画龙，一格画麟，一格画一神鬼，两手如翼，跪而击球，亦极生动。又如四神四虎竟、三神四兽竟等，虽以人物禽兽而稍带便化，要皆生动而壮丽。至若许氏竟、马氏竟、邹氏鲁氏竟、张氏蒙氏竟、龙氏竟、周仲竟等，所画人物器具愈备，寓意愈显，其中尤以龙氏竟、周仲竟为妙。龙氏竟凡三：其一分四格，一格画曲辕车，车上有盖，盖下坐一女，一马驾之；二格画六女子。中二女坐，旁四女皆侍立，手中执拂；余一格画龙虎相对之状。其二，亦分四格，一格画一女鼓琴，一女吹箫，一小女坐而听之，其前置一盒；二格画六女子，中者坐，旁者立，有击鼓者；一格画龙虎。周仲竟以四乳分四格，二格各画一人，趺坐莲台上，各有侍立八人，人俱有两翼；一格画一车四马；一格画一车六马，作绝驰状，皆甚密致。此外如双凤双狮竟，不分格，而分内外二层，内层中画双凤双狮，凤则舒翼扬尾，狮则奋爪昂首，其间花枝相连，曲折以缀之；外层边作曲形，凡十出，每出中间画作鸟飞枝头蝶舞花间之状。天马蒲桃竟凡六，其一最精，亦作内外二层，内层作五天马，以其一为竟纽，又有孔雀二，其尾甚巨，蒲桃错杂其间；外层则画蒲桃累累，其藤支蔓，蜂蝶鹊鸽之类，飞鸣啄立于其间，皆甚有生气。至人物画像竟，其制精古，尤为各竟冠，竟以四乳分四格，其一格中立一人，帽上簪花，张袖而舞，旁一人鼓琴，又二女在后，翻身舞，望之有若长蛇形者，其舞纱也，琴旁有一香炉，复有一剑一玉环；一格中画一人重茵而坐，左右侍者各二人，有播鼗者，其他亦各有执持，想亦乐器类耳；一格画中坐者有须，亦重茵，左右坐三人，有作举手状者，旁置壶盒，又有二女子袖手凝立于后，皆高丫髻瘦腰长裙；其一格画二车，往来相值皆驾五马，所谓良马五之者，车有圆盖，有方轸，有直櫺窗，有斜纹席，车后有叠山，有飞鸟；外缘边作便化回鸾舞凤之饰；此竟止汉尺八寸七分，画人凡十五，车二，马十，一切歌舞饮食器具皆备，而男女衣着，翘然皆古制，与武梁石室相似，真奇物也。夫据记载以考汉画，或圣贤，或忠烈，或鬼神，多系单纯之画像，犹未见其富美；
今合金石而统观之，则知汉画之类别，凡三，曰传写经史故事，曰实写风俗现状，曰意写神怪祥瑞。顾实写风俗现状，意写神怪祥瑞，多为当时民间的艺术作品。至若王室士族，则极注重经史故事之传写，以其有足昭炯戒助教化之用也。如“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等经史故事，尤为绝妙之画材。其制作也，用笔多古拙雄浑；汉代图画，用笔描线极古拙雄浑，实为其作风之特点。或谓金石上之画迹，已经刻铸，面目非真，诚何足据，然加以细审，虽画经刻铸，有阴阳精粗之各异，而其古拙成风，盖前比诸三代而不如，后比诸唐宋而不类，确乎其有时代精神。而状物图事，则不避繁复而务求实在，其取材要以人物为主。人而圣贤忠孝节义之辈，物而动植飞潜器皿之属，乃至日月风雨神灵鬼怪，极其繁博。其应用也，要以礼教为化；上而朝廷制度典章之大，下而民众娱乐服饰之细，其他关于政教风俗之事实，多可考见一斑焉。即就上述武梁祠孝堂山祠石刻，不其令董恢阙画像，盍氏仙人竟，人物画竟等观之，汉画之艺术程度及用意，已不难举一反三矣。
第七节
画家
汉代画迹，稽之记载，索之金石，既有如上述之多且赜。谁实作之，留此名迹？则当时以画名家者，必大有人在。惟当时画家之于图画，但在致用，不在致名，非若后人之有画必有款。故从画迹而求画家，或就画家而求画迹，皆甚困难。兹据记载可考者而言，前汉约六人，曰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后汉约六人，曰张衡、蔡邕、赵岐、刘裦、刘旦、杨鲁。之数人者，各有专艺：以善布色名者，长安樊育、林下阳望也。以善画牛马飞鸟名者，洛阳龚宽、新丰刘白、安陵陈敞也。若以阶级论，则多士大夫也，或待诏尚方，专任画职，杨鲁、刘旦、毛延寿等是也；或于从政之暇，以画遣兴者，则赵岐、蔡邕、张衡、刘裦等是也。兹择其要者，略述其史。
毛延寿 延寿汉元帝时杜陵人，擅长人物，画人形丑好老少，能得其真。元帝后宫甚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毛延寿等图形，案图召幸之。
诸宫人之求幸者，皆贿画工，独王嫱不肯，遂被毁，不得见幸。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实为后宫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乃穷案其事，画工毛延寿等，皆同日弃市。
张衡 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少善属文，通五经，贯六艺。安帝时，征拜郎中，迁侍中，出为河间相，官至尚书。按《异物志》建州浦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潭中不出。或曰：此兽畏人画，故不出也，可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兽云。建初戊寅生，永和己卯卒。
蔡邕 邕字伯喈，陈留圉人。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封高阳侯。善鼓琴，工书画。灵帝时，尝诏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与赞，皆擅名，时称三美。《历代名画记》云：邕画之传于世者，有讲学图，小列女图等。《后汉书》本传，邕以阳嘉癸酉生，初平壬申卒。
赵岐 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初名嘉，字台卿，后避难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少明经，有才艺，擅长人物，尝自为寿藏图。官太常，于献帝建安六年卒，年九十余。
刘褒 褒桓帝时人，官至蜀郡太守，善画鸟鹊，《博物志》云：裦尝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云。
以上所述，皆为汉代画家之最著名者，其余如沛人周勃，高祖时人，能画人物。刘旦、杨鲁，光和中待诏尚方，于鸿都学，亦皆有名。夫汉代画家，固不仅此数，惟此数人，卒以为士大夫故而名，其非士大夫而能画者，则如所谓工匠者流，其姓名不著于记载，卒无从考见之。至士夫画家所以得名之故，亦可得而言也。盖汉代绘画，既重历史故事的拟写，故当时从事绘画工作者，因取题材之关系，有不得不与博闻洽识之士接近，甚或非具有博闻洽识之才者，即不能应时代之需要，从事绘画史实。于是一般仅有画技之工匠，不得不知难而自退，而士大夫之习绘画者，遂乘机而起，渐占绘画界之势力。当时凡有记载，即记载此少数士大夫画家之事迹，其余无数之工匠画家，虽仍在民间工作，一如现在之业圬镘者流，事功多而名被掩。故汉以前之画家，有以工匠名者；至汉，画迹固富且美，而以绘画名者，除此少数士大夫外，别无所见，致汉代画史，尽为贵族士夫艺术家所独占。
当时画家之名不名固与其阶级有关，其于地理亦有可得而言者。盖在专制时代，一切政教文艺，要皆与其首都所在，有密切之关系。汉都长安，其时绘画之都会，即在长安，考诸当时画家之产生地，皆在今陕西河南间，为黄河流域附近地。如毛延寿杜陵人，而杜陵即在今陕西长安县南。刘白新丰人，而新丰即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龚宽洛阳人，而洛阳即在今河南洛阳县。陈敞安陵人，而安陵即在今咸阳县东，皆黄河流域地也。虽曰我国文明，当时实在黄河流域为盛，故画家辈出于其间，亦因身近辇毂，成学易成名亦易，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也。
第八节
画论
汉以先，对于图画艺术上之评论，惟齐王容易鬼魅而难犬马之对。至汉，研究图画者日多，而艺术上评论，则亦罕闻。刘安之言曰：“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高诱注曰：“谨悉微毛，留意于小，则失其大貌。”张衡之言曰：“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或谓二子之言不过取喻于画，非绝对的用艺术上之眼光相评论。然于画图之学理固甚有合也。夫汉代绘画之应用，既含礼教化，而偏于人事之实际；赏鉴之风未开，审美之力殊浅，故论画著作，绝少流传；然较之往代，已稍见曙光。刘、张所论，以其质量言，都无足奇；然在史家以时代眼光观之，则以为论画之发端，甚有记述之必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