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研治“依据时间以为变迁”之学科，无不分期别世，以御纷繁，地质史有“世纪”、“期”、“代”之判，人类进化史有“石世”、“铜世”、“铁世”、“电世”之殊。若此类者，皆执一事以为标准，为之判别年代。一则察其递变之迹，然后得其概括；一则振其纲领之具，然后便于学者。通常所谓历史者，不限一端，而以政治变迁、社会递嬗为主体。试为之解，则人类精神之动作，现于时间，出于记载，为历史。寻其因果，考其年世，即其时日之推移，审其升沉之概要，为历史之学。历史学之所有事，原非一端，要以分期，为之基本。置分期于不言，则史事杂陈，樊然淆乱，无术以得其简约。疏其世代，不得谓为历史学也。世有以历史分期为无当者，谓时日转移，无迹可求，必于其间，斫为数段，纯是造作。不知变迁之迹，期年记之则不足，奕世计之则有余。取其大齐，以判其世，即其间转移历史之大事，以为变迁之界，于情甚合，于学甚便也。
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之中，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虽史家著书，小有出入，大体固无殊也。返观中国，论时会之转移，但以朝代为言。不知朝代与世期，虽不可谓全无关涉，终不可以一物视之。今文春秋有“见闻”、“传闻”之辩，其历史分期之始乎？春秋时代过短，判别年限，又从删述者本身遭际而言，非史书究竟义；后之为史学者，仅知朝代之辩，不解时期之殊，一姓之变迁诚不足据为分期之准也。日本桑原隲藏氏著《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寻桑原氏所谓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满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似此分期，较之往日之不知分期，但论朝代者，得失之差，诚不可量。然一经中国著史学教科书者尽量取用，遂不可通。桑原氏书，虽以中华为主体，而远东诸民族自日本外，无不系之。既不限于一国，则分期之议，宜统合殊族以为断，不容专就一国历史之升降，分别年世，强执他族以就之。所谓汉族最盛时代，蒙古族最盛时代，欧人东渐时代者，皆远东历史之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中国学者强执远东历史之分期，以为中国历史之分期，此其失固由桑原，又不尽在桑原也。且如桑原所分，尤有不可通者二端：一则分期标准之不一，二则误认历来所谓汉族者为古今一贯。请于二事分别言之。凡为一国历史之分期者，宜执一事以为标准。此一事者，一经据为标准之后，便不许复据他事别作标准。易词言之，据以分割一国历史时期之标准，必为单一，不得取标准于一事以上。如以种族之变迁分上世与中古，即应据种族之变迁分中世与近世，不得更据他事若政治改革、风俗易化者以分之。若既据种族以为大别，不得不别据政治以为细界，取政治以为分本者，但可于“支分”中行之（subdivision）。不容与以种族为分别者平行齐列。今桑原氏之分期法，始以汉族升降为别，后又为东西交通为判，所据以为分本者，不能上下一贯，其弊一也。
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隋亡陈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取西洋历史以为喻，汉世犹之罗马帝国，隋唐犹之察里曼后之罗马帝国，名号相衍，统绪相传，而实质大异。今桑原氏泯其代谢之迹，强合一致，名曰“汉族极盛时代”，是为巨谬（说详次节），其弊二也。凡此二弊，不容不矫。本篇所定之分期法，即自矫正现世普行桑原氏之分期法始。
以愚推测所及者言之，欲重分中国历史之期世，不可不注意下列四事。
一、宜知中国所谓汉族于陈隋之间大起变化
唐虞三代以至秦汉，君天下者皆号黄帝子孙。虽周起岐，汧秦起邠渭，与胡虏为邻，其地其人，固不离于中国。故唐虞以降，下迄魏晋，二千余年间，政治频革，风俗迥异，而有一线相承，历世不变者，则种族未改是也。其间北狄南蛮，入居边境，同化于汉族者，无代无有。然但有向化，而无混合。但有变夷，而无变夏。于汉族之所以为汉族者，无增损也。至于晋之一统，汉族势力已成外强中干之势，永嘉建宁之乱，中原旧壤，沦于朔胡，旧族黎民，仅有孑遗，故西晋之亡，非关一姓之盛衰，实中原之亡也。重言之，周秦汉魏所传之中国，至于建兴而亡也。所幸者，江东有孙氏，而后缔造经营，别立国家，虽风俗民情，稍与中原异贯，要皆“中国之旧衣冠礼乐之所就，永嘉之后，江东贵焉”。为其纂承统绪，使中国民族与文化不随中原以俱沦也。江东之于中原，虽非大宗，要为入祧之别子。迄于陈亡，而中国尽失矣。王通作《元经》，书陈亡，而具晋、宋、齐、梁、陈五国，著其义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民也。”（《元经》卷九）故长城公丧其国家，不仅陈氏之亡，亦是江东衣冠道尽（改用陈叔宝语），江东衣冠道尽，是中国之亡。周秦汉魏所传之中国，至于建兴而丧其世守之域，至于祯明而亡其枝出之邦。祯明之在中国，当升降转移之枢纽，尤重于建兴，谈史者所不可忽也。
继陈者隋，隋外国也。继隋者唐，唐亦外国也。何以言之？君主者，往昔国家之代表也。隋唐皇室之母系，皆出自魏虏，其不纯为汉族甚明。唐之先公，曾姓大野，其原姓李氏，而赐姓大野欤？抑原姓大野，而冒认李姓欤？后人读史，不能无疑也。此犹可曰，一姓之事，无关中国也。则请举其大者言之。隋唐之人，先北朝而后南朝，正魏周而伪齐陈，直认索虏为父，不复知南朝之为中国。此犹可曰史家之词，无关事实也。则请举其更大者言之。隋唐将相，鲜卑姓至多，自负出于中国甲族之上；而皇室与当世之人，待之亦崇高于华人，此犹可曰贵族有然，非可一概论也。则请举其民俗言之。琵琶卑语，胡食胡服（见《颜氏家训》、《中华古今注》等书），流行士庶间，见于载记，可考者甚繁。于此可知，隋唐所谓中华，上承拓拔宇文之遗，与周汉魏晋不为一贯，不仅其皇室异也。风俗政教，固大殊矣。为史学者，不于陈亡之日，分期判世，而强合汉唐以一之，岂知汉唐两代民族颇殊，精神顿异，汉与周秦甚近，而与唐世甚远。唐与宋世甚近，而与南朝甚远。此非以年代言也。以历朝所以立国，所以成俗之精神，察之然后知其不可强合。今吾断言曰，自陈以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自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不蒙前代者也。
二、宜知唐宋两代有汉胡消长之迹南宋之亡又为中国历史一大关键
自隋迄宋，为“第二中国”，既如上所述矣。此八百年中，虽为一线相承，而风俗未尝无变。自隋至于唐季（五代之名，甚不可通，中原与十国，地丑德齐，未便尊此抑彼。其时犹是唐之叔世，与其称为五季，不如称为唐季。可包南北一切列国，说详拙著札记），胡运方盛，当时风俗政教，汉胡相杂，虽年世愈后，胡气愈少，要之胡气未能尽灭。读唐世史家所载，说部所传，当知愚言之不妄也。至于周宋，胡气渐消，以至于无有。宋三百年间，尽是汉风。此其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说明之曰“第二中国”，上与周汉魏晋江右之中国，对待分别可也，此“第二中国”者，至于靖康而丧其中原，犹晋之永嘉，至于祥兴而丧其江表，犹陈之祯明。祥兴之亡，第二中国随之俱亡，自此以后全为胡虏之运，虽其间明代光复故物，而为运终不长矣。祥兴于中国历史之位置，尤重于祯明。诚汉族升降一大关键也。
三、宜据中国种族之变迁升降为分期之标准
如上所云，“第一中国”、“第二中国”者，皆依汉族之变化升降以立论者也。陈亡隋代，为汉族变化之枢纽。宋亡元代，为汉族升降之枢纽。今为历史分期，宜取一事以为标准，而为此标准者，似以汉族之变化升降为最便。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诚以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种族有其种族性，或曰种族色者（racial 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顿然改观。今取汉族之变化升降以为分期之标准，既合名学“分本必一之说”，又似得中国历史上变化之扼要，较之桑原氏忽以汉族盛衰为言，忽以欧人东渐为说者，颇觉简当也。
四、宜别作“枝分”（subdivision），勿使与初分相混
如上所言，既以汉族之变化与升降为上世、中世、近世分期之标准，而每世之中，为年甚长，政俗大有改易，不可不别作“枝分”，使之纲目毕张。兹以政治变迁为上世枝分之分本，风俗改易为中世枝分之分本，种族代替为近世枝分之分本，合初分与枝分，图为下表，而说明之。
周平王东迁以前，世所谓唐虞三代，此时期中。虽政治不无变化，而其详不可得闻，既无编年之史（《竹书纪年》不足信），又多传疑之说（夏殷无论，即如两周之文王受命，周公居东，厉王失国诸事，异说分歧，所难折衷）。惟有比而同之，以为“传疑时代”。盖平王以降，始有信史可言也。东周数百年间，政治风俗，上与西周有别，下与秦汉异趣。其时学术思想昌明，尤为先后所未有，故自为一期。
上古第三期，括秦、汉、魏、西晋四朝，为其政治成一系也。
上古第四期，括东晋、宋、齐、梁、陈五朝，为其政治成一系，风俗成一贯也。
说明：上世、中世、近世之所由分，与中世第一、第二两期之所由分，俱详前。
近世第一期，括蒙古一代。第二期括明朝始终。第三期括满清一代。近世独以朝代为分者，以朝代之转移，即民族势力之转移故也。
分世别期，最难于断年。前期与后期交接之间，必有若干年岁，为过渡转移时代。合于前世，既觉未安，合于后期，更觉不可。今为画一之故，凡过渡时代均归前期。如上世、中世之交，有数朝为过渡转移期，全以归于上世。必于陈亡之后，始著中世。又如上古第一期与第二期之交，周赧入秦，与始皇一统间，数十年为过渡期。今以附于第一期，必俟六国次第以亡，然后著第二期。一切分期，除近世第一期外，俱仿此。近世第一期所以独为例外者，以元人入中国，与往例不同。未入中国时，固在朔漠，号称大汗。既摈出之后，又复其可汗之名，此于中国纯为侵入，故第二、第三期间，以吴始建国为断，不以顺帝北去为断。
分中国历史为如是三世，固觉有奇异之感焉。则三世者，各自为一系，与上不蒙，而上世、中世又有相似之平行趋向是也。北魏、北周第二期之缔造时，与上不相蒙者也。辽金第三期之缔造时，与上不相蒙者也。中世之隋唐，犹上世之秦汉，同为武功极盛之世。隋之一统与秦之一统，差有相似之点。中世之北宋，犹上世之魏晋，同为内政安人，外功不张之世。中世之南宋，犹上世之江左，同为不竞之世。南宋之亡，尤类陈亡。此上世、中世平行之趋向，不待详言者也。中世与近世，趋向绝殊，固由承宇文者为隋，代完颜者为元，辽与魏，金与周，已不可强同。元、隋更大异其性。此后之历史，遂毫无相似者矣。简言之，上世一系之中，所有朝代，但有相传，而无相灭；中世一系之中，亦但有相传，而无相灭；近世一系之中，但有相灭，而无相传。是非以帝族言也。以其立国之道，察之如是云尔。
余为此分期法，读者宜有所疑，以谓“梁陈不竞，半虏之隋唐，代承统绪，本汉族甚不名誉之事，如今日通行之分期法，合汉唐而一之，此丑可掩。今分而为二，非所以扬历史之光荣也”。余将答此说曰，学问之道，全在求是。是之所在，不容讳言其丑。今但求是而已，非所论于感情。余深察汉、唐两代，实不能此而同之，纵使违心徇情，比而同之，读史者自可发觉，欺人无益也。陈隋间之往事，曷尝不堪发愤。要不可与研究史学之真相，混合言之。
（原载1918年4月17日至23日《北京大学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