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科目录之作用及其源流

藏书目录随藏家之嗜好而发展，亦随藏家之兴衰而生灭。虽汉唐盛世之《七略》与《群书四部录》亦不能留传后世。学者恨焉，乃借重于史志，而不幸史志亦不能包举一代而无遗蕴！学者欲通晓古今，洞识所学，乃不得不各自就其本科目录作彻底之研究。此专科目录所以发达于现代，一也。藏家无论公私，多假以自炫，初无专精一科之志，故煌煌巨册，非不丰美；而平均分配，各科皆备；及专家用之，辄感其不精不足；势须独具只眼，另行搜求。此专科目录所以早已脱离藏书目录而独立，二也。百科竞出，群籍充栋，初学者望洋兴叹，茫然不知从何下手。洞明其学者，各就其所赏识，选拔要籍，以作读本，实为学术进步之第一阶段。此专科目录所以先乎藏书目录而产生，迄乎现代而尤盛，三也。溯自汉初韩信、张良即已次序兵法，删一百八十二家为三十五家，专科目录，莫之或先。《七略》不收散文，汉、魏渐有文集，故晋初荀勖、挚虞皆撰集《文章篇目》以补其阙。佛法传来，经无所附，其徒乃自撰经录以纲纪之。书画渐兴，宋齐遂有书画之录。他如史目起于李唐，金石原于赵宋，时代愈晚而专科目录愈多。其始多就现存之书专门深入；明清以来，则上穷往古，遍考存佚；及乎现代，更横越东西，分支百学。数量之富，实质之精，迥非一般藏书目录所能望其项背矣。

经解目录

自《七略》首纪六艺，《晋中经簿》改称甲部，《七志》正名经典，《隋志》定为经部，经书入录，由来远矣。然自始即兼容史传、小学，《七志》且分半席与史记杂传，《七录》始排除纪传而成专科。北魏卢昶有《甲乙新录》，陈承香殿有《五经史记目录》，唐人李肇有《经史释题》。四部平分，皆非完璧。《宋志》载欧阳伸一作坤。《经书目录》十一卷，实为经书专录之始。又载杨九龄《经史书目》七卷，《通志》载佚名《经史目录》三卷。其时代并不明，殆皆宋人也。一般所谓经籍，通指一切书籍，故如《千顷堂书目》所载王佐《经籍目略》，佚名《国朝经籍考》，皆未必专记经书，惟“《古经解书目》一卷”方得确认为经解目录。《崇文总目》有《授经图》一卷，叙五经、三传之学，其书不传，未详体制。宋章俊卿《山堂考索》尝溯经学之宗派，各为之图，未能精备。明嘉靖中，朱睦乃因章氏旧图而增订之。首叙授经世系，次记诸儒列传，次录诸儒著述及历代经解名目卷数。清初黄虞稷龚翔麟为之补校而刻之。睦原录经解一千七百九十八部，虞稷等新增七百四十一部，睦又撰《经序录》，取诸家说经之书，各采篇首一序，编为一集。二书虽非纯粹目录体裁，而实开通考古今经书，移录原序之创例。清初朱彝尊遂仿其遗意，为目录学辟一新大陆焉。彝尊以康熙三十年据陈廷敬所撰墓志铭推归隐小长庐，以近日谭经者局守一家之言，致先儒遗编失传者什九，因仿马端临《经籍考》之例，而推广之，著《经义存亡考》三百卷。首录御注、敕撰之书，以下分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通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群经、四书、逸经、毖纬、拟经、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板、著录、通说，凡二十六类，末附家学、自序二篇。又欲为补遗二卷。草稿粗定，即以次付梓。其宣讲、立学、家学、自序四篇，以及补遗，属草未具，不幸遘疾，校刻逮半，鸿业未终。越数十年，乾隆甲戌乙亥间，卢见曾、马曰琯始捐赀刻版，改名《经义考》。是书以书名为纲，先注历代目录所著卷数、著者或注疏者之姓名。次以另一行分别注明“存”，“佚”，“阙”，或“未见”。以后钞录原书序跋，古今著作论及或述及该书之语，依时代为次。使读者一读而尽知古来各家对该书之意见，则该书之内容与价值自然明了。朱氏纯用客观态度，照录原文，不易一字，亦不参加己见。虽已阙佚过半之书，犹必为之稽其爵里，条其同异。毛奇龄谓“非博极群书，不能有此”。陈廷敬“以为经先生之考定者，存者固森然其毕具，而佚者亦绝其穿凿附会之端，则经义之存又莫有盛于此时者。微竹垞博学深思，其孰克为之？”毛、陈之论，确非虚誉。原书本无目录，至一九三三年，罗振玉始补写之。附校记一卷。又其囊括千古，不能毫无遗漏，故乾隆中，沈廷芳已有《续经义考》。见《隐拙斋诗文集》。乾隆末年，翁方纲又撰《经义考补正》十二卷，凡一千零八十八条。助其事者为丁杰、王聘珍等。先是清初，纳兰成德刊唐、宋、元、明人说经之书一百三十八种为《通志堂经解》，原无目录，方纲补之，并考订焉。道光间，阮元刊《皇清经解》于学海堂，共百八十八种，有目录。沈豫为之撰《提要》。光绪间，王先谦辑刊《续编》二百九种。近人有合撰正、续二编之目录为一书者，清儒经说大半在是矣。其专录一经之书者，雍乾间，有全祖望之《读易别录》，现代有吾友蒋复璁君之《易经集目》、《四书集目》、《论语集目》、《孟子集目》，《孝经集目》，金受申之《清代经学家治诗书目》，张寿林之《清代诗经著述考略》，吾友陆侃如君有《诗经参考书提要》。

译书目录

自清末曾国藩创办制造局，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京师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于中国者，后先译录。迄光绪二十二年，可读之书，约三百种。先师梁任公先生谓：“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此三百种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故为西书作提要，缺医学、兵政二门未成。而门人问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乃作《西学书目表》四卷，《札记》一卷，示之。其体例如下：

（一）译出各书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指宗教。除未录教类之书外，自馀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曰（1）算学，（2）重学，（3）电学，（4）化学，（5）声学，（6）光学，（7）汽学，（8）天学，（9）地学，（10）全体学，（11）动植物学，（12）医学，（13）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其目曰（1）史志，（2）官志，（3）学制，（4）法律，（5）农政，（6）矿政，（7）工政，（8）商政，（9）兵政，（10）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曰（1）游记，（2）报章，（3）格致总，（4）西人议论之书，（5）无可归类之书。

（二）“明季、国初，利、艾、南、汤诸君，以明历见擢用，其所著书见于《天学汇函》，《新法历书》者，百数十种。又制造局，益智书会等处，译印未成之书，百余种。通商以来，中国人著书言外事，其切实可读者，亦略有数十种。掇拾荟萃，名为附卷。”

（三）“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其有一书可归两类者，则因其所重。如《行军测绘》不入兵政而入图学，《御风要术》不入天学而入船政，《化学卫生论》不入化学而入医学是也。又如《电气镀金》、《电气镀镍》等书，原可以入电学；《脱影奇观》，《色相留真》，《照像略法》等书，原可以入光学；《汽机发轫》，《汽机必以》，《汽机新制》等书，原可以入汽学；今皆以入工艺者，因工艺之书，无不推本于格致，不能尽取而各还其类也。又如《金石识别》，似宜归矿学类，又似宜归地学类，而皆有不安，故归之化学。《海道图说》，似宜归地学类，又似宜归海军类，而皆有不安，故归之船政。此等门目，亦颇费参量，然究不能免牵强之诮……”

（四）“门类之先后，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盖有形有质之学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故算学、重学为首，电、化、声、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谓全体学。物、谓动植物学。等次之；医学，图学，全属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属，以通知四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官制，学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后能强，故农、矿、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农者地面之产，矿者地中之产。工以作之，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此四端之先后也。船政与海军相关，故附其后。”

（五）“已译诸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最多，由教士多业医者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今犹列为一门者，以本原所在，不可不购，悬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云尔。”

（六）此表分为数格，分列书名，撰译年号，圈识，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识语。其例言云：“书目例标撰人姓氏。今标译人，不标撰人者，所重在译也。译书率皆一人口授，一人笔述，今诸书多有止标一人，原本不两标，故仍用之，名从主人也。”

（七）“收藏家最讲善本，故各家书目于某朝某地刻本，至为龂龂。今所列皆新书，极少别本；仍详列之者，不过取便购读，与昔人用意微殊。其云在某某书中者，无单行本也。其云《格致汇编》本，《万国公报》本，其下不注本书价值者，亦无单行本也。”

（八）“古书用卷子本，故标卷数。后世装潢既异，而犹袭其名，甚无谓也。故今既标本数，不标卷数。”

（九）“目录家皆不著价值，盖所重在收藏，无须乎此。今取便购读，故从各省官书局之例，详列价值。其标若干两，若干钱者，银价也。其标若干千，若干百者，制钱价也。其标若干元，若干角者，洋银价也。制造局、同文馆、天津学堂之书，概据原单。其家刻本，乃西士自印本，据格致书室单。”

（十）“表下加识语，表上加圈识，皆为学者购读而设。体例不能雅驯，所不计也。”

（十一）“附卷所载通商以前之西书，多言天算、言教两门。今除言教之书不著录外，自余诸书，不能以类别，故以著书人为别。”

（十二）“附卷所载中国人言西学之书，搜罗殊隘。其海内通人，或有书成而未刻，刻成而鄙人未及见者，当复不少。管窥蠡测，知其孤陋。若夫坊间通行之本，有裨贩前人割裂原籍，以成书者，乃市侩射利之所为，方闻之士所不屑道，概不著录，以示谨严，非罣漏也。”

（十三）“中国人言西学之书，以游记为最多，其余各种，亦不能以类别。今用内典言‘人、非人’，化学家言‘金、非金’之例，区为游记类、非游记类二门。”

（十四）“近人颇有以译本之书，而归入自著书之中，不标译字者，概为疏通证明，仍入诸译书表中，不援名从主人之例。”

（十五）“表后附札记数十则，乃昔时答门人之语，略言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虽非详尽，初学观之，亦可以略识门径。故窃取‘过而存之’之义，附见末简，名曰读书法……”据《饮冰室合集》第一册。

《西学书目表》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登载于《时务报》，后又单行。见《慎始基斋丛书》本。对时人曾发生极大之影响。受其启发而研究西学者遂接踵而起。目录学家亦受其冲动，有改革分类法者，有专录译书者。沈桐生撰《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徐维则撰《东西学书录》，顾燮光补之，近年犹刊其旧著《译书经眼录》焉。专录一国文字之译籍者，则有魏以新之《中译德文书籍目录》。专录一图书馆收藏之译籍者，则有金天游之《浙江图书馆汉译西文书目索引》。

哲理目录

哲学方面之目录，自古著录寡闻。勉强凑合，惟宋高似孙之《子略》或足当之。其体例与《史略》同。近代则清黄以周有《子叙》，王仁俊有《周秦诸子叙录》，现代胡韫玉有《周秦诸子书目》。而王重民之《老子考》则专考一书之版本。对于西洋哲学，则查士元有《世界哲学名著提要》，介绍穆勒（j．s．mill）等十一人之书十一部。心理方面，则有张耀翔之《心理学论文索引》，张德培之《心理学论文引得》。二书互相衔接，止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其分类采用美国psychological index之例，分普通心理、神经系、感觉与知觉、情感与情绪、动作、注意记忆与思想、个体社会功能、特殊心理状态、人类心理发展、教育心理、动物与植物行为十一类，各类皆有小目。其内容后者较前者增加论文发表年月及杂志出版处，尤为完善。

宗教目录

宗教目录以佛教目录特别发达之故，已独立成篇。现代研究此学者，则有李翊灼之《佛学伪书辨略》，刘天行之《佛学人门书举要》，陈鸿飞之《佛教典籍分类之研究》，南亭之《华严宗著述汇目》，刘国钧之《三国两晋佛典录》，冯承钧之《大藏经录存佚考》。皆非藏目。惟翊灼尝撰墩煌经卷为《未人藏经论著述目录》。编制书目引得者，则有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将《大藏》、《续藏》及《道藏》之子目依《中国庋法》分别成书。

文字目录

文字之学，古名小学。历代目录，概附经部而为一类。然《尔雅》、《说文》之属皆释文字之义，未尝解经，强厕经部，权作附庸。专门目录，向未之闻。朱彝尊《经义考》亦止详于《尔雅》，而未及《说文》以下。翁方纲欲广此门，亦未及实行。乾隆六十年，谢启昆始采杭州文澜阁之书为《小学考》，以补朱氏之阙。嘉庆三年，再官浙江，更理前业，延陈鳣、胡虔等任其事，越五年刊成五十卷，卷首专录清朝奉敕撰著之书。此外分为四类，（1）训诂，续《经义考》《尔雅》类而推广于方言，通俗文之属。（2）文字，录《史篇》，《说文》之属。（3）声韵，录声类，韵集之属。（4）音义，录训读经史百氏之书。谢氏以为“训诂、文字、声韵者，体也。音义者，用也。体用具而后小学全焉”，原无总目，近始有罗福颐补之。百余年来，文字学日益发达，记其目录者亦渐专门。清末已有尹彭寿撰《国朝治说文家书目》，叶铭撰《说文书目》，近年有王时润撰《鄦学考目》及《研究说文书目》，马叙伦撰清人所著《说文之部书目初编》，丁福保撰《说文目录》，黎经诰撰《许学考》，李克弘撰《说文书目辑略》，吾友刘盼遂君撰《古小学书辑佚表》，陈光尧撰《关系简字书举要》。吾友夏廷棫君与陈钝撰《旧籍中关于方言之著作》。明朝之《关于汉字汉音之日籍目录》，而业师胡朴安先生撰有《文字学书目》，则未刊。

教育目录

古无教育书目，有之乃近十余年之事。其介绍要籍者，首为郑宗海之《英美教育书报指南》，虽杂有购书阅书之法，实目录之别体也。次则有查士元之《世界教育名著提要》，庄泽宣之《一个教育的书目》。庄著亦有解题，分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发育心理、学科心理、教学法、学习指导、课程、测验、统计、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行政、学校行政及管理、各级教育、职业教育及指导、体育与卫生、其他等十七类，甚便初学。此外则有专录教育论文索引者，以清华学校教育学社亦受庄泽宣指导。为最早，续编数次，各文皆有简略说明，而未为完备。后来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受邰爽秋指导。扩大编制，得八千余篇，分教育通论、普通教育行政、学校行政、各种教育问题、教学法、比较教育、教育报告七集。彭仁山增订之，删去解题而保存简目，其材料止于十八年底。自十九年后，有《中华教育界》按期发表各杂志教育论文索引，遂无专编。惟刘澡撰《民众学校论文索引》，则偏重一部分者也。其专录书目者，则有吕绍虞之《中国教育书目汇编》，前半为分类目录，详析为四十类。后半为书名及著译者混合索引，颇便检寻。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之《民国十六年来之民众教育刊物》“表”，则书报兼收，舒新城之《中国教育指南》则图书提要与论文索引并重。

社会科学目录

自先师梁任公先生撰《西学书目表》及《西书提要》后，继起效法者数家。其专录社会科学书目者，有沈兆袆之《新学书目提要》。其《法制类》单行本所收多当时新出译本，虽冠以国人著作二三种，不过装点门面而已。名虽为法制，实则举凡政治、社会、法律、经济、财政、外交、教育、家政、世界各国史及现况之译著无不包括在内。“其于群籍之中，旨趣离合，纪载详略，既存甄表之微，间有异同之议。”“多引原文，以资众览。”“又或因其篇章以推之事实。”其人亦维新之士，识见甚高，评衡得失，甚中肯綮。所收之书虽仅九十五种，在当日固一指南之作也。尚有历史、舆地、文学、西学、西艺、杂录、小说等七类，余未见其传本，故不复别论。其书出版于光绪二十九年。越二十余年而有查士元、士骥之《世界社会经济名著提要》、徐嗣同之《社会科学名著题解》、萧瑜之《社会学书类编》，皆对于西洋名著详为解题。查著较略，徐著偏重学术之思想，萧著偏重书目之说明，皆入门之书也。其专录某种问题之目录者有《食货半月刊》之《中国经济社会史重要论文分类索引》，许士廉、牛鼐鄂之《关于中国人口垦殖种族诸问题中英书目》，内政部图书馆之《内政问题论文索引》，分民政、警政、土地、水利、统计、礼俗六项。言荣彰之《社会调查及社会统计书目》，其专考古今法律书目者，有孙祖基之《中国历代法家著述考》，谢冠生之《历代刑法书存亡考》。见《东方杂志》二十三卷三号。孙著最博，分法理、立法、治狱、检验、实务五类，大抵根据历代史志、补志及各家书志而加以考证批评，知之较切者则稍详述其内容。惟不注版本，盖亦仿《经义考》而不悟其失耳。乌山图书馆有《十年来国内出版法学书目》，震旦大学图书馆有《法学书目》，则仅据现藏，未为完备。

自然科学目录

科学之在古代，惟天文历算比较有人研究。至于声、光、化、电，则未之闻。自西学输来，亦首由历算之学入手。清康熙中，梅文鼎尝列其所著历学书六十二种，算学书二十六种，各撰提要，名曰《勿庵历算书目》。近代则有刘铎撰《古今算学书录》，丁福保撰《算学书目提要》，并兼收中西焉。近年治算学书目者有裘冲曼、钱宝琮、李俨、刘朝阳等数家。裘有《中国算学书目汇编》，李有李俨所藏《中国算学书目录》及续编，《明代算学书志》，《二十年来中算史论文目录》，《近代中算著述记》，钱有《若水斋古今算学书录》，刘有《中山大学添购旧本算学书目》，《补裘编中国算学书目》。至于一般自然科学目录，刊行者尚不多。惟清末王景沂有《科学书目提要初编》，近年交通大学图书馆有《三十五年来中国科学书目初编》，震旦大学图书馆有《科学书目》。

应用技术书目

中国古代对于历算皆视为应用技术，此外则惟注重医药，农业及军事，故此三种之书籍特多。兵法在二千一百三十八年前已有目录，详《溯源篇》。在历代公私总目中，兵书皆能占一类位置。惟自荀勖并诸子、兵书为一部，以实技合于虚理，殊为不伦，而后录莫能纠正，兵书亦多沦亡。近年始有陆达节自史志古录摘录有关用兵之书目，并录存佚，不分类别，但以时代为次，断自清季，共得一千三百零四部，其现存者仅二百八十八部。名其书曰《历代兵书目录》。又续撰《兵书考》，想亦已成。在此学中，允推独步。至收藏现代中外军书最多者，则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图书馆，有《军事学图书目录》。分中文、日文、西文三部，每部皆分十三类。（1）总类、（2）军制、（3）军事教育、（4）作战、（5）兵器、（6）交通、（7）步兵、（8）骑兵、（9）炮兵、（10）工兵、（11）空军、（12）海军、（13）杂类。此外各图书馆，皆逊不如焉。农业之书，则古录皆归入主张重农之农家一类。后录亦有改入谱录类者，其不得当一也。近代始有介绍西书之专录，起于清末王树兰与英人傅兰雅合译之《农务要书简明目录》，于各书皆有说明。其遍考古人书目者，则有毛之《中国农书目录汇编》。从七十三种旧录中摘出有关旧式农业之书名或篇名，卷数或册数，著作人，注明出处，分类二十一。（1）总记、（2）时令、（3）占候、（4）农具、（5）水利、（6）灾荒、（7）名物诠释、（8）博物、再分四类。（9）物产、（10）作物、（11）茶、（12）园艺、再分五类。（13）森林、（14）畜牧、（15）蚕桑、（16）水产、（17）农产制造、（18）农业经济、（19）家庭经济、（20）杂论、（21）杂类。每类皆依书名之笔数为次，如辞典式。惟不收近人译本及谈新法之书。得书凡三千余种，而方志尚不列焉，可谓富矣。毛之作，实在金陵大学。该大学同时又令陈祖等撰《农业论文索引》，罗致中文杂志三百十二种，丛刊八种，在我国出版之西文杂志及丛刊三十六种，得有关农业之论文，中文三万余条，西文六千余条，用勃朗（brown）式之主题法，编为索引。一文而涉及数题者则互见之，一题而与他题有关者则互注之。其书多至九百面，在现代各项论文索引中实为最详细者。且不数年又有朱耀炳等之续编，又得中文一万三千八百余条，西文一千六十余条。金陵大学对于我国农业研究向来有良好之成绩，此种目录及索引亦与有功焉。此外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有《中国农村经济参考资料索引》，汪仲毅有《中国昆虫学文献索引》，收一千七十七篇。水利处有《水利论文索引》，沙玉清有《中国水利旧籍书目》，茅乃文有《中国河渠水利工程书目》，万国鼎有《中国蚕业书籍考》，见《农林新报》九期。冯择其有《世界棉作名著汇录》，《中华棉产改进会月刊》。骆启荣有《二十年来中文杂志中生物学记录索引》，彭曾沂有《中国古蚕书目拾零》。《新苏农季刊》。其他为著者所不及知者，当更不少。由书目之繁多，则知国人之研究农学亦非不力矣。至于医书，则《七略》早已见收，且分为四种。后世各录，或并为二，或合为一，或附于艺术类。如《明志》。宋太宗尝大征医书，命贾黄中等编为《神医普救方》一千卷，见《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及二十八。引书多至数百部，必有引书目录，惜其不传。其专作医书目录者，始于明代殷仲春之《医藏目录》。北平图书馆有钞本。然日人多纪元坚讥其“妄仿缁流，名义先悖；况品题失当，亏漏亦多；纤仄小品，何以充学者之视听乎？”见《医籍考》。《千顷堂书目》又载有李嵩渚《医书目》四卷，注云李濂撰。濂为正德、嘉靖间人，熟于掌故，又撰有《医史》，似其书目必有可观，惜亦未见。清末则有丁福保撰《历代医学书目》，存佚并收，有书千六百余种，未能毕备，故自称“浅陋无精义，或目未之睹者，则不与焉”。别其门类，为二十有二。间注著者，不详版本。大辂始于椎轮，亦可谓难得矣。最近又有沈仲圭撰《国医学界参考书目》，曹炳章撰《历代医学书目考》，又撰《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后者虽为营业之作，而收书三百六十五种，分类十三，以时代为次，各书皆有提要。其在国内非但为分量最多之医学丛书，抑且为罕睹之医书解题，弥足重焉。至于通考古今存佚之录，则日人已先我为之。多纪元胤撰《医籍考》八十卷，体例一仿《经义考》，而于见存者则必辨其雅俗，鉴其真伪。有书目三千数百种，分为医经、本草、食治、藏象、诊治、明堂经脉、方论、史传、运气专门等九类。书成已久，近始印行。而另有二日人黑田源次、冈西为人，凭藉满洲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研究室之藏书，撰有《中国医学书目》一巨册，分类二十四，体例除同于一般目录者外，特注重版本。此二书者，所录皆我国医籍，且为我国目录所不及详，故附著焉。

艺术目录

我国艺术，最尚书画，故书画目录发生甚早，论其先后，仅次于文章志及佛经录。刘宋时，虞龢首撰《二王》羲之、献之。《镇书定目》各六卷，《羊欣书目》一卷，《钟张书目》一卷。见《虞龢论书表》。其后梁傅昭有《法书目录》，见窦臮《述书赋》注。殷钧“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见《梁书》卷二十七。隋姚最有《法书录》，见《述书赋》注。而隋炀帝“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观文’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藏古画”。见《隋志序》。所聚既多，必有目录，而《隋志》不载。有《法书目录》六卷，不著撰人，但《唐志》作虞龢撰。唐朱景玄有《书品目录》，见《百川书志》。褚遂良有《右军书目》。惟后者尚存，记王羲之正书四十帖，行书三百六十帖。然犹有目无录也。迄宋宣和二年内臣奉敕撰《宣和书谱》始分列篆隶正行草分六体，于作品之前，详载作者小传，兼论书法优劣特点，夹叙夹议，最为翔实。同时米芾撰《书史》，见《百川学海》、《说郛》、《书学汇编》等丛书。记其目睹法书，详录藏家，纸本，印章，跋尾，兼及故事轶闻，或加评论。语语精到，后世宗之。明人张丑撰《南阳法书表》，据《知不足斋》，《述古丛钞》，《翠琅玕馆》各本。但卞永誉之《式古堂书画汇考》则作韩朝延。则创分五格，列时代正书，行押，草圣，石刻，各记其跋者姓名及收藏印记。其体例迥异他书。此外，历代专录所见所藏之法书者尚复不少，无庸详及。图画之目，则始于南齐。齐高帝尝命侍臣科选古画之尤精者，不以远近为次，但以优劣为等第。自陆探微至范惟贤四十二人，为四十二等，共得二十七帙，三百四十八卷。见何法盛《中兴书辑本》。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谓南齐高帝撰有《名画集》，殆即此书。唐人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列举古画名目，俱以“《太清目》所有”，“《太清目》所无”分注。因知梁武帝太清初年撰有《图画目录》。《隋志》有《名手画录》一卷，未知撰人。唐人窦蒙有《齐梁画目录》亦不传。传者以《贞观公私画史》为最古。史一作录。其书前列画名，后列作者，简略已极。宋人米芾撰《画史》，始评论优劣，记述裱，兼叙赏鉴收藏之杂事。徽宗敕撰之《宣和画谱》，每人一传，尤为详明。画分十门，（1）道释、（2）人物、（3）宫室、（4）蕃族、（5）龙鱼、（6）山水、（7）鸟兽、（8）花木、（9）墨竹、（10）蔬果，类名准确，前此所无，惜不互见，故分配不能无误。明张丑之《南阳名画表》则并为时代、道释人物、山水界画、花果鸟兽、虫鱼墨戏，其体例亦与其《法书表》同。张泰阶之《宝绘录》则以卷册与挂幅分类，近代庞元济之《虚斋名画录》则以卷子、立轴、册页分类，秦朁之《曝画纪余》则以卷、册、直幅、横幅、扇面、杂件分类，此皆庋藏之法，未可与论分类原理也。历代藏家标目品题之作，不可胜纪。仅标图目者，如《清南薰殿尊藏图象目》，《茶库贮藏图象目》；考证图象者，如清胡敬《南薰殿图象考》、阮元《石渠随笔》；备录题跋者，如近人吴芝瑛《小万柳堂王恽画目》；详述画意者，如清张庚《图画精意识》。以其非关目录学本身，不复尽载之矣。又向来收藏，多书画并收，故其目录每不分列。其收藏最富，品题最精，著录最详者，当推清乾隆九年敕撰之《秘殿珠林》二十四卷，《石渠宝笈》四十四卷，惟后者以贮藏地址为别，殊不足法。推溯此种书画并录之体例，当创始于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见《隋志》。宋遗民周密撰《云烟过眼录》，兼收古器与书画，至张丑之《清河书画表》又专录书画。其备录原文及款识题跋者，则始于明朱存理之《珊瑚木难》及项药师之《历代名家书画题跋》。其杂记书画见闻者，则始于明都穆之《寓意编》，及张丑之《法书名画见闻表》。分时代、目睹、的闻、会计四格。其搜集藏家目录者，则始于明汪砢玉之《珊瑚网》。其记述内容而加以论辨者，则始于明遗民顾复之《平生壮观》。而清初高士奇之《江村消夏录》，就其所见书画，考订源流，详记绢素、题跋、图记、附加己见，其体裁较密，遂为上述之《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所宗，成为清代流行之风气。康熙间卞永誉撰《式古堂书画汇考》，通考古今，分门别类，纲举目张，眉注圈识，正文外录，体例之精明，收罗之广博，遂集书画之大成焉。然以上所述皆系法书（美丽之字）之目录与图画之目录，其内容为单独之法书与图画而非记载书画之目录，犹之文章志乃篇目而非书目也。洎乎近年，始有余绍宋创撰《书画书录解题》，分书画之书为十类：

对于未见之书，则别辑一篇，列于十类之后。首作总目叙略，略说其归类之由，并于总目各书下略注撰人，及书之内容。各类皆先列书部，后列画部，并各依时代为次。但属一事之书，仍列一处。一书而跨二类以上者，用互见之例，入其重者之类，其他类中则于后低一格书之。分类一以书之本质为断，不问书名为何，文体为何。凡同名之书，加某氏于后出者之上以别之。又有一真一伪者，加别本于伪本之上以别之。一书而大同小异，别有异名者，用附目之例，注于总目叙略原目之下。单篇论文之在唐以前者，悉录。唐以后，则录其篇叶较多者。现代杂志文字，则不录。各书俱有解题，于说明内容之外，辄加评论。并节录最有关系之序、跋。散佚及未见者，仍作解题，注明见于何处，或何处征引，或未见全文，并考证其疑义，征引其佚文。版本则非其所注意，仅约略注出，不求完备。附有著书时代一览表。分著者、年略、书名、成书年分、类别五格。最后复有著者索引。其体例甚精，考证甚备，固不仅为空前之作也。余氏之外，有吴辟疆尽购画学之图书，二百三十余种，准余书之分类，撰《有美草堂画学书目》，自谓“妄欲集其大成”，而其实不能毫无遗漏。书画之外，周庆云搜藏琴学之书，得三百数十种，撰有《琴书存目》六卷，《琴书别录》二卷。袁同礼有《中国音乐书举要》，杜竟有《知见音乐书草目》。周连宽有《中国美术书举要》。

文学创作目录

文学创作之有专门目录，自曹植始开其端。参看个人著作目录之章。前此之《七略》，虽有诗赋略，而不载散文；后此之《晋中经簿》，其丁部虽“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而未知已收散文否。盖两汉文学侧重诗赋，个人创作尚少结集，至曹植始结集录目也。晋初始有秘书监挚虞撰《文章志》四卷，集合诸家诗赋文章之篇目为一志。《三国志注》引其佚文：“刘季绪名修，著诗赋颂六篇。”《陈思王传》。《世说注》引其佚文：“崔烈，灵帝时，官至司徒太尉。”《文学篇》。《后汉书注》引其佚文：“桓麟文见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诔七首，说一首，《沛相郭府君书》一首。”《桓彬传》。据此推测，其体例实与《别录》、《七略》相似，确为目录无疑。虞尝集诸家诗文为《文章流别集》六十卷，见《隋志》集部总集篇中，原注又有“志二卷，论二卷”。似四卷之《文章志》或即并志论而单行，殆为《流别集》之目录也。较虞稍早者有荀勖，亦尝为秘书监，《隋志》载其“《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新唐志》作“《新撰文章家集叙》五卷”，虽无佚文可考，然叙录二字古义相通，《世说》注引邱渊之《文章录》，有时作《文章叙》，有时又作《新集叙》，其体例亦与《文章志》相同。故《三国志王粲传》注又引作“《文章叙录》”。新撰云者，前此诸家文章多单篇散行，今始撰为一集也。新集叙云者，新集之叙录也。故推原文学创作总目录之渊源应以荀勖为滥觞焉。勖、虞之后，一度无闻。晋末始有顾恺之撰《晋文章纪》。见《世说·文学篇》注。刘宋则三家并作，傅亮有《续文章志》二卷，宋明帝在藩时有《晋江左文章志》三卷，丘灵鞠为序。二志并见《隋志》。邱渊之有《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三卷。《世说》注作《文章录》、《文章叙》、《新集叙》；《艺文类聚》作《文章叙录》；《玉海》作《别集录》。齐、梁间，沈约又撰《宋世文章志》二卷。见《隋志》。《梁书》本传则作三十卷。摭拾遗文，传记作者，批评著录，一时称盛。王俭、阮孝绪先后承其积业，遂辟《文翰志》、《文集录》于其《七志》、《七录》。《文集录》分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收书至一千四十二种，在《七录》内篇中高据首席。卷数则稍次于纪传录，若合外篇比较，则种数亦次于佛法录，而卷数却又四倍之。《隋志》以下，遂以集部为四部之一，小类亦多仍《七录》之旧，惟或易杂文为词曲，或增加诗文评耳。参看分类。专录一切文学创作目录者，遂不复多见。独《宋志》载有沈建《乐府诗目录》一卷，实为专录一种创作之始。《千顷堂书目》载有《国朝名家文集目》一册，或为专录一代文集书目之始。上述之文章志为专录文集篇目之作。而选集名文以作读本者，则自挚虞以后，迄今不少衰焉。此虽非关藏书目录，然其分类之法亦可为目录学家之参考，故稍述之。《文章流别集》“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见《隋志》。确有类别，而莫之知。今存选本，以梁昭明太子《文选》为最古。《古文苑》系伪书，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五有《古文苑记》，已致其疑。赋以对象，诗以对象，体裁各析为十数小类。余体则有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凡三十七类，支离复沓，多不合理。然千四百年来，选文章者，编文集目录者，皆多奉为圭臬。首赋次诗，几为定例。改革之论，反难通行。盖其选文甚精，家诵户晓，故蔚为权威耳。宋人姚铉之《唐文粹》，吕祖谦之《宋文鉴》皆不能大作更张。真德秀始综合为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类，见《文章正宗》。简括得体而略嫌广泛。清初储欣又分为奏疏、论著、书状、序记、传志、辞章六门。见《唐宋八大家类选》。乾隆中，姚鼐又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赞颂、辞赋、哀祭十三类。见《古文辞类纂》。清末，曾国藩则改书说为书牍，论辨为论著，加叙记、典志而删赠序、箴铭、赞颂，并传、状、碑志为传志，故有十一类。见《经史杂钞》。综而论之，莫不重体裁而轻作用，从未有以作用之性质为类别。其唯一之特色为写实主义。凡非实写之小说故事，旧目录学家皆归之子部小说家；鬼神传记则有归之史部传记类者；戏曲则史志完全不收；要之皆不承认为文学，故未尝厕入集部焉。此种观念，直至近年始克改变。录文学创作之目者，已闯出文集之藩篱，而招致虚无之小说词曲为一家矣。统观现代诸家有选录要籍者，如吾友储皖峰君所辑之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王浣溪之《中国文学精要书目》，吴宓之《西洋文学精要书目》、《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章炳麟之《中学国文书目》皆是也。有撰别集解题者，如钱基博之《清代别集解题》，孙雄之《同光两朝别集提要》是也。有专录别集书目者，如浙江图书馆之《别集索引》，南京国学图书馆之《集部总目》是也。有编制别集或杂志之篇目引得者，如北平图书馆王重民等之《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张陈卿之《文学论文索引》是也。有专录词书目录者，如唐圭璋之《全宋词初编目录》，陈慕德之《丛书中关于词学书目》，赵尊岳之《词籍考》、《词籍提要》、《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是也。有专录戏曲者，如先师王静安先生之《曲录》，黄文旸之《重订曲海总目》，支丰宜之《曲目表》，宾芬之《元曲叙录》，杜颖陶之《玉霜簃藏曲提要》、《曲海总目提要》及坊本《传奇汇考之子目综合索引》，吾友卢前君之《散曲书目》，傅惜华之《缀玉轩藏曲志》，黎锦熙之《元杂剧总集曲目表》，应飞伦之《中文戏剧书目》，宋春舫之《褐木庐藏剧目》，姚逸之之《湖南唱本提要》，以及国剧学会图书馆之书目，皆是也。有专录小说目录者，如孙楷第之《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日本东京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蒲梢之《中译苏俄小说编目》，皆是也。有专录新译书目者，如曾虚白与蒲梢之《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是也。有专录文学史目录者，如杨殿珣之《中国文学史译著索引》是也。有专录民众文艺者，如陈光尧之《中国古今民众文艺书目提要》是也。有专录国文选本者，如黎锦熙之《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是也。有专考辞赋者，如朱保雄之《汉志辞赋存目考》是也。其他尚多，未暇毕述。

地理目录

地理书之有目录，当始于南齐。《隋志》称“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梁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此二书者，搜罗宋齐以前之地理书。既达二百四十四家之多，其引书目录殆可视为古代地理书籍之专科目录。阮孝绪《七录》所以特立地理部，即得助于陆任二家之书。《隋志》又承其业，故其地理类录书至一百三十九部，而在陆任二家所记之内，别无单行者，尚不与焉。《唐志》稍少，只有九十三部。《新唐志》增多五十六部。原文统计数字有误。《宋志》突跃至四百七部，五千一百九十卷。明代则《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及清初黄虞稷之《千顷堂书目》，所收地理书皆极多。《四库提要》则分地理类为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防、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子目凡十。其所著录及存目之书共五百八十一部，且各有提要，于学者莫便焉。然以上所述，皆总目录中之一部分，非专录地理书目者。专录之作，起于近代。最早者当推清初顾栋高之《古今方舆书目》。见《方志月刊》七卷。三四十年来，各地图书馆，内如北京学部图书馆——后并入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国学图书馆、金陵大学、上海涵芬楼——即东方图书馆、徐家汇天主堂、九峰旧庐、南洋中学、天津天春园、南浔嘉业堂及北平之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图书馆，上海之自然科学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外如日本之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美国之国会图书馆，所藏之地方志书皆在一千种以上，十九皆有专门目录。最多者当推北平图书馆，一九三三年五月以前，已有五千二百余种，除去重复，亦有三千八百余种，而近年所增尚不与焉，可谓富矣。该图书馆《方志目录》依今制省境分类，同省依清制府州厅县之次序排列，一地而有数志者，再依时代之先后为序。每志皆注明书名、卷数、撰人、刊年、册数、存缺数，并标出其有金石目录二编者。所惜未将丛书中之方志编入，否则当更便于研究也。藏志目录之外，通考古今方志者，自清中叶章学诚之史籍考已有方志一门，清末余苹皋之《史籍纲领》且特别注重方志，不但录其序目，且更述其义例。惜此二书，皆无传本。详下《历史目录》章。道光中，周广业撰《两浙地志录》，今存。近年则有瞿宣颖撰《方志考稿》，取材于任凤苞天春园藏志，大抵仿《经义考》之例，每书必严定其名称，详述其撰年、撰人、旧志沿革、类目、体例，最后评论其体例之得失，尤注意于其所含之特殊史料。自谓“仅为随笔记笺之体”，不敢比于《四库提要》之谨严。全书未成，先刊江苏河南以北八省，署曰甲集。一以现存之志为断，不能遍考佚志。实际乃藏书提要而非存亡并考也。以全国古今方志为对象存亡并考者，有朱士嘉，既撰《中国地方志统计表》，见《史学年报》第四期。《中国地方志备征目》，复以五年之力，采访国内外藏书家五十处，检查丛书四十九部，罗集方志名目，五千八百三十二种，以表格体详列其书名、卷数、撰人、撰年、版本、藏者，名曰《中国地方志综录》。附有统计表十七种，统计图十五种。其师顾颉刚誉其书“直接为目录学家创一新例，间接为史地学者开一大道”，对于研究方志源流者，修志者，研究史学者，采购方志者，皆有利便。虽其内容过广，未能完备正确，聂崇岐、薛澄清，《见大公报史地周刊》五三期。萨士武见《福建方志考略》。俱能指正其谬，然从大体而论，为功亦已溥矣。其以一省方志为对象，存亡并考者，除薛澄清之《闽南方志经眼录》为目睹外，萨士武有《福建方志考略》，张维有《陇右方志录》，广西统计局有《广西省志书概况》。尤以张氏为最有精识。其书包括今制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得书二百五十有六部，分省志、郡县志、县志、杂古今录四类，以时代为次，详考其撰人、年代、卷目、存佚，并录其内容纲领。其案语多确论，可供方志学者之参考。即如分别主修者与秉笔者，欲使寒士著述不为达官贵人所揜取，一字之间，亦复不苟，其谨严可知矣。至于广义之地理书目则以金陵大学图书馆《地理书目》为最早。其专录研究一地之书目者，如黑白学会有《研究中国东北参考书目》、胡怀琛有《关于上海的书目提要》，吴玉年有《西藏图籍录》，姜仲明有《康藏问题论文索引》，金云铭有《福建文化研究书目》，丁骕有《西文云南论文书目选录》。专考古代图籍者，则吾友王庸君有《明代北方边防图籍考》。支有《先秦两汉地理图籍考略》。专收藏一方面图籍者，则有朱启钤之《存素堂入藏图书河渠之部目录》。通录地理论文者，于古代之书则有王重民之《清代学者地理论文目录》，及《关于禹贡之论文目录》，于现代之期刊，则有吾友王庸及茅乃文之《地学论文索引》及续编。而后者尤便于稽寻。分为（1）地志及游记、（2）地文、（3）民族、（4）政治、（5）交通、（6）经济、（7）历史、（8）地理图书，凡八类，每类各有子目。至于舆图之目录，向为各图书馆所轻视。编录最早者当为一九一八年之京师图书馆，然未刊行。刊行最早者当为地质调查所之《地图目录甲编》。嗣后北平图书馆且特设舆图部，吾友王庸君尝主其事，撰有《中文舆图目录》及二编，《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故宫博物院亦有《清内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

金石目录

古物多种，概以金石，记其目录，体制有四：器物之名称，一也，拓印之文字，二也，研究之题跋，三也，集考著录前三者之书目为一目录，四也。《隋志》收汉魏石经拓文于小学类，至《直斋书录解题》始收金石书入书目类。汇集金石题跋为一书，创于北宋欧阳修之《集古录跋尾》。其子棐又撮录其略为《集古录目》。正名为《金石录》者，则两宋间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也。赵李之录，凡三十卷，前十卷以时代为次，录古物二千之目。后二十卷有跋尾五百二篇，皆辨正之文。自此以后，金石之学大盛。郑樵特撰《金石略》于《通志》中，断代记目。陈思撰《宝刻丛编》，王象之撰《舆地碑记目》，则依郡县区分，并见《四库全书》。盖依明诚《诸道石刻目录》之例也。见《宋志》。其专记一地者，则始终田概之《京兆金石录》，见《直斋书录解题》。以人名为纲，且分人名为八类者，则始于宋末佚名之《宝刻类编》。四库。金元浸衰，明、清转盛，撰金石之目录者百数十家。或记一地之发现，或录一家之收藏，或述此学之史传，或考一物之底蕴，或断代为考究，或保存其图文。乃至录存碑目，表列器名，无不各以古物为对象，极一时之盛焉。顾此种金石文字，或器物之著录及研究，在学术界限上久已对目录学宣告独立。以其研究之对象为金石之器物或文字，目的在求得其所代表之历史事象，而于分类编目之道非所特重，用意或与目录学家有殊。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瓜分金石之书为三分，“以集录古刻，条列名目者，从《宋志》入目录；其《博古图》之类，因器具而及款识者，别入谱录；石鼓文音释之类，从《隋志》别入小学”。且分目录类为经籍，金石两属，俨然分庭抗礼，不复依傍门户焉。目录学之对象为书籍之分类与编目，自不宜与金石学争夺地盘。顾对于金石文字之目录，迄今犹有总集所知，分编引得之必要。盖欲使学者参考之资料，从书本上之文字扩大及于器物上之文字，非有目录学家为之效劳不可。故目录学之不能放弃金石文字，正与不能无视书籍内容相同。然此一方面之进展，尚有待于今后之努力。昔人所已开辟之蹊径，惟在金石书籍之目录方面而已。清道光二年，李遇孙撰《金石学录》录古今金石学家四百余人，各记其有关金石之事迹及金石著作。有《古学汇刊》本。其后陆心源有《潜园丛书》本。褚德彝有排印本。先后续补之。书虽以传人为主，而人各有书，犹同书录。遍考古今金石书目者，始于清乾嘉间章学诚撰《史籍考》，于目录部设金石一类。道光间，许瀚亦撰《史籍考》，亦辟金石为一门。传本虽皆未之见，而《攀古小庐文集》载瀚序目，知其类名为（1）金、（2）石、（3）金石总、（4）钱币、（5）玺印、（6）砖瓦、（7）文字。张之洞《书目答问》亦于史部立金石门，分（1）目录、（2）图象、（3）文字、（4）义例四类，而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之属仍入小学门，未为的当。专著一书广罗金石书目者，似以沈涛之《金石著录考》为最早，涛字匏庐，卒于同治中。然无传本。迄宣统二年，始有叶铭撰《金石书目》。自此以来，魏稼孙、凌霞、田士懿、黄立猷、林钧、容媛六家迭起。魏目传自凌尘遗，所录仅二百种，最为简陋。凌目虽增至四百种，而漫无部属。叶目亦不著时代，不分种类，所收虽有四百九十二种，而有误收重出者，且并未尽见原书，故注文尤多舛谬。田目名《金石名著汇目》，收六百六十二种，以时代为次，间注版本，颇多遗漏。黄目亦名《金石书目》，分（1）金文、（2）石文、（3）匋文、（4）骨文、（5）地方、（6）法书、（7）义例、（8）题跋、（9）汇考、（10）目录十类。或以物之性质，或以书之体例，颇嫌不一，未收印谱说文而附录美术杂志。收书八百七十八种，自谓以所藏所见者为限，只知其名目者不录。然实际上则舛误亦所不免。容目出版最后而分类最精，以器物为纲，体例为目。系统如下：

此目收书八百二十三种，并择录杂志论文，附录方志中之金石志。又有人名书名通检，实为最精详之作。容氏又有《金石书录》，尚未刊行，故先刊其目如是。以上诸家皆无解题，有解题者惟林钧之《石庐金石书志》一种，仿藏书志之例，略述各书大旨，权其同异，录其题跋印记。所藏所志之金石书凡九百六十九种，而金石拓本二万余通尚不与焉。分类大纲有十二：（1）分地、（2）断代、（3）录文、（4）存目、（5）图谱、（6）石经、（7）记载、（8）考证、（9）释例、（10）字书、（11）法帖、（12）杂著，其法仿自叶昌炽之《语石》，以书之体例为准，初不问古物之为何种。然石经法帖又在例外，且同类之中以时代为次，又不复依古物之性质分子目，书之体例可分隶数类者亦不互见，故分类颇有失宜者。其优点在解题，以其书尽手藏，故能撷述梗概，甚少讹误。对于版本尤为注意。欲治金石之学者，固不能少此向导也。至于专录一种古物文字之书目者，于甲骨文则有陈振东之《殷契书录》，李星可之《甲骨学目录》，陈准之《殷契书目录》，邵子风之《甲骨书录解题》及《甲骨论文解题》。于印谱则有叶铭之《叶氏印谱存目》，罗福颐之《印谱考》。李文裿之《冷雪盦知见印谱录目》。及佚名之《雪云庄知古铜印谱目录》。于钱币则有宗惟恭之《癖泉书室所藏泉币书目》。宗氏又欲撰《历代泉币著述考》，故先布其目。为此学者，渐有愈趋愈专之势焉。

历史目录

有篇目、书目、解题三种。最早撰历史篇目者，当为刘宋之裴松之。《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第者次序之目，一者举数之由，故曰《五帝本纪》第一。”据此推测，则其体制隐约可知，盖所以比较历史篇目，研究其意义，以便撰史者之参考也。《旧唐志》有杨松珍《史目》三卷，《隋志》不载，《通志》认为唐人，《宋志》则有杨松珍《历代史目》十五卷，殆已经宋人补充，故增至五倍也。《宋志》有商仲茂《十三代史目》一卷，《郡斋读书志》作三卷，云“唐殷仲茂撰，辑《史记》、《两汉》、《三国》、《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周》、《隋》史籍篇次名氏。国朝杜镐以《唐》、《五代》书目续之”。则三卷本乃合并杜镐补续之本，故《宋志》又有杜镐《十九代史目》二卷。惟《崇文总目》及《通志》又有宋朝舒雅等撰《十九代史目》二卷，盖系官修之书具名各异，其实即杜镐之本也。《新唐志》有宗谏注《十三代史目》十卷，书名与殷仲茂之书相同，殆无二致。章学诚谓“宗谏略止三卷殷仲茂详至十卷”意是而数误。《新唐志》尚有孙玉汝《唐列圣实录目》二十五卷，据百衲本及《宋志》。开明版及《通志》均误实为贤。佚名《河南东斋史目》三卷。后者当与杨、殷之作同一体制，实录之目则推玉汝为首创，且其通录列代，较《通志》所载《太祖实录目》二卷，《太宗实录目》二卷之为一书之目不同。其实一书之目便应附书而行，不得别称为一书，故《新唐志》之《唐书叙例目录》一卷，《通志》之太宗《新修五代史目》三卷，高氏《小史目》一卷，《汉书叙例目》一卷，宋敏求《唐余录目》一卷，皆不得与于史目之列焉。惟《宋志》之《曾氏史鉴》三卷，《通志》作《史鉴目》三卷，当为兼录正史，通鉴之书。此种撰述史目之作，直至近代犹有人续之。嘉庆间有洪饴孙撰《史目表》，光绪间有江标、王仁俊补之，民国初年又有钱恂改订之，最近吾友王钟麒君又增补之。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郑鹤声撰《史部目录学》，为正史篇目结一总帐。正史以外，史裁尚多，则尚无人研究也。至不录篇目而录书目，最早有北魏卢昶之《甲乙新录》，陈承香殿之《五经史记目录》，皆专记经史二部之书，不收其他。似系偶无子集，并非有意专收。《宋志》则有杨九龄《经史书目》七卷，《通志》于《杨目》之外，另有《经史目录》三卷，其体制如何，均无考。后代专收史书者少。直至最近，始有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撰《现存清代实录总目》，首列清各朝实录总表，次列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初纂本及康熙时重修本表。又次为乾清宫、皇史宬、实录馆三处所藏汉、满、蒙文三种实录存佚目录，最后为清史馆现存汉文实录稿本目录。各列其起讫年月、函数、卷数、纂修及告成年月，监修总裁官之姓名。或更分别著录存者及佚者之年月卷数。考清代实录存亡异同者，有此目足以了然矣。此外，则有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撰《史部书目稿》，人文图书馆撰《中国近代史书目初编》。皆就其藏书为录，未遑遍考存亡。盖史书最多，通录殊不易也。至于史书解题之作，似亦起于唐代。《新唐志》载有李肇《经史释题》二卷，《宋志》作《经史释文题》三卷。望文生义，似系解题之书。其实解题亦殊不难，远有《别录》，近有《群书四部录》及《古今书录》，俯拾即是，不待费思。而此学并不发达。直至宋末始有高似孙撰《史略》。书凡六卷：卷一录《史记》及有关《史记》之书，卷二录《汉书》迄《五代史》，卷三录《东观汉记》，实录，起居注，会要，玉牒之类，卷四录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评、史赞、史草、史例、史目、通史、通鉴之类，卷五录霸史、杂史、《七略》、中古书、东汉以来书考、历代史官目、刘勰论史，卷六录《山海经》、《世本》、《三苍》、《汉官》、《水经》、《竹书》。其体例庞杂，有似书目者，有似提要者，有尽钞名文者，有移录旧事者，然其大体既近目录，且其对象纯为历代史籍，集中有关史籍之书目于一处，以备学者之研究，颇为有功。所惜似孙学识低暗，徒录成文，无所发明；虽自谓“仍依刘向《七录》法其实刘向之书不名《七录》。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实际则有逊刘向远矣。然书成于宋理宗宝庆元年，距今已七百余年，侥幸留传，足备一格。后来朱彝尊之撰《经义存亡考》，未始不受其启发焉。元、明史学尤衰，直至清乾隆五十二年，始有章学诚藉河南巡抚毕沅之力，于开封集众撰修《史籍考》，助其事者有洪亮吉、凌廷堪、武亿等。至五十三年秋，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其事中辍。五十五年，学诚始得毕沅同意，再集众于武昌以续前功。至五十九年，全书将成，不幸因毕沅降职罚俸，事又中辍。沅既无力续修，藏稿于家。延至嘉庆三年，学诚始得浙江巡抚谢启昆之助，取得残稿，在杭州再行编辑。次年启昆调任广西巡抚，学诚年老病瞽，未能从行。《史籍考》之成书刊行与否，未有文字证明。详见著者《补订章实斋年谱》。一九二八年，著者有意另撰，以补学诚之遗憾。忽睹北平各报新闻，谓此书忽发现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及驰书问讯，该馆中文部主任prof．arthur w hummel复书否认，乃知其诬。著者又亲往绍兴章氏、南康谢氏访查，亦未发现。据杨复所藏《章氏遗书》，今归清华大学图书馆。载有《史籍考总目》，多至三百二十五卷。据学诚与《阮学使论求遗书书》，则在武昌五年，“《史籍考》功程已十之八九”；再加以杭州之一年余，则所未成之一二当亦已补完。且启昆在杭同时所修之《小学考》及在广西所修之《广西通志》，并已刊行；岂独屏《史籍考》而不付剞劂？据此推之，则此书之已成且已刊，殆可不假实证而姑武断言之也。所可怪者，书倘未刊，稿亦不易失传；书倘已刊，何以绝无传本？异日倘能一旦发现，造福史学，是诚著者所衷心企盼者也。兹录其先后条例于此，以见其规模。首宜转述者为学诚在开封所撰之《论修史籍考要略》：

“一曰古逸宜存： 史之部次后于经而史之源起实先于经。《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苍颉尝为黄帝之史。则经名未立，而先有史矣。后世著录，惟以《史》《汉》为首，则《尚书》、《春秋》尊为经训故也。今作《史考》，宜具原委。凡《六经》、《左》、《国》、周秦诸子，所引古史逸文，如《左传》所称《军志》，《周志》，《大戴》所称《丹书》，《青史》之类，略仿《玉海艺文》之意，首标‘古逸’一门，以讨其原。

“二曰家法宜辨： 校雠之学，与著录相为表里。校雠类例不清，著录终无原委。旧例以二十一家之言同列正史，其实类例不清。马迁乃通史也，梁武《通史》，郑樵《通志》之类属之。班固，断代专门之书也，华、谢、范、沈诸家属之。陈《志》，分国之书也，《十六国春秋》、《九国志》之类属之。《南》、《北史》，断取数代之书也，欧、薛、《五代》诸史属之。《晋书》、《唐书》，集众官修之书也，宋、辽、金、元诸史属之。家法分明，庶几条理可贯，而究史学者可以溯源流矣。他若编年、故事、职官、仪注之类，折衷历代艺文史部子目，以次区分可也。

“三曰翦裁宜法： 史部之书，倍于经部；卷帙多寡，约略计之，仅与朱氏《经考》相去不远。盖一书之中，但取精要数语，足以概括全书足矣。篇目有可考者，自宜备载。其序论题跋，文辞浮泛，与意义复沓者，概从删节。但记作序作跋年月衔名，以备参考而已。按语亦取简而易明，无庸多事敷衍。庶几文无虚饰，书归有用。

“四曰逸篇宜采： 古逸之史，已详首条。若两汉以下，至于隋代，史氏家学，尚未尽泯。亡逸之史，载在传志，崖略尚有可考。其遗篇逸句，散见群书称引，亦可宝贵。自隋以前，古书存者无多，耳目易于周遍，可仿王伯厚氏采辑郑氏《书》、《易》、《三家诗训》之例，备录本书之下。亦朱竹垞氏采录《纬候》逸文之成法也。此于史学所补，实非浅鲜。

“五曰嫌名宜辨： 《史记》之名，起于后世，当时止称《司马迁书》。《汉书》因东京而横加《前汉》，固俗称也。《五代》之书，薛氏称《五代史》，欧阳则称《新五代史记》。至于《汉记》之有《东观》，异乎刘贾之所叙录。曹氏自有《魏书》，异于陈寿之分子目。古人之书，或一书歧名，或异书同名者，多矣。皆于标题之下，注明同异名目，以便稽检。仍取诸书名目，仿《佩文韵府》之例，依韵先编档簿，以俟检核。庶几编次之时，乃无遗漏复叠之患。

“六曰经部宜通： 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今《六艺》以圣训而尊，初非以其体用不入史也。而经部之所以浩繁，则因训诂、解义、音训而多。若《六艺》本书，即是诸史根源，岂可离哉？今如《易部》之《乾坤凿度》，《书部》之《逸周诸解》，《春秋》之《外传》、《后语》，韩氏传《诗》，戴氏记《礼》，俱与古昔《史记》相为出入。虽云已入朱氏《经考》，不能不于《史考》溯其渊源，乃使人晓然于殊途同归之义。然彼详此略，彼全此偏，主宾轻重，又自有权衡也。

“七曰子部宜择： 诸子之书，多与史部相为表里。如《周官》典法多见于《管子》、《吕览》，列国琐事，多见于《晏子》、《韩非》。若使钩章句，附会史裁，固非作书体要；但如《官图》、《月令》、《地圆》诸篇之鸿文巨典，《储说》、《谏篇》之排列记载，实于史部，例有专门。自宜择取要删，入于篇次，乃使求史者无遗憾矣。

“八曰集部宜裁： 汉、魏、六朝，史学必取专门；文人之集，不过铭、箴、颂、诔、诗、赋、书、表、文、檄诸作而已。唐人文集，间有纪事，盖史学至唐而尽失也。及宋元以来，文人之集，传记渐多，史学文才，混而为一。于是古人专门之业，不可问矣。然人之聪明智力，必有所近。耳闻目见，备急应求，则有传记，志状之撰，书事纪述之文。其所取用，反较古人文集征实为多。此乃史裁本体，固无专门家学，失陷文集之中，亦可惜也。是宜取其连篇累卷，入史例者，分别登书。此亦朱氏取《洪范五行传》于曾王文集之故事也。

“九曰方志宜选： 既作《史考》，凡关史学之书，自宜巨细无遗，备登于录矣。乃有不得不去取者，府、州、县志是也。其书计数盈千，又兼新旧杂糅，不下三十余种。而浅俗不典，迂谬可怪，油俚不根，狷劣可憎者，殆过半焉。若胥吏簿书，经生策括，犹足称为彼善于此者矣。是以言及方志，搢绅先生每难言之。又其书散在天下，非一时人力所能汇聚。是宜仅就见闻所及，有可取者，稍为叙述；无可取者，仅著名目；不及见者，亦无庸过为搜寻。后人亦得以量其所及也。

“十曰谱牒宜略： 方志在官之书，犹多庸劣；家谱私门之记，其弊较之方志，殆又甚焉。古者谱牒掌于官，而后世人自为书，不复领于郎令史故也。其征求之难，甚于方志，是亦不可得而强索者矣。惟于统谱类谱，汇合为编；而专家之谱，但取一时理法名家，世宦巨族，力之所能及者，以次列之。仍著所以不能遍及之故，以待后人之别择可耳。

“十一曰考异宜精： 《史籍》成编，取精用宏，其功包经子集，而其用同《经义考》矣。然比类既多，不能无所抵牾，参差同异，势不能免。随时编次之际，取其分歧互见之说，赅而存之。俟成书之后，别为《考异》一编，庶几无罅漏矣。

“十二曰板刻宜详： 朱氏《经义考》后有刊板一条，不过记载刊本原委；而惜其未尽善者，未载刊本之异同也。金石刻画，自欧、赵、洪、薛以来，详哉其言之矣。板刻之书，流传既广，讹失亦多。其所据何本，校订何人，出于谁氏，刻于何年，款识何若，有谁题跋，孰为序引，板存何处，有无缺讹，一书曾经几刻，诸刻有何异同，惜未尝有人仿前人《金石录》例而为之专书者也。如其有之，则按录求书，不迷所向。嘉惠后学，岂不远胜《金石录》乎？如有余力所及，则当补朱氏《经考》之遗，《史考》亦可以例仿也。

“十三曰制书宜尊： 列圣宝训，五朝实录，巡幸盛典，荡平方略，一切尊藏史宬者，不分类例，但照年月先后，恭编卷首。

“十四曰禁例宜明： 凡违碍书籍，或销毁全书；或摘抽摘毁，其摘抽而尚听存留本书者，仍分别著录。如全书销毁者，著其违碍应禁之故。不分类例，另编卷末，以昭功令。

“十五曰采摭宜详： 现有之书，钞录叙目凡例。亡逸之书，搜剔群书纪载。以及闻见所及，理宜先作《长编》。序跋、评论之类，钞录不厌其详。《长编》既定，及至纂辑之时，删繁就简，考订易于为力。仍照朱氏《经考》之例，分别存、佚、阙与未见四门，以见征信。”见《章氏遗书》。

学诚后在杭州撰《史考释例》，用谢启昆语气，故有“予既为朱氏《补经考》”指撰《小学考》。之语。兹节录于下：上略。

“古无史学，其以史见长者，大抵深于《春秋》者也。陆贾、史迁诸书，刘、班部于《春秋》家学，得其本矣。古人书简而例约，虽治史者之法《春秋》，犹未若后世治经学者之说《春秋》繁而不可胜也。故《春秋》之义行而名史皆能自得于不言之表焉。马班陈氏不作而史学衰，于是史书有专部而所部之书转有不尽出于史学者矣。盖学术歧而人事亦异于古，固江河之势也。史离经而子集又自为部次，于是史于群籍画分三隅之一焉。此其言乎统合为著录也。若专门考订为一家书，则史部所通，不可拘于三隅之一也。史不拘三隅之一，固为类例之所通；然由其类例深思相通之故，亦可隐识古人未立史部之初意焉。

“盖史有立宪志而卦气通于律宪，则《易》之支流通于史矣。史有艺文志而诗书篇序为校雠目录所宗，则《诗》《书》支流通于史矣。禹贡天文，洪范五行，雅颂入乐，姑勿具论。史有职官志而《周官》可通；有礼仪志而《礼乐》二经可通。后儒攻《春秋》于讲义者，不通于史。若《春秋》地理国名之考，长历灾变之推，世族卿联之谱，则天文地理五行谱牒何非史部之所通乎？故六经流别，为史部所不得不收者也。

“自夫子有知我罪我之言，明《春秋》之所作，而战国诸子遂以《春秋》为著书独断之总名，不必尽拘于编年纪月，而命名亦曰《春秋》，此载籍之一大变也。然年月终不可拘而独断必凭事实，于是于自摭其所见所闻所传闻者笔之于书，若史迁所叙，铎椒、虞卿、吕不韦之所撰述，虽曰诸子家言，实亦史之流别矣。又如隋唐而后，子部列有类家，而会要典故之书，其例实通于史。法家《子部》之有律令，《史部》兵家《子部》之有武备，《史部》说家即小说家，亦隶于《子部》。之有闻见，《史部》谱录古人所无，《遂初堂书目》所创，亦隶于《子部》。之有名数，《史部》是子库之通于史者什之九也。

“文集仿于东京，至魏、晋而渐广，至今则浩如烟海矣。然自唐以前，子史著述专家，故立言入子与记事入史之文不入于集，辞章诗赋所以擅集之称也。自唐以后，子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议，史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亦著述之一大变也。彼虽自命曰文，而君子以为是即集中之史矣。指传记言。况内制外制，王言通于典谟，表状章疏，荩臣亦希训诰，是别集通乎史矣。至于总集，尤为同苔异岑。人知汉晋《乐志》分别郊庙房中，而不知乐府之集实备志之全。人知金石著录创于欧赵诸目，而不知梁元《碑集》，已为宋贤开创。是则集部之书又与史家互出入也。

“盖史库画三之一，而三家多与史相通，混而合之则不清，拘而守之则已隘；是则决择去取，不无搔首苦心。《史考》之牵连，不如《经考》之截然划界也。自隋唐诸志，分别史为四库之乙，其大纲矣。史部条目，如正史、编年、职官、仪注之属，少者不过十二三门，隋唐。多者不过十七八门，焦氏《经籍志》，黄氏《千顷堂》。盖为四分之一，大略不过如此，非为简也。今既广充类例，上援甲而下合丙丁，则区区专门旧目，势不足以穷其变也。是则创条发例，今分十二纲，析五十七目。不无损益折衷。毕宫保原稿分一百十二子目，以其太繁，今为并省。《史考》之裁制，不如《经考》之依经为部，不劳分合也。

“制书弁首，冠履之义也。朱氏《经考》，盖分御制、敕撰，今用其例。史宬金匮之藏，外廷无由得窥，史部不同经籍者也。一以钦定《四库书》入史部者为主；不见于《四库》著录，不敢登也。入《四库》之著录而不隶于史部者，亦不敢登，义取于专部也。不敢妄分类例，谨照书成年月，先后恭编。犹史之本纪，所以致谨严之意。仍注《四库》部次于下，所从受也。

“古史必先编年，而今以纪传首编年者，编年自马、班而下，《隋志》即以纪传为正史，而编年则称为古史矣。其实马、班皆法《春秋》，命其本纪谓之《春秋考纪》，而著录家未之察也。《唐志》知编年之书后世亦未尝绝，故改《隋志》古史之称而直题为编年类，事理固得其实，然未尽也。《隋志》题古史，犹示编年之体之本为正也。《唐志》以纪传为正史，而直以编年为编年，乃是别出编年为非正史矣。是以宋人论史，乃惜孙盛、凿齿之伦不为正史，几于名实为倒置也。夫刘氏二体，以班、荀为不祧之祖，纪传编年，古人未有轩轾焉。自唐以后，皆沿《唐志》之称，于理实为未安，故《史考》以纪传编年分部，示平等也。不以正史与编年对待，则平等矣。

“或问纪传编年同列是矣，何纪传之中又立正史子目耶？答曰：此功令也。自史氏专官失传而家自为学，后汉、六朝，一代必有数家之史是也。同一朝代，同一纪传，而家学殊焉，此史学之初变也。然诸家林立，皆称正史，其传久与否，存乎人之精力所至，抑或有数存焉。自唐立史科，而取前史定著为十三家，则史颁学校而为功令所范围，益为十四而不能，损为十二而不可矣。故家自为学之风息，而一代之兴，必集众以修前代之史，则史学之再变也。自是之后，纪传之史，皆称功令。宋人之十七史，明人之二十一史，草野不敢议增减也。故《史考》于纪传家史，自唐以前，虽一代数家，皆归正史，自唐以后，虽间有纪传之书，亦归别史子目，而隶杂史焉。虽萧常、郝经之《后汉书》，义例未尝不正，而必以陈寿为正史，不敢更列萧、郝者，其道然也。

“正史一门，毕宫保原稿但称纪传，而纪传中又分通史、《史记》是也，又附入梁武《通史》，郑樵《通志》，今应改入别史。断代、班、范以下是也。集史、《南北史》是也。国别、《三国志》是也。不免繁碎。今以学校颁分二十四史为主，题为正史；应将原稿改正。而冯商、褚少孙、班叔皮诸家之续《史记》者，附《史记》后；华峤、谢承、袁山松诸家之《后汉书》，与范氏《后汉书》，依先后时代编次；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诸家之《晋书》，与唐太宗御撰《晋书》，依先后时代编次；六朝诸史皆仿此。盖书传有幸不幸，其初皆正史故也。魏吴诸书之于《陈志》亦然。若唐宋以后，正史自有一定，无出入矣。国史从无流传之书，而史志著录，与诸书所称引者，历有可考。要以后汉班固与陈宗、尹敏诸人修《世祖纪》与新市、平林诸传，载纪为最显著。自后依代编纂，与编年部之实录、记注，可以参互，皆本朝臣子修现行事例也。

“史稿向不著录，今从诸书记载采取而成，乃属创始之事，若无凭藉，尚恐不免遗漏，盖前人于此皆不经意故也。但古人作史，专门名家，史成不问稿也。自东观集众修书，而后同局之中，人才优劣敏钝，判若天渊；一书之中，利病杂见；若不考求草稿所出，则功罪谁分？窃谓集众修书，必当记其分曹授简，且详识其草创润色，别为一编，附于本书之后，则史官知所激劝。今之搜辑史稿，正欲使观者感兴也。但宋元以来，文史浩繁，耳目恐有未周。姑立此门，以为权舆。如有好学专搜此事，自为一书，亦佳事也。

“编年之中，原分实录、记注二门，今以日历、时政记、圣政等记均合于实录，而以记注标部。盖此等皆是史宬备削稿资，例不颁行于外，于义得相合为部次也。若专记一事，则当入传记部之记事门。若特加纂录，如《贞观政要》之类。则入杂史。

“编年之书，出于春秋，本正史也。乃马班之学盛而史志著录皆不以编年为正史。然如荀悦、袁宏以后，魏晋即有《春秋》，六朝往往继出，自应入于编年。但其书不尽传，如《隋志》所标古史、杂史，其中多编年书，不知尽属编年否也。今以义例可推者，入于编年断代之下。其著录不甚分别而义例不可强推者，概入于杂史云。

“图表专家，年历经纬，便于稽考世代之用，故亦附编年为部。其年号之书，无类可类，虽非图表，亦以义例而类附焉。

“古人史学，口授心传，而无成书。其有成书，即其所著之史是也。马迁父子再世，班固兄妹三修。当显肃之际，人文蔚然盛矣；而班固既卒，《汉书》未成，岂举朝之士，不能赞襄汉业？而必使其女弟曹昭就东观而成之，抑何故哉？正以专门学家，书不尽意，必须口耳转授，非笔墨所能罄，马迁所谓藏名山而传之必于其人者也。自史学亡而始有史学之名，盖史之家法失传，而后人攻取前人之史以为学，异乎古人以学者为史也。史学之书，附于本史之后。其合诸史或一二家之史以为学者，别为史学之部焉耳。

“史学专部，分为考订、勘误之类。义例、《史通》之类。评论、管见之类。蒙求鉴略之类。四门，自应各为次第。若专攻一书之史学，已附入本书后者，不复分类，但照时代后先，编入本门部次足矣。

“杂史一门，原分外纪、《轩辕本纪》之类。别裁、《路史》、《绎史》之类。史纂、自为门类，如《十七史纂》，《宋史新编宏简录》之类。史钞、随文删节如《史记节要》之类。政治、如《贞观政要》之类。本末、纪事本末，《北盟会编宏简录》之类。国别、《国语》、《国策》、《十六国春秋》之类。共为七门。今恐析太过，转滋纷扰，合并杂史一门，较为包括。而原分名目，仍标其说于部目之下，则览者不致讶其不伦。

“割据与霸国之书，初分二门，今合为一，亦谓如《越绝书》《吴越春秋》，下至南唐诸家皆是也。惟《华阳国志》、《隋志》入于霸史，后人多仍其目，或入地理。按此书上起鱼鸟蚕丛，中包汉中、公孙述二刘蜀汉，下及李氏父子，非为一国纪载，又非地志图经，入于霸国固非，而入于地理尤非，斯乃杂史支流，限于方隅者耳。如《建康实录》，《滇载记》，《炎徼纪闻》，皆是选也。此例前人未开，缘种类无多，均强附霸史或地记耳。今创斯条，将后有类此者，可准例焉。故名杂史方记，暗分子目，与地理志方隅之记名同而实异也。

“星历四门：天文记天象，非关推步。历律记历制，非关算术。五行记灾祥，非关占候。时令记授时政令，非为景物。此则《史考》当收之义，不然则混于术数诸家矣。但嫌介疑似，亦有在术数与史例之间者，姑量取之，宁稍宽，无缺漏也。此等著录，部目多在子家，而史家志篇目，实不能阙，可以识互通之义矣。

“谱牒有专家、总目之不同，专则一家之书，总则汇萃之书。而家传、家训、内训、家范、家礼皆附入专谱门中，以其行于家者然也。但自宋以来，有乡约之书名，似为一乡设，其实皆家范家礼之意，欲一切乡党为之效法，非专为所居之乡设也。施纵可遍天下，语实出于一家，既不可上附国典，又不可下入方志，故附之也。

“谱学古人所重，世家巨族，国家所与为休戚者也。封建罢而第流品之法又不行，故后世之谱学轻。如谓后世不须谱学，则几于汩彝伦矣。律令：人户以籍为定，良贱不相昏姻，何尝无流品哉？荫袭任子，虽不通行，而科第崛起之中，亦有名门巨族，簪缨世胄，为国家所休戚者，皆运数也。但礼不下于庶人，原不能尽取齐民户籍入史考也。且其书不掌于官，仅能耳目闻见，载籍论次之所及，而于源委实有所考者，则编次之，耳目未周，不能遍及也。

“地理门类极广，毕宫保原稿为二十二门，分荒远、总载、沿革、形势、水道、都邑、方隅、方言、宫苑、古迹、书院、道场、陵墓、寺观、山川、名胜、图经、行程、杂记、边徼、外裔、风物，二十有二，不免繁碎。今暗分子目，统于五条之下，一曰总载、二曰分载、三曰方志、四曰水道、五曰外裔。其暗分子目，以类相从，观者可自得也。

“方志自前明以来，猥滥已甚，与齐民家谱，同一不可揽撷。今亦取其著录有征及载籍论次所及，则编次之。其余不胜录也。

“水道之书，与地志等。但记自然沿革者，方入地理。其治河、导江、漕渠、水利等类，施人力者，概入于故事部工书条下。

“外国自有专书，如《高丽图经》、《安南志》之专部，《职贡图》、《北荒君长录》之总载，则入地理外裔之部。如《奉使琉球录》及《星槎胜览》，凡册使自记行事者，虽间及外国见闻，而其意究以记行为重，则皆入传记部中记事条下。

“故事原分一十六门，今并合为十门。出君上者为训典，臣下者为章奏，统该一切制度者为典要。专门制度之书，则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其例最为明显。而其嫌介疑似之迹，无门不与传记相混。其详辨见传记。惟确守现行者为故事，规于事前与志于事后为传记，则判然矣。官曹次于六书之后，亦故事之书也。名似与吏书相近，而其实亦易辨。吏书所部，乃铨叙官人，申明职守之书，官曹乃即其官守而备尽一官之掌故也。古者官守其法，法具于书，天下本无私门，故无著录之事也。官私分而著述盛，于是设官校录，而部次之，今之著录皆从此起也。官曹之书，则犹有守官述职之意，故以是殿六曹之后焉。

“目录一门，不过簿录名目之书，原无深义。而充类以求，则亦浩汗难罄。合而为七略四部，分而为经史百家，副而为释道二藏，其易言耶？且如诗文之目，则有挚虞之《文章志》、钟嵘之《诗品》，亦目录也。而《诗话》、《文心》，凡涉论文之事，皆《诗》《书》小序之例，与《诗》《书》相为发明，则亦当收矣。图书之目，则书评、画鉴得以入之。金石之目，则《博古》、《琳琅》诸籍得以入之。故曰：学问贵知类。知类而又能充之，无往而不得其义也。

“传记门目，自来最易繁杂，其志创于《隋志》杂传，而《隋志》部次，已有混淆。盖非专门正史，与编年纪传显然有别者，凡有记载，皆可混称传记。著录苟无精鉴，则一切无类可归者，皆恃传记为龙蛇沮也。毕宫保原稿本分传记子目一十有七，斟酌增减，定著十门，亦不得已也。

“小说始于《汉志》，今存什一；而委巷丛脞之书，大雅所不屑道。《续文献通考》载元人《水浒演义》，未为无意，而通人鄙之。以此诸家著录多不收稗乘也。今亦取其前人所著录而差近雅驯者，分为琐语异闻两目，以示不废刍荛之意。

“朱氏《经考》体例，先分四柱，今仍用之。首著书名，名下注其人名，次行列其著录卷数，三行判其‘存’‘佚’及‘阙’与‘未见’也。惟著录卷数，间有不注所出，今则必标出处，视朱为稍密矣。如汉隋唐志并有，则以最先之书著录；其两三史志并有而篇卷不同者，则著其可征之数，而以他录同异注其下；或史志及官私著录所无而旁见他书记载者，必著其说于下曰：‘见某书，不著录。’又有见于他书所称述而并无其篇卷者，则必著“无篇目”字。此朱氏未有之例也。所以明其信而有征也。或全书之中，摘取数篇，别有当署之名目，如欧苏等集内之外制及奏疏，又如欧集内之《归田录》，韩集内之《顺宗实录》。则必著现在某书。如但于文集传志类中叙其人生平著有某书，而他著录所无，则必著云‘见某篇所引’。惟近代人，其书现存而未著录者，始用朱氏不载出处之例。朱氏引书，皆现存者。惟阮孝绪《七录》已佚而仅见于《隋经籍志》注文称‘梁有某某书，卷若干’者，朱氏皆直书《七录》，一似《七录》至今存者，引古之例，似有未合。然据法应‘著《隋志》注引《七录》文云云’，方合于例。而其文繁累无取，且此事本亦人所共知，朱氏不为欺人，是以今仍其例。

“存佚必实见而著‘存’，知其必不复存而著‘佚’，然亦有未经目见而见者称述其书，确凿可信，则亦判‘存’。又有其书久不著录，而言者有征，则判‘未见’。如《后汉》谢承之书，宋后不复录，而傅山谓其家有藏本，曾据以考《曹全碑》，虽琴川毛氏疑之，然未可全以为非，则亦判为‘未见’，所以志矜慎也。又如古书已亡，或丛书刻其畸篇残帙，本非完物，则核其著录而判‘阙’。亦有其书情理必当尚存，而实无的据，则亦判为‘未见’。他皆仿此。”下略。

学诚此考之最后分类表如下：据杨本。

学诚之立论及分类，皆不能无误，然一眚不足以掩大德，要其旷识宏图，气包千古，殊足钦佩。而其“扩史部而通之”之意见，尤为修正《七略》《七录》以来最大错误之必要措置。今人不解史学之真义，乃谓学诚之意系指一切书籍都是史料，曾不知学诚本旨乃谓凡有时间性之人事皆为史料。盖无时间性之书籍仅为各科科学之独立记录，非史家所能一一过问，必将单独零乱之万事万物联缀为有系统之片段或整部之记录，然后乃得称为史籍也。姑舍是而言续撰《史籍考》之史事。道光间，日照人有许瀚为泾县人潘锡恩修《史籍考》，其《攀古小庐文》载有例目。此书与后述之《史书纲领》，著者皆疑为学诚传本之化身，非另起炉灶之创业也。《史书纲领》为光绪初长沙人余苹皋其名未悉。所撰，俞樾序之，称其“可与《经义考》并为不朽之大业，有此两书，而甲乙两部固已得其管辖矣”。“盖欲网罗古今史书志书义例以垂示后世，使后世之修史者修志者皆于是乎得其义例之所在，而不至无所适从。故于史书不徒录其序目而已，其有凡例者亦备录而无遗，盖视《经义考》加详焉。”惜“此书卷帙繁重，视《经义考》不啻倍之，写录一通已非易事”，引《春在堂杂文续编》卷二。故其刊本今犹未出。但其序目似已刊行，且时代近接，未必失传，著者已托友人余楠秋君回里访求，倘得发箧载来，刊播史界，真幸事也。今人叶仲经有《拟重订章学诚史籍考类目》，傅振伦亦有一文，皆可参考。除上述三家通考古今史籍而外，断代考录而有良好成绩者，允推吾友谢国桢君之《晚明史籍考》及《清开国史料考》、《晚明流寇史籍考》、《清初三藩史籍考》，及朱希祖君之《萧梁旧史考》、《西夏史籍考》。指示参考资料者，则吾友夏廷棫君有《五代史书目》，王钟麒君有《廿五史参考书目》，皆可作学者之向导。此外又有专考个人传谱者，清张澍撰《姓氏书总目》，又名《古今姓氏书目考证》，钞本，藏清华图书馆。吾友梁廷灿君撰《年谱考略》，皆并考存佚。汪訚撰《国学图书馆藏历代名人年谱目》，陈乃乾撰《共读楼所藏年谱目》，其书今归东方图书馆。则专收现存。进一步而制篇目引得者，则有田继琮之《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杜联喆之《三十九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档案目录则如张德之《清季各国照会目录》，故宫博物院之《内阁大库现存清代汉文黄册目录》，《雍正硃批谕旨不录奏折总目》，国学图书馆之《陶风楼藏清季江宁局署档案目》，皆是也。

国学论文目录

近人有所谓国学者，其词本不典，而或释其义为对中国文化史——国故之研究也。杂志论文，此生彼灭，阅者难周，故引得（index）尚焉。十载以还，作者渐起。其以国学为对象者，始于王重民之《国学论文索引》。而徐绪昌、刘修业继之。其范围愈续而愈大，寝假而有关于现代中国各种问题之论文亦择要收入，非复以国故为限矣。其分类表如下：

其不名国学而性质相近者，尚有于式玉之《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美人贝德士（m．s．bates）之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法人高地爱（gordier）之《西人论华书目》，及李小缘之《西文中国问题论文索引》。于著分类略仿上表，而同类之篇目则依《中国庋法》为次，不似前者之凌乱。高著将有关于中国之西文书籍及杂志，依性质分类，并有引得。贝著略似高著，所异者为专载十八种研究东方学之学报有关于中国之篇目耳。故以学报为纲，篇目为目，间有解题。而分类引得，著者引得亦附焉。李著较以前诸家特为详尽，然其材料断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三〇年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