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太平軍的興起

一、鴉片戰爭與內潰的加劇

嘉慶一朝，幾乎始終是在變亂中，道光前期仍時有騷動。今文學家龔自珍深感世俗之壞，貧富不齊，憤怨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必至發於兵燹，清的治權可能難保。不久中英戰爭發生，中國一敗再敗，有心人愈察覺到今後的內在危機。一八四一年，廣東按察使王廷蘭說中國將一蹶不振，從此不僅為外邦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心於內地。一八四二年，浙江巡撫劉韻珂說，人情震動，不逞之徒乘機起事。湖南儒生劉蓉說，奸宄之徒，羅布環伺，“外夷之烽燧未銷，而海內之干戈已起【註：一八四二年初，湖北崇陽鍾人杰戕官據城，建號稱王。是年廣西、湖南、河南、山東、安徽、浙江、江西、雲南均有動亂】。”南京和議後，劉韻珂復指出各省通商，煙禁大開，漏銀更多，國用民用俱絕，兵無鬥志，民有亂心，以英兵內犯為可喜。給事中董宗遠指出軍興三年，上下交病，民窮財盡，殆不可支，亂民自此生心，小則拒捕抗官，大則揭竿而起。史學家夏燮指出外洋商貨無限制的輸入，利權悉為英人所操，人民衣食之源將竭。

民窮財盡非一朝一夕之故，鴉片戰爭更使加劇。廣東、浙江、江蘇為主要戰場，廣東商民捐餉助銀，官吏征夫、徵糧，追呼日迫，道殣相望。浙江民戶半數流離，半數觀望，地丁漕糧不能催納。江蘇負荷一向獨重，戰後漕糧每米一石，浮收多至三石，地丁每銀一兩收錢多至四五千文【註：銀一兩約值一千八百文】，如不遵勒索，即誣以罪名，橫加摧辱。富庶如蘇州、松江兩府，竟有以所得不敷完納，棄田不顧者。致成此種現象，與急付對英賠款當然有關。第一批六百萬元，出自江浙省庫，只是借撥，仍須於捐輸項下歸還。其餘一千五百萬元，十分之八係由各省攤付，勒限追索。

禁煙是由於銀荒，銀荒是由於銀漏。戰後鴉片大量進口，十年之間，每年自三萬箱增至六、七萬箱，值銀約五千萬兩，其他商品值銀二千萬兩，銀一兩自制錢一千八百文漲至二千餘文，米價反下跌一半，錢糧愈難完納。有謂“農之食煙者十之三，賈之食煙者十之六，兵之食煙者十之八，士之食煙者十之五，上至督撫僕隸之私，下至縣門輿台之賤，其食煙者十之八九”。雖不盡可信，以進口鴉片數量估計，加上國內的種植，全國食煙者恐在千萬上下。

進口的其他商品，以洋布洋棉為要。初雖為數不巨，已使土布土棉遭受排擠。例如一八四五年，洋布洋棉已充積廈門，“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商人多不販運，而閩產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滯不能出口”。以往江南松江、太倉木棉梭布之利甲天下，今則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分之一，布市銷減大半，棉花花客大都折本，“商賈不行，生計路絀”。廣東順德一帶的斜紋布，利市原大，“自西洋以風火運機成布，舶至賤售，女工既停其半”，“洋織盛而土布衰”。土布土棉的市場既為洋布洋棉奪佔，農村自日益蕭條，始以東南各省為著，後則深入內地。

就政治方面的影響來看，戰後政府的威信大喪，弱點暴露，以反清為職志的會黨自不會放過時機。耆英對英人撫綏，粵民則對英人抗拒，認為“官怕外夷，外夷怕百姓”，“能怕其官之所怕，則民浸浸乎玩官於股掌，外患彌而內患作”。加之廣州不再獨佔對外貿易之利，內地土產出口，外來洋貨內銷，取道粵北者日少，成千成萬以挑運、護運及開設旅店為業者，失了謀生之路【註：湘粵間的肩貨者，近十萬人，閩粵運茶者數千人，大多為會黨】。

一八四三年起，粵、湘、桂三省變亂特多，如廣東香山的天地會，湖南武岡的饑民。一八四四年，湖南耒陽人民抗糧，包圍縣城，廣東亂者四起，省城附近明火劫掠。一八四五年，廣州府屬九縣天地會數萬，千百成群，持械戕官，擄官勒贖。湖南衡州有金丹、大道教之亂。一八四六年，桂東、湘南會黨屢次滋事，廣州焚掠案件仍然不絕。一八四七年，雷再浩領導的湘、桂間的教黨，數敗官軍。廣西天地會響應，圍攻平樂府城，各地土匪紛起，南寧等四府道路阻隔。“不獨流賊、土賊，即團練亦賊。到處裹脅，轉移無定，散而復聚，或旋起旋滅，或附外匪大股，是為流賊。逼脅村民，招納亡命，負隅抗拒，少或數十人，多至數百、千人者是為土賊。”

一八四八年，廣西亂事愈烈，與來自廣東的天地會聯合，北擾桂林，西擾潯州，以及賓州。一八四九年，廣東天地會張釗率大隊艇隻續至，掠梧州、平南、永安。另一首領張嘉祥掠南寧、貴縣。柳州、桂林及武宣一帶尤稱猖獗。廣東北江及南路的若干縣城失守。湖南教黨李沅發攻陷新寧，湘、桂之交，所在蜂起，至一八五○年方定。同時廣東肇慶被圍，南路官軍一再失利，北路天地會擊敗官軍後，侵入廣西，廣西全省十一府，八府幾盡為天地會（堂匪）所據，洪秀全的正式舉事，亦在此時。

二、洪秀全的反清運動

洪秀全（一八一四至一八六四）為廣東花縣客家人，幼時讀過九年私塾，頗有才氣，十八歲設館授徒。一如其他知識分子，亦思由科考獵取功名富貴，兩赴廣州應試不售。一八三七年，復告落第，心理上受了打擊，大病三十餘日。病後自言天使接他升天，天父上帝命他斬除妖魔，拯救世人，天兄基督一力相助。在此之前，他在廣州得到一本小書，叫作《勸世良言》，係基督教徒梁發節引基督教聖經並解說教義所成。一連三次科場失意，洪秀全於憤恚之餘，因有異志，新得的一些宗教觀念，大可利用，於是捏造出一個升天故事。但是此後七年，並未見他有何實際行動，且又兩次赴考。

花縣鄰近廣州，鴉片戰爭期間，廣州文武惶恐失措，官兵怯懦畏戰，信奉上帝的數千英兵蹂躪沿海、長江，所向無敵，清廷俯首屈服。此種種現象，縱非他所目睹，要必有所聞，認為大好時機已至。一八四三年，即戰後的第二年，他再細讀《勸世良言》，愈感書中所說和他虛構的升天神話，若合符節，他確是受命於天的真命天子，《勸世良言》是上帝賜他的“天書”。遂創“拜上帝會”。他的最早同志是他的同里、同窗、同屬客家、同是塾師、果毅善謀的馮雲山。他們毀除了孔子的木主，為鄉里不容，花縣亦非謀大事之地。一八四四年，洪、馮出遊廣州附近各縣及粵北瑤區，再去廣西貴縣，但是信從的人不多，洪回花縣，馮轉往貴縣東北的桂平。

洪秀全家居二年，從事宗教政治著述，說是天下凡間，實為一家，男盡兄弟，女盡姊妹，上帝生養人、保佑人，為一切恩典所自出。蛇魔閻羅妖均為怪誕謊言，二千年來為所迷惑，犯了“反天”大罪。如今“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昇矣”。行上帝的真道，使亂世變為公平正直之世，共享太平。“生前皇上帝看顧，死後魂升天堂，永遠在天享福”；否則變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纏，死後惹鬼棍，永遠在地獄受苦”。又制訂“十天條”，勸人敬拜上帝、不拜邪神、不妄題上帝之名、七日禮拜、孝順父母、不殺人害人、不奸邪淫亂、不偷竊搶劫、不講謊話、不起貪心。

文字上他未直接反清，言論間則予痛詆。論及時事，慷慨激昂，恨中國無人，“以十八省之大，受制於滿洲三省，以五萬萬兆之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韃虜，誠足為恥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錢千萬為煙土，收華民之脂膏數百萬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一八四七年，他到廣州，與美國浸禮會教士羅孝全（ij roberts）相處約四個月，詳覽《舊約》，然後重去廣西。

同一時期，馮雲山在廣西桂平紫荊山已有了驚人成就。紫荊山界於桂平、平南、武宣、象州交界，深林密箐，聚集了不少廣東墾民。在這個有利的地區，三年之間，馮雲山奠定了拜上帝會的基本力量。桂平信徒有二千，附近州縣亦各有黨眾，楊秀清、韋正（昌輝）、蕭朝貴、石達開、秦日綱、胡以晃俱在其內。

洪秀全再西來之時，廣西四境騷然，散則為民，聚則為寇，每股各有頭目，拜上帝會的活動益力，謂“劫運將興，惟拜上帝會可免”。“十家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窮苦之家。”洪秀全率之搗毀象州神像，張貼“天條”，“觀者如堵，州官不敢與較”。“遠近傳開，信徒愈眾”，引起了地方士紳與拜上帝會的衝突。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年之交，馮雲山兩次為團練所捕。桂平知縣受了賄賂，謂馮並無為匪不法情事，僅命遞回原籍，中途又折返紫荊山。洪於馮被捕後，親去廣東，設法營救。馮脫釋後，追踪而至，第二年，兩人又同回廣西。

在馮被捕及洪、馮均去廣東時期，拜上帝會一時失去重心，黨眾恐惶動搖，楊秀清、蕭朝貴分別假託天父、天兄下凡，教導鎮懾。楊為種山燒炭工人，富於智略，蕭為自耕而食的農民，勇敢善鬥。一八四九年，洪秀全自粵歸來，證實天兄、天父下凡為真。因為見過天父、天兄，又係天父之子，天兄之弟，最有作證的資格，承認了楊、蕭的地位，更可證明他之升天為真。從此楊成了上帝的代言人，蕭成了耶穌基督的代言人。楊最“奸譎”，不時藉天父下凡來提高自己的權威，與洪秀全並稱。

三、新王朝的創建

自拜上帝會創建以來，七年之間，洪秀全、馮雲山積極宣傳組織。時廣西鼎沸，官軍無月不損兵折將，民間盛傳辛亥年（一八五二）為“清盡明復”之歲。一八五○年二月，道光帝卒，謠言愈熾，拜上帝會的煽惑愈力，往往一人入會，舉家同來。入會者須將財物田產變賣歸公，不許私蓄，並予以軍事組織，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各置伍長、兩司馬、卒長、旅帥、師帥、軍帥。軍帥之上為監軍、總制、將軍、指揮、檢點、丞相、主將、軍師。

一八五○年七月，拜上帝會號召各地黨眾，前來桂平金田“團營”。為避開官方的注意，洪秀全、馮雲山匿居平南，楊秀清佯作耳聾口啞。拜上帝會的總部設於金田韋正家，首先率眾而來的為貴縣石達開。十一月各方至者漸多，楊秀清開始軍事行動。進向平南，擊敗清軍，會合洪秀全、馮雲山返回金田，又獲得一次勝利。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實行建號“太平天國”，稱“天王”【註：登極在三月】。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正、石達開分任中、前、後、左、右軍主將，眾約萬人，能戰者約二、三千，包括女營。

拜上帝會的組織精神，與天地會頗有相通之處，反清是共同目標。天地會有潛在勢力，洪秀全希望收為己用，來歸者不少，敵對者亦多，一以他們不習於拜上帝會的嚴格條規；二是彼此的政治、宗教主張不合。天地會以復明為號召，洪秀全要建立自己的王朝，天地會所奉的是五祖，洪秀全只許拜天父上帝，視五祖為妖魔。

約略言之，太平軍的成員，就其領導人物來看，有失意而有野心的知識分子，如洪秀全、馮雲山；有境遇逆嗇的工農，如楊秀清、蕭朝貴；有家本素封，通曉詩書的紳士地主，如韋正、石達開、胡以晃；秦日綱則曾充鄉勇。至其下級，農工之外，有挑夫、船夫、商販、散兵、游勇、海盜。如以籍貫說，太平軍上下，幾盡屬兩粵之人，而以廣西為多，客家的地位頗為重要。

北京之於廣西實情，並不了了。廣西巡撫的奏報，從未提及拜上帝會。一八五○年九月，以天地會逼近桂林省垣，始命兩廣總督徐廣縉前往剿辦，調向榮為廣西提督。徐忙於應付廣東之亂，無暇分身，因起用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林中途病卒，改以前兩江總督李星沅繼任，前湖廣總督周天爵為廣西巡撫。所重視的為“堂匪”。十一月以後，始注意到拜上帝會。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楊秀清大破黔軍於桂平，進據平南大黃江口，李星沅知為心腹之患，決厚集兵力，聚而殲之。經月餘的部署，又一戰而敗。

太平軍有其宗教信仰，行軍秋毫無犯，臨陣各遵約束，成為一支意志堅定，團結強固，而又得人民擁護的武力。戰略取主動，初則“極力固守，養鋒蓄銳，不與官兵戰，相持日久，覷官兵稍懈，一朝突出，如山移海湧，莫之能禦”。清軍將帥不和，互相推諉，赴援之師，素不相習，號令不一，畏縮不前。周天爵曾就雙方情況作一比較，謂“賊愈戰愈多，而我兵愈戰愈怯。賊凶悍有力，非烏合之眾。彼方紀律嚴明，而我軍則毫無紀律，退易進難”。“賊又吃迷藥，受創不知，死而後已”，官軍以為“賊有邪術”，心惶膽怯。“賊用兵全是洋人之法”，剽忽深沉。官兵紮營之處，各村盡是拜上帝會黨。所謂邪術即是宗教訓練，所謂洋人之法，是鴉片戰爭的餘悸猶在。李星沅自審巨荷難堪，奏請特簡統帥，加調援軍，否則全局殆不可問。

一八五一年三月，太平軍自大黃江口回師武宣、象州，北趨桂林被阻，折返金田紫金山，遭清軍包圍。八月，突圍東出，間道北進，九月二十五日，佔領了第一座城池永安州，這是永久平安的好朕兆。時男女老幼約三萬餘人，能戰者約五千。在永安停留半年有餘，規劃設施漸臻完備。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正為北王，分別管制東西南北各國。石達開為翼王，羽翼朝廷。天王稱萬歲，各王依次稱九千歲、八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秦日綱、胡以晃等封為丞相。天王是萬國真主，各王須受東王節制，權力不亞於天王。軍中分男營、女營。女將、女兵大都為客家瑤僮村媼，強而有力，赤足健步，裹頭持械，勇健過於男子。男女分別至嚴，不得共處。

軍政部署之外，經濟控制是他們所重視的事。早期加入拜上帝會者，固然須將財物歸公，舉事後被裹脅者，於繳出財物後，尚須將房舍焚燒，以絕顧念，一心隨營。初入永安，天王詔令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

新王朝自須有新曆法，名曰“天曆”，一年三百六十六天，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節氣固定，無吉凶宜忌、生剋休咎，實際是一個不中不西、亦陰亦陽的組合。每七天一禮拜，但日曜較西方所通行的早一日。仍用干支紀年紀日，而較中國所通行的亦早一日。

最足以代表太平天國的精神的是以楊秀清、蕭朝貴的名義於一八五二年六月所發布的三篇文告。於此可以充分認識太平天國的宗教理論、民族主義、政治號召。其所以由楊、蕭出名，是因為他們分別代表天父、天兄。一篇為《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旨在申明民族大義，痛斥滿洲無道，文字淋漓雄健，極富煽動性，係對“讀書知古”之士而發。大意說：天下為上帝之天下，滿洲為胡虜妖人，肆毒混亂，改變中國形象，衣冠言語，玷辱中國女子，脅制中國男子，水旱不恤，貪污朘削。以中國五千餘萬之眾，受制於滿洲十萬，可謂奇恥。現在皇天震怒，命天王掃除妖孽，廓清中夏，“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希望大家“同力戮力，掃蕩胡塵”，“同享太平之樂”。另兩篇神教的意義特濃，詞意較為通俗。一篇係對“凡民、團勇”說法，謂“滿妖咸豐”為中國世仇，叛逆上帝，天所必誅，“爾等凡民亟早回頭，拜真神，……脫妖類，……得享天福”。團勇原指廣西的團練，謂“爾等壯丁，多是三合會黨，蓋思洪門歃血，實為同心同力滅清，未聞結義拜盟，而反北面於敵者也”。到了永安，準備傳檄中原，將這段文字改為“況爾四民人等，原是中國人民，須知天生真主，亟宜同心同力以滅妖”，含義就廣泛得多了。又云，“各省有志者萬殊之眾，名儒學士不少，英雄豪傑亦多，惟願各各起義，大振旌旗，報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勳”。一篇係對“誤幫妖胡自害中國”之人鼓煽，謂“上帝是爾親爺，……今上帝命天王誅妖……救人，應速丟魔鬼，歸親爺”，“擒斬妖胡頭目首級，親到天朝投降”，“有大大天爵天祿封賞”。

四、直前北伐與回師西征

太平軍佔有永安不久，即被圍困。清軍新統帥為賽尚阿，火器頗為猛烈。太平軍接濟不易，糧食火藥缺乏。一八五二年三月，貴縣礦工來援，洪秀全下令男女兵將全力突圍，大破清軍。攻桂林不下，繼續北進，南王馮雲山受傷而死，這是太平軍的一大損失。六月，入湖南，為江忠源的楚勇所敗，放棄順湘江而下的計劃，南佔道州，停留兩月，會黨二萬人響應。於是補益卒伍，增修戰具，聲勢驟張。旋佔郴州，又得三萬之眾。九月，西王蕭朝貴以輕兵倍道直襲長沙，中炮而亡，這是太平軍的又一損失。十月，洪、楊率主力十萬到達，一再猛攻，終未能下。十一月底，渡湘而西，擄船隻數千，東渡洞庭湖，佔領岳州，水陸兩路進向湖北。五個月前，武漢已發現太平天國的揭帖，足見其滲透之力。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平軍抵武昌城下，近十五萬人。先佔漢陽，繼佔漢口。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下武昌。這是太平軍佔領的第一個省會，亦是北伐的第一階段，但殺官兵，不傷百姓。在武昌留二十餘日，大事宣傳，名曰“講道理”。拜上帝者，男子入營，婦女歸入女館，財物悉歸聖庫；不拜上帝者，將金寶錢米交“進貢所”，照舊為民。

長沙被圍後，清軍統帥易為徐廣縉。及太平軍進入湖北，清廷加派兩江總督陸建瀛及河南巡撫琦善為欽差大臣，分防江、皖及豫南，阻太平軍東下或北上。武昌失守，徐被革職拿問，改以向榮代之。一八五三年二月九日，太平軍放棄武漢三鎮，船隻萬餘，順江而東，號五十萬，清“文武棄城遠避，兵勇聞風先散”，太平軍連破九江、安慶、蕪湖，三月十九日，攻佔南京，駐防旗人二萬餘，幾同一燼。這是太平軍北伐的第二階段。計自出廣西以來，九個月間，軍行三千餘里，橫掃長江五省，兵力增至三十餘萬，被裹脅者，固然頗多，自願參加者亦屬不少。此固與其宗教政治宣傳有關，而其經濟軍事方略收效尤巨。自入湖南以來，“專虜城市，不但不虜鄉民，所過之處，以攫奪衣物散給貧者，散佈流言，謂將來概免租三年，鄉民……方幸賊來”。貧民忌恨富室，太平軍之來，害不及己，且甚有利，“賊未至，眾已離心，賊既至，則轉求快意”，爭先相迎。太平軍號令嚴，紀律肅，不許騷擾，初則禮賢下士，繼即施以威劫，人人伏首聽命。清軍擄劫姦淫，或見敵即潰，或觀望徘徊。太平軍以破竹之勢，所向披靡。

攻取南京為太平軍的預定計劃，未出廣西之時，官軍每與之戰，動曰：“行將取江南矣，豈畏爾官軍乎？”楊秀清曾謂：“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衝擊，循江而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而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也。”稱至金陵為登小天堂。金陵為明太祖驅逐胡元，光復華夏的基地，有其歷史意義，江南為財富之區，太平軍多飢寒之士，不論在心理上，物質上對他們均為莫大的鼓勵與引誘。據說有人認為應取河南為基地，楊秀清主張建都南京，改稱天京。為鞏固天京，並阻斷南北糧運，復佔鎮江、揚州，與天京鼎峙而三。其所以未再繼續東進，是由於志在華北與長江上游。

太平天國的領袖對於定都南京的意見，似不甚一致。四十篇《建天京於金陵論》，或係奉楊秀清之命而撰，說明金陵的種種優點，大致不外城廓堅厚，倉庫充實，形勢虎踞龍蟠，風俗溫文敦厚，全就守勢立言。有人謂應乘摧枯拉朽之勢，一鼓而下北京，方為上策。楊秀清本其一貫主張，決定都南京與分擾南北並進。五月初，命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地官正丞相李開芳繼續北伐，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正丞相賴漢英回師西征。北伐軍仍採直前衝擊戰略，“師行間道，疾趨燕都，勿貪攻城掠地，靡時日”。西征軍志在收取長江上游，控有黃河以南。

如果說洪、楊在軍事上犯有錯誤，則在未能厚集兵力，以事北伐。林、李所部有謂不過三千人，一說二萬人，總之，不夠強大。他們取道皖北，進入豫東，擬渡黃河。以清方已作預防，船隻盡撤北岸，不得已，轉而西向。攻開封未下，續行西進，至鄭州之西，渡河，入山西，東趨直隸，大破直隸總督軍，乘勝進逼保定。北京戒嚴，官民逃者三萬戶。以京畿援兵麋集，北伐軍折而東走，循運河北進，十月二十日，猛撲天津，兵力約三萬人。清軍決運河堤岸，太平軍為水所阻，與清軍暫成相持之勢。這是太平軍北伐的第三階段。計自南京出動，經行四千里，為時五個月，西至天津附近，距北京僅二百四十里。如自廣西算起，亦不過十五個月。

一八五四年二月，北伐軍糧食已盡，天氣酷寒，手足潰爛凍斃者不少，為清軍僧格林沁所敗，被迫南退。時天京所派援軍正在北上途中，四月中旬，進入魯西北，終未能與南退的北伐軍會合。一八五五年五月，北伐軍全部消滅。

北伐失敗的原因，一由於兵力不足，且為步卒，不利於平原戰，難敵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二因南北語言隔閡，北人性較持重，附和者不多，不似在兩湖之時，從者動以萬計。以後太平軍未能再越黃河，清的根基得保。

華北進軍末克收功，西征亦不得手。洪、楊之未能動員大軍北伐，原因之一可能是以為清的重兵已在長江下游受到牽制，但以輕兵疾進，即可提取燕都。原因之二，可能是天京城外有向榮的江南大營，揚州附近有琦善的江北大營，須留軍防衛。原因之三，可能是楊秀清預存一如不成事，仍可據有黃河以南之想。

西征軍戰船上千，兵力當多過北伐軍。一八五三年六月，再佔安慶，胡以晃留守，賴漢英西入江西，圍攻南昌，江忠源督楚勇固拒，太平軍反攻無功。九月，撤圍北去，再佔九江，西入湖北，復佔漢陽、漢口，旋退鄂東。胡以晃的一支自安慶北上，翌年一月，佔領安徽的臨時省治廬州，巡撫江忠源敗死，皖北、皖南二十餘州縣悉為太平軍所有，成為今後太平天國的主要統治地區。

一八五四年二月，太平軍捷於鄂東，三佔漢口、漢陽，一面圍困武昌，一面進向湖南，再佔岳州，繞越長沙，攻下湘潭。此時湖南新練的湘軍已經出動，太平軍遇到了勁敵。今後雙方的爭奪，全在長江上下。

五、對外接觸

自對外關係密切以來，中國的變亂已不僅是中國內部問題，亦為國際所關注。在華的外國教士與商人，認為太平軍係一新興勢力，或革命運動，對於他們的宗教尤感興趣，中國如成為一基督教國家，可大有裨益於通商傳教，他們的報導大都為同情的。至於外交官員，認為正可因利乘便，自清廷或太平天國方面取到更多的權利。上海英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一再建議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文翰，主聯合法、美，援助清廷，保護長江、運河的交通，而以開放全部中國，與北京建立直接關係，鴉片合法為交換條件。這時上海道（蘇松太道），已僱葡萄牙划艇及英、美商船，上駛鎮江防堵，並請英、法領事派遣兵艦相助。文翰即調集軍艦，駛赴上海，相機行事。

一八五三年二月，文翰到了上海，命阿禮國答覆上海道，關於派艦上援南京之事，應由兩江總督正式來文，將予以善意考慮，意思就是要先談妥條件。不久得知南京失守，態度轉變，再行通知上海道，除保護英人之外，不能以兵相助。為明瞭太平軍的實況，文翰先派翻譯密迪樂（thomas taylor meadows），取道蘇州、常州西去調查。繼由阿禮國召開英僑會議，決招集義勇，成立協防委員會，幫助海軍防衛上海租界，美人亦參加此一組織。四月二十七日，文翰乘軍艦抵南京，由艦長費士班（eg fishbourne）致書太平天國當局，謂“此來並非襄清打仗，係有事相商”。密迪樂攜書進城，見到北王韋正、翼王石達開，首言英使之來，在申明英國的中立，次詢對外人的意見，是否將進攻上海，願否接待英使。北王大談其宗教與天王的權力，即使英人幫助滿清，亦不足懼。天王為中國真主，亦為萬國真主，今後彼此可以相安，成為好友。第二天，文翰得東王回“諭”，以詞句倨傲，原件退回，並附南京條約一份，以示英國在華的權利。經天京派員解釋誤會，商定明日文翰上岸與東王相見。文翰恐禮節發生爭執，臨時婉謝，並自行照會，聲明英國並未以火輪船幫助滿洲官，亦不准其僱用英國商民船隻。“對於貴王與滿洲相敵，我英國情願兩不干預。”最後說：“聞貴王軍兵欲到蘇、松一帶，後至上海。時貴王之存心立意，欲與英國如何辦理之處，先願聞知。”可見他最注意的是太平軍今後對上海的行動，東王覆書說是：“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爾遠人願為藩屬，天下歡樂，天父、天兄亦歡樂。既忠心歸順，是以降旨爾頭人及眾兄弟，可隨意來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門，均不禁阻，以順天意。另給聖書數種，欲求其真道，可以誦習之。”五月二日，文翰嚴詞駁覆，謂“來書言語無狀，不能理會。中國既准吾通商，則無論何人，有損我商務者，我國惟以兵戈從事”。當天英艦東去，過鎮江時，接太平軍守將羅大綱來書，願友好相處，勸英人勿助清兵，勿售鴉片。文翰覆函，聲明守局外之義，但未提及鴉片。羅為粵人，“賊中號為能者”，其應對遠較北王、東王為得體。

經過此行，文翰認為太平軍實力強大，勢必成功，英國將來可能較易獲得權益，目前以採取中立政策，等待觀望為是。密迪樂對太平軍尤多好感，如果他們成功，不僅傳教通商可以推廣，中國亦可走上進步之途。江蘇巡撫對於文翰訪問南京，大為不安，照會上海英、美領事，“希念兩國通商和好已久，今商民被擾，貿易不通，且賊匪煙禁從嚴，一遇我國吸煙之人，無不殺害，統希速發火輪師船來江剿擊”。其後又說到南京太平軍船上載有各處挑選的“美女數千人”，“金銀數百萬”，如英、美火輪兵船前來，必可“獲此厚利”。一八五四年六月，文翰的繼任者包令（john bowring），續派翻譯麥華陀（walter h. medhurst，jr.）到南京視察，太平天國當局雖重申“萬國皆通商，天下之內兄弟也”之說，但仍持“天下萬國皆來降”的態度，否則便是妖魔。一八五五年一月，包令鑑於太平軍之勢不可侮，英國在近東牽於對俄軍事，無力東顧，佈告英人嚴守中立。

天主教的法國對於接近新教的太平軍自始即乏好感。一八五三年十二月，法使布爾布隆自上海到南京，先派人進城，見到一位賴姓（漢英？）丞相，彼此均希望和好。數日後，布爾布隆與頂天侯秦日綱會晤，表示中立及對於在華天主教徒的關懷。他此行所得印象，大致尚佳，承認太平軍紀律嚴整，南京秩序安定。

一八五三年五月，與洪秀全相識的美國教士羅孝全，自粵到滬，擬去南京，以道阻不果。六月，另一美國教士戴作士（charles taylor）在鎮江見過羅大綱，觀感頗好。一般美國商人多盼太平軍成功，美國駐華專使馬沙利（humphrey marshall）亦認為清朝將被推翻，有承認太平天國之意，他懷疑文翰想由太平天國方面取得長江的通商權，復恐俄人援助滿清，使中國變為保護國。為了美國的利益，最好是維持中國的完整，由各國共同要求北京，赦免亂黨、信仰自由、外人往來自由、開放長江，強制太平軍屈服，以免英、俄獲逞，中國遭受瓜分。大概是美國政府見於滿清的命運已不易挽救，列強又難一致，命他不要干預中國的內亂。

美國政府給馬沙利的後任麥蓮（robert mclane）的訓令是對中國內亂嚴守中立，如中國分裂為幾個政府，可分別與之接洽，建立外交關係。如清廷拒絕修改條約，即與太平軍談判。一八五四年五月，麥蓮抵上海，二十七日，乘軍艦至南京，派翻譯裨治文上岸接洽，二十八日由艦長布嘉南（fl buchanan）發出照會，說是美國全權欲與太平天國丞相元帥互相照會。並稱美國人將於明日瞻望南門外的報恩寺塔。先由一位太平軍檢點“札諭”，命先稟明來意，遵守規令，方准出入遊看。繼由兩位丞相“札諭”，命“遵照禮制，稟奏東王”，天王為萬國真主，“准年年來貢”。五月三十日，布嘉南照覆，指責“來文言語，盡非友誼，並無尊重美國之辭，不得不暫止照會”。裨治文所得印象，是在軍法管制之下，太平天國轄境內秩序良好，違亂法紀的行為，立即受到處罰；鴉片受到嚴禁；人人皆有職務；衣食無虞，精神煥發；長江兩岸及湖北的糧米供給不斷，看來必定成功。麥蓮則認為太平軍態度傲慢，即使成功，對於外人並無利益。他對國務院報告，謂太平軍無統治能力，應改變對華政策，維持在清廷控制地區的和平與秩序，以便擴張商務，保持條約權利。麥蓮明白告訴兩江總督怡良，如允許修約，長江通商，即助中華平亂，為北京所拒。

從太平天國與三國的交涉中，可見其外交拙劣，其自大或無知，較鴉片戰前的清廷實有過之，雖有“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之說，但必須承認天王的宗教與政治地位。

六、北捻與南會

捻與天地會之亂雖然已久，真正擴大而益加嚴重則在太平軍佔領南京之後。“捻”與“股”字意同，捻匪即股匪，由地方豪強，糾合結集，謂之“成捻”，橫行鄉里，以皖北為多。魯南失業的船夫、遊民，則以布匹分幅帕首，私相雄長，稱為“結幅”，名曰幅匪。十九世紀中期，淮河、黃河一再氾濫潰決，官吏不恤，饑民無以為食，成捻結幅的愈眾。太平軍北伐、西征，皖北秩序大亂，到處揭竿而起，分據寨、城、集、莊，棋列星羅，捻勢大熾。頭目不一，穎州、亳州兩屬以張洛行、龔得樹輩為首，皖、豫之交，以李昭壽為著。一八五五年亳州、蒙城之捻，推張洛行為盟主，以雉河集為根據地，旗分五色，眾至數十萬。但仍乏真正統一組織，只是在春秋二季，外出劫掠之時，始相集合，名曰“裝旗”。飽掠之後，負載而歸，“糧盡再出，有如貿易者”。一八五六年，張洛行佔領水陸要衝商賈輻輳的穎州三河尖，淮河南北，遍地皆捻。與太平軍相通，名義上多接受天王封號，實際上是“聽封不聽調”。

遍布南方各省的天地會，亦乘勢大舉。一八五三年五月，福建的黃威佔領海澄、漳州、泉州、廈門，稱“大明漢軍元帥”。翌年，東入台灣，不久失敗。另一支佔領永春、德化、龍溪等縣，歷時五年。一八五三年九月，江南的天地會起於嘉定。九月七日，上海天地會的別支小刀會，由粵、閩人劉麗川、潘金珠等領導，一舉而佔縣城，數日之內，附近州縣俱為所陷。劉麗川具奏天王，請共取蘇、常。他初稱“大明國統理政教招討大元帥”，至是將大明國改為太平天國。南京以其仍敬邪神，吸食鴉片，未予認可。劉麗川因清軍的攻擊，僅能保有上海一隅，英、美、法復與為難，斷絕城內食用，最後法軍直接參戰，協助清軍，於一八五五年二月，奪回上海縣城，小刀會失敗。

聲勢尤大的為廣東的天地會。一八五四年六月以後，東江、北江、西江遍地皆是，其中多為以往挑運貨物的工人及反英的團練。起於商業巨鎮佛山的陳開，建號“大成”，所部稱為“紅兵”，呼清軍曰“白兵”，分路包圍廣州，達半年之久。兩廣總督葉名琛肆意濫誅，被殺者七萬餘人，強半為無辜。清軍因得外國槍砲、火藥、糧米接濟，陳開未能攻下廣州，一八五五年，西入廣西，佔領桂平，直至一八六一年。其他各部（花旗），分於一八五五至一八五六年間北入湖南、江西，投歸石達開。

倘使洪、楊對天地會能積極爭取，東結劉麗川，控有“倉庫”根本、北京性命所繫的江南，及糧源所出的上海，再利用時機，揮師南下，聯合湘、贛及廣東、福建的天地會，收取長江以南及濱海地區，及另外兩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不僅可有廣大後方，並易獲得海外物資、武器，進可攻，退可守。究之實際，不無困難。太平軍為要攻奪北京，必須繼續北伐，為要穩定天京的地位，必須回師西征，同時又須對城外的江南大營警戒。上海小刀會舉事之日，正北伐軍深入山西，西征軍圍攻南昌之時，如再要東進，必先擊敗江南大營。北伐已不能動員大軍，這時更無此力量。至於南進，如西征順利，自可由湘、贛而下粵、閩，但結果被阻於南昌，失利於湘潭，遑言其他。捻首李昭壽曾一度來歸，中途背叛，張洛行屢次與太平軍聯合作戰，並無助於太平軍在北方的發展。自廣東北來的花旗（天地會），亦未能挽回太平軍晚期在贛、浙的失利。太平軍名將李秀成與捻及花旗合作最久，所部天地會最眾，曾說：“我天國之壞者，一是李昭壽，二是招得張洛行，三是招來廣東這幫兵害起，惹我天朝心變。……前起義到此，並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實是這等人害也。”這是經驗之談。

第二節　極權統治

一、信仰統制

宗教對於太平天國具有莫大的影響力。洪秀全自稱是親承天父上帝之封的人間真主，這種資格和他的權力出自神授。但是他的宗教並非真正的西方基督教，而是中國化的，經過他改造的基督教，可名之曰“上帝教”或“洪教”。二十四歲以前，他所讀的是中國經史，所習聞的是佛道、神巫，他的初步基督教知識，與上帝觀念，得之於簡陋晦澀的《勸世良言》。他要以自己的理論。利用宗教以達成政治目的。他不是教徒，而是“上帝教”或“洪教”的教主，與耶穌為昆仲，甚至權力超過耶穌。他說古代君民，皆拜上帝，中外一同。西洋因天兄耶穌捨身救世，遵行大道到底，中國自秦世“開神仙怪事之厲階”，因而“差入鬼路”。滿洲竊據之後，“誘人信鬼愈深，妖魔作怪愈極”，天父又命次子，即洪秀全降生，拯救陷溺。

上帝初似只有兩子，約在一八四八年以後，馮雲山、楊秀清、韋正、石達開成了他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子，蕭朝貴因為娶了洪秀全之妹，稱為“天婿”或“帝婿”。楊秀清又是天父的化身，並代世人贖病，稱為“贖病王”，一八五三年，復加“勸慰師”（comforter）、聖神風（holy ghost）之號，《新約》是有“錯記”的，他可以“招證”。楊是風師，蕭是雨師，馮是雲師，韋是雷師，石是電師，秦日綱是霜師，胡以晃是露師。《賊情匯纂》的編者【註：張德堅初撰《賊情集要》，後至曾國藩所設採編所，一八五五年成《賊情匯纂》】斥其“人襲神號，尤亙古之奇聞，於勿惑鬼神之戒又何在？實亦彼教之罪人”。言雖中肯，要知道他們本以神自居，而並非人。

上帝教的規條嚴苛異常，儀式尤為煩瑣。拜上帝者必須向上帝悔罪，十天條必須熟記，犯者死罪。平時朝晚祈禱，每飯感謝上帝，有了災病及生日、滿月、嫁娶、作灶、做屋、堆石、動土等事，均要祈禱祭告。每屆七日禮拜，先一日鳴鑼高呼：“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不到者，初次枷號七週，杖責一千，兩次不至，斬首示眾。禮拜時頌上帝恩德，唱讚美詩，天王、東王以至翼王，均在讚美之列。然後讀聖經、信條，一唱百和。並朗誦悔罪奏章，高呼“殺盡妖魔”，再誦天條等。每二十五家，有一禮拜堂，軍行所至，必擇宏敞房屋，備禮拜之用。所有廟宇神偶，在所必燒必毀。教育完全宗教化，編刻了許多訓練及宣傳的書冊，自《三字經》、《幼學詩》以至洪秀全的詔書及《舊約》、《新約》，共十餘種【註：計為《三字經》、《幼學詩》、《千字詔》、《天父詩》、《太平詔書》，包括《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天道書》、《天情道理書》、《舊遺詔聖書》。（舊約）、《新遺詔聖書》（新約）、《天（真）命詔旨書》（真約）等】，均為士子所當時時攻習，無不充滿了上帝教氣氛，文字通俗，自成一格。清軍擄獲者，汗牛充棟，足征其刊印之多。

儒家思想與上帝教的教義，多不相容，洪秀全升天時，上帝曾說：“孔丘所遺傳之書，甚多差謬”，“教人糊塗了事”。耶穌亦說這些書教壞了人。孔丘私逃天下，被天使追回捆綁，痛加鞭撻，永不准下凡。一八五三年宣布，“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所有書籍一律須經天王“蓋璽”頒行，“不使天下良民仍受妖書經傳之蠱惑”，如“世間有書不奏旨，不蓋璽而傳讀者，定然問罪”。太平軍通過與統治地的藏書，“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燒茶”。特設“刪書衙”，削正四書、五經及“凡情諸書”中的“妖話”，再由天王御筆改正【註：一八六一年，總理朝政的洪仁玕謂“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合於天情道理者亦多，既蒙真聖主御筆欽定，皆屬開卷有益者，士果備而習焉，則煥乎有文，斐然成章”，政策為之一變】。

對於知識分子，太平軍力事爭取，所至出榜招賢，希望共建勳業，勸各方投效保薦，“自貢所長”，當“量才錄用，家口厚給資糧”。一八五三年起，開科取士，亦有秀才、舉人、進士之分，試題均出於《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天命詔旨書》。會試中者，封授官職。但對於被擄官吏紳衿、儒生，則極端凌虐，“或挫折以死，或分為各館充當書手，號曰﹃先生﹄，所辦無非寫奏章、誥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冊等事，一切軍令，概不與聞，蓋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

二、兵民合一

太平軍舉事之始，首定軍制，以《太平軍目》一書為準。軍為最大單位，置軍帥一人，其下為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伍長。每軍官兵合計應為一萬三千餘人【註：一八五五年，據說共有九十五軍，各軍人數多寡不一，有不及二百人者，約計共為十三萬，當不只此數】。入湖南後，添立土營、水營。土營以礦工組成，專司穴地攻城；水營以船多為上，負有作戰運輸兩種任務。此外有木營、金匠營、織營、鞋營、繡錦營、鐫刻營，總稱諸匠營，“各儲其才，各利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意”，但令隨營奏技，卻不役使打仗。初期置有女營，每軍二千五百人，至進入湖南為止，女兵約居四分之一。此後以兵源已無問題，長江一帶婦女又大半弱不勝軍，悉編入女館，女兵有減無增。別有童子兵，為官長所私有，經宗教灌輸，臨陣勇敢，信仰不二，執法無私，及壯大成年，遂為忠實幹部。

對於軍律、訓練，反覆叮吁，要嚴束隊伍，賞罰分明，秋毫莫犯，不許騷擾鄉民。天晴操練士兵，下雨習讀天書，講解分明，互相開導，“人人共識天情，永遵真道。倘若遇有妖來，號鼓一響，趨府聽令，踴躍向前，一德一心”。行營、定營各有規式，陸路、水路、點兵、查察，均有號令條禁。

《賊情匯纂》亦盛讚太平軍制之優，兵術之良，軍紀之整，謂“逆賊荒誕暴虐，惟於軍制似有法則，渠賊，……於行陣機宜，山川形勢，頗能諳習。……試觀其始定軍目，似亦具條理，由本及末，一氣通連，頗得身使指應之效。其於陣法，任意詭造，……然可保既敗不致全潰，……且能反敗為勝。賊之營壘，操縱亦若有把握，度其必不防也，則朝行暮宿，若於慎防堅守之處，則重壕重牆，甚至封垛如城，其負固各無所不至”。又云“賊於隊伍之制，條目井井，旋敗旋熾，仍未見其窮蹙。所恃無他，蓋始定軍目，不愆於法”。“操練士卒，條分隊伍，屯營治壘，接陣進師，大小相制，視眾如寡，頗能聯合一氣，分合咸宜。”“賊之梟張全恃行軍有法。其法至嚴，凡有失利取敗，違令私財，重則立斬，輕則責降，略無姑息。有功亦破格升遷，賞不逾時。朝為散卒，暮擢偽帥。”“使人人矢鬥可幸生，退則必死之志。……桀驁不馴之徒，甘心服役，身臨矢石而不惴，膏塗草野而無悔。”

太平天國的組織，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一元化，而以宗教貫注之。政治體系中的鄉官，與軍事體系中的軍帥以下各級均同。“家備戎裝，人執軍械”，“有警則首領統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為農，耕田奉尚”。理論上是“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會貢賦”。但未能徹底實施，兵源大都為裹脅而來。

三、官制與政事

太平天國的政府組織至南京而大備，分朝內官、軍中官、守土官、鄉官，整個制度為軍事化。從中央到地方，幾全為武銜。軍師至丞相、檢點、指揮、侍衛、將軍為朝內官。宮內（天王府）、及東殿（東王府）、北殿（北王府）、翼殿（翼王府）又各有職官，東殿規模之大，過於宮內。女官名號與男官同，但員額大減。總制、監軍、軍帥以下為軍中官。守土官有總制、監軍之別，每郡（府）置總制一人，各州縣置監軍十人，受命於中央，除了治軍統軍，並上給貢賦，下理民事。軍帥至兩司馬為鄉官，按戶口多少而設，多為本鄉之人，軍事之外，宗教、教育、司法、政治、經濟均歸其負責。每日兩司馬在禮拜堂教讀所屬二十五家的童子，禮拜日為男婦講道理，頌讚祭告上帝。每七週由師帥、旅帥、卒長更番至所屬兩司馬講聖書，兼查其是否遵守條命及勤惰。遇有爭訟，先由兩司馬聽其曲直，如不能平息，依次上達。伍卒與民能遵守條命及力農者，由兩司馬保舉。各級官員，定三年一保升、奏貶，均由天王主斷。其優點為資功課職，頗協眾情，缺點是極端集權，運用不靈。

定都南京之後，天王養尊處優，侈然自得，深居不出，遇大喜慶，方設朝會。即使東王有事晉見，亦須請旨，批定日時。所有政事，悉由侯、丞相商議停妥，具稟翼王，翼王認為可行，代東王撰成誥諭，送東王府蓋印，再送北王府登簿，仍歸翼王府匯齊，由佐天侯交官分遞，“一切文書多不能面白，故纖芥之事，必具稟奏，層層轉達，以取偽旨”。“在外賊目，大小事件，動輒具稟，重複累贅，筆墨繁多。”一八五四年間，清軍所俘獲的稟諭，成束成捆。行政手續如此煩瑣，難免彼此暌隔，猜忌日生，“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告，氣脈不通，已成麻痺不仁之象”。

其次是太平天國高級領袖的窮奢極欲。天王以兩江總督署為宮殿，盡毀附近官廨民宅，每日驅迫男婦萬人，興築半載方成，周圍十餘里，牆高數十丈，內外兩重，用黃色塗飾，金碧輝煌。門扇以黃緞裱糊，門外又用黃緞紮成彩棚，月餘即更換一次。東王以下的府第衙署，無不競爭壯麗。服飾的奢靡，禮儀的隆祟，等級的森嚴，尤不待言。以出行來說，最低級的兩司馬尚有舁夫四人。東王每出，儀仗填塞街市，扈從千數百人，大小官員一律迴避，不及，須跪於道旁。甚至檢點、指揮轎出，卑小官員兵士均須照此規矩。

太平天國既以宗教建國治國，神權高於一切，代表天父的東王地位，亦高於一切。永安封王詔中，明定各王俱受東王節制。一八五四年十月，天父復命他“繼治天下，佐理萬國之事”，天王不得不承認東王亦是“天國良民之主”。緊要奏章，如未經東王蓋印，天王不閱，雖北王、翼王的奏章亦不能逕達天王。除了東王，任何人不得直接天王。

四、聖庫與田畝制度

公用共享是太平天國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這是理想，亦是達成政治目的的手段。理論的根據，仍為宗教的。“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帝大福，無處不飽暖”。軍民日用所需，由政府統籌供給，做到生活優裕而無私財，既可控制黨眾，又可杜絕貪污。聖庫及田畝制度即因此而定。

聖庫掌管一切財物，金田起事之前，已經設置。此後凡攻戰所得金寶衣物，固須交獻聖庫，軍行所至，所有農民米穀亦應齊解，大口歲給米一石，小口五斗。到南京後，分設聖庫館與聖糧館，置總典聖庫與總典聖糧。聖庫館以管錢為主，聖糧館以管穀為主，天王府各有典聖庫、典聖糧。另有分司某種什物（如油鹽），或分任某一工作的各類典官，後者是按技藝之長，使各有所歸，各效職役，有如軍中的“諸匠營”。大小官員俱無常俸，買菜錢（禮拜錢）、糧、米、油、鹽皆有定制，每七日向各典官衙取給。食肉限於天王至總制階層，總制以下不給，朝內軍中皆然。至於民間，原則相同，一切與田畝制度配合。

《天朝田畝制度》一書，包含太平天國的社會結構及經濟、教育、選舉、考核、司法制度，然只是理論。此書刻於一八五三年，但至一八五五年仍流傳不廣，見者極少，亦可證其並未實施。關於經濟的部分最為重要，而以田畝為主。田畝制度的原則，一為土地公有，依照產量，將田分為九等。二為計口授田，不論男女，按家口多寡，雜以九等，好醜各半。三為豐荒相通：“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四為國庫，每二十五家設一國庫，除足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歸國庫。婚娶彌月，俱用國庫，各有制式。五為自給自足，每家種桑、養蠶、織縫、養雞、養彘，農隙之暇，兼事陶冶、木石等。

聖庫制度確曾嚴格施行。佔領永安之前，以鄉間富室之家為實施對象，進軍長江之時，以城市為對象。天京政權既立，佔地漸廣，始推及於鄉間，“以天下富室為庫，以天下積穀之家為倉，隨處可以取給”。這種竭澤而漁的辦法自不易持久，而聖庫制度實不失為軍事時期的有效經濟措置。

理論上“凡物皆天父所有，不需錢買”，事實上難以作到。為使財物長期流通供應，仍需要商業，除了私營，尚有公營。公營分兩種方式：一為政府直接出售百貨，將所掌握的剩餘物資，招徠交易，以食鹽、布匹、棉花為大宗，售價較常價為廉，或以錢買，或以米豆互易，為一大收入；一為政府給予資金，令商人購辦所需之物，願為某業者，赴聖庫領本，發給營業文憑。稱為天朝某店，限定利潤。商肆所在之區、名曰“買賣街”，多在城外，以防奸細混入城內，天京的商務歸“天買辦”總管，由總典聖庫兼任。

實施田畝制度首須一穩定的統治區域，再行調查戶口、土地，均非兵戎倥傯中所能作到，米穀亦未齊解聖庫，仍由鄉官按田畝徵收【註：強徵係另一來源，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四年間，太平軍的往來文書中，時有如下字樣：“九江糧米甚屬便宜，安省（安徽）米糧已解天京”；某某率水營軍船，前赴南昌、武昌一帶，收貢收糧；某某應將黃州、漢陽敵人驚走，將米糧裝解天京；某某應將某處敵人駭走，所得糧米已解抵天京。可見天京糧食供應之不穩暢】。不同的為佃農交納後，不必再向田主交納。

五、婦女地位與禮俗

太平天國統制下的婦女，大異於昔日。從宗教上說，男盡兄弟，女盡姊妹。從政治上說，婦女亦可任官，大都供職於天王府及各王府，“無不錦衣玉食，出入嗚鉦乘馬，張黃羅傘蓋，女侍從數人”。從經濟上說，授田無論男女。從禮俗上說，婚姻不論財，有專司其事的“婚姻官”。不纏足，禁多妻，不准宿娼、當娼，不准有淫邪之事。男女不得混雜，婦女盡入女館。

其所以採行這種政策，據他們自己的解釋是因為太平軍多挈家齊來，創業之初，必先有國，而後有家，先公而後私，不可私圖一時之樂，急享眼前之福。真實之福須從克己苦修而來，“俟掃盡妖氛，太平統一，方可室家相慶，夫婦和諧”。其次是內外貴避嫌疑，男女各當分別，方昭嚴肅。據他們的敵人解釋，是因為恐黨眾顧家而不肯力戰，特設女館，挈家同行，以繫戀之。一旦天下大定，不僅夫婦得再完聚，未娶者亦許婚配，功高者且可置妾，犯罪者則罰以遲娶，“意謂男女人之大慾，以此誘之，實以此迫之，庶諸惡少，捨死力戰”。

一如其他各項制度，事實與理論往往矛盾。婦女並未能真正得到平等與解放，且備受壓迫荼毒。其一，女館以軍法部勒，善於女紅者，分入繡錦營，餘悉令解足，擔任勞役，磨折而死者，頗為不少。其二，既嚴別男女，而各王不惟仍夫婦同居，且盛置姬妾，執事女官以千百計。其三，婦女對於男子，仍須服從，男理外事，女理內事，敬夫與敬天、敬主同等重要，如此方可享榮華富貴，方得上天。不只是夫婦關係，一般倫理觀念，與傳統亦無出入。

太平天國的封建意識的濃厚，較任何王朝為甚。王爵固然是累代世襲，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等亦然。服飾各分等級，民間不准用紅、黃兩色。尊卑名分，上下稱謂，各有一定，極其苛細瑣屑鄙俚。對敵人則冠以“妖”字，古先帝王貶號為侯，只有上帝可以稱帝，天王等可以稱王。文字、物名、地名亦有更改，不良風俗，如賭博、飲酒、巫覡、堪輿一律禁止。洋菸（鴉片）、黃煙（煙草）不得販賣吸食，否則問斬。“洋菸為妖夷貽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癮，病入膏肓，不可救藥。黃煙有害體膚，無補飢渴，且屬妖魔惡習。”

洪秀全準備將中國的一切大事變革，並改造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他要破除所有信仰，建立一以他自己為中心的信仰，控制所有的人力、物力，由他自己支配。他抱有大同的空想，自己則是特權階級，舉措“不近人情，但求事濟”。

第三節　傳統勢力的對抗

一、曾國藩的領導

曾國藩（一八一一至一八七二），為湖南湘鄉人，長洪秀全三歲，同係來自耕讀之家。在早年功名途上，他較洪秀全順利，二十八歲中進士，成翰林，三十四歲官禮部侍郎。平生究心義理與經世致用之學，是一位道統名教的擁護者。他亦不滿時政，殷望有所改革。鄉人友好中和他抱同感的大有其人，均以事變難免為慮。道光、咸豐之際，湖南、廣西亂作，舉人江忠源為綏靖地方，首起楚勇，助官軍平新寧事變。一八五二年，邀擊太平軍於湘、桂之交，繼之力保長沙省城。湘鄉諸生羅澤南踵行其事，別立湘勇。一八五三年一月，太平軍北入湖北，有燎原之勢，清廷正式授曾國藩以幫同湖南巡撫團練，搜查土匪之任，以補正規軍的不足。他因母喪正在籍守制，不欲任事，和他交稱莫逆的郭嵩燾說以乘時自效，澄清天下，兼保桑梓。他亦鑑於武昌不守，關係甚大，始赴長沙籌劃。

到長沙的第二日，提出他對團練的主張，謂團練應由地方紳耆董理，搜查土匪應由巡撫派兵剿捕。太平軍凶焰已熾，湖南兵力單薄，不足守禦，決在省城成立大團，招募壯健樸實的鄉勇，認真操練。官軍之不堪任戰，有目共睹，必須改弦更張，而以練兵為要。易言之，他要編組一支新軍，與太平軍對抗。咸豐批示，要他“悉心辦理，以資防剿”，原則上無異認可。是後他給友人信中，屢有“馳驅中原”，“蕩平賊氛”，“蕩滌群醜，掃蕩廓清”之言，可見他一開始即抱負不凡。

新軍不僅須針對綠營之弊，亦須兼取敵人之長，成為確能戰鬥的部隊。綠營的最大弱點，為營伍習氣與調遣成法，太平軍之善戰在於團結堅固。曾國藩認定“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眾一氣”，“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賊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官亦有誓不相棄之死黨，應可血戰一二次，漸新民之耳目”。他的新軍通稱湘軍，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人員：先求志同道合，質直而有血性、忠義而曉軍事的儒生為將。他說“帶勇須智深勇沉之士，文經武緯之才”，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也就是有信仰，肯犧牲。然後“盡募新勇，不雜一兵”，以“樸實而少心竅”的鄉農為尚，不取浮華之輩，擯斥滑弁遊卒及市井無賴。

二、編制：十人或十二人為一隊，什長一人；八隊為一哨，哨官一人；四哨為一營，統於營官，每營官兵五百人（初為三百六十人），合數營，或數十營置一統領。成軍之初，大帥選統領，統領揀營官，營官揀哨宮，哨官揀什長，什長挑勇丁。全軍自上而下，非親族故舊，即同鄉同里，“將帥相能，兵將相習”，“弁勇視營哨，營哨視統領，統領視大帥，皆如子弟之視其父兄”。

三、訓練：兵勇必須“苦心精練”，陣法技擊固要逐日操習，精神紀律同樣注意，他所編的“莫逃走”、“要齊心”、“操武藝”歌詞，雖為勸告鄉民自衛，亦可施之營伍。同時更要愛民，每隔五天集合教導，反覆開說，千言百語，但令勿擾百姓。“練者其名，訓者其實。……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並使其相激相劘，忠義奮發，一德一心，“以畏難苟活為羞，克敵戰死為榮”。

四、待遇：餉銀不裕，不足以養將弁之廉、作兵勇之氣。新軍勇丁每人月銀四兩二錢（後增為四兩五錢），較綠營提高一倍有餘。餉源最初來自捐輸及藩庫，其後則以百貨釐金為主【註：釐金係仿照兩湖會館的提釐籌款辦法，大概係就所屬同鄉的商貨中抽收百之一。一八五三年七月，江北大營始於揚州附近仿行，以助軍需，湖南大約不久亦予採用，倡之者為代曾國藩勸捐最力的郭嵩燾。第二年江蘇加以推廣，一八五五年，遂及於用兵各省】，次為鹽釐。

如以楊秀清、蕭朝貴的《奉天討胡檄》代表太平軍的主義，曾國藩的《討粵匪檄》【註：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發】，可說明湘軍的立場。太平軍是為開創王朝而戰，為實現一種理想而戰，曾國藩是為衛護道統名教而戰，為傳統文化而戰。勤王之義，雖在名教之內，但他不過分強調，對太平天國種族思想，亦避開不提，此有其難言之隱。

檄文的第一段，痛斥太平軍的殘暴，以地域觀念打動長江流域之人，並煽動身陷太平軍者，以分化所謂“新兄弟”（在長江各省新加入者）與“老兄弟”。他說，太平軍所過，“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概搶掠罄盡，男女備受荼毒，而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如，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第二段痛斥太平軍，破壞倫理秩序，以名教觀念打動知識分子。不過他對太平天國的宗教，所知尚欠正確，他說：“中國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太平軍崇外夷之教，上下皆以兄弟姊妹相稱。農不能自耕，商不能自賈，田皆天王之田，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又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第三段痛斥太平軍毀污廟宇，以神道觀念打動一般鄉民。他說：“自古生有功德，歿則為神”，雖亂臣賊子，亦敬畏神祇。太平軍焚燒學宮廟宇，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亦被污殘，“此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最後申明，他的使命在救民衛道，救被擄船隻、人民，紓君父之憂，慰孔、孟人倫之痛，報生靈之仇，雪神祇之憾，希望忠義之士，共同奮起，被脅被陷者，自拔來歸。

二、湘軍東征

曾國藩的新軍，初以羅澤南的湘勇為基礎，再加部分楚勇及新募之眾，共約四千人，其後續有增加。一八五三年九月，曾國藩移駐衡州，以避長沙綠營官兵的尋釁滋鬧，兼就近剿辦南路土寇，並興治水師。太平軍順江東下及回師西征以來，擁有大小船隻近萬，飄忽靡常，沿江州邑，不戰即得，清軍無船，防不勝防，追擊不及，束手無策。曾國藩從郭嵩燾之議，開始置辦船炮。兵勇來自湖南，工匠來自廣西，砲位置自廣東，大都為西洋所製。此為日後湘軍奪回長江控制權，阻斷太平軍的水上交通，攻克兩岸城池的關鍵所在，有關於雙方勝負極大。

一八五三年十一、十二月間，西征太平軍進入湖北，安徽情形亦急，清廷連促曾國藩赴援。曾以戰船尚未辦齊，湘南土匪尚未肅清，須待水師能自成一隊，與陸師並進夾擊，否則不能草草一出。一八五四年一至二月，江忠源及湖廣總督吳文鎔相繼敗歿，太平軍三佔漢陽、漢口，圍攻武昌，湖南震動。此時湘軍水師已成，大小戰船三百餘隻，水勇五千人，合陸師將弁兵勇夫役共一萬五千人，炮五百尊，以民船百餘號載米煤油鹽，於二月二十五日出動。全軍每月需餉八萬兩，由湖南、江西、廣東、四川供應。初與太平軍角逐於湘北，陸師敗於岳州，水師潰於長沙以北的靖港，但另隊則大捷於湘潭，不僅士氣一振，長沙亦免於夾擊。經過整編訓練之後，湘軍二次出擊，七月，肅清湖湘。時武昌已於六月再失，十月為湘軍克復，並及漢陽、漢口，這是出乎清廷意料的一大勝利。十一至十二月，再捷於鄂東田家鎮、半壁山，水師直抵九江，太平軍船隻損失至大。

一八五五年初，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援軍西來，湘軍一再受挫。漢陽、漢口、武昌又復不守，武漢至天京全入太平軍之手。曾國藩退往南昌，湘軍首尾不能相顧，決定由湖北巡撫胡林翼及羅澤南規取武漢，日久無功【註：一八五六年四月，羅澤南戰歿，李續賓代領所部】。一八五六年石達開合自粵北來的天地會黨，及北王韋正，連佔江西八府五十餘縣，南昌幾乎不保。

三、天京內變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不久，清欽差大臣向榮的追擊軍跟踪而至，屯紮於城東南郊，號為江南大營，兼統鎮江軍，屏蔽蘇、常的產米區。另一軍屯紮揚州城北郊，號為江北大營，屏蔽淮海的產鹽區。是年（一八五三）冬，太平軍退出揚州，仍據運河口的瓜州。江南大營聲勢頗盛，雖久攻天京無功，終為太平軍肘腋之患。一八五六年，楊秀清乘上游軍事勝利，先擊破鎮江城外及揚州之敵，再猛撲江南大營，向榮敗死，天京解圍。長江上下，太平軍無往不利，皖北的捻勢亦張，囊括江、淮，似為指顧間事。就在此時，天京連續發生自相殘殺的內變，湘軍始得喘息的機會。

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以來，取得了宗教、軍事、政治大權，跋扈專擅，視洪秀全如無物，動輒凌辱，對韋正、石達開、秦日綱更是頤指氣使。韋正、秦日綱且嘗受杖責，積怨已非一日。以大敵當前，隱忍未發。早在一八五五年，《賊情匯纂》的編者已經洞悉此一危機，謂楊秀清“叵測奸心，實欲虛尊洪秀全而自攬大權，獨得其實，甚或意欲仿古之權奸，萬一事成，則殺之自取”。又云：“楊賊與昌輝（韋正）相互猜忌，似不久必有併吞之事。”

天京解圍，上游軍事得手，楊秀清野心愈熾，又詭為天父下凡，脅迫天王，由九千歲進稱萬歲。一八五六年九月，韋正、秦日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殺死楊秀清，天京混戰經月，楊黨死者二萬餘人，此為天京第一次內變。十月，石達開自湖北趕回南京，責韋正不當濫誅。韋正一不做二不休，準備將所有異己，一併芟除，石達開縋城而逃，此為天京第二次內變。此後韋正仍然不分皂白，屠殺不止，懸賞購拿石達開，人人自危。十一月，石達開集兵東討，洪秀全與天京文武合誅韋正、秦日綱，此為天京第三次內變。十二月，胡林翼乘機克復武漢，底定湖北，湘軍不再有返顧之憂，並有了穩固的後方，餉械委輸不絕，傷病休養得所。

石達開是太平軍中傑出的軍中政治人物。曾國藩屢說他“最悍”、“詭譎”，“挾詭詐以駛眾，假仁義以要民”。左宗棠亦稱其“狡悍著聞，素得群賊之心，其才智出諸賊之上。而觀其所為，頗以結人心、求人才為急，不甚附會邪教俚說，是賊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韋正死後，石達開掌理政務，攻守兼施，重用青年將領陳玉成和初露頭角的李秀成，聯結捻眾，攻略皖北、鄂東，穩定了太平天國的局面。洪秀全以飽嚐楊、韋之苦，不信外臣，專任他的無才無能的胞兄洪仁發、洪仁達。一八五七年六月，石達開以遭洪氏兄弟仁發仁達的疑忌，出走安慶，轉赴江西，別圖發展，實際上已與洪秀全脫離關係，自樹一幟，此為天京第四次內變。石達開出走後，鎮江不守。洪氏兄弟專恣愈甚，人心不服，各有散意，曾國藩以為年內即可攻下金陵。洪秀全的政權之得以延續，一以傳聞清軍對於廣西籍的太平軍一概不赦，惟有死裡求生，抵抗到底；二以陳玉成、李秀成忠勇善戰，艱苦支撐，太平軍的威勢為之再振；三以清廷始終心存滿漢之見，對於曾國藩未能真正信任，畀以全權。

四、太平軍的重振

一八五八年，清欽差大臣和春及張國樑【註：張國樑即原擾廣西的天地會首領張嘉祥，後歸向榮，向榮敗死，改隸和春】的江南大營復進至南京城下，對江的浦口為江北大營，天京再度被困。上游湘軍李續賓亦攻下扼長江咽喉的九江，江西各城多為湘軍所得。李續賓乘勝進軍皖北，陳玉成、李秀成聯合奮戰，先破江北大營，再破湘軍於皖北三河鎮，李續賓全軍覆沒，這是太平軍在頹勢中的重大勝利。此後陳玉成當長江上游，保衛安慶，抵禦東下的湘軍，李秀成當長江下游，保衛天京，對抗江南大營。

一八五九年，留居香港五年的天王族弟洪仁玕到了天京，立被重用，封為干王，總理機務，陳、李亦分封為英王、忠王。洪仁玕頗有新知，擬定了一套改革計劃，名曰《資政新篇》，備論政教方策，世界大勢，主張採用新的制度及科學技藝，“器使群材，賞罰嚴明”，以期振奮人心。他的建議要旨是權歸於一，改革風俗，仿行西法。在所列舉的具體事項中，值得注意的有設書信館、新聞館、醫院、市鎮公所、鄉兵（警察）、興辦鐵路、銀行、工藝、礦務。除新聞館外，天王均認為應行，但究屬紙上空談。第二年，中國第一位留學美國的容閎【註：容閎（一八二八至一九一二）為廣東香山人，幼從西人學於澳門、香港，一八五四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建議改善軍隊組織，設立陸海軍學校、實業學校，釐定教育制度，建立良好政府，聘任有才能的行政顧問，開辦銀行，亦未能見諸事實。容閎在天京考察月餘，認為洪秀全實無建設一新中國的能力。

清軍顯然分為兩大集團，一為長江下游和春、張國樑所統的江南大營，由綠營組成。一即上游曾國藩、胡林翼所部，以湘軍為主力。江南大營號稱五六萬，核實不過半數，以長壕困天京，意謂大功早晚可成，“將驕兵惰，終日酣嬉，不以賊匪為意，或樂桑中之喜，或戀家室之私，或群居縱酒酣歌，或日在賭場煙館”。每四十五日僅發一月之餉，士卒怨望，揚言“賊匪一到，我們即走”。

忠王李秀成、干王洪仁玕，以天京久被圍困，改採機動戰略，以輕騎出皖南，直下浙江，拊江南大營之背，斷其餉源，分其兵力。一八六○年三月，李秀成襲破杭州。和春自江南遣兵來援，李秀成放棄杭州，星夜西返，會集所有兵力，包括來自皖北的英王陳玉成，分道猛撲江南大營。經過十天激戰，五月初，和春、張國樑全軍盡潰，天京再度解圍，是後兩年，城外無清軍踪跡。

七年以來太平軍的戰略是上游主攻，下游主守，東線始終不曾越過丹陽，太湖流域仍為清軍所有。天京二次解圍後，決攻取蘇、杭、上海，然後置辦輪船，再溯江而西。五月十九日，李秀成長驅而東，張國樑、和春敗死，人民爭殺清軍以迎。除了上海、鎮江，兩週之內，江南為所席捲。八月，進攻上海，未下，同時上游戰事轉急，太平軍遂陷於兩線作戰。

五、曾國藩總制東南

湘軍之未能乘天京內亂的有利時機，於奪回武漢之後，全力推進，不全由於力不從心，而是滿人對漢人的缺乏信任。湘軍初次克復武漢，某大臣反說曾國藩以匹夫崛起，從者萬餘，恐非國家之福，咸豐為之色變。曾的責任甚重，而權力有限，僅有一“欽差兵部右侍郎”虛銜。一八五七年三月，因父喪，奏請終制，頗有就此引退之意。七月，再請開缺，並瀝陳歷年辦事艱難竭蹶情形。一為對所部官兵僅能奏保官階，不能挑補實缺，事權不如提督、總兵。二為籌餉須經地方官之手，與督撫有客主之分，難以呼應靈通。三為奉命統兵未見明旨，時有譏議，所用木印關防，時常更換，州縣往往疑為偽造，號令難於取信。清廷竟准其所請。

曾國藩家居年餘，一八五八年，以石達開糾合江西太平軍東進，始再被起用，先命援浙江，繼命援福建。復命前往四川，最後，改援安徽，牽制上海太平軍，好讓和春獨收克復天京之功。一八五九至一八六○年間，曾國藩與太平軍英王陳玉成劇戰於安慶附近，歷時三月，所恃的是湖北巡撫胡林翼的支援。

江南大營二次崩潰之時，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正在安徽宿松會商全局。左宗棠說：“天意其有轉機乎？江南大營將蹇兵疲，豈足討賊？得此一番洗盪，後來者庶可以措手耳。”胡林翼認為“否極而泰，剝極而復”的時期已至，均以和春之敗為慶幸。胡料定北京勢必重用湘軍，曾國藩必可取得“督符”、“兵符”，結果只是要他迅速東援，不免沮喪。及蘇州失守，清廷環顧宇內，將帥之能，兵勇之眾，以湖南為最，除仰仗湘軍外，無別途可循。一八六○年六月，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又兩月，實授，並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均歸節制。從此他可以“破格請將，放膽添兵”，湖南集團滿意了，湘軍名副其實的代替了綠營。

為進兵東南，曾國藩移駐皖南祁門，留軍續攻安慶，以為將來克復金陵張本。不久英法進軍北京，詔令北援，對他又是一個難題。他雖曾有此請，似非出於真誠。他對曾國荃說：“北援不必多兵，即吾與潤帥（胡林翼）二人中有一人，遠赴行在，奔問官守，則君臣之義明，將帥之識著，有濟無濟，聽之而已。”又對胡林翼說：“天下有理有勢，保江西、兩湖三省，勢也。吾輩就目前之職位，求不違乎勢，而不甚悖此理。”也就是說，無論如何以鞏固現疆土為第一，北援僅是一種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