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蔣中正的領導

一、早期軍事成就

國民黨改組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黃埔軍官學校的設立，又為國民黨史上的大事。不及一年，這個學校所培植的新武力，即有驚人的表現，雖得力於蘇俄的協助，而蔣中正實為關鍵人物。蔣為浙江奉化人，九歲喪父，由母撫育督教，初在私塾讀經史，十七歲開始接受新式教育。因受日俄戰爭影響，一九○六年春，東渡日本，擬習陸軍，未果，獲交陳其美。同年冬回國，一九○七年夏，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識張群，次年以公費生再赴日本，與張群入振武學校，因陳其美的介紹，加入同盟會，並參加黃郛領導的“丈夫團”，創辦《武學雜誌》。一九一○年，成為士官學校候補生。是年六月，首次會見孫中山。十二月，入野砲兵聯隊。辛亥革命軍起，返上海助陳其美，參加光復杭州之役，再回上海，任團長，隸屬於師長黃郛【註：日後陳其美、黃郛與蔣成為結義兄弟】。一九一三年，參加二次革命。一九一四年，受孫中山、陳其美命，在上海、哈爾濱活動。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參加上海、山東反帝制之戰。一九一八年，應孫中山之召赴粵，助陳炯明經營福建，任作戰課長及支隊長。對於新文化運動亦深感興趣，時常閱讀《新青年》、《新潮》等雜誌與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註：蔣曾投稿《星期評論》，捐款北京大學工讀團】。一九二○年，粵軍回師廣東，參贊戎機，指揮作戰，孫中山盛稱其勇敢誠篤而知兵事。一九二二年，陳炯明叛變，蔣與孫在廣州省河軍艦共患難者四十日。事後益得孫的倚重，遇事每與相商，對於整頓黨務，力主收容有為青年，注重宣傳。

孫中山初晤越飛，即要求派遣軍事人員相助，廖仲愷進而與越飛論及創辦軍事學校問題。一九二三年八月，蔣奉孫之命，率領代表團訪問蘇俄，考察黨務、軍事、政治、工廠、農村，參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各級蘇維埃會議，對於紅軍的組織、訓練、設備，尤為留意，先後會見托洛斯基、陸軍次長司克亮斯基（sklianski）、及參謀總長、訓練總監，商及軍事合作。除不以軍隊直接參加外，托洛斯基允在道義、武器、經濟上援助中國革命，司克亮斯基勸先準備民眾組織及政治宣傳工作，俟有基礎，再採軍事行動。協助國民黨在蒙古練兵，為蔣的另一要求，蘇俄外交委員長翟趣林藉口蒙古對中國疑懼，婉詞謝絕，蔣殊感失望。蘇俄復對代表團施行分化，使中共黨員與國民黨員對立【註：代表團團員張太雷為中共黨員，沈玄盧（定一）為國民黨兼中共黨員】。共產國際對於國民黨的訾詆，更令他憤慨，認為蘇俄的方針在造成中共為正統，決不信與國民黨可始終合作。一旦蘇俄政權強固，勢必復活帝俄時代的野心，不只要使滿洲、蒙古、新疆、西藏成為蘇維埃，且將染指中國本部。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不過是帝國主義的易名，與英、日無別。這是他訪俄的重要觀感，對於聯俄、容共政策遂少信心。十二月，蔣自俄回國，遲遲不去廣州，孫中山、廖仲愷函電交促，始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即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的前夕前往，孫中山任為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堅辭不就【註：蔣之不就軍校職務，自云：一係不信蘇俄誠意援助國民黨，孫中山為了現實需要，堅主聯俄；二係遭受疑忌。按蔣未獲參加國民黨代表大會，孫復有自任軍校校長之意，蔣或有不快之感】。戴傳賢勸以“暫時忍耐，先謀掌握實力，以觀其變”，或為他終於受命的原因。

一九二四年五月，孫中山正式派蔣為軍官學校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校址位於黃埔，通稱黃埔軍校。開辦費六萬元。第一期學生四百六十人，來自各省，六個月畢業，以政治訓練為主，主講者有胡漢民、汪兆銘、中共黨員周恩來、惲代英、高語罕、陳毅、聶榮臻等【註：周恩來曾任政治部副主任】，均曾任政治教官。負責軍事教育訓練者，大都出身日本士官學校及保定軍官學校，如何應欽、王伯齡、鄧演達、陳誠等。七月，蔣兼任各軍訓練委員長，黃埔軍校教導團繼之成立，蘇俄顧問給予不少幫助。顧問團成立於是年一月，高和羅夫（govoroff 即pa pavlov）為主任。他的後任即加倫將軍（galen）【註※】。

※註：最早的俄國顧問為v. poliak，az cherepanov，n. tereshatov。加倫原名白魯杰（vk blucher），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負傷退役後，加入共產黨。一九一八年，在西伯利亞率游擊隊敗白軍，升師長。一九二○年晉軍團司令，平定南俄。一九二一年，協助遠東共和國建軍，不久任總司令、國防部長、軍事委員會主席，屢立戰功。高和羅夫溺斃，一九二四年十月，加倫繼為顧問團主任，一九二五年夏返俄。一九二六年春，因蔣之請復來，隨同北伐，一九二七年七月回國。一九二九年任遠東紅軍總司令，一九三五年升元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被史達林處死，年四十九歲。

討平商團之變，為蔣中正領導黃埔軍校學生作戰的首次表現。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陳炯明乘孫中山北去，自稱救粵軍總司令，準備西攻廣州。代理大元帥胡漢民與廖仲愷等決三路東征，除為保衛廣州外，並欲藉以加強孫中山在北方的地位。北路滇軍及中路桂軍逗留不進，南路許崇智所統粵軍一萬人，蔣中正所統教導團三千人，奮戰而前【註：原定計劃，以粵軍任北路，滇軍任南路。加倫以與北路軍相抗的陳軍實力較強，將粵軍改為南路，教導團隨同參加】。教導團因黨代表、政工人員的宣傳，精神旺盛，民眾合作，月餘之內，屢戰屢勝，直抵潮州、汕頭、嘉應，陳炯明部四萬之眾，敗走閩南，教導團善戰之名大著，是為第一次東征。

孫中山在粵之時，霸佔廣州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桂軍總司令劉震寰多少尚有幾分忌憚。孫北上後，楊與段祺瑞暗通，謀獨有廣東，劉與雲南唐繼堯勾結，欲攻佔廣西。及粵軍教導團東征，孫又逝世，楊、劉認為是推翻廣州政府的良機。一九二五年四月，楊佔領廣州兵工廠，劉公然指責國民黨。胡漢民、廖仲愷、加倫會商討伐，一向受楊、劉壓迫的譚延闓的湘軍、朱培德的滇軍，一致行動，推蔣中正為總指揮。五月初，蔣率黨軍（教導團改稱）及粵軍西返，許崇智留守潮州、汕頭，作戰計劃仍為加倫所訂。鮑羅廷力言不可與楊、劉決裂，胡漢民不為所動，六月五日，毅然將楊、劉免職。廣州附近鐵路、船舶、兵工廠工人罷工，滇、桂軍勢成坐困。六月十二日，黨軍、粵軍猛攻，河南、北江、西江各軍與海軍分道進迫【註：河南為李福林軍（福軍，即粵軍），北江為譚延闓軍（湘軍），西江為梁鴻楷、李濟深軍（粵軍）。粵民痛恨滇軍、桂軍，非粵籍外省人亦遭殃及，外省籍的軍校學生間有遇害者】，粵人紛起助戰，滇桂軍三萬餘人陷於四面包圍，全部潰敗。亂平，蔣中正被任為廣州衛戍司令，不僅成為革命軍的英雄，亦為廣州的實際統治者。

二、權力的集中

孫中山病危之時，北京國民黨要人商討今後領導問題，有人主行委員制，可能是加拉罕的建議。孫中山逝世之後，胡漢民等宣言，秉承孫的遺志，繼續努力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鮑羅廷、汪兆銘回粵，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言，與蘇俄攜手，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打倒一切軍閥，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執行之責外，不能更有總理【註：為了紀念孫中山，九月，制定總理紀念週條例，十一月開始實施，直至一九四八年】。

關於政府組織，各方均贊成合議制，以軍務方急，未及施行。孫中山先曾任唐繼堯為副元帥，唐未接受，至是忽而就職，國民黨不予承認。六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改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七月一日成立，委員十六人【註※】，汪兆銘為主席，胡漢民、許崇智、廖仲愷分任外交、軍事、財政部長，另設軍事委員會，主席由汪兼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為許崇智。

※註：包括汪兆銘、胡漢民、許崇智、廖仲愷、伍朝樞、古應芬、孫科（以上粵籍）、戴傳賢、張人傑（浙籍）、譚延闓（鄂籍）、程潛（湘籍）、于右任（陝籍）、張繼（直隸）、徐謙（皖籍）、林森（閩籍）、朱培德（滇籍），許、譚、程、朱握有兵權，蔣中正未列名，據云係自行辭謝。

胡漢民在國民黨中的資望僅次於孫中山，又為現任的代理大元帥，但國民政府主席竟為從未擔任過行政要職的汪兆銘所得，關鍵在加拉罕、鮑羅廷的支持。加拉罕、鮑羅廷對於孫中山的繼承人，早在物色之中。胡個性耿介，難與人相與，汪富於感情，夙少主張，易於操縱，鮑羅廷屢稱其為國民黨領袖。五月初，汪過汕頭，與蔣中正密商行止，請為代決，蔣感其親誠，表示擁護。許崇智素與胡漢民不睦，親俄的廖仲愷對於加拉罕、鮑羅廷的安排，自無異議，譚延闓、朱培德與國民黨的關係尚淺，無所可否，汪代胡之局遂定。

國民政府成立不久，發生了震撼廣州的暗殺廖仲愷案，及連帶而來的政治變動。孫中山卒後，國民黨內的反共派與親共派的衝突愈烈。反共派對於胡漢民之遭受排擠，更為不平，粵籍軍人對於勢力日漲的蔣，同懷嫉視，認為皆鮑羅廷一手製造。汪兆銘、廖仲愷甘為所用，必去之而後已。失意政客與因省港罷工而蒙受損失的商人與之合而為一，暗結香港當局及英國商人，謀顛覆廣州政府，剷除蘇俄勢力。七月二十六日，香港總督斯塔布斯（er stubbs）請倫敦撥港幣一百萬元，用以支持反廣州政府的軍人，撲滅共產黨，恢復省港正常關係，未獲批准，而廖仲愷已於八月二十日遇刺殞命【註：廖的現職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工人部部長、國民政府委員、財政部長。同時遇害的有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兼宣傳員講習所所長陳秋霖】。

事件發生的當天，廣州當局依鮑羅廷之議，由汪兆銘、許崇智、蔣中正組織特別委員會，總攬軍政各權，宣布戒嚴，這是蔣第一次參與決策大計，聲言廖案為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反共乃帝國主義者的口號。胡漢民的從弟胡毅生反共最力，涉有重大嫌疑，事發在逃，鮑羅廷指胡漢民預謀，胡遂失去自由。八月二十五日，特別委員會下令，拘捕粵軍高級將領十餘人，解散所部軍隊，胡漢民正式被禁於黃埔，可說是廣州的一次政變。

討平滇、桂軍後，廣東各軍依然是各自為政，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整理軍民財政，設立參謀團，以俄人羅茄覺夫（victor rogachev）為主任。七月，各軍改稱國民革命軍，派定蘇俄顧問，置黨代表及政治訓練部。八月一日，所有總司令一律解職，許崇智為粵軍首領，所部眾而不整，加倫勸蔣加以制裁。八月二十五日，粵軍將領又有多人被捕。二十六日，國民政府任命蔣與譚延闓、朱培德為第一、第二、第三軍軍長，繼以許崇智、李福林、李濟深為第四、第五、第六軍軍長。第一軍約一萬人，月餉四十五萬元，第二、第三軍合計二萬二千人，月餉共四十二萬元，第四、第五、第六軍合計三萬人（均粵軍），月餉共九十三萬元，實際為許崇智的第四軍獨有。九月一日，特別委員會議決統一財政，各處稅收均解財政部。次日，組織財政委員會，以許崇智為監督。許欲限制第一軍的發展，與蔣齟齬，譚廷闓、朱培德、李濟深對許的把持，同感不平。九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通過蔣的提議，將粵軍縮編為兩軍，由蔣全權處理。二十日，許被迫離粵，可說是廣州的又一次政變，胡漢民以赴俄代表的名義往莫斯科。孫中山時代倚為左右手的一文一武，相繼放逐，廣州變為汪、蔣共治之局。汪主黨政，蔣主軍事，宋子文任財政部長兼廣東財政廳長，俄人為預算委員會顧問。

第一次東征回師不久，粵東復為陳炯明所有。廣州局勢大定之後，九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決再度東征，派蔣為總指揮，以第一及第四軍為主力，於十月初出動，一舉而破二年餘來久攻不下的惠州堅城，進而重克嘉應、潮州、汕頭，為時約三十日。南路鄧本殷部為策應陳軍，自高州、雷州東犯，勢頗猖厥，十一至十二月，為朱培德及廣西軍所敗，翌年一月，收復瓊州（海南島），廣東全境底定。

一九二五年，蘇俄對廣州的援助，更為積極。所可知者，顧問人員約達一百名。三月，以一百萬盧布作為黃埔軍官學校的兩個月經費，四百萬盧布供新編黨軍之需，四五兩月，俄船不斷前來，所運多為油料。七月，設航空局。同月，到俄船三隻，一隻所載為贈與的軍械，一隻所載為煤炭。八月初，一周之內，到俄船六隻，海軍局成立。鮑羅廷再請加拉罕購飛機六架，派駕駛員十名，並接濟軍火。十一月，莫斯科孫逸仙大學成立，廣州先後共派學生約三百人【註：蔣中正長子蔣經國亦在內】。蔣一再強調中俄團結，世界革命須統一指揮，中國革命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廣西底定亦為一九二五年的事。一九二四年，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已有廣西的大半。一九二五年初，粵軍復助其擊敗沈鴻英，佔有桂林。六七月間，拒退入侵的雲南唐繼堯軍，全省統一。一九二六年三月，廣州國民政府任命李宗仁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黃紹竑為廣西省政府主席。至是國民黨有了廣東、廣西，兵力近十萬人。

三、制裁中共

國民黨之容共實為孫中山所獨斷，不少高級幹部自始即表示反對。正式改組之後，中共黨員利用合法身份，逐步加強其在國民黨內的權力。所採策略，為將國民黨分為左右兩派，使相互傾軋，謂左派為革命派，右派為妥協派。一九二四年六月，主張容共最力，首先介紹李大釗加入國民黨的張繼與謝持、鄧澤如，對中共提出彈劾，他們均是改組後的中央監察委員。孫中山卒後四個月，曾預聞中共創建的戴傳賢發表《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及《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小冊，闡明孫中山與馬克思思想之不同，中國所需要的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不是共產革命，絕不可以唯物史觀打破國民革命，指摘中共在國民黨內作破壞活動，以擴張中共的組織。及胡漢民、許崇智遭受放逐，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亦被迫離粵。中共加緊聯結親共的左派汪兆銘，攻擊反共的右派，戴傳賢等被列為中派。張繼、林森等獲戴傳賢、孫科、吳敬恆的支持，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舉行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即通稱之西山會議，議決取消中共黨員在國民黨的黨籍，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懲戒汪兆銘。因廣州不予承認，斥為非法，乃自設中央黨部於上海，國民黨正式分裂。

蔣中正訪俄歸來，已洞悉蘇俄對中國之不懷好意，因孫中山堅持與之合作，惟有虛與委蛇，先求自立。鮑羅廷對他雖力事爭取，然終不信任，尤不願其獨握兵權。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教導團成立不久，一九二五年一月，“青年軍人聯合會”成立，指使者為鮑羅廷，加入者均共產黨員。第一次東征後，國民黨籍的軍人，為對抗計，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彼此互訌，予蔣以極大痛苦。

汪兆銘之任國民政府主席成為黨政軍首領，實出於鮑羅廷的支持。及滇桂軍消滅，第二次東征勝利完成，蔣的地位如日東昇，威望愈隆，鮑羅廷的忌刻愈甚，汪同感不安。西山會議集矢於汪而不及蔣，無異火上加油。一九二六年一月，鮑羅廷與汪操縱的廣州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要目的為打擊西山會議派，倒蔣運動亦於是開始。蔣為維護團結，希望大會暫勿討論西山會議案，汪更以為蔣與西山會議派相通。大會不理蔣的勸告，通過懲處與西山會議派有關的黨員。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計六十人，汪派佔二十人、中共佔十四人，中央常務委員九人，汪派與中共各佔三人，中央黨部各單位負責人亦多為汪派與中共分子【註※】，汪與鮑羅廷之合謀制蔣，昭然若揭，彼此裂痕漸深【註：大會閉幕之日，蔣未出席，可知其當時心情】。

※註：中央常務委員為汪兆銘、譚延閻、蔣中正、胡漢民，及汪派的陳公博、甘乃光，中共的譚平山、林祖涵、吳玉章。中央秘書處秘書為譚平山、林祖涵、甘乃光，秘書長為劉芬（中共）。組織部長譚平山，宣傳部代部長毛澤東（中共），農民部長林相涵，青年部、婦女部秘書均為中共黨員，財務審查委員四人，三人為中共黨員。

二次東征後，蔣即計劃北伐。鮑羅廷以中共尚不夠強大，在國民黨及革命軍的地位未臻穩固，恐蔣的勢力再行擴展，謂北伐時機未到。蘇俄顧問團主任季山嘉（kissanga，即vv kuybyshev）、參謀團主任羅茄覺夫反對尤力，語多諷刺，且擬命蔣赴北方覓地練兵，汪兆銘曾預聞其謀。蔣以環境險惡，呈請辭職，尋又決心衝破難關。汪對蔣之辭職，既不批准，亦不挽留。一九二六年二月杪，蔣扣留受季山嘉等利用、陰圖不軌的第一軍某師長。三月初，汪以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准蔣解除廣州衛戍司令之職，反蔣傳單繼之出現。

蔣向汪痛陳革命實權不可落於外人之手，與共產國際聯絡，應定限度，不可失自主地位，汪盡以告之季山嘉。中共詆蔣為新軍閥，為革命團體中的段祺瑞。三月十四日，汪諷蔣離粵。蔣感“四面皆敵，肘腋生患，陷於重圍，只有奮鬥決戰，死中求生”。

中山艦為蔣往返廣州黃埔的坐艦。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為中共黨員，三月十九日，蔣發覺該艦行動可疑【註：傳說李之龍擬於蔣乘中山艦自廣州赴黃埔途中，加以劫持，直駛海參崴】，決斷然處置。二十日，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圍繳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武器，監視蘇俄顧問住宅，是為中山艦事變，亦為蔣對中共的第一次制裁。汪以蔣目無政府，擅自行動，大為震怒，其他軍長對蔣之所為亦多不諒。為了統一內部意見，繼續獲得蘇俄援助，蔣的態度轉趨緩和，先向蘇俄參議索洛維也夫（solovyev）說明此舉為對人，而非對俄。繼與正在廣州視察的蘇俄代表伊萬諾夫斯基（ivanovsky，即as bubnov）商定，令季山嘉、羅茄覺夫回國，請加倫再來。但汪亦無法再留，稱病請假，國民政府主席由譚延闓代理，中共黨員退出第一軍及黃埔軍官學校，青年軍人聯合會、孫文主義學會一律解散。

大概由於西山會議派的反共，蔣與蘇顧問的不睦，史達林頗欲拉攏在莫斯科的胡漢民。胡與史達林會晤後，起程東歸，行至中途，中山艦變作，史達林以為胡若到粵，可望發生緩衝作用，並命請假返俄的鮑羅廷折回廣州。四月二十九日，胡與鮑羅廷自海參崴抵粵【註：鮑羅廷於是年二月請假北上，晤馮玉祥。得知中山艦事變消息，取道庫倫赴海參崴，與胡漢民相會】，受到盛大歡迎，胡被推為政治委員會委員。卒以與鮑羅廷積不相能，再度離去【註：鮑羅廷到後，與蔣過從甚頻。五月六日，俄軍械續到一批，蔣至為欣慰。八日，與鮑羅廷密談三小時，拒再與胡晤。十二日，胡遂往上海，同日，汪兆銘赴法國，其他與胡接近的要人如伍朝樞等均相繼引去，廣州公安局長吳鐵城受到拘禁】，蔣成為廣州的中心領袖。

陳獨秀初主中共就此退出國民黨，改黨內合作為黨外聯盟，共產國際力持不可，派遠東局長吳廷康東來指導。陳獨秀對於今後中共與國民黨的態度，提出“辦而不包，退而不出”的政策。鮑羅廷亦主暫時退縮，與蔣商定一國民黨整理黨務方案。五月十七日，由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要點為組織國共聯席會議，審定兩黨黨員言論行動，中共對於中共黨員訓令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各高級黨部的委員人數不得佔三分之一以上，不得充任國民黨中央機關部長。國民黨員不得加入中共。蔣自謂此後中共必不能取代國民黨，事實證明，並不若他之所說。陳獨秀對於此一方案甚為不滿，鮑羅廷、吳廷康則說“現在是中共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即是暫退出國民黨上層機構，集中全力於下層工作。

第二節　國民革命軍北伐

一、進軍華中

廣東略定，廣西來歸之時，正是直奉軍閥聯合進攻國民軍之秋。蔣中正預測軍閥無三年命運，短期內即可完成統一。經過中山艦事變，蔣全局在握，蘇俄仍繼續支援，正可藉此向外發展，消解內部矛盾，湖南內變復有可乘之機。駐湘南的師長唐生智思取湖南省長趙恆惕自代，分向廣東、廣西請兵【註：廣西白崇禧、黃紹竑與唐生智為保定軍官學校同學，廣西地瘠兵多，久經兵燹，需別謀出路】。蔣所定初期戰略，一為聯絡馮玉祥的國民軍及山西閻錫山，以牽制張作霖的奉軍；二為聯絡川黔軍，以牽制湖北的吳佩孚、雲南的唐繼堯；三為中立江、浙的孫傳芳，使不為敵用；四為在國民軍未被消滅，吳佩孚的勢力未至十分充足之時，動員兵力八萬人，籌足兩個月軍餉五百萬元，於三個月內佔領武漢。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整理黨務案後四天（五月二十一日），復通過北伐案。六月五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註：蔣的兼職有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組織部長、軍人部長、政治委員會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七月一日，頒布北伐動員令。九日，蔣正式誓師，聲言三事：第一，必與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決戰，絕無調和餘地；第二，求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共同革命，使三民主義早日實現；第三，必使革命軍與國民結合，以為人民的軍隊，使全國人民共負革命的責任。氣勢的雄壯，與意義的新穎，皆非辛亥革命可比。

北伐軍計分三路，第一、第四及第七軍各約半數，共三萬人，首先分由廣東、廣西進向湖南，會同新編的唐生智第八軍二萬人，採取主攻。第二、第三及第六軍約三萬人，進向江西，擔任助攻【註：第二、第六軍官兵大都為湖南人，唐生智欲獨有湖南，不願此兩軍入湘】。第一軍的另一半由何應欽統率，警備粵東，伺機攻取福建。李濟深統第四軍餘部及第五軍留守廣州【註※】。攻取湖南、湖北為北伐軍的第一步目標。唐生智得第七、第四軍之助，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克復長沙，暫停前進，以待後續部隊。七月二十七日，蔣偕參謀長白崇禧、俄國顧問加倫離廣州北上【註：七月初，蘇俄軍械至少兩批續到廣州，其中一批有步槍八千枝】。湘粵交界山路崎嶇，溽暑行軍尤為艱辛。香港罷工工人組織運輸隊隨軍服務，沿途農民踴躍協助。蔣曾謂，進入湖南後，“一路民眾歡迎……農民協會組織最為整齊，將來革命成功，湖南當推第一”。八月十一日行抵長沙，“惟感民氣之盛，革命精神之濃厚與緊張而已。未到其地，以為諸多困難，一臨其境，其難盡失”。這種現象，固以中共近年活動及政治部宣傳之功為多，亦由於人民久為軍閥所苦，對於革命軍如大旱之望雲霓，實為革命軍戰勝的重大因素。湖南如是，他省亦然。

※註：各軍軍長及蘇俄顧問如下：

第一軍（黃埔教導團擴編而成，轄四個師，每師三團，約四五千人，下同）軍長初為蔣中正，繼為何應欽，顧問為a.z. cherapanov（zebrovsky），v.a. stepanov。

第二軍（湘軍編成，轄三個師）軍長譚延闓，顧問z.y. zenek。

第三軍（滇軍編成，轄三個師）軍長朱培德，顧問f.g. matseylik。

第四軍（粵軍編成，轄四個師）軍長李濟深，顧問v. gorev，m.g. yefremov （abnald）。

第五軍（福軍即粵軍編成，轄兩個師）軍長李福林，顧問lunev。

第六軍（以湘軍為主，轄三個師）軍長程潛，顧問n.z. konchits。

第七軍（桂軍編成，轄六個旅，每旅兩團）軍長李宗仁，顧問z.k. mamaiv（馬邁也夫，一九二○年曾隨吳廷康來華）。

第八軍（北伐前由湘軍編成，轄四個師）軍長唐生智，顧問f.l. olshevsky，v. gorev。

八月初，貴州、四川將領紛紛來歸。八月十九日，湖南境內的北伐軍開始總攻，三天後克復岳州，水陸兩路前進。吳佩孚部不下十餘萬人，惟戰鬥力大遜於往昔，復忙於北方之戰，至南口攻下後，始趕回漢口。時北伐軍已入鄂南，八月二十六至三十日，破吳軍主力於汀泗橋、賀勝橋，直趨武漢。九月六日，佔領漢陽，七日佔領漢口，圍攻武昌，十月十日克復【註：汀泗橋、賀勝橋之捷，以革命軍第四軍張發奎、陳銘樞二師、葉挺獨立團戰功為著。葉挺為中共黨員，中共為第四軍大事宣傳，號為“鐵軍”。守武昌者為吳佩孚的師長劉玉春】，吳佩孚一敗塗地，北走河南。

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在直系中為後起，實力則大過吳佩孚。湖南問題初起，孫傳芳採蔣方震之策【註：蔣方震曾留學日本、德國，一度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與留學英國的地質學家丁文江，留學日、德的政治學家張嘉森（君勱），屬梁啟超派，皆為孫傳芳的謀士，指國民黨赤化，章炳麟等反共亦力，有“討赤救國會”的組織】，將革命軍與唐生智分開，俟唐有湖南，再與聯和，另開局面，曾派人赴粵，主南北兩方均不干預湘事。蔣中正虛與委蛇，以便全力對吳佩孚。孫宣布保境安民，期坐收其利，及革命軍攻下長沙，孫始增兵江西，斥革命軍為“赤孽”，如侵犯所轄五省之一，當全力抵禦。八月二十三日，孫致書蔣中正，要求排去俄人及共產黨，否則將以討赤、禦外相周旋，所部八萬人，分集贛西、贛北。蔣於擊破吳佩孚後，決進取江西，兵力約五萬人。九月十九日，革命軍襲據南昌，為孫軍擊退，損失頗重。蔣加調援軍二萬人，十月二十日，第二次攻入南昌，又為孫軍奪回【註：孫傳芳以苦戰力竭，知革命軍不可輕視。復以後方不穩，浙江省長夏超獨立，南京駐軍抗命，雖均失敗，孫已窮於應付，向蔣中正謀和未成】。十一月二日，革命軍第三次進攻，四日，克九江，七日克南昌，孫軍大潰，精銳盡喪，為北伐以來規模最大的戰役。

湘、鄂、贛為革命軍與北軍的重要戰場。十月上旬，福建總司令周蔭人進攻粵東，為革命軍第一軍軍長何應欽所敗。十二月，何部進入福州。

計自北伐出師，半年內，擊潰了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由兩廣擴大至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省，名義上及於四川、貴州。

二、鮑羅廷的倒蔣反英活動與蔣之攻取華東

經過中山艦事變，蔣中正與中共的分手，為遲早的問題。蔣之爭於北伐不無爭取時間之意。中共以新遭挫折，指北伐夾雜有投機軍人、政客個人的權位慾，不能代表民族革命的全部意義，縱令勝利，亦非革命的勝利，應先鞏固革命根據地廣東，不令反赤軍攻入湖南。及北伐順利推進，中共又說，這不是革命群眾的行動，而是幾個軍事領袖的作用，今後黨的權威，必須在軍事領袖之上，支配一切。現在國民政府有名無實，應請汪兆銘銷假視事，使政治有領導中心，民眾亦應發展自身的力量，盡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治的地位，取得應得的一切政治權利。

列寧卒後，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相爭，中國問題為其一。托洛斯基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獨行其是，自建蘇維埃政權。史達林堅持中共與國民黨聯合。一九二八年十一至十二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第七次會議，通過中國問題決議案，包含兩個要義：一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運動將是無產階級、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結合，領導權將落到無產階級身上，中國將成為無產階級、農民以及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獨裁制的國家。中共不僅要留在國民黨內，且應加入國民政府，以全力實現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政府，堅決反對國民黨右派，與左派親密合作，徹底批評搖動的中派，加強無產階級的組織與訓練及軍中政治工作，並武裝農工。二為必須打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不只是要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尚須從經濟上打擊帝國主義勢力的基礎。

左派黨人之外，尚須利用軍人。第八軍長兼前敵總指揮唐生智野心甚大，不甘居蔣下。武漢克復後，欲假蘇俄之力以排蔣，獨據兩湖，再東結孫傳芳，分有長江上下。蔣於唐亦不放心，當進兵江西之時，決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自廣州遷往武漢，以便就近監督。十二月九日，鮑羅廷抵武漢，十三日，糾合部分中央人員，成立中央聯席會議，行使最高權力，以馮玉祥的代表、甫自莫斯科歸來的徐謙為主席，用以制蔣。

馮玉祥係於一九二六年五月自綏遠經蒙古前往莫斯科，停留約三月餘，獲得蘇俄軍火援助後返國【註：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馮玉祥與蘇俄成立軍械借款協定，總額一千零九十萬盧布，先給予步槍三萬一千五百枝，子彈五千一百萬發，機關槍二百七十二挺，大砲六十尊，砲彈五萬八千發，飛機十架】。九月十六日，在綏遠五原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兵力約五萬人。十月，取道寧夏、甘肅南進，十二月擊走圍攻西安七個月的吳佩孚系的劉鎮華軍，奄有西北，鮑羅廷增加了一支新力量。

香港罷工為對英國的政治鬥爭，廣州、香港在經濟上同蒙損失。北伐前夕，蔣中正謀緩和對英關係，香港當局亦欲與廣州政府言好。七月，雙方開始談判。八月，蔣在長沙發表對外宣言，申明無論何國，凡不妨害國民革命者，一切生命財產，皆負責保護。九月，廣州停止排英，十月，協議達成，長達一年四個月的省港罷工結束。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革命軍在長江地位穩固，英國不得不與直接接觸。十二月，新任駐華公使藍浦生（miles lampson）訪問武漢，與國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長陳友仁會談。陳友仁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承認國民政府。藍浦生允俟中國統一後再議。同月十八日，英國發表對華新政策十六條，同情中國的民族運動，準備修訂條約。在中國統一政府尚未成立期間，各國應採取與華盛頓會議精神相符，而適合於現勢的積極政策，立即施行法權調查書的部分建議，批准海關附加稅。國民政府對於此項表示，並不感興趣，海關附加稅如果實施，有利於北方者多於南方。

蘇俄最忌國民黨與英國妥協。藍浦生與陳友仁會晤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一日），武漢反英運動開始。英國新政策發表第二天，鮑羅廷講演反英。又二日，中央聯席會議正式議決發動【註：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英輪船在四川境內撞沉中國船隻，中國官兵溺斃數十人，萬縣駐軍將另二隻英船扣留。九月五日，英砲艦轟擊萬縣，軍民死傷慘重。十一月二十三日，天津英租界當局將國民黨員移交張作霖，鮑羅廷據以為反英口實】。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民眾在漢口英租界附近宣傳，與英水兵衝突，第二天，強入租界，英水兵及巡捕被迫撤退，租界由中國接管。一月六日，九江英租界亦以相同方式收回【註：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英國使館參贊歐瑪利（owen o'malley）與陳友仁商談漢口、九江租界事件，原則上允許交還。陳友仁以英軍正向上海集中，在威脅情勢之下拒絕交涉。英國外相允命英軍改開香港。二月十九及二十日，收回漢口及九江租界協定簽字】，時稱為革命外交。藍浦生主以武力重佔漢口租界，英政府以在華海軍力量不足，決一面增兵上海，一面與陳友仁談判。

武漢中央聯席會議成立之後，鮑羅廷跋扈囂張，獨斷獨行。蔣中正擬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要求停止中央聯席會議，等待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稱三中全會）解決；武漢拒絕，高呼“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新軍閥”，公開反蔣。一九二七年二月，經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調停，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終於遷鄂，反蔣運動益為激烈，革命軍總政治部主席鄧演達為主要領導人。三月，三中全會在漢口舉行，重要決議，一為統一黨的領導機構，廢除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席，更換組織部長，奪去了蔣在黨內的職務，並削減革命軍總司令的權力。二為統一革命勢力，由國共兩黨聯席會議討論合作辦法，共同指導民眾運動，共同負擔政治責任，國民黨派代表參加共產國際會議，推翻了去年整理黨務案，正式承認中共的對等地位與共產國際的領導。從此黨政要津悉為左派與中共人士所據【註※】，一切聽命於鮑羅廷。

※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九人，包括左派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徐謙，中共譚平山、吳玉章。吳玉章兼代組織部長，顧孟餘兼宣傳部長，陳公博兼工人部長，鄧演達兼農民部長。政治委員會委員十五人，左派佔八人，中共佔三人。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七人，左派佔五人。國民政府主席團為汪兆銘、譚延闓、徐謙等，中共譚平山長農政部，蘇兆征長勞工部。

蔣在這幕鬥爭中，處於劣勢，原因是武漢有蘇俄為奧援，因而蔣亦不得不覓尋外力支持，日本為其主要目標。一九二七年一月，由通曉日本情形，與蔣私誼至篤的黃郛、戴傳賢分別進行。黃郛代蔣向漢口日本總領事致意，盼彼此避免衝突，戴傳賢在東京盤桓月餘，屢晤外務省官員，使命似尤重要。日本首相若槻、外相幣原表示對華貫徹不干涉政策，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促進中日邦交鞏固與經濟合作，同情並協助中國人民達到正大願望，對於中國現局，抱忍耐態度。

財政更是成敗所繫。出師之時，軍餉至為艱難，曾發行公債一千萬元，而認購者寥寥。克復江西後，得上海中國銀行張嘉璈之助，借得五十萬元，始克進兵長江下游，白崇禧、何應欽分自江西、福建攻取浙江、上海，程潛、李宗仁沿江東下，攻取南京。

時北方實力最強的軍閥為據有北京，號稱安國軍總司令的張作霖，附之者為盤據山東、直隸的張宗昌及兵敗來歸的孫傳芳。吳佩孚雖不肯低頭，然已無足輕重。張作霖命張宗昌軍防守安徽、江蘇，孫傳芳軍防守浙江。二月十八日，革命軍佔領杭州，直趨上海，工人起而響應【註※】，張宗昌軍敗走。三月二十二日，白崇禧佔領上海，二十三日，程潛佔領南京。

※註：四個月來，上海工人有過三次暴動，第一次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即浙江省長夏超對孫傳芳獨立之時。第二次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即革命軍佔領杭州之時。第三次在三月二十一日，即革命軍進至上海近郊之時。工人奪取警察武器，襲擊張宗昌軍。國民黨鈕永建、中共周恩來、李立三、趙世炎、陳延年等為策劃人。

漢口、九江英租界事件發生後，駛集長江及中國沿海的外國軍艦多達一百七十餘艘，半數屬於英國。沿江各地外僑紛向上海撤退，集中上海的英國陸軍約一萬餘人，形勢十分緊張。革命軍佔有南京的次日（三月二十四日），英、美、日領事館及外國教堂、學校、醫院、商店、住宅被劫，金陵大學副校長美人文懷恩（john e. williams），及英人二名，法、義傳教士各一人被殺，英國領事受傷，長江英、美軍艦向城內發炮，中國兵民死傷三十餘人，是為南京事件。據云，發縱指使者為鮑羅廷及首先進入南京的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黨員林祖涵，目的在擴大各國與革命軍的衝突，破壞蔣中正的聲譽，使其窮於應付。證以莫斯科事前對蘇俄駐北京武官的訓令，似屬可能。訓令說：“現時應全力注意增長中國革命的民族性質……擴大利用漢口各種事件及英國對於各該事件的態度，設定一切方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人。……為引起各國之干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慘殺，亦可實行。遇有與歐洲軍隊衝突時，更應利用此種機會，實行激動。”又說：“實行此種之排外運動時，保持各國間的不調協，頗為重要。日本能於最短期間派多量軍隊來華，故令日本與各國隔離，尤為特別重要。為達到此種目的起見，於一切運動之中必須嚴加監視，務使日本僑民無被害之人。……本件抄本迅速分送各分部及指導人員。”所以南京的日本人受害最輕。

三、清黨與南京、武漢的對立

爭奪上海的控制權，為蔣與鮑羅廷、中共決裂的近因。蔣於三月二十六日抵上海，以白崇禧為衛戍司令。中共自行組織上海市民政府，武漢不准蔣過問上海外交財政。盛傳工人糾察隊準備強行進入租界，第一軍復有不穩消息，武漢聲言如有任意解散工人糾察隊者，以反革命論。蔣向新聞記者聲明，對於南京事件，願負責任，徹查處理，保證不以任何武力或群眾暴動改變租界地位。國民政府將以和平協商方法，獲致國際上的平等地位。凡以友好對中國的國家，皆願與之合作。國際間對於蔣的表示，反應頗為良好，日本外相幣原面告美國駐日大使，相信蔣堅決反對排外行動，南京事件為激烈分子煽動所致。上海金融界的協助，關係尤大，先後借款及發行國庫券、公債一億三千餘萬元，中心人物為中國銀行的張嘉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陳輝德、四行聯合儲備庫的錢永銘、浙江實業銀行的李銘。張、陳均江蘇籍，錢、李均浙江籍，人稱為江浙財閥。

三月二十八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在上海提出護黨救國案。四月二日，正式議決對中共首要採取非常緊急處理，實行清除黨內的中共分子。去年九月起，中共及國民黨左派已展開了“迎汪（兆銘）復職”運動。四月一日，汪由法國經莫斯科抵滬，三日，與蔣會晤，五日，與陳獨秀聯名發表告國共黨員書，勸立即拋棄相互懷疑，事事開誠協商進行。復與蔣商定，於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開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會議。先由汪通知陳獨秀，停止中共活動，暫不承認武漢命令，上海工人糾察隊須服從蔣的指揮。武漢則命蔣尅日前往南京，未得政府命令前，不得發表外交意見，改任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以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解除了他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汪欲乘機制蔣，當日秘密前往武漢。四月九日，中央監察委員會通電斥詆武漢中央聯席會議的種種謬舉，蔣亦責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破壞革命陣線，即日入駐南京，開始逮捕江蘇省黨部的中共委員。

四月十二日，上海駐軍強制收繳工人糾察隊武器，工人死傷三百餘，幫會出力不少【註：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在上海下級社會勢力頗大，組織工人聯合會與中共領導的總工會對抗。四月十一日，杜月笙誘殺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十二日凌晨，反共工人先向糾察隊進攻，軍隊繼之。此後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及陳群之逮捕中共首要，多得黃等之力】。其他各地亦採相同行動，而以廣州最為嚴厲。十八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胡漢民任主席，通緝鮑羅廷及中共首要一百九十餘人，但始終未處分武漢的國民黨人，對於蘇俄仍然表示友好，對於西山會議派仍然抵制，處處留有餘地。蘇俄及武漢的態度，至為決絕，共產國際詆蔣為叛徒、帝國主義匪幫的同盟、革命國民黨的敵人、工人階級的敵人。武漢開除蔣的黨籍，免去本兼各職，下令討伐。

就轄區言，南京有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六省，四川、貴州、雲南亦奉號令。武漢僅有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為南京勢力所包圍。以兵力言，擁護南京的有長江下游的第一、第七軍，及廣東的第四（半數）、第五軍，廣西的第十五軍，合新附各軍，約十五萬人，川、黔、滇軍尚不在內。擁護武漢的為第二、第三、第四（半數）、第六、第八軍，合擴編各軍，約十二萬人。物力方面，武漢亦不及南京，江、浙、廣東為富庶之區，上海、廣州為國際商埠，武漢位於內地，易受封鎖。加以蔣的聲望已著，有其號召力量，一般心理認為蔣之所在，即國民政府所在，多視南京政府為正統。

國際形勢於武漢亦殊為不利。陳友仁對日本雖加意聯絡，四月三日，漢口日本水兵忽與華人衝突，華人死十名，傷八十名，日人死二名，日本水兵登陸，僑民撤退，情勢險惡。十一日，英、美、日、法、義五國為南京事件，要求處罰負責指揮官及所有關係人，由總司令書面道歉，賠償損失，如無滿意答覆，將採適當手段【註：四月十四日，陳友仁分別駁覆，並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日、美不贊成聯合行動，英國一時無能為力，惟有觀望等待】。汪兆銘大感恐慌，說是反帝國運動太過，列強已結為聯合陣線。十四日，陳友仁照覆，允共同調查，並盼日本勿參加各國行動。二十二日，日本新首相田中義一聲稱，對中共引起的影響不能不問。五月九日，英國外務大臣張伯倫演說，謂造成南京事件的共產黨已受到中國自己的處罰（指清黨），武漢政府已失去統治地位，英國對南京政府決採取緩和政策。十七日，英國駐武漢代表責武漢政府未能實踐緩和反英運動諾言，離漢口返北京。二十日，田中令駐華日使對南京政府的反共行動予以道義支持，相信蔣中正為收拾中國的唯一人物。

自西山會議以來，國民黨已分為二，清黨後再分為三。同時中國全局亦成鼎立之勢，南京、武漢之外，有張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一九二七年三月，張為阻止革命軍北進，乘吳佩孚之危，派兵入豫，佔領開封、鄭州，吳落荒南走，遁入四川。對於蘇俄，張作霖恨之入骨，一九二六年九月，已將蘇俄大使加拉罕逼走。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得公使團默許，搜查蘇俄大使館，獲得蘇俄與國民軍、國民黨、中共有關的大批文書，拘捕匿避於蘇俄大使館內的中共國民黨黨員李大釗等六十餘人【註：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釗等男女二十人被處絞刑，十四人判徒刑】。蘇俄指英國為主要教唆者，北京政府為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武漢亦同聲斥責。

武漢為衝破包圍，防禦張作霖進攻，及與西北的馮玉祥取得聯繫，以便接近蘇俄，進而攻奪北京，對南京施以反包圍，決繼續北伐，進兵河南【註：共產國際加派的駐武漢代表魯易（m.n. roy）主張南下，奪回廣州，鮑羅廷主張北上，以聯馮玉祥。史達林批准了鮑羅廷的意見】。南京似窺悉武漢方面的意圖，為對抗防範，並肅清長江北岸之敵，亦分路北進。五月，武漢北伐軍唐生智、張發奎部屢破奉軍。奉軍因受山西閻錫山的威脅，退往黃河以北。六月初，武漢北伐軍與馮玉祥會師鄭州。同時南京北伐軍擊敗張宗昌、孫傳芳，佔領徐州。

第三節　國共全面決裂

一、武漢政府的危機

北伐的勝利實賴革命的武力與民眾運動的結合。武力握於國民黨之手，民眾運動大都由中共領導。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特別強調工人農民的重要，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共在湘、鄂的活動已有六年的歷史，革命軍到達之後，湖南農民運動的發展尤為迅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有農民協會的縣份超過五十，會員一百三十二萬人。十二月，全省農民協會議決減租、減押，禁止高利貸，反對苛捐雜稅。一九二七年一月，會員增至二百萬人。這年一二月間，毛澤東考察五縣農民運動的報告，謂農民已將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的特權徹底打倒，農民協會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順之者存，違之者亡”。富室大家，無不被目為土豪劣紳【註：湖南士紳葉德輝以醜詆農民協會被殺，曾國藩的後人住宅，遭受搗毀】。

工人運動以武漢為激烈，一九二六年底，湖北總工會有會員三十萬人，動輒開會、遊行、罷工，有的是為改善待遇或其他權利，有的是為政治外交問題，不少中外工廠、商店因而閉歇，造成工人大量失業。一九二七年三月，單是漢口即達二十萬人，四月，增至三十萬人。復以長江下游被南京封鎖，貨運阻塞，日用必需品短缺，工廠原料不給，物價高漲。政府又集中現金，凡完納國稅，流通市面，均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鈔票為限，禁止現洋現銀出口。於是紙幣慘跌，物價猛漲，商業幾同停頓，日用必需品無從購買。財源枯竭更是致命傷。湖北每月稅收僅為過去的四分之一，湖南為五分之一，江西為二分之一【註：湖北每月稅收僅一百八十萬元，支出需一千萬元，湖南每月稅收僅七十萬元，支出需二百五十萬元，江西每月稅收僅九十萬元，支出需一百七十萬元】。鮑羅廷不得不採行“戰略退卻”，保護外人財產、商業及小資產階級，力戒中共的幼稚病，以期維護市場，解決工人失業問題。然而未能收效，各方依然惶惶。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在漢口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註：中共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黨員約一千人，此時黨員多達五萬七千九百人。陳獨秀續任總書記兼政治局主席，周恩來、彭述之、瞿秋白、蘇兆征為常務委員，張國燾長組織部，彭述之兼宣傳部，周恩來兼軍事部，瞿秋白兼農民部，蘇兆征兼職工部】，共產國際代表魯易主張立即施行土地革命，使革命“深入”，使湘、鄂、贛基地趨於鞏固；鮑羅廷主張從緩，先完成北伐，使革命“擴大”，將華北收入勢力範圍。鮑羅廷雖有陳獨秀的支持，魯易終獲勝利。大會認為中國現時的革命，仍建築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聯合上，工人為領導者，農民要有軍事、政治力量，全力向封建勢力鬥爭，變國民革命為土地革命，沒收所有公田及地主土地，取消地主士紳的所有權利，建立農民的鄉村自治政府，組織農民自衛軍。湖南農民協會會員約四百五十萬人，湖北二百五十萬人，勢焰之熾，如火如荼。軍官大都擁有田產，家屬同受擾害，遂激起了他們的直接行動。

首先發難的為駐防武漢上游宜昌的師長夏斗寅。夏為鄂籍國民黨將領中之有實力者，北伐克復湖北有功，而無所獲。經南京策動，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乘武漢軍北入河南，率部東下，欲一舉而顛覆武漢政府。十九日，進至武昌附近，武漢大震，動員所有力量，始予擊退。不料另一軒然大波，起於長沙。唐生智除了權位慾外，並無政治立場。北伐之前，他以佛教的護法者自居，所部軍長何鍵則為舊傳統的擁護者。五月十九日，何的父親被長沙工人逮捕，二十一日，何部團長許克祥等解散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封閉湖南總工會、農民協會，捕殺共產黨人。是為“馬日（二十一日）事變”。二十三日，何鍵自河南要求武漢政府拿辦擾亂後方軍人之人。二十四日，唐生智命湖南省政府緩和農工與軍人衝突。鮑羅廷與中共，深感事態嚴重，以為唐生智全軍叛變，主用法律手續解決，保護工廠、商店，禁止工會逮捕脅迫工人以外之人，不許擾及軍人家屬及剝奪軍人財產土地。武漢政府初派鮑羅廷等赴長沙查辦，為許克祥所拒，改命唐生智全權處理，結果許克祥記過了事，等於對軍人低頭。同月二十九日，第三軍長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勒令中共黨員離贛，停止工會、農民協會的活動。

二、武漢分共

蔣中正清黨為史達林對華政策的重大挫敗，但他仍要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合作，變武漢政權為工農革命的獨裁政權，國民黨居其名，共產黨居其實，方不致再發生類似清黨之事。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至三十日，正當共產國際召開第八次執行委員會之時，夏斗寅進軍武漢，“馬日事變”連續而至，於是又有“中國問題決議案”，訓令中共執行，使國民黨左派純粹的成為中共的傀儡。一為堅決的進行土地革命，由農民協會實際奪取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二為國民黨的老領袖正在動搖和妥協，必須從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農工領袖加入國民黨中央，改組國民黨的現存機構，由新領袖補充。三為根除對不可靠的將領的依賴性，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農工，編組新軍。四為以有聲望的國民黨人為首，組成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的軍官。最後是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掌握無產階級革命之權，俟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接近勝利時，即建立蘇維埃。

在軍人反共的情勢下，鮑羅廷認為目前必須遷就國民黨左派，承認民眾運動“過火”，不僅要保護工人農民利益，亦須保護中等階級的工商業利益。魯易主張改造國民黨中央，成為工農獨裁制。中共初時意見不一，終以魯易奉有共產國際的命令，六月四日，決定對國民黨左派表示強硬態度，要求立即討伐少數叛徒，削平湖南的反革命，宣布農工組織及中共得在湖南享完全自由，並發表告農民書，打倒許克祥，打倒大地主及土豪劣紳。六月五日，魯易將共產國際訓令送交汪兆銘，希望會商。汪以為這是消滅國民黨的陰謀，當天由政治會議議決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第二天，汪與唐生智等赴鄭州會晤馮玉祥。

在武漢與南京勢不並存的情況下，雙方皆欲爭取馮玉祥的合作。中共欲使馮為己用，一箭雙鵰，將南京、武漢的政權一併消滅。汪兆銘於六月十日至十一日的鄭州會議中，說馮共攻南京，為馮所拒。馮主張武漢、南京合一，共同北伐。魯易函馮，勸摧毀南京，奪回廣州，肅清兩湖、江西的反共勢力。此事不僅非馮心之所願，亦非其力之所能【註：馮玉祥與南京亦有接觸，馮志在華北，重返北京，雖有蘇俄的軍械援助，而軍費困難萬狀。武漢不遑自顧，南京則允予接濟】。汪為保全武漢的地位，決定回師，自行東征，將新得的河南讓之於馮，用作北方屏障。唐生智懼兩湖地盤為中共所奪，一力贊成。六月十三日，汪等返至武漢，唐生智、張發奎軍相繼南撤。

魯易以馮玉祥態度動搖，主張公開反馮，並發動武漢總罷工，抗議國民政府縱容許克祥。鮑羅廷、陳獨秀一致反對。六月十五日，中共電覆共產國際，謂命令無法執行，沒收土地應暫從緩，工農民主獨裁，短期內不能完成，改組國民黨左派及拋去汪兆銘至為不易，目前仍須與國民黨及軍事領袖維持良好關係，糾正農民過火行動，以平息軍官與左派國民黨的恐慌。鮑羅廷與魯易亦均欲拉住汪兆銘、唐生智，允給以借款，贊成東征。汪、唐知道共產國際要解決國民黨及其一切軍隊，萬難與中共繼續合作。

鄭州會議後九天，馮玉祥東去徐州，與蔣中正會議。蔣主先定武漢，馮不同意，結果是由馮致電武漢，指責中共行為，促鮑羅廷回國。另與蔣聯名聲明，繼續北伐。大致說來，仍為蔣的勝利，馮亦獲得南京每月二百萬元軍餉的實惠【註：與蔣、馮有淵源的黃郛、孔祥熙為促成蔣、馮接近的有力人】。

北伐軍克復南京、上海後，統治山西的閻錫山，與蔣已有聯絡，對武漢雖亦周旋，惟不准中共在山西活動。六月六日，閻接受南京任命的北方革命軍總司令名義，不就武漢給予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並勸張作霖與蔣攜手。六月十八日，張作霖在北京稱大元帥，自云為孫中山的老友，對於不違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一律友視，對於甘心赤化者問罪興討，前者係指南京，後者係指武漢。

六月二十五日，何鍵在武漢對所部官兵發出反共文告。二十六日，唐生智禁止湖南民眾活動。二十七日，中共號召工、農、小資產階級結合為革命聯盟，對新軍閥作戰。二十八日，湖北總工會糾察隊被唐生智解散。共產國際命中共對馮玉祥宣戰，勿再信任軍人，應組織自己的武力。但認為汪兆銘較其他背叛革命者為堅定。就在此時，汪示意國民政府農政部長譚平山、勞工部長蘇兆征辭職，親共的鄧演達首先離開武漢。中共中央連日集會，仍謀與汪、唐聯合東征，魯易則主張南征。七月三日，中共中央決定遣走魯易。七月六日，武漢政治會議通過汪的討伐南京提案，張發奎部向長江下游移動。共產國際不滿中共中央，召回鮑羅廷，命改組中共中央，退出武漢政府，暫不退出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建立戰鬥機關。鮑羅廷指派張國燾、周恩來等五人為中共政治局常務委員，陳獨秀不再任事。七月十三日，中共宣言，詆斥武漢國民黨縱容反革命軍官，決定撤回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仍根據孫中山的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為中國革命而奮鬥。共產國際亦宣告武漢政府已為反革命勢力所控制，它的革命任務終了。

汪兆銘為實行東征，尚無意與中共立即決裂。但是唐生智的部將揚言不分共不能東征，不願為中共東征。汪始稱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訓令為對國民黨的根本危害。七月十五日，武漢國民黨中央通過取締共產黨案，制裁違背國民黨主義政策的言論行動，派代表赴莫斯科討論切實聯合辦法，保護中共黨員個人身體自由。此即武漢所謂“和平分共”，以別於南京的武力清黨，時間相去僅三個月。同一天，汪得知七月十三日中共宣言，十六日再發通令，說是取締共產黨案係根據革命利益，執行紀律。十九日，中共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對國民黨與汪續行攻擊。二十六日，國民黨採嚴厲措置，免去各機關的中共黨員職務。二十七日，鮑羅廷離漢口，取道河南、陝西、甘肅、蒙古，鎩羽返國【註：陳友仁同行，鮑羅廷回俄後極不得意，一度任英文報編輯，一九五三年，潦倒而死】。八月一日，中共在南昌暴動，武漢政府下令討伐，和平分共，終亦成了武力反共。從此國共兩黨全面破裂，水火不容。

三、國民黨內訌不已

武漢將北伐軍自鄭州撤回湖北，準備東征，南京亦將精銳之師由徐州移往長江上游，作抵禦之計。七月二十四日，張宗昌、孫傳芳奪回徐州，蔣中正反攻無功，長江以北要地盡失。武漢恃為東征主將的張發奎，因南昌暴動，實力損折，率部回粵，東征已不可能。汪兆銘主召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四中全會）。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為南京軍事的柱石，李、白主和，何亦無意於戰，皆表贊同。唐生智陳兵鄂、皖之間，仍聲稱討蔣。李、白、何為使武漢與南京順利合一，脅蔣下野，南京政府主席胡漢民斥為“新督軍團”。八月十二日，蔣辭職出京，胡漢民等繼之而去。十九日，武昌政府宣布遷設南京。此一局面致成，一由於徐州不守，李、白對蔣離心；一由於南昌暴動，張發奎揮軍南下，唐生智別有企圖，縱令東征得成，徒授唐以擴張機會。

正當武漢政府東遷之時，孫傳芳軍約五萬餘人，自八月二十五日起，陸續渡過長江，佔領南京、鎮江間的龍潭一帶，直逼南京東北近郊。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全力抵抗，血戰六日夜，孫軍大敗，實為革命軍繼鄂南汀泗橋及南昌之役的又一次劇戰。

西山會議派並無軍隊與地盤，但在黨的方面仍有其力量。清黨後，南京與西山派雖漸趨接近，仍受抵制。武漢分共後，西山派與汪兆銘商定將武漢、南京、上海三中央黨部合而為一。九月十一日，三方代表會於上海，議決共同組織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註※】。蔣與胡漢民對汪不諒，拒不預會，南京、上海代表復反對四中全會，汪拂袖而去。不過中央特別委員會及新國民政府終於組成。

※註：武漢方面的代表為汪兆銘、譚延闓、孫科、于右任、程潛，南京為吳敬恆、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李宗仁、伍朝樞、李烈鈞，上海為張繼、許崇智、謝持、居正、鄒魯。南京代表不承認在武漢舉行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海代表根本不承認在廣州選舉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

唐生智乘蔣中正下野，有聯合孫傳芳共取南京之說。十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命李宗仁、程潛討伐，武漢的東征一變而為南京的西征，亦為國民黨內部的第一次相互殘殺。十一月十四日，西征軍佔領武漢，唐生智逃亡。

中央特別委員會與新國民政府的基礎自始即欠穩固，汪兆銘斥為非法，蔣中正、胡漢民均不參加。汪、蔣經宋子文、孔祥熙的調停，歸於和好【註：十二月一日，蔣在上海與宋子文之妹，留學美國魏斯理大學（wellsley college）的宋美齡結婚。孔祥熙之妻為宋美齡的長姊】。支持特別委員會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的前嫌未釋，擁汪的張發奎回粵後，與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濟深又生齟齬。李宗仁、白崇禧與李濟深均廣西人，有桂系之稱。十一月十七日，張發奎發動政變，佔有廣州，桂系謂係出於汪的陰謀。二十二日，擁蔣派在南京公開反對特別委員會，與軍警衝突，發生慘案。汪謂係西山派與桂系所造成，蔣雖未明指桂系，但於西山派則嚴詞斥責【註：十一月十六日，汪邀李濟深自粵赴上海，與蔣商開四中全會事。次日，張發奎驅逐代李主持廣州軍政的桂系黃紹竑，是為廣州事變。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舉行慶祝西征勝利大會，會中有人演說，打倒中央特別委員會及西山會議派，召開四中全會，請蔣復職。繼之遊行請願，被軍警制止，死三人，傷數十人，是為“一一二二”慘案】。

十二月三日，蔣、汪在上海召開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桂系為廣州事變，要求查辦汪派的中央委員，吳敬恆亦提出檢舉。汪知暫難再出，提議請蔣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請其籌備四中全會。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又有中共暴動，汪更成眾矢之的，離滬出洋。張發奎雖將中共暴動平定，終不容於桂系，所部北入江西，歸蔣節制。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正式復職。二月，四中全會推為中央常務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主席，汪一無所獲，又逐漸走向反蔣之途。西山派亦因遭受排斥，與汪合流，國民黨合而未合，依然是分裂狀態。

四、中共武裝鬥爭

一九二七年六月初，魯易已有意令中共暴動，共產國際的新代表羅明納茲（b. lominadze）、紐曼（h. neumann）與鮑羅廷、陳獨秀反對。及魯易、鮑羅廷回俄，中共準備利用張發奎部在九江、南昌舉事，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譚平山等組織前敵委員會。加倫主張俟張軍回至廣州再採行動，周恩來等堅持照原計劃執行。八月一日，張部師長葉挺、軍長賀龍及朱培德部教導團長朱德約二萬人發難，佔領南昌【註※】，仍張國民黨旗幟，組織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註：革命委員會委員為譚平山、周恩來、李立三、張國燾、惲代英、林祖涵、吳玉章、郭沫若等，國民黨左派宋慶齡（孫中山夫人）、何香凝（廖仲愷夫人）于右任、張發奎、鄧演達、陳友仁等均列名】，日後中共定這天為建軍節。因張發奎、朱培德部的包圍，八月五日，葉、賀軍進向廣東，沿途逃亡病死，行抵贛南，復為國軍阻擊，僅餘八千餘人，改道閩西，進入粵東。九月二十四日，佔領潮州、汕頭，希望自海上獲得接濟，再會海豐、陸豐的農民軍進攻廣州。六天之後，為粵、桂軍所破，全軍潰散，葉、賀及周恩來等逃往香港，朱德率留守後方的一千餘人經贛南、粵北投歸駐韶關的滇軍。

※註：葉挺為廣東人，初任職粵軍。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北伐時任第四軍獨立團長，後升師長。賀龍為湖南人，來自草澤，出沒川、鄂、湘間，曾受湖南、四川軍閥招撫。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朱德（一八八六至一九七六）四川人，畢業於雲南講武堂，隨蔡鍔的護國軍入川，官至旅長。一九二一年，助滇軍師長顧品珍回滇，任雲南憲兵司令、警察廳長。一九二二年，顧品珍敗死，朱走上海，曾晤孫中山、陳獨秀，旋往德國，加入中共。一九二六年返國，在川軍楊森部任職。一九二七年，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委為南昌公安局長、教導團長，所部僅數百人。

羅明納茲及紐曼為替史達林推卻在華失敗之責，消滅托洛斯基攻擊的口實，計劃根本改組中共中央，命中共於八月七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將所有過去錯誤歸之於陳獨秀，加以妥協的右傾機會主義罪名。今後決以群眾力量，徹底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定於秋收時期在湘、鄂、贛、粵領導農民暴動。瞿秋白主持中央局，開始“布爾什維克化”，後被稱為左傾冒險主義，是為“八七會議”。中共說：這次會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鬥”。九月二十七日，史達林對共產國際宣布由中共領導中國蘇維埃，不再與國民黨聯合。

“八七會議”後，跟著是秋收暴動，對於湖南寄望最大。九月八日，毛澤東糾合湖南東北、江西西北地區農民、工人及來自武昌的警衛團，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約二千人，分路進攻，均告失敗。毛被捕逃脫，將殘部在江西永新三灣改編為一團，不足千人，嚴密組織，確立黨的領導權。十月初，進入寧岡井岡山。廣東的暴動以海豐、陸豐為重要。葉挺、賀龍在汕頭戰敗的餘眾加入後，十一月十七日成立第一個蘇維埃政府，由彭湃領導。三個多月後，為粵軍消滅。湖北、江西、江蘇各地的暴動，規模不大，為時亦暫。

最值得重視的為廣州暴動，其重要性不亞於南昌暴動。張發奎在廣州舉事的第二天（十一月十八日），中共張太雷決相機暴動。張發奎部為抵禦李濟深的粵軍、黃紹竑的桂軍，將主力調往西江、東江。十二月十一日，留守廣州的葉劍英教導團及警備團二千餘人，與工農聯合軍數千發動，全城為其所有，設立廣東蘇維埃政府，張太雷任代理主席。十二日，張發奎部反攻，英、法、日軍艦向市區發炮，反共的機器工人助戰，張太雷戰死。十三日，張發奎軍奪回廣州。計三天之內，人民死者千餘，中共黨人及被脅迫參加而遇害者近五千人，工農紅軍殘部二千餘人東走海豐。史達林稱這次暴動為英勇退兵時的一戰。

廣州暴動實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及愛斯拉（gerhart eisler）在蘇俄領事館策動，俄國共產黨供給美金二百餘萬元。張發奎軍奪回廣州之日，紐曼等逃逸，蘇俄副領事郝史（ai hassis）及五名職員被殺。十二月十四日，國民政府對蘇俄絕交，撤銷各地蘇俄領事館的承認，關閉蘇俄國營事業機構，遣去蘇俄僑民。蘇俄聲稱從不曾承認國民政府。蘇俄領事館係對北京政府發生關係，國民政府無權撤銷承認。但是上海、漢口、長沙的蘇俄領事終不得不下旗回國，四年來國民黨的聯俄政策，已隨清黨、分共而結束，一般關係至是亦完全終止。北京的蘇俄代辦在張作霖搜查大使館後已經離去，實際上北京與蘇俄亦等於無外交關係。

第四節　繼續北伐

一、華北之戰

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後，革命軍的主要敵人為張作霖。張以形勢孤單，聲稱倘蔣中正能驅逐俄人，願與言好。五月，奉軍及張宗昌部分在河南及江北敗後，側面復受山西閻錫山的威脅。張作霖與蔣、閻進行妥協，如果不成，即退回東北，孫傳芳謂革命軍內訌方急，前途仍有可為。張遂自稱大元帥，孫傳芳、張宗昌大舉南侵。張作霖準備進攻河南的馮玉祥，迫閻錫山撤退石家莊駐軍。閻恐馮若戰敗，己身亦將不保，決先發制人。九月杪，閻軍分由京綏、京漢鐵路出動，旋為奉軍所敗，退回山西【註：十月二日，閻部師長傅作義襲佔北京西南的涿州，堅守兩個月餘】。

張作霖與閻錫山相戰之時，張宗昌軍沿隴海鐵路西進，深入豫東，十一月初，為馮玉祥所敗。沿京漢鐵路南下的奉軍於擊退閻錫山後，進佔豫北彰德。十一月下旬，馮玉祥再敗張宗昌。十二月中旬，南京北伐軍重克徐州。馮玉祥亦於二十天後奪回彰德。

蔣中正復職後，積極部署，繼續北伐，改編長江下游各軍為第一集團軍，自兼總司令，馮玉祥、閻錫山部分編為第二、第三集團軍，兩湖駐軍編為第四集團軍，李宗仁為總司令。第一與第二集團軍的一部合攻山東，第二、第三集團軍合攻直隸。張作霖以奉軍對山西、河南，張宗昌、孫傳芳防守山東。一九二八年四月，第三集團軍失利，第二集團軍獲勝。五月一日，第一集團軍佔領山東省城濟南。

二、日本的阻撓與北伐結束

北伐初期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以英國為第一對象，日本初持靜觀態度，蔣中正亦曲意聯好。一九二七年四月，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大將組閣，自兼外務大臣，聲言不反對中國以合理方法，達成願望，惟不許共產黨活動。五月，北伐軍指向山東，蔣再派員赴東京謀求諒解【註：北伐前夕，蔣中正欲羅致蔣方震未成。江浙底定後，蔣方震來歸，一九二七年五月，奉蔣中正之命赴東京晤田中，黃郛亦遣袁良前往】，田中希望北伐軍止於徐州，不久循津浦鐵路北進的北伐軍越過蚌埠，田中以保護日僑為名，出兵山東。北伐軍克復徐州後，暫停前進，避免日軍干涉為原因之一。六、七月田中召開東方會議商對華政策，決定日本權益，倘有受害之處，即採斷然處置。動亂如波及滿、蒙，不問來自何方，均將加以防護，以保既得權益及解決滿蒙懸案。東三省有力者如認真講求安定該地區辦法，日本當予協助。八月，蔣中正下野，山東日軍撤退。十月蔣親訪日本，張群同行。十一月五日，說田中以改善對華政策，與中國合作。田中反勸蔣但以統一長江流域為宗旨，不必急於繼續北伐，彼此格格不入。

一九二八年初，蔣中正復起，以年來預聞對日外交大計的黃郛任外交部長，命暗示田中，如張作霖返回東北，革命軍將不追擊，並派諳習日情的殷汝耕為駐東京代表。四月，北伐再度展開，蔣佈告保護戰地外國僑民，特別知照上海日本領事，田中悍然不顧，同月二十日，第二次出兵山東，逕入濟南。五月一日，北伐軍佔領濟南。次日蔣與黃郛到達，就近應付對日問題，日本師團長福田彥助亦至。五月三日，日軍實行啟釁，射擊中國軍民，慘殺交涉員蔡公時，凌辱黃郛，是為“濟南事變”。五日，蔣離濟南，一再遣人磋商，福田要求懲辦高級將領，解除與日軍對抗部隊武裝，濟南及膠濟鐵路二十里內不准駐兵。蔣雖大致允許，日軍仍進攻不已，繼續增兵山東，軍艦紛駛長江及中國東南海口。十日，濟南不守，中國軍民死者約三千人。時張群已到東京，田中告以不左袒張作霖，不妨害北伐進行。蔣留兵扼守濟南以南地區，命主力繞道渡過黃河【註：蔣退至泰安、兗州後，除致書福田，請停止軍事行動外，先後命王正廷、熊式輝、羅家倫、何成浚往商。福田堅持道歉，懲辦三個軍團的總指揮，所部解散。六月初，蔣返南京，神情至為痛苦】。

日本最重視的為滿、蒙問題與張作霖的最後態度。東方會議後，奉天日本總領事吉田茂要求東北當局解決中日懸案。傳說七月二十五日，田中曾有“大陸政策奏摺”，說是“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八月，北京日本公使芳澤謙吉迫張作霖允日本增修東北鐵路，張命楊宇霆與之談判。十月，南滿鐵路會社總裁山本條太郎面晤張作霖，提出敦化至圖們江（即吉林省城至朝鮮會寧線的東段）、長春至大齎，永吉至五常、延吉至海林、洮南至索倫五路。十一月十二日，協議成立。田中為使其正式化，命芳澤與北京政府談判，並勸張退回關外，意在使東北與中國分離。濟南事變發生，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張通電停戰，日方進迫益急。五月十三及十五日，除永吉至五常線外，其他四路合同均行簽訂。十七日，芳澤說張早日東歸，如戰敗始退，革命軍繼續前進，日軍即於山海關附近將雙方軍隊一併繳械。十八日，日本分向北京、南京致送覺書，聲言戰事一旦及於滿洲，日本即採適宜而有效措置。美國宣稱滿洲主權屬於中國，日本如有行動，須先通知美國。田中以張作霖已大致接受了他的條件，復顧慮美國的態度，決保留張的地位，五月三十一日，取消原定截擊奉軍計劃。但是關東軍已集結瀋陽，決置張於死地，使滿洲陷於混亂，一舉奪佔。六月三日，張乘火車離北京東去。次日，行抵瀋陽附近的京奉、南滿鐵路的交叉點皇姑屯橋下，炸彈突發，張與來迎的黑龍江督辦吳俊升死之。奉天省長劉尚清秘而不宣，關東軍不悉實情，未即時行動。兩週後，張學良秘密回至瀋陽，二十一日，為乃父發喪，七月四日，就任東北三省保安部總司令，局勢轉穩，關東軍計未得逞。

北伐軍渡河後，北趨天津，閻錫山、馮玉祥部進向北京。五月二十九日，蔣命各軍停止待命，俾與公使團商議和平接收北京、天津辦法。三十日，奉軍總退卻。六月八日，閻錫山軍入北京，又四日入天津，北京政府消滅。國民政府改直隸省為河北省，北京易名北平，不再是中國的首都。

年方二十八歲的張學良在奉系將領中屬於主和的新派，與日本又有殺父之仇，欲與革命軍議和，日本總領事林久治出而阻止。張學良仍一再聲明，不妨礙國家統一，派代表見蔣，商談易幟。林久治繼續干涉，說是如南京以武力壓迫，日本可盡力相助。八月，日本特使林權助至瀋陽，大事威嚇，不許與南京妥協，否則將生重大事變，即干涉內政，亦所不辭，張學良允延期三個月。

奉軍出關後，孫傳芳部將輸誠革命軍，張宗昌軍仍盤踞天津、山海關之間，九月，為革命軍及奉軍聯合解決，張學良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又進一步。同時英、美聲明，滿洲為中國領土，美國並否認日本在滿洲的特別權利。蔣中正再命張群訪田中，允維持東北現狀。十一月，張學良以賀天皇加冕為名，派莫德惠赴日，續商易幟，田中不再反對。十二月二十九日，東北正式懸掛青天白日旗，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發表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政府主席【註：熱河已於九月與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西康改省】，改奉天省為遼寧省，全國統一。

西南、西北各省之歸附國民政府在東北之先。一九二五年，四川內戰又起，軍閥依舊各據一方，川東屬楊森，重慶屬劉湘，成都及川西，川北屬鄧錫侯、劉文輝。北伐軍進入湘，鄂，川軍各將領雖均受蔣的委任，惟迄不相下，而以劉湘、劉文輝的勢力為大。雲南唐繼堯於一九二七年為部將龍雲、胡若愚推倒，繼而龍又敗胡，國民政府即以龍為省政府主席。部分黔軍參加北伐頗早，貴州為周西成所有，一九二七年，名義上亦奉南京號令。據有新疆的楊增新對中央政府採“認廟不認神”主義，北伐軍克復北京後，楊宣布服從南京，不數日為部下所戕，政權為金樹仁所得【註：楊增新統治新疆十七年，嘗於酒宴席上誅除異己。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新疆俄文法政專門學校校長樊耀南以同一方式殺楊，當日樊又為民政廳長金樹仁所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