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年春，我在日本作亡命客。事隔半个世纪。当时在日本的见闻，大部分记不起来了。而且，为了维持自己在日本的生活以及仍在上海的家的开销，不能不埋首写作，投向国内的报刊，取得稿费。因此，就没有时间游览，借此了解日本的风土人情。

但是，有一二件事，在我的尘封的记忆里至今没有褪色。姑且写出来以为纪念。

我初到日本时，住在东京的一个旅馆。但在神户登陆乘火车到东京时，就有一个穿洋服的日本人（那时一般日本人都穿和服）用英语和我攀谈，天南地北，不着边际，但有一句话却使我惊异，他说：“我久仰你的大名。"我到日本用的假名是方保宗，而此人却说"久仰大名"，真把我弄糊涂了。我当时不置可否，就顾左右而言它。到东京住了旅馆，刚把行李安置好，这个日本人又来拜访了，说了些客套话后，忽然说：“你的真名是沈雁冰，笔名是茅盾，是个有名的革命党和作家，我个人是十分钦佩你的。"这时，我才明白在火车里第一次他来和我攀谈时说的"久仰大名"这句话的意义了。当时我猜想他也许是日本的共产党员，但也不与深谈，只谦虚几句又把话头转到一般的客套。这个日本人刚走，一个身穿和服的中国人（我那时穿的是洋服），叩门而进，一看，是熟人，陈启修，"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武汉《中央日报》的主笔，那时我是《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因是"同行"，常常来往。他本来是留学日本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开门见山说：“我也住在这旅馆，你如果有事要和旅馆老板或下女打交道，我来当翻译。"他又悄悄地说：“刚才来拜访你的那个日本人是特高，专门调查流亡在日本的中国人的行动。你出去买东西、访朋友，都有人钉梢。"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个日本人对我如此之"殷勤"之所以然。陈启修又说：“我改名陈豹隐，特高也知道我的底细，也常来，不过，我到日本也是避难，不搞政治活动，随他们怎样调查罢。"我问他：“你为什么也要避难。"我的意思是蒋介石并没通缉他，何"难"须避？他笑了笑道：“在汉口时，我不是跟你说过，你们骂我是顾孟余的走狗，然而顾孟余并没以走狗看待我。"这是指夏斗寅叛变时，陈见顾询问局势如何，那时顾已买好到上海的轮船票，预备逃走，却对陈说，夏斗寅不堪一击，武汉安如泰山。陈慨然说：“从那时期，我知道顾孟余早就不信任我，我也开始不信任顾孟余了。现在很难说，他们也许还把我当作共产党员，所以我还是要避难，安全一些。”在和陈的谈话中，知道他来日本已半年多，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其中一篇名曰《酱色的心》，即以为小说集的总称。他送我一本，说请"指教"。我说：“真想不到你这位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法科教授，竟然也写小说。"他苦笑道：“聊以消闲。《酱色的心》，指武汉时代你我都认识的某些人，也指我自己。红黑混合谓之酱色。某些人之所以为酱色是当时完全红透的人对他们的看法，我之所以为酱色，是现在全黑的人们对我的看法。好罢，我就坦然受之，作为小说的题目。"

那时东京的银座有夜市。这是道旁的地摊。就在人行道上铺一方油布或者粗布，最简陋者竟是几张报纸，摆开了各式各样的货品，地摊的主人就坐在这些货其中间，高声叫卖。货品有家用什物，儿童玩具，乃至旧书，日文的，英、法、德文的，还有中文的。这些摊位有大有小，据说要上税，按其摊位之大小，税亦多寡不一。运气好的做成几注生意；运气坏的，没有成交，那就不但白赔了数小时的声嘶力竭的叫卖，也白赔了税。我每次去逛夜市，看到冒着冷冽的夜风，坚持到午夜，以博蝇头微利的人，就想到这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就在这豪华的银座，一边有高贵的咖啡室、舞厅，一边却有这些可怜的摊贩，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表现么？

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怪现象还不止于此。我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导：风化警察强xx了一个咖啡店的女侍者。什么叫“风化警察"呢？原来是专门维持风化的特种警察，专门在公园，在什么神社的院子里，查考有没有一对儿在作"有伤风化"的事。这恐怕是日本特有的"制度"罢？输入而且模仿西方文明的日本毕竟还有"东方"的特色。因为，在日本那时，"恋爱"是自由的，但"野合"是犯法的。风化警察看到有"野合"的一对，就要带这一对到警署，查问地址、职业，是否各有所属，或者已订婚而尚未嫁娶，或者是先行交易然后再论嫁娶。总之，麻烦得很，警官认为必要时，可以判拘押几天或罚款若干。这里所讲风化警察强xx了咖啡馆女侍者的事，出在大都市的大阪。有一位"风化"警察特别忠于职守，经常整夜到处巡逻，维持"风化"。有一次，他在午夜三点钟街头既已人静，公园、神社内连人影也没有的时候，闯进一家已经打烊的咖啡店查看有没有人在干那有伤"风化"的事。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在咖啡店楼上发现了并头睡觉的一对儿。女的是该店的侍者，男的不知何许人。这被发现的一对儿申述了许多理由，又苦苦哀求，但"风化"警察是只认识"风化"，不知有"人情"的。他不问如何，命令这一对儿离开那咖啡店，说要带到"本署"去。可是到了半路上，这位"风化"警察改变了主意，说男的可以不去，只要女的。这样拆开了后，他自己就来扮演那已走的"男的"，当他的大嘴巴贴到女的脸上时，就挨了清脆的一掌，女的也转身跑了，"风化"警察却不肯罢休，追到一个小学的操场前，追上了，他发疯似的把女的拖进操场，就在那里强xx了她。这位"风化"警察努力要使女的"保守秘密"，但是无效，第二天，这个咖啡店女侍者告到警察署，自然也被报馆里知道了，于是"舆论"大哗。没有把强xx犯拘押起来的警署长官为了平息"舆论"，对各报记者说：“m是这里的模范警察。这回的失态，也许是一时的错误，然而为纪律计，我们觉得还是罚他的好，却不必张扬其事。我们已将他解职。"

这件事，引起了我这样的感想：把一个人的职业派定为专门查问男女间的"秽亵"，事实上是引诱这个人去做"有伤风化"的事，但却美化此职业的名称曰"维持风化"，这真是对于人的本能的嘲弄，怎能怨得他不"失态"。这也是只有文明社会的统治者们才会想出来的"法律"。

大约是一九二九年春，我移居京都，火车中照例碰见那个特高，到京都住定后，也经常有特高登门拜访，不过另是一个人了。我移居京都，因为老友杨氏夫妇1及高氏兄弟等其他一些朋友都早已住在京都，熟人多，热闹些；而且也因为京都生活费用便宜。杨氏夫妇和其他朋友不住旅馆而住日本人出租的房子，这要比住旅馆便宜。是在郊外，面临小池，一排三四间，高氏兄弟住了两间，我就和他们做邻居。房东住在就近一间稍大的屋子。此地不临马路，门前池旁的小道，只有我们几个中国人出来散步。不久，一个日本人和他的年青美貌的妻子，来住了这排房子的第四间，也和我们做了邻居。男的约有四十岁，瘦瘠苍老，狭长脸，和尚头。这里环境幽静，远处有一带山峰，入夜，这山峰的最高的一座山的顶巅有像钻石装成的宝冕似的灯火。我遥望这些灯火，每每引起缥缈的想象。

1杨氏夫妇杨氏，指杨贤江，浙江余姚人。近代教育思想家。高氏兄弟，指高尔松、高尔柏。

这新来的一对邻居，每天一早，丈夫就出去工作了，到天黑后好久才回来。那位美貌年青的妻子每天一早扫自己门前的路，也连带扫我们门前的路。因为我们不善日语，只有含笑对她点头，表示谢意。白天，这位芳邻坐在自家门前的木板上，悄悄地，望着远处沉思。我们私下议论，以为她的心境是寂寞的。而且日子稍久，更证明她的心境是寂寞的。因为，每逢卖豆腐的小贩推着小车来到时，她买了豆腐后便絮絮地和他闲谈。有时长达半小时。她也乘我们在小道上散步时做手势表示她的对我们友好的情绪，可惜语言不通，彼此只能做手势。我现在想起来，这位幽娴、善良的日本少妇的面目还宛在目前。

在京都时，因为有了杨氏夫妇（杨能日语，但不甚流利）和高氏兄弟，也出去游览。我们到岚山观赏樱花，也到近郊去看红叶。春季观赏樱花，秋季看红叶，是日本人民娱乐的节日。

但是打破了我那时的幽居清静生活的，是报纸上登载的全家自杀的新闻。自杀的事，几乎每天报上都有。最多是“情杀"：恋爱的年青的一对儿为了家庭的顽固，双双把衣袂边接在一处，投水而死。这是对于顽固家庭的反抗。

但这次报上大登特登的全家自杀，却叫人听了十分难过，惋惜、同情、悲哀，种种情绪，绞在一处，使人心情久久难于平静。

事情发生在东京。某甲患着肺结核病，已到晚期，他的二十八岁的妻子又是个十分歇斯底里的女人。他们有七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因为觉得肺结核病没有治好的希望了，丈夫和妻便商量自杀，妻也同意。三月十七日这天，丈夫绞杀了妻和儿女，可是他自己却出门去浪游。经过了整整的四十天，他忽然从某处打电话给他的在外交部工作的哥哥，说是已经杀了妻子和儿女。那个哥哥大概不相信真有其事（因为他的弟弟并不缺钱，况且本来有职业），置之不理。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哥哥到他弟弟家里，才发现了四具腐烂的死尸。在女孩子的尸身旁，排列着许多"人形"，很正式地按照女孩们玩的"人形"祭的规矩。这是自杀的父亲对于他的女儿的最后一点慈爱之意。据说在五月二十日那天，这位肺病的父亲还在他的银行存款里支取了一千五百元，因而推想他的终于自杀至早在五月二十日以后。

这位自杀的人也许认为，一个人既然不能很好地工作，不能有意义地生活，还不如死去。他可能由于这种思想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但，自杀究竟是消极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使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连两个孩子也都绞死了呢？可能因为他俩觉得自己死后，两个孩子也活不下去，倒不如一起死了干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孩子的命运确实会是悲惨的。

有一件小事，使我印象极深。那是出门遇雨，到任何一家小杂货店求借一把雨伞时，总是承蒙店主人慨然允诺。大都是用很蹩脚的日语说明要借一把雨伞，明天奉还不误。这件小事，说明日本人民对中国人的友好和信任，而且态度谦恭，跟我当时在上海所见到的日本浪人，完全不同。

这些五十多年的往事，使我今天回忆时，感到犹如昨日，感到我在日本作亡命客的一年多时间，曾无身居异国之感，深感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这意义是重大的。

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到了个新阶段了，祝愿我们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附注〕因为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我的记忆可能有错误。希望对于五十年前的日本风土人情很了解的日本朋友和中国朋友不吝赐教。

1979年5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