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了"儿童年"，弄文学的朋友不免要想起儿童文学；想起了儿童文学，第一个扑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当然是怎样使儿童容易懂得。其实这个问题不但儿童文学的作者应该注意，一般文学的作者都应该注意；又不但文学的作者应该注意，是凡要把文章做出来给别人读的人们都应该注意。无论我们写的是什么，我们都得先问一问：能不能再写得好懂些？

从事实的证据看来，要文章写得好懂，和要文章写得难懂是同样不容易的。在思想简单的人们，恐怕写出文章来别人要嫌浅薄，硬梆梆从字句上去用功夫，想要别人看起来好象难懂，结果却不是难懂，是不通。近来有所谓神秘派的诗，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同时，也有很多人在那里高叫"大众化"或"通俗化"，也有很多刊物在那里标榜"大众读物"，或至少"中间读物"，结果却也完全不是那回事。这倒并非因为那些人和刊物没有诚意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力不从心，要这么做做不到。

比如文艺青年要求指导家们指示他一些创作的方法，指导家们就给了他一大套"上层建筑"或是"经济机构"。文艺青年将这套名词背熟了，明知对于自己的创作没有多大帮助，但觉做起批评来是大有用处的，于是他就先做起批评家来了。实际上是做批评的和受批评的同样的不很了然；在前者觉得把这套名词搬弄一番，也就起琳琅可诵，在后者受了几次这样的搬弄之后，渐渐弄出一条轨道来，从此按部就班，再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于是乎他就一辈子不得超生。

适应着这种倾向而产生的就有在有些杂志上占着一栏的“新名词释义"，乃至新名词的专门辞典。这种辞典大都以这套新名词收得越多越新鲜为越可自豪，比如一九三五年一月间铸造的新名词，二月间出版的字典已经收进去，那当然就成了那部辞典可以大书特书的一个特色了。但我们的意思，以为一部辞典的价值完全在于它的各个词的解释的易懂性。这当中有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凡解释中所用的词，都必须是不必再查字典也可以懂得的，否则无论那部辞典所收的条数怎么多，都不能算是好辞典。譬如我们买到一本文学辞典，翻到了"文学"这个词，一看定义是：“在社会的下层基础——经济——上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的一种。"这在读过了三年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人们看来，原不会觉得怎样困难，但在普通的读者，却就觉得他那本辞典是白买了。但会觉得白买，还算是运气的，坏就坏在那人象从前士子读《四书》朱注一般，将白文和注解囫囵地吞在肚里，便自以为已经懂得！

我们觉得现在所急需的辞典并不是这一种，却是象《牛津英文辞典》那样concise的一部用极浅近的释义来解释已流行的普通用词的词典。因为现在在不算文盲的群众中，连“发明"和"发见"一类普通用语都还辨别不清的人们还是占着大多数，你用"建筑”“机构"一类的字眼去和他们解说，他们是包管不敢明说自己不懂的。

但这里不是讨论辞典的问题。我们觉得这能不能再写得好懂些的问题，是现在凡从事写作的人们都得时时向自己问着的，而在理论家和批评家尤其重要。

原因是，无论属于什么学问部门的理论都自然要产生一套专门术语出来，所以从艺术学社会学和哲学等等借用术语的文学理论也自然不在例外。但求普遍易懂起见，将这套术语尽量避免或冲淡，却决不是不可能的事。

至于创作，本来就没有用术语的必要，那末易懂与否就不完全在这上面了。据笔者自己的经验，这是和作品的内容有密切关系的。你拿起笔来觉得有许多话可说，有许多话要说，你当然巴不得别人容易懂得。要不然，你觉得本来没有多话可说，那你就觉得象抽丝一般在那里抽，因而总难免要有点支吾，也就难免要叫人难懂。

但风格的关系也很重要。从前的风格论家有一句名言，说“风格就是人"。天生口吃的你不能勉强他说得流利；天生说话噜苏的你不能叫他说得斩截。因而所谓"沈博奥衍"的龚自珍断然做不到白居易那样的"妇孺能解"。不过这也未尝不可用习惯来矫正。第一要作者先祛除了自私心，把炫博炫奇一类的动机完全去掉，要时时刻刻为读者着想，时时刻刻抱着一种服务的精神。其次要有勇气，因为多数人做的文章难懂，是因怕别人嫌他浅薄，其实浅薄不浅薄是内容的关系，和文字的难易全不相干。你只要相信得过自己的意思值得发表出来，就尽量向浅近方面做去好了。最后，就是修辞方面的注意。寻常都把修辞学当作一种研究怎样文饰词句的学问看，甚至曾听人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玩的一种把戏"，其实是错误的。修辞学明明叫我们多用活字，少用死字；活字就是日常生活所用的字。爱默生说：“生活就是我们的字典。"关于语法和句法，修辞学也明明叫我们竭力保持日常语言的自然。所以真正的修辞学决不会教我们做难懂的文字，却教我们做易懂的文字。而凡自知文字有难懂之病的，倒都非晓得一点修辞学不可。

照目前的情形看起来，要文字做得好懂，似乎是大家都存心了的，但是好懂的文字仍旧还不很多，可见得说虽容易，要办到却不容易，那末现在把这点意思着重的提一提，也许不算多余吧。

我们希望以后每个作家都把求文字好懂认作他的目标之一，也希望每个批评家都把这点作为他的评价标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