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九月，我开始做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了。五年来，除了生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算是例外。那时并没生病，却也不做小说；那时，我写了些学术的（说来自己觉得惭愧）小本子，例如《中国神话研究》之类；那时候，有几位朋友劝我专心做小说，不要弄那些“杂著”，他们对我的期望，我很感激，可是天性喜欢东拉西扯的我并不能严守朋友们的规劝，后来我又写过一些神话方面的杂著，甚至于大胆地论述西洋文学的源流变迁等等。
现在来算这五年工夫的总帐，回头看看，我不免“汗流浃背”了。虽则朋友们对于我的期望是写小说，而我在五年来亦已胡乱写成了一百万字的小说，可是这些作品当真有点意思么？
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这是我五年来一贯的态度。至于我的观察究竟深刻到怎样，我的技术究竟有没有独创的地方，那我自己是一点也不敢自信！虽则我常常以“深刻”和“独创”自家勉励，我一面在做，一面在学，可是我很知道进步不多，我离开那真正的深刻和独创还是很远呀！现在已经不是把小说当作消遣品的时代了。因而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而社会对于我们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会现象的正确而有为的反映！每每想到这一些，我异常兴奋，我又万分惶悚；我庆幸我能在这大时代当一名文艺的小卒，我又自感到我漫无社会科学的修养就居然执笔写小说，我真是太胆大了！
然而我还是继续在写。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老，我的脑神经还没有硬化，我还能够学习。每逢翻读自家的旧作，自己看出了毛病来的时候，我一方面万分惭愧，而同时另一方面却长出勇气来，因为居今日而知昨日之非，便是我的自我批评的工夫有了进展；我于是仔细地咀嚼我这失败的经验，我生气虎虎地再来动手做一篇新的。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现在总算写了一百万字了，其中有七十万字是长篇小说。
我的创作才能毕竟如何，人家大概早已看了出来；但在我自己，却觉得我的创作活动还只不过开了一个头。人家问我：哪几篇是我自家得意的作品？我不能回答。虽则无论长篇短篇，我从构思到成篇，从来不敢草率，但是过后再看，没有一篇是自家得意的。所以我不能回答。但假使把我现在已经发表的作品全部当作我努力上进的“里程碑”来看时，那我倒有几句话可说。
我的第一次作品是长篇小说《幻灭》，接着又写了《动摇》和《追求》，也是长篇。第四次的作品《创造》方是短篇。
这算是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尝试。那时候，我觉得所有自己熟悉的题材都是恰配做长篇，无从剪短似的。虽然知道短篇小说的作法和长岂不同，短篇小说应该是横截面的写法，因而同一的题材可以写成长篇，也可以写成短篇；但是那时候的我笨手笨脚，总嫌几千字的短篇里容纳不下复杂的题材。第一个短篇小说《创造》脱稿时，我觉得比做长篇还要吃力，我不会写短篇小说！
以后我又写了《自杀》等四五个短篇。在题材上和技术上，都和那《创造》同属一类，实在可说是浪费笔墨。一九二九年冬天病后，神经衰弱，常常失眠，已经写了三分之一的长篇小说《虹》也无力续完，（这是想把“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的时期作为背景的，但刚刚写到“五卅”运动爆发就因为生病而停顿了）于是我又再试试短篇。这结果就是那篇《陀螺》了。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见怎样，在我自己呢，却觉得《陀螺》和从前写的短篇有点不同，至少，从前那种“无从剪短似的”拘束局促，是摆脱了一些了。
但在题材方面，这《陀螺》还是和《创造》等篇没有什么两样。那时我离开剧烈斗争的中国社会很远，我过的是隐居似的生活。我没有新题材。并且最奇怪的是我那时候总没想到应用自家亲身经历过的“旧题材”。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几年里震动全世界、全中国的几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这些“历史的事件”都还没有鲜明力强的文艺上的表现；我在《幻灭》，《动摇》，以及那未完的《虹》里面，只作了部分的表现，我应该苦心地再处理那些题材。然而写著《陀螺》那时候的我却从没这样打算过。似乎因为自家不满意那几部旧作，就连带地撇开了那些旧题材。另外我还有一种不成理的意见：我以为那些“历史事件”须得装在十万字以上的长篇里这才能够抒写个淋漓透彻。而我那时的精神不许我写长篇。
最后一个原因是我那时候对于那些“旧题材”的从新估定价值还没有把握。自家觉得写了出来时大概仍是“老调”，还不如不写。
但是想改换题材和描写方法的意志却很坚强。同时我又走回血肉斗争的大都市上海来了，这是一九三○年春天。而病又跟着来了。这次是更厉害的神经衰弱和胃病。小说再不能做，我的日常课程就变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看人家……然而这样“无事忙”的我，偶尔清早期来无可消遣，（这时候，人家都在第一个梦境里，我当然不能去看他们）便也动动笔，二百字，三百字，至多五百字。《豹子头林冲》和《大泽乡》等三篇就在那样的养病时期中写成了。这算是我第一回写得“短”。以前的短篇至少也有一万字光景。在题材方面，我算是改换了，我逃避现实。自然我不缺乏新题材，可是我从来不把一眼看见的题材“带热地”使用，我要多看些，多咀嚼一会儿，要等到消化了，这才拿出来应用。这是我的牢不可破的执拗。我想我这脾气也许并不算坏！
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我的身体方才好些。再开始做小说，又是长篇。那一年就写了《三人行》，《路》，以及《子夜》的一半。本年元旦，病又来了，以后是上海发生战事，我自己奔丧，长篇《子夜》搁弃了，偶有时间就再做些短篇，《林家铺子》和《小巫》便是那时的作品。题材是又一次改换，我第一回描写到乡村小镇的人生。技术方面，也有不少变动；拿《创造》和《林家铺子》一对看，便很显然。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见怎样，在我自己，则颇以为我这几年来没有被自己最初铸定的形式所套住。我在第二短篇集《宿莽》的《弁言》里有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难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旁的作家怎样，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尝过此中味道的。
所以当作我的短短五年的文学生涯的“里程碑”来看时，我就觉得《创造》，《陀螺》，《大泽乡》，《林家铺子》，《小巫》等篇对于我颇显得亲切了。《叩门》等三篇随笔因为也多少可以表示我的面目，想起来时也有亲切之感。而我也就以这几篇作为一个选集，应了朋友介绍的书坊的要求。
193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