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也许是我不能忘记的一年。因为从这年的元旦起，我的生活泼了小小的波澜。那一天，我是开往广州去的醒狮轮船的搭客，同伴有五个。
离开学校后，我在某书馆充当编辑。我这职业，使我和文学发生了关系。但是一九二六年元旦我上了醒狮轮船以后，我和文学的“职业的关系”就此割断；在轮船上，我写了一篇《南行日记》，到汕头时寄给上海的朋友，我还预备再写，还预计一个月后回到上海可以多写，不料既到广州，我就住下了，不但《南行日记》无从继续，简直的和文学暂时绝缘。
那时的广州是一大洪炉，一大旋涡。——一大矛盾！
到三月二十日，这洪炉，这旋涡，来了一个“爆发”。
四月中，我回到了上海；没有职业，可是很忙。那时我的身体比现在好多了，往往奔波竟日以后，还不觉得疲倦，还想做一点自己兴味所在的事。于是我就研究中国神话。这和我白天之所忙，‘好象有“天渊之隔”，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调换心力的一法。
同时我又打算忙里偷闲来试写小说了。这是因为有几个女性的思想意识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或女性知识分子偏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句书。并且她们对于革命又抱着异常浓烈的幻想。是这幻想使她扑进了革命，虽则不过在边缘上张望。也有在生活的另一方面碰了钉子，于是愤愤然要革命了，她对于革命就在幻想之外再加了一点怀疑的心情。和她们并肩站着的，又有完全不同的典型。她们给我一个强烈的对照，我那试写小说的企图也就一天一天加强。晚上依然弄古董的神话，可是只想快些结束；白天呢，不论在路上走，在电车里，或是在等候人来的时候，我的思想常常为了意念中那小说的结构而烦忙。
记得八月里的一天晚上，我开过了会，打算回家；那时外面大雨，没有行人，没有车子，雨点打在雨伞上腾腾地响，和我同路的，就是我注意中的女性之一。刚才开会的时候，她说话太多了，此时她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红光。我们一路走，我忽然感到“文思汹涌”，要是可能，我想我那时在大雨下也会捉笔写起来罢？
这晚回家后我就计划了那小说的第一次大纲。
就那样既和文学断绝了“职业”的关系以后，我又“非职业”的再度和文学发生了来往。
那时计划下了的小说大纲，就是后来那《幻灭》的前半部材料。从计划大纲到动手写，隔开了整整一年。这一年中间，我在革命的洪流里滚。那“大纲”写了后就没有工夫再修改，一九二七年正月我到武汉后就连这“大纲”也忘记得干干净净，就连我曾经有那样的“创作冲动”也忘记得干干净净。
这时的武汉又是一大旋涡，一大矛盾！
而我在上海所见的那样思想意识的女性也在武汉发现了。并且因为是在紧张的大旋涡中，她们的性格便更加显露。
那时我的工作使我每天一定要接触许多人，而且一定要有许多时间化在路上，——轮渡或洋车，而且有时也要等候人，那时候，我偶然也有“写点小说罢”那样的念头闪过，但是只不过一闪而已。从没继续到十多分钟。因为不但忙，我的身体也不象半年前那么健康。非到午夜二时不能睡觉，第二天十点多起身后又得会客，又要跑机关，又要开会，什么不急之务的“写小说”自然断了念头。
终于那“大矛盾”又“暴发”了！我眼见许多人出乖露丑，我眼见许多“时代女性”发狂颓废，悲观消沉。我离开武汉，到牯岭去养病。
襄阳丸的三等舱里有一个铺位上象帐幔似的挂着两条淡青色的女裙。这用意也许是遮隔人们的视线，然而却引起了人们的注视。我才是在这“人海”的三等舱里又发见了在上海也在武汉见过的两位女性。她们也是要到九江。从她们嘴里，我知道了这下水船上有我的许多熟人。于是那一年前写下而且搁在上海寓所里的所谓小说大纲突又浮上了我的意识。这次因为是闲身子了，就让这“大纲”在我意识上闪动，闪动。
九江住了半天，就上牯岭。找定了旅舍后第一件事就是再弹“老调”，好象题目就是《牯岭通信》。
虽然是养病，幸而我的病不过是神经衰弱和失眠，我总得弄点事来度日子。尤其是到了山上不满四天，从汉口一同来的两个朋友都就走了，我独个儿便想游山也提不起兴致。
那么正可以试试写小说了，可不是么？然而据说写了字的纸平常常会闯祸，特别在那时候客中。我简单的行李中却还带着一本书：英译的西班牙小说家柴玛萨斯的作品。光景这是不会闯祸的，我就翻译其中的一篇：《他们的儿子》。这无非因为在山上没事做，而又不肯离开这样空气好的地方。
刚到山上的时候，熟人很多；一个庐山大旅社几乎全是武汉下来的逋客。七月杪，他们都分批走了。后来又来了三位，只住一天，就到白云深处的什么洞去避嚣。热闹过一时的牯岭，暂时又冷静了。人在那里只看见云雾，外面的世界闹得怎样，可不大明白。那时还有两位相识者留在山上。都是女子，一位住在医院里，我去访过她一次，只谈了不多几句，她就低声说：“这里不便说话”。又一位住在“管理局”，权充了那边的林太太的“清客”；从她那里，我知道了山上世界一个大概。
秋风起后，我就回上海。从乱纸堆里翻出一年前所记的“大纲”来看，我觉得这大纲不能不大加改削了。
那时候，我坐定下来写；结果便是《幻灭》和《动摇》。
所以《幻灭》中把三个女性做了主角，不是偶然的。稍稍知道我的生气，但和我并不相识的人们，便要猜想那三位女性到底是谁，甚至想做“索隐”。然而假使他们和我熟识并且也认识我的男女朋友，恐怕他们就会明白那三个女主角绝对不是三个人，而是许多人，—－就是三种典型。
并且这三种典型，我写来也有轻重之分。我注意写的，是静女士这一典型；其他两位，只是陪衬，只是对照。而况我又没有写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所以我是应该挨骂的。
五一节，一九三三年，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