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到“自然主义”不免就联想到“左拉主义”，又不免想到左拉的那种“专在人间看出兽性”的偏见；于是不免要厌恶自然主义了。

我请他们且慢着厌恶，我请他们且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有几位批评家把自然主义加个绰号叫做“左拉主义”，把左拉所做的自然主义的作品称为“自然派”，却把其他各国文学家的自然主义作品称为“写实派”。为便于区别彼此的特殊面目偏见，这样的分法自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然而有行不去的时候，因为严格的说来，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特殊面目，谁也不能和谁完全相同，非至一个人独为一派不止。所以我们若要把许多作家分起类来，还是依着他们的荦荦大端的共通精神以为标准，而略去小小的不同，似乎较为妥当些。

这么看来，法国的福楼拜、左拉等人和德国的霍普特曼，西班牙的柴玛萨斯，意大利的塞拉哇，俄国的契诃夫，英国的华滋华斯，美国的德莱塞等人，究竟还是可以拉在一起的。请他们同住在“自然主义”——或者称它是写实主义也可以，但只能有一，不能同时有二——的大厅里，我想他们未必竟不高兴吧。

自然主义的真精神是科学的描写法。见什么写什么，不想在丑恶的东西上面加套子，这是他们共通的精神。我觉得这一点不但毫无可厌，并且有恒久的价值；不论将来艺术界里要有多少新说出来，这一点终该被敬视的。虽则“将来之主义无穷”，虽则“光明之处与到光明之路都是很多”，然而这一点真精神至少也是文学者的abc，走远路人的一双腿。

我们若说自然主义有注意的价值，当然是说自然主义之科学的描写法一点有注意的价值；至于左拉的偏见是什么，毫不相干！（如果我们要大赞扬左拉的人生观，大吹大擂介绍他的小说，那自然又当别论。）左拉那种“专在人间看出兽性”

的偏见，似乎是他个人所处的特殊环境的结果，设若我们的根本观念不同，即使想勉强“效颦”，未必竟能象他那样能够从处处视出兽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