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尝授读周祖培家，祖培相待颇厚，有爱士之雅。祖培之卒，慈铭丁卯五月二十五日日记云：“秦镜珊来，言新见邸录，商城相国于四月间薨逝，官其子文令主事，荫一孙举人。相国容容保位，无它可称，而清慎自持，终不失为君子。其于鄙人，亦不足称知己，然三年设醴，久而益敬，且时时称道其文章，颇以国器相期；常谓其门下士曰：‘汝辈甲科高第，然学问不能及李君十一。’予甲子京兆落解，为之叹惜索日。是亦可感者矣。追念平生，为之黯惨。时居母忧在籍也。”慈铭性狷傲，不肯轻许达官以知己，而如所云，盖亦未尝无知己之感焉。
癸亥（同治二年）五月，慈铭以捐班郎中签分户部。到部未几，奉派稽核堂印差，深以为苦，辞而未果。其是年日记中道及此事者，如六月初三日云：“得署中司务厅知会，予派稽核堂印。向例满汉各八员，须日日进署。生最畏暑，近日炎高尤酷，支离病甚，又无一钱可名，乃正用此时持事来，殆非人力所能致者也。”初四日云：“晨入署，诣司务厅，托其以病代告堂官，改免此差，不可得……作片致方子望，托其转致首领司，代辞此事……晡后偶从芝翁谈及署中事，大被嗤笑，盖深以予求免差为不然也。御前仗马，被锦勒，系黄缰，方蹀躞得志，闻山麋野猿羁绁呼喧声，固无不色然骇者。然芝翁之于予，自非恶意，且谓我能读书而不能作官，尤为切中予病。”祖培“能读书不能作官”之语，对慈铭自是定评。又慈铭是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记有云：“东坡云：‘乐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此论诚为名言，然慕与畏犹有不同。慕于功名势位，诚为妄耳；若宫室妻妾饮食之慕，则临时固尚可乐也。畏则虽极至砧斧鼎镬，尔时若实已无法可免，当亦心死，不复觉可畏矣。以予自论，平生所慕者书，所畏者事。书自性命所系，一日不得此书，一日不能不慕。若言所畏，家居时或明日有小事必须出门，先日方寸即觉兀臬。今年到官后，更畏派差使。此虽四月不入署，然日惴惴恐书吏送知会来。以此类推，此心安得有一刻自在处。东坡谓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趁梦，四者犹有彷佛，诚可笑也。呜呼！人生有几许寒暑，乃尽为此幻境消磨；吾心有几许精神，乃禁得此细事胶扰。以后当痛定此心。如近日所最畏者，户部请当月，天坛派陪祀耳。彼进牢户戍绝域者，岁不知几千人，何况入衙署宿郊坛乎？遇虎豹陷盗贼者，岁不知几万人，何况接同僚对吏役乎？”慕书，畏事，自道良然，故久官郎曹，而平日几绝迹于署门，斯亦所谓能读书不能作官耳。统观慈铭日记，固多穷愁之语，而读书之乐，时时可见。此种清福，正自难得。
关于文字者，慈铭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记，述代祖培撰挽袁甲三联事云：“前日商城属撰漕帅袁端敏挽联。予始撰云：‘尽瘁在江淮，身去功成，千载犹思羊太傅。哀荣备彝册，子先母老，九原遗恨李临淮。’上联谓端敏移疾后，以苗练复叛，奉诏办团，旋于防所，今苗逆已平也；下联谓端敏太夫人犹在堂也。芝翁谓：‘佳则佳矣，然太华，请更易之。’因改撰云：‘名扬台府，功在江淮，更喜能军传令嗣。史炳丹青，庙崇俎豆，只怜临奠有高堂。’芝翁大喜曰：‘此真字字亲切，不特端敏一生包括，并其家世及身后优崇之典，事事都到，情致缠绵，固非君不办此也。’因激赏不已。予所撰先后之优劣，识者自能辩之。特记于此，以示为贵人作文字之法。亦颇有致。
《曾文正公日记》影印行世之前，有湘潭王启原所编《求阙斋日记钞》印行，系就日记原文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钞辑，摘撷编次，具有条理，亦颇便阅者。且有印影本中作空白而见于《类钞》之处。戊辰（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有云：“阅张清恪之子张悫敬公师载所辑课子随笔，皆节钞古人家训名言。大约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等，败家则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翕谢余致赙仪之信，则别字甚多，字迹恶劣不堪，大抵门客为之，主人全未寓目。闻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而丧事潦草如此，殊为可叹。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弹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谬不堪，既以面谕纪泽，又详记之于此。”此节中之“周中堂之子文翕”、“周少君”，影印本均作空白，不观《类钞》，不知所言为谁何矣。“周中堂”即指周祖培，祖培卒于丁卯（同治六年）也。曾国藩日记中，罕对人诃责之词，此特借以训诫子侄，遂不觉词气之峻激，本旨固不在周氏耳（《类钞》列诸伦理类，亦以此；可与其《家书》、《家训》中训诫诸语合看。“欲禁子侄之骄”。句之“侄”字，“类钞”误作“弟”。手头之《类钞》系“上海朝记书庄印行”，“上海中华书局承印”之本）。使慈铭在京，关于祖培家此类文字，躬为董理，当不致如是。
慈铭回京后，为祖培撰神道碑，并代祖培子撰行述。其日记中记其经过。辛未（同治十年）九月初四日云：“撰周文勤公神道碑文，既无行状可据，仅取文勤自癸卯至丁卯日记采缀之。”二十四日云：“为允臣代撰《文勤公行述》，至夜分成，约三千六百言，与碑文事同文异而较详密，文勤遗事，搜辑靡遗，至其师弟渊源，家世衰盛，亦俱附见，谨严完美，不见其斡旋诘曲之端，而气体仍极醇实，自信并世当无二人，而沉埋下僚，无过问者，恐数百年后，当有子云、君山其人，思之而不得也。此文是代人作，例不存稿。”十一月二十日云：“夜周允臣来，送文勤碑铭行述润笔银八十两。”《祖培行述》，慈铭极得意之作也。（民国二十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