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稿述章氏民国初年被袁世凯羁留于北京时之轶事，兹更据所闻，续为记述，作前稿之补充（此次所述，亦闻诸钱玄同先生者为多）。

章氏民国三年夏末，由本司胡同迁入钱粮胡同新居（房租每月五十四元）后，眷属未至，甚感寂寞。未几，其门人黄季刚（侃）应北京大学教席之聘来京，所但任讲授之科目，为中国文学史及词章学，谒章之后，即请求借住章寓，盖词章学教材等在黄觉不甚费力，即可应付裕如，惟文学史一门，其时治者犹罕，编撰讲义，为创作之性质，有详审推求之必要，故欲与章同寓，俾常近本师，遇有疑难之处，可以随时请教也。黄本章氏最得意之弟子，章亦愿其常相晤谈，以稍解郁闷，因欣然许之。不料不数日，而黄突为警察逐出，而章氏因之复有绝食之事。

某日之深夜，黄正在黑甜乡中，忽有警察多人，排闼直入，其势汹汹，立促黄起，谓奉厅中命令，前来令其即时搬出此宅。黄愕然问故，警察惟言奉令办理，催促实行而已。黄谓：“我之寓此，系章先生之好意，纵须搬出，亦当俟天明后向章先生告别再行。”警察曰：“如使章先生知之，必加阻挠，徒添许多麻烦，故汝宜即搬，不必候见章先生也。”遂不由分说，立将黄氏押出章寓。

黄氏之在章寓，往往早出晚归，且有时寄宿他处，与章亦非每日必见面；翌日章未见黄，以不知其事，故未以为意也。二三日后，他门人有来访候者，乘人力车进大门时，门首岗警即作势欲止之，不顾而人。谈次，章曰：“季刚数日不见矣，汝见之否？”经以实告，乃知之。正诧怪间，警察数人入，命来访者速去，并谓以后不准再来，即引之而出。盖章之见客自由亦被剥夺矣。章愤恚极甚，谓凌逼至此，尚有何生趣，于是复实行绝食，以祈速死。当其前清被禁上海西牢时，即曾绝食多日，因同囚之难友相劝而止。在龙泉寺时，又曾一度开始绝食。此次绝食之举，盖第三次也。

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闻之，亟起营救，一面上书平政院申诉，一面往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力请解除接见来宾之禁，俾可复食。吴以章又绝食，不便过执，乃许其门人及友朋无政治色采者仍得人见。惟章则绝食之后，态度甚坚，钱等竭力劝解，不之从，谷食悉废，仅尚饮茶耳。钱等相商，以滋养品（藕粉之类）少许随时潜入茶内，藉稍补救。章氏旋即疑之，怒谓茶不干净，此策遂失败。诸人旁徨无计，而章绝食垂十日矣。

章恶袁世凯及其党类，波及北人北物。时值冬令，北京御寒之具，多用“白炉子”（烧煤球），若洋炉烟筒之装置，其时用者尚少。章谓北京之用煤球及“白炉子”，为野蛮人之习俗，摒不用，亦不更谋御寒之具，惟以傲骨当严寒，所居房屋高大，益冷，往见者不敢脱大氅，犹时觉冷不可耐。章既绝食，卧于床，床近窗，窗有破处，尤易为寒风所侵，气息奄奄，决意待尽，其状甚凄惨也。而乃绝处逢生，忽有转机。

某日傍晚，马叙伦来慰问，略谈之后，即告辞，章曰：“我为垂死之人，此后恐不再见，君可稍留，再话片刻。”时章犹勉强能作语也。马曰：“饥甚，亟须回寓进餐。”章曰：“此间亦有厨房，可令为君备饭，即在此晚餐。”马曰：“对绝食之人，如何能吃得下！君如必欲留我在此吃饭，最好君亦陪我略吃少许，则我即从命而在君旁进餐。”章稍作沉吟，意似谓可。马乃曰：“君能略进饮食，甚善，惟绝食有日，不宜太骤，当先啜米汤之类，方无患。”于是章果略饮米汤；自斯遂渐复食，生命得以无恙焉。

马氏是晚自章寓出，即以章氏复食消息语人。翌日，钱玄同往省视，知所言有证。章有一铜制欢喜佛像，作人牛相交之形，制作颇精，以六十元得之，常置案头。钱氏此次往晤，案头忽不见此物，因问何故藏庋。章告以女展昨至矣，此盖章氏复食动机之所以萌，马氏会逢其适耳。章氏三女，长名<爻爻>，时已适龚宝铨，次则于前清章氏入狱时由章之长兄（钱，字椿伯，原名炳森）携去抚养，展其季也，称三小姐，时仅十余龄，甚活泼，当绝食垂尽之顺，爱女北来，天伦至性，岂能无动？故复食得以实现也。

袁世凯每月给章五百元，为一种高等囚粮之性质。此款非直接交付，系展转给与，前为章氏居停主人之官医院长徐某，以与吴炳湘有密切关系，为经手人之一，因之章乃月仅实得三百元，吴氏知而不问，章之门人钱玄同、朱希祖等，亦闻悉其故，而不便明告章氏，恐增其怒也。故章仅知为减发，而不知被人截留。徐以章氏后来不假以词色，衔之，当闻其绝食将殆时，忽来访问，睹其状，以为必无生理，乃向之曰：“袁大总统每月白送你五百元，你何等舒服，竟尚不知足，无端绝食，真不知好歹！”言已，冷笑而去。彼只顾奚落章氏，不暇择言，无意中“五百元”脱口而出。钱玄同、朱希祖遂往见吴，谓：“徐以经手人之资格，今已明向章先生说出五百元矣；若仍仅与三百元，章先生必以见欺而益愤，绝食岂能挽回乎？”经此一番交涉，此项高等囚粮，以后始得如数给与。

至黄季刚之被逼移寓暨章氏接见来客自由之被剥夺，以致惹起章氏绝食者，其动机闻颇与章氏之庖人有关，所谓小鳅生大浪也。章在钱粮胡同寓所，所用仆役人庖人等，共有十余人之多，一仆系前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所荐，曾随侍于龙泉寺，此外则吴炳湘所间接推荐（托与章相稔者出名介绍）盖由警察之类改充，皆负有暗中监视之责者也。庖人某，亦警察出身，技甚劣，以章于饮食素不考较，故能相安。黄季刚则不然，固留意于此者，与章共餐，颇有不能下箸之苦，屡为章言庖人须更换，后并荐一四川厨子代。章氏重违其请，遂遣之去，而改用黄荐之四川厨子。此警察而司庖者，失此优差，愤愤而去。不数日，遂有黄氏被逐等事，盖此人回厅后有所捏报，与有力焉。

章氏嗜学而不好洁，说者谓有王介甫之风。其于饮食，不顾滋味之优劣，菜肴惟就置于最近处者取食之，余纵有珍味，箸弗之及也。此节尤似王氏。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云：

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所择，自少时即然。苏明允着《辨奸》，其言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以为不近人情者，盖谓是也。然少喜与吕惠穆、韩献肃兄弟游。为馆职时，玉汝尝率与同浴于僧寺，潜备新衣一袭，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从者举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及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匕箸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伪云。

王安石与章炳麟为相距近千年之两个大学者，其习性大相类似，可谓后先同揆。王氏被疑为伪，盖非，正书呆子所以为书呆子耳（章氏不喜浴，王之浴于僧寺，当亦系韩氏强之）。章对于饮食既如此，菜肴上之知识，极有限，当在龙泉寺时，拒绝官方供给，自起火食，司庖者（或即陆建章所荐之仆人兼任）请示作何菜，章想得二种：一为蒸蛋糕，以鸡蛋为食品之最普通者，易于想到也；一为蒸火腿，以火腿为在南中所常食，故亦思及也。二种以外，不复有第三种，于是顿顿蒸火腿蒸蛋糕矣。及居钱粮胡同，吴炳湘间接荐来之庖人某，亦仍旧贯，以此二种为常备之品（所谓蒸火腿者，实即以“清酱肉”——北平之一种腌肉，每为火腿之代用品——切片蒸之）。有客共食，始酌添他菜。每日之火食账，则一任其浮冒开销，以章不知物价，且不屑较计钱数也。而银币及钞票，杂置抽屉内，往往听其自取，略不稽考，以故此席遂成优差，胜于供职警察多多，一旦被章因黄言而解雇，遂怀恨在心而谋报复耳。

章被袁氏羁留在京，神经受重大刺激，其时之行为，有可怪者，盖以发泄其愤世嫉俗之意也。自居钱粮胡同，即传集寓中全体仆役，颁示条规，中有：（一）仆役对本主人须称“大人”，对来宾亦须称以“大人”或“老爷”，均不许以“先生”相称。（二）逢阴历初一、十五，须一律向本主人行大礼，以贺朔望。并谓，“如敢故违，轻则罚跪，重则罚钱”。钱玄同曾问以何故如是好奇，且家仆对主人称“大人”，在前清亦无此例也（清时主人纵官至极品。其所用仆辈亦只以“老爷”呼之）。章曰：“吾之为此，惟以‘大人’、‘老爷’均前清之称谓，若‘先生’者，吾辈革命党创造民国，乃于南京政府规定以代‘大人’、‘老爷’（民元南京内务部曾下令禁称‘大人’、‘老爷’，一律改称‘先生’），今北京仍为帝制余孽所盘据，岂配有‘先生’之称谓乎？此所以示北京犹是‘大人’‘老爷’之世界耳。既犹是‘大人’‘老爷’之世界，叩首之礼，亦固其宜。”

其长女<爻爻>于民国四年至京省父，忽自经而死。章氏作《亡女事略》，其厌世之故，略有所言，然亦未具必死之确因，故以“此何为而然者耶？”作结。至叙其情事，谓：“民国四年四月，<爻爻>如京师省视，言笑未有异也。然燕处辄言死为南面王乐，余与季女展常慰藉之，宝铨数引与观乐，或游履林囿间，始终不怡，见树色益怃然若有亡者。九月七日夕，与宝铨、展谈笑至乙夜就寝，明旦起视，已自经，足趾未离地，解拊其胸，大气既绝矣。医师数辈，皆言不可治，遂卒。”时<爻爻>婿龚宝铨亦寓章所，<爻爻>与妹展同住西厢房，龚住东厢房，据闻展以<爻爻>屡欲自杀，甚有戒心（曾一次自经于树，为展所救）。是夜就寝后，甫曙自醒，见<爻爻>不在室内，即大惊，亟起而觅之，则见其自经于章所住上房之堂屋，绳悬于屋之上坎。解下，延汤尔和等救治，谓时间过久，不能再生矣。其死固颇奇也。章尝以长八尺之宣纸，大书“速死”二字，悬于堂屋，以自示其愤恚不欲生之态。<爻爻>自经处，适当其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