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年来内政外交的病根，就在缺乏一个可以集中力量，统一人心，指定趋向，可以实施有效，使全国国民皆可热烈参加工作的国策。而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却正式公布了这样伟大的中心国策。这国策就是“抗战建国”。抗战建国就是中华民国当今集中力量，统一人心，指定趋向的中心国策或国是。这国策不是空言，不是理想。它是已经在实施着，而且已经实施得有效可验。在这伟大的国策指导之下，全国国民已经热烈奋发地参与着，或正在准备参与着。这个国策从远看可以说是积民国成立以来二、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从近看可以说是积卢沟桥事变以来几个月艰苦支持，死中求活，败中求胜的经验与教训而逐渐形成的至当无疑的国策。
中国过去许多年皆执迷于“武力建国”的政策之下，历届政府当局皆欲以武力来执行建国大业。但武力建国实即“内战建国”。内战建国实无异于内战亡国。自淞沪抗战以及喜峰口、南口抗战之后，我们徘徊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之下。但交涉无要领，抵抗无决心，无全盘计划。在这焦灼烦闷的期间，举国上下渐有了新觉悟。几年来，确立了自力更生的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统一团结的和平建国的政策。有了自力更生、和平建国的准备，有了长期抗战的决心，有了举国一致的爱国热情，有了长期与敌军周旋的阵地战、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我们才迈步踏上了抗战建国的大路。亦即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或一面建国，一面抗战，“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完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临时全代会宣言）的大路。
我说抗战建国是条大路，因为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对外抗战，实为任何一个内部分裂的国家要建立成为自由、独立、统一的近代国家，任何被压迫的民族，要打倒异族的侵凌、发皇光大、复兴起来，所必经的途径。在古代纪元前五世纪时，希腊民族的奋起，战胜了破坏人类文化的侵略者波斯帝国，建立了文物学艺光明灿烂的新希腊。在近代，十九世纪初年，散漫的普鲁士各邦，被拿破仑军队侵占，即在几年之后的解放战争里，终于摧毁了拿破仑的霸图，奠定了统一的近代德意志的基础。至于十八世纪末，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中，意大利三杰之反抗法国的压迫，统一地理名词的意大利的建国运动，无一不是因为对外抗战的胜利而建立起独立自由的近代国家。而当十八世纪初年，俄国在彼得大帝领导之下，在二十一年的长期北欧大战里，一面对当时的霸国瑞典抗战，一面实行内部经济、军事、政治、教育各方面的改革与建设，终于永远推翻岛国瑞典在大陆上的霸权，而建立起俄罗斯帝国，尤足以资我们抗战建国推翻岛国日本称霸东亚大陆的借鉴。这些抗战建国的先例，足以证明我国之不得不走上抗战建国的大道，乃是历史的必然的命运。是的，抗战建国是我们当前的国策，是历史的命运，也是民族复兴的契机。
在这伟大的，中国全部历史上开新纪元的抗战建国运动中，我更愿进一解，贡献一点学术建国的意见。
真正讲来，以军备薄弱的中国，对军力雄厚、世界第一等强国的日本抗战，若果中国能获最后胜利的话，那必因除以军事的抗战，经济的抗战，有以制胜外，又能于精神的抗战，道德的抗战，文化学术的抗战各方面，我们都有以胜过日本的地方。或必须我们主持军事，运用经济，有了深厚伟大的精神力量，足以胜过日本的地方。就道德抗战言，日本已是整个失败，已成了正义人道的公敌，国际公法的罪犯。就精神抗战言，日本的军心、士气、民意均不振奋。武士道的精神已不复存。日俄战争时的内外一致，同仇敌忾，更不可见。就文化学术言，除了崇奉武力及与武力有关的科学技术外，我们看不出日本文化的创进与发扬。日本学术界对人民生活、国家政策并不居领导地位。日本侵略行为只是暴露出日本人模仿西洋文明的流弊与不消化。以文化学术在世界上列于第三等国的日本，政治军事一跃而居一等强国之列，这种先天不足，本末倒置，实为日本的根本危机。学术文化的一等国，政治军事虽偶遭挫折，终必复兴。譬如德国在欧战后，政治军力，虽一落千丈，但学术文化仍居一等国地位，故终将复兴为第一等强国。因为学术文化是培植精神自由的基础。一个精神自由的民族，军事政治方面必不会久居人下，而学术文化居二、三等国地位，政治军备却为一等强国的国家，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不急从文化学术方面作固本浚源工夫，以期对于人类文化和世界和平有所贡献，终将自取覆亡，此乃势理之必然。历史上以武力横行一时而学术文化缺乏根基的民族，终至一蹶不复振的例证甚多。
老实说，中国百年来之受异族侵凌，国势不振，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学术文化不如人。而中国之所以复兴建国的展望，亦因中华民族是有文化敏感、学术陶养的民族，以数千年深厚的文化基础，与外来文化接触，反可引起新生机，逐渐繁荣滋长。近数十年来，虚心努力，学习西洋新学术，接受西洋近代化的结果，我们整个民族已再生了，觉悟了，有精神自由的要求了，已决非任何机械的武力、外来的统治所能屈服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抗战建国运动，乃是有深厚的精神背景和普遍的学术文化基础的抗战建国运动，不是义和团式不学无术的抗战，不是袁世凯式的不学无术的建国。由此看来，我们抗战的真正最后胜利，必是文化学术的胜利。我们真正完成的建国，必是建筑在对于新文化、新学术各方面各部门的研究、把握、创造、发展、应用上。换言之，必应是学术的建国。必定要在世界文化学术上取得一等国的地位，我们在政治上建立一自由平等独立的一等国的企图，才算是有坚实永久的基础。
我愿意提出“学治”或“学术治国”的观念以代替迷信武力、军权高于一切的“力治”主义。盖“知识就是力量”乃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故出于学术上的真理与知识的“学治”，即是最真实有效的力治。但须知我们此次抗战建国，并不是武力建国。我们虽提倡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军令统一，及一切建设以抗战为中心，但我们并不崇拜武力，而正是要摧毁那迷信武力的日阀的迷梦。我们是为正义、人道而战，为自由、平等而战，为生存、独立而战。我们的武力是建筑在全体同胞的精神力、义愤力和积年来培养的文化学术之上的。我们反抗的对象，是日阀的私欲冲动力、机械技术力和数十万被驱作战的日军的神符与千人针的迷信力。中国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将是“学治”战胜“力治”的有力保证。
我愿意提出“学治”来代替申韩式的急功好利、富国强兵的法治。申韩式的法治实即厉行严刑峻法，剥削人民的苛政。乃是贯彻力治或武力征服的工具。日阀的总动员法案，以及其他强迫人民税捐，驱逐人民上前线送死的苛虐法令，就是此种残民以逞的旧式法治。真正的法治必系基于学术。希腊的法典多出于大哲之手。《罗马法》最称完善，因受当时盛行崇奉理性的斯多噶派哲学的影响。近代民主国家的法令，大都建筑在“人民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根本原则上，以为人民谋幸福，保权利。换言之，近代国家法令之所以有效，乃因出于人民理智所赞许，感情所爱护，意志所愿服从，而非出于独裁者个人意志的强制。故中国对日抗战之能否成功，就看我们是否能建立一学术基础，民主本位的新法治国家，以抵抗那残民以逞，以法律作武力的工具的旧法治国家。
我愿提出“学治”以补充德治主义。德治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基本政治观念。司马光全部《资治通鉴》所指示的历史哲学，或普遍的足以资政治上借鉴的教训，可以用“有德者兴，失德者亡”八字括之。最近孙中山先生所提出来以与帝国主义的霸道对立的王道，也就是近代化的德治主义。但须知苏格拉底所昭示的“道德即知识”之说，乃是在西洋思想史上使道德与学术携手并进的指针。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之说，其实亦包含有学术上的知识较困难，道德上的实行较容易的意思。故道德基于学术，真道德基于真学术。道德必赖学术去培养，行为必须以真理为指导。所以德治必须以学治为基础。德治与学治的相辅关系，有似孙中山先生所分别的权与能的相辅关系。德治者有权，学治者有能。德治如刘玄德之宽仁大度，学治如诸葛孔明之足智多谋。离开学治而讲德治，纵不闹宋襄公战败于泓的笑话，也难免霍子孟不学无术的刚愎。日本军阀也在谈德治谈王道，在伪满境内他们也提倡读经尊孔，侵略我国土、蹂躏我人民的兽军，他们也自称为推行仁政维持东亚和平的皇军。我们要以真理与学术作基础的真德治，来打倒日阀的诡辩无耻的冒牌的假德治。永远使他们不敢亵渎我国孔孟相传下来的德治、王道、仁政等名词的尊严。
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任何开明的政治必是基于学术的政治。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而是理智支持情感，学术锻炼意志的长期抗战。学术不忘抗战，庶不致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要以战斗的精神求学，要以求学的兴会作战”。我们民族生活的各方面，国家建设的各部门，都要厉行学术化（此处所谓学术，即德文的wissenschaft,本义为知识的创造，亦即理智的活动，精神的努力，文化的陶养之意。通常将此字译为“科学”，但此字一方面实较一般所谓科学含义稍广，一方面又较一般所谓科学含义更深）。说具体一点，要力求逻辑的条理化，数学的严密化，实验科学、工程学的操作化。任何一件事业，即使开一小工艺，作一小营生，办一小学校，也要力求有逻辑思考的活动，数学方法的计算，工程实验的建设以促成之、发挥之、提高之。使全国各界男女生活，一方面都带有几分书生气味，亦即崇尚真理、尊重学术的爱智气味；另一方面又都具有斗士精神，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精神。这可以说是抗战建国，也可以说是学术建国。
（1938年5月刊登于《云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