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与悲观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两种对人生不同的看法。要知道一个人的人生观，主要的就是要知道他对人生是抱乐观或是抱悲观的态度。所以我们讨论乐观与悲观，也就是在讨论一般人所最关心的人生观问题。
乐观与悲观的“观”字，代表一种对世界和人生的总看法，也代表决定行为的方向和作人的态度的根本看法。这种看法普通多叫做“直观”或“洞见”。这其中当然包含有知识和见解的成分。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以知识为主宰，以见解为指导。假如看法错误，行为自然也随之错误。假如见解正确，则受其指导的行为，必然也趋于正轨。观与行或知与行是永远合一而不能分的。盲目者必冥行，无知者必妄为。真切笃实之知与明觉精察之行，永远是合一而不分的。悲观与乐观问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这两种不同的看法，直接产生不同的行为，影响不同的生活。
乐与悲是人类共有的情绪。乐观与悲观就是以乐同悲的情绪相伴随相辅助去观察人生和世界，所以又包含有情绪的成分。无论悲观或乐观皆可叫做“情绪观”。与纯理智的抽象的科学的看法不同。抽象的理智的看法对于实际行为比较不容易发生直接迅速的影响。而包有情感作用的看法或见解，为情绪所渲染，生动、活泼、具体，容易产生直接行为，支配实际生活。
悲观与乐观既然都是有情绪伴随辅助的看法，当然都是主观的，随个人的感触、性情、态度、环境而变易的。因此也可以说悲观与乐观皆是不好的看法，我们最好是不悲观不乐观，实事求是，不动感情，受纯理智的指导，勿陷于主观。但在某意义下，悲观与乐观仍然可以说是客观的，因为悲和乐的情绪也可以有普遍性必然性，因此也有客观性。凡人皆有人情，一个人虽欲不乐观亦不悲观也不可能。而且情感之出于本心发抒得其正者曰正情、真情。基于正情真情而出发的乐观或悲观，于观认外物、调理生活，亦有很大的价值。不过，基于悲乐的情绪来看人生和世界而得的知识，同基于理智来看人生和世界所得的知识，性质上有些两样罢了。
根据上面对于乐观和悲观性质的解释，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悲观”不是“观悲”。对于一个人悲哀的情绪，尽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如像心理学家分析悲哀情绪的状态，穷究悲哀心理的来源，考察悲哀事实在神经上所发生的作用。在作这种研究工作的时候，心理学家本人并不“悲观”，他乃是在“观悲”。又如社会学家对于劳苦大众的贫穷愁苦，加以事实的统计，科学的调查，也是“观悲”，而不是“悲观”。甚至当我们于敌机轰炸、敌骑蹂躏之后，去巡视灾区，慰问难胞，我们诚不免洒同情之泪，我们观悲了，同时又有悲哀的情绪了，然而我们对抗战的前途、复仇的决心，却并不悲观。悲观乃是对于众人目前认为快乐的事情，于其将来的前途怀隐忧、感痛苦。乃是基于情绪的一种看法，即不仅是主观的情绪，亦不是对于客观事实研究的报告。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分辨“乐观”不是“观乐”。譬如，参加盛宴，进戏园，看热闹，都可以说是“观乐”，但却并不一定是“乐观”。因为赴宴会看热闹的人，心中也许感得异常孤寂悲哀，或兴“良辰不再”之叹，或有“众醉独醒”之感。足见乐观的人并不一定是参加快乐场合，自己享受快乐，而每每是对于众人认为痛苦悲哀没有办法的状况抱乐观。所以乐观多少包含有主观上轻蔑痛苦、超越悲哀的态度，而并不是事实上否认痛苦和悲哀的客观现象。
乐观和悲观既然是主观的态度，所以一个人之抱乐观或抱悲观并不一定为客观事实所决定，而是随个人痛苦或快乐的经验为转移。许多聪明的年轻人，家境甚好，涉世甚浅，然而每每稍受挫折，便容易陷于悲观。而饱经忧患、备尝艰苦的人，对于人生倒反而取乐观的态度。又如自抗战以来，许多安处在后方，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痛苦的人，或是住在租界上当寓公的人，往往对于抗战前途，深抱悲观。而在前线作战的将士，在医院治疗的伤兵，从作战的痛苦经验中，对于抗战的前途，反而养成乐观的展望。由此足见真正乐观的人并不一定志得意满，快乐舒服，生活上毫无痛苦。同样，悲观的人也不一定垂头丧气，自苦自杀。当曹操以一世之雄，破荆州下江陵，横槊赋诗的时候，他所发出来的诗歌，却是“忧思难忘”、“杜康解忧”的悲观情调。叔本华是著名的悲观主义的哲学家，然而他最怕死，最反对自杀。抱悲观主义的人不仅不自杀，有时愈悲观愈享乐，愈纵情肆欲，酣歌宴饮，以求目前一时的快感。在相反的方面，乐观的人往往能够不怕死、肯牺牲。历史上许多忠臣烈士、先知先觉，到了生死关头，慷慨就义，然而他们精神上仍是乐观的。耶稣上十字架，仍然祷告上帝，宽恕世人。苏格拉底始终相信善人快乐，恶人痛苦，当他被群众判处死刑时，他还说“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好，只有上帝知道。”其实许多圣贤豪杰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的艰苦生活中，仍不减少其奋斗的勇气，大抵都由于他们精神上修养达到了一种乐观的态度，在那里支持着、鼓舞着他们的大无畏精神。
大概讲来，除非到了颓唐衰乱、人心已死、生机毫无的末世，世界上的人最大多数都是乐观者。不过多数人的乐观，只是天真素朴不知人世艰险的乐观，而不是真正的批评的理想的基于学养的乐观。悲观论可以说是恰好对于天真素朴的乐观论加以否定。悲观论者提出问题，指出困难，揭出艰险，显出人世狰狞面目的真象，使肤浅轻易的乐观论者，遭受严重的打击，因而趋于深刻化。因为肤浅轻易的乐观论者，往往忽视现实，把人世看得太单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每致陷于懒惰懈怠，喜苟安，不紧张，不知盘根错节，艰难困苦，甚至处于覆巢积薪之下，作了釜底游鱼，犹恬然自嬉，不知危惧。对于这种最坏意义的乐观和对于这种素朴的乐观的流弊，悲观论确有补偏救弊的好处。悲观论在这种意义下乃是盛世的危言，能给恬嬉自满者以警惕和忠告。不过我们须知警惕世人，向盛世贡献危言和忠告，乃出于圣贤淑世的苦心，并不能算作悲观主义。如果，警惕和忠告可算作悲观论，那么也只有这种具苦心有深意的悲观论，才是比较健康无弊，可以为我们所承认的悲观论。同时，我们又须知道，肤浅轻易恬嬉苟安的乐观乃是出于愚昧无知，不能说是真正的“观”，更说不上是“乐观”。
真正的乐观，根据上文所说，应是基于真纯的快乐的情绪的看法。人类最高尚、最纯洁、最普遍，且与快乐最不可分的情绪，就是“爱”或“仁爱”，也可以说是同情心或恻隐之心。人生最真纯的快乐，既出于仁爱，则在此意义下，人生真正的乐观应是“仁爱观”或“同情观”。一个人用同情的了解、仁爱的态度，来观察人生、欣赏事物，就是真正的乐观者。谚语常说，“为善最乐”，其实亦可说是仁者最乐，仁爱为快乐之本。因为仁者能够本仁爱的态度来观察宇宙人生，他自然可以发现“堂前春草，生意一般”，并体验到“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境界。《论语》又说：“仁者不忧不惧”。所谓不忧不惧，就多少含有不悲观的意思。美国诗人兰利尔有一首寓言诗，题目叫做“仁爱如何寻求地狱？”诗里的大意是说：有一个王子名叫“仁爱”。他有两个臣子，一个名叫“感觉”，一个名叫“理智”。有一天王子听见人讲述地狱可怕的情形。他想知道到底地狱是怎样的状况。他先派臣子“感觉”去调查。“感觉”回来说，在人类社会间四处都布满了阴霾，地狱就在人类的行为里。王子不十分相信，又派臣子“理智”去察看。“理智”回来报告道，地狱即在人类的内心中，即在罪犯的灵魂里。这王子“仁爱”仍然不大相信，决定亲自去视察。结果他看见世人尽皆满面春风，和穆可亲，罪犯也从忏悔里得解救，心安理得，复有生机。他寻来寻去终于寻不着地狱。这诗最足以代表美国人的乐观态度。因为美国人得天独厚，只知人之可爱，世界之可欣赏。从这诗的含义看来，有仁爱的人必然抱乐观。单凭理智或感觉来看人生，便难免不陷于悲观了。仁爱就好像光明，光明一到，黑暗消散，仁爱所至，悲苦绝迹。俗话常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说法，这也许道出了普遍的爱情心理。一个人有了爱情，有时可以化丑为美，把他爱的对象认作美的对象。同样，一个人有了仁爱，他就可以化恶为善，化险为夷；看得见人性中最光明的一面，因而养成乐观的心境。所以乐观实与仁爱不可分。至圣至仁就是至乐观之人，未有不仁的人而会成为真正的乐观论者。
乐观又可以叫做“信心观”。所谓信心包含三方面，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对别人有信心，对天道或宇宙法则有信心。凡对自己有信心的人必然是乐观的人。他俯仰无愧，内省不疚。自觉足跟站得稳实，根本没有动摇，无论在如何艰险困苦的境地中，他不会失掉自信力。他努力不懈，相信自己有转败为胜，转恶为善，转不幸为幸的权衡。所谓对他人有信心就是相信人性本来是善的，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有公道的。相信不善的人终是可以感化转变的。还有，对人有信心，也就是勿猜疑、勿怀疑别人的动机，勿以小人之心，去揣度他人行为的动机，这也就是古人所谓“不逆诈，不臆不信”。所谓相信天道，就是相信天道是公正的，相信在全宇宙的法则里，善人终必战胜恶人，理性终必战胜无理性，公理终必战胜强权。有了这种由体验、由学养而达到的信心，就是乐观态度的出发点。
“信心观”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希望观”。一个人对于自己和别人的前途乃至世界的将来有信心，也就是说他具有希望。对于将来的无穷的信心与希望，自然会形成对于世界与人生的乐观的看法。譬如，即就青年生活而论，假如我们只从表面部分去看见青年所表现的嚣张、颓废、懒惰、浮嚣、幼稚、狂妄种种弱点，自然不免悲观，因而会减少我们对于教育效能的信心。然而当我们想到青年的迷途是一时的，是可以改善的。并想到青年将是社会的柱石，国家的主人翁，一切实业、政治、学术界领袖的候补人，换言之，用“后生可畏”的眼光来看青年，以希望、信心来看青年，那就自然会趋于乐观，因而可以相信教育的效能，增加教育的兴趣了。
由此可以推知，与乐观正相反对的悲观，就是一种“无情观”、“不仁观”，以别于同情观、仁爱观；悲观是一种“冷眼观”、“怀疑观”、“绝望观”，以别于乐观之为信心观、希望观。我们真可以说乐观是精神发皇蓬蓬勃勃的“朝气观”，悲观是志气消沉衰老颓丧的“暮气观”。所谓悲观几可以说是随处取吹毛求疵的态度以观人论事，无论论人论事都从最坏的方面去着想。持这样态度的人，对人对事，当然没有同情、没有信心、没有希望。但须知稍有人世经验的人，当不难体察到，或以人心的奸诈，或以环境的险恶，或以误解与仇恨，或以忌妒与倾轧，仁爱时受创伤，信心每易动摇，希望亦常趋幻灭。要想克服悲观、赢得乐观，实是难事。所以真正的乐观，必然是生活过程中再接再厉所达到的境界。它是弥补了创伤的仁爱，稳定了动摇的信心，恢复了幻灭的希望，而后坚持着的一种观点。
乐观也可以说是进化观。假如一个人能够在变动生长的过程中，看出发展的阶段，进步的程序，他就会养成一种逐渐向上、日新不已的乐观态度。近代西洋进化思想的盛行，不论是达尔文生物学上的进化论，或是黑格尔辩证法和逻辑上矛盾进展的进化论，都带有强烈的乐观色彩。中国数千年来大都在“退化观”的思想笼罩之下，一般人大都把黄金时代放在远古，认为历史的演变，总是一代不如一代。所谓魏碑不如汉碑，唐碑不如魏碑，宋碑不如唐碑，这种种退化的看法，使得我们无论在政治上、道德上、文学艺术上，都觉得今人不如古人，后人不如前人。甚至在个人生活上，也感觉好像是一天不如一天地在退化，有如黄山谷诗所谓：“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类似这种彻底普遍的退化观，无形中养成一种极端消极的悲观论。足见进化观与退化观不仅是近代精神与中古精神的分水岭，而且是划分乐观论与悲观论的最大关键。
当然，要抱进化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事实上的确有许多今不如古的客观现象。特别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的帝王，除了创业的帝王英雄神武外，以后照例一代不如一代，依次递退，直至亡国为止。这样铁一般的退化的事实，又怎么能够勉强加以乐观进化的解释呢？然而，历史是长久的，文化是多方面的。受过进化论洗礼的历史家，当不难寻出历史发展的线索，看出逐渐进化的阶段。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于中国文学史方面进化发展的研究解释，似已有相当的收获，不过似尚没有推进到别的部门罢了。而且安知道过去历史之总是有一代不如一代之退步的事实，不是多少由于思想为退化观所支配，而乏超迈前修努力创进的精神有以使然呢？退化观有使人沉滞不思上进的影响，进化观有鼓励人努力创进的效力，恐怕谁也不能否认吧。
试以国人对于此次对日抗战演变过程的看法而论：当初大家为悲观败北主义的思想所笼罩，对于战局的看法，大都认淞沪之失陷为第一期，认南京的失陷为第二期，认武汉、广州失陷为第三期。似此依次退化演变下去，俟战局演变到第五期第六期，非至亡国不可。幸而当武汉失陷时，我统帅部即宣布根本放弃这种悲观退化逐渐败北的看法，而改取一种新的乐观的进化的看法，而确认几年来抗战局势演变的次序为敌人陷入泥淖，愈陷愈深，我们抗战建国，愈战愈强。老实说，这种有深识有远略的乐观进化的看法，于打倒悲观的败北主义，加强最后胜利的信心，鼓起继续抗战的勇气，贡献确实不小。使我们对抗战局势演变的认识，根本为之改观，使全国上下的抗战精神，根本为之一振。
根据以上的讨论则乐观与悲观两种看法，性质之异同，价值之高下，何去何取，显而易明，不难决定了。不过须知悲观论亦有其相当价值。悲观论足以否定浅薄轻易、恬嬉自满、不学无术的乐观。并且须知悲观主义每挟现实以俱来，其传染于人有如疾病，亦非可轻易摒除。同情心稍有不丰，仁爱稍有不诚，信心稍有不坚，希望稍有不真，而为退化观的旧说所动，则悲观思想便乘虚而入，无能自拔。更须知乐观亦非轻易可得，必须基于学问修养、经验阅历，有眼光，有毅力，能克服恶劣险阻的环境，战胜悲观，方可达到真正健全而无流弊的乐观思想。
（1941年发表于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