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大公报》王芸生先生的《论诸葛亮》上中下三篇，颇多新颖而富教训、令人深思的意思。篇中批判诸葛亮两点：第一，养才与用才皆嫌不足。第二，伐魏的军略有错误。前一点，是多少采取王船山责先主君臣“勤于耕战，察于名法，而于长养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讲也”的说法，而加重发挥的。后一点，亦是片面的采取王船山之说以赞助陈寿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旧说。此两点皆非芸生先生独创的见解，前人论辩甚多，此处我们暂不加讨论。他进而指出诸葛亮事必躬亲，察察为明的作风，最足以使他不放心用才，甚至于猜防人，不轻信人，足以害才而难于养才。他批评道：“诸葛亮本非常人，掌非常事，图非常功，而细碎如此，怎样可以？”是否完全切中诸葛本人的弊病，虽不敢说，然对于王先生之极力揭出治必有体及用才与养才的重要，其针砭时弊，供人借鉴的用意，却值得我们赞佩，也值得政治上的人物反省。
王先生还进一步推究出孔明事必躬亲，察察为明，不能养才用才的原因，乃基于他“法道合抱”的学养。他搜罗了一些事实，表明孔明的学养得力于道家、法家，而于儒却不甚相干。他说：“宋儒拉诸葛亮进孔庙，是牵强附会的。”换言之，他要推翻宋儒认“诸葛孔明有儒者气象”的旧案。提出诸葛是属于儒家呢抑是属于道家及法家的问题。这却引起我许多话要说了。
首先我们要分辨，孔明有道家、法家的学养是一事，孔明是否有儒者气象又是一事。譬如，朱子也有道家的学养，他的确曾经注解过道家的经典《参同契》，然而他不失为集大成的正统儒家的代表，王阳明也曾泛滥于词章，出入于佛老，换言之，他曾有很深的佛老的学养，然而他不失为伟大的儒家。我们即令承认孔明有道家、法家的学养，我们亦不能因此便否认孔明是代表儒家精神的政治家。因为具有法家、道家的学养，也许更足以充实他儒家的学养，增加他学术思想里的新成分，使他超出狭隘迂拘的旧传统，而蔚然成为一个新儒家。
王先生的主旨似乎要特别指出因为孔明有“法道合抱”的学养，所以孔明是道家、法家的代表，不惟他的学养与儒家不相干，而他的人品也不是儒者，不应像宋儒那样牵强附会，认孔明为属于儒家的政治家。因此，问题的关键便不是孔明是否有道法学养的问题，而成为（一）孔明是否道家？（二）孔明是否一申韩式的法家？（三）孔明是否一儒者？兹试就这三方面来分别讨论：
对于孔明是道家，王先生举出三点说明：第一，孔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教，是老子“致虚守静，知黑守白”的意思，这种解释，我们不反对，不过我们认为孔明淡泊宁静之教，不惟道出了儒道两家的共同之点，且亦道出了千古学人应有的生活态度，所谓“平淡的生活与高远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实中外学人应有之风致。不能纯认作道家一派的特征。淡泊宁静实以颜渊为最好代表。“致远”如果指曾子式之“任重致远”，“明志”如果指表明忠贞纯洁之志，无功名利禄、欺人孤儿寡妇之野心，如孔明受托孤后之所表现者，则儒家色彩亦相当浓厚。第二，王先生举出《诸葛集》中有《阴符经序》及《阴符经注》二首及孔明为阿斗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表明诸葛之深得力于道家及法家。集中两文是否确出孔明之手，王先生自己也说不可知。至于后一事之果否属实亦是问题。因当时阿斗，仅十六、七岁，孔明平日以宁静淡泊教子，而何以会亲写《申韩六韬》以教愚暗而性情未定的青年阿斗，殊属不可解。且《出师表》明明恳切地以亲贤臣、远小人的儒家的道德训条教阿斗，而他前此何以会以《申韩六韬》的策略教阿斗，不惟前后不一致，而且也无甚意义。即使我们假定此二事属实，亦只能表明孔明对于道家、法家曾有相当研究的兴趣，仍无法证明他整个人品及学术是属于道家或法家。第三，王先生提出“有机心”是道家的特点，且发现孔明用人行事颇具机心。这点或许是王先生全文中最新颖独到之处。不过他对于什么是机心，未加以明白的解释或界说。就前后文的意思揣测，机心大概是指深藏不露，存心阴险，遇着适当时机，用巧妙的计划铲除或陷害所欲铲除陷害的人。这似乎是将道家解释成阴谋家、权术家一流派的人物。王先生这种看法牵扯出两个问题：（一）有机心是否道家的特征？（二）孔明是否有机心？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承认用阴谋权术去解释道家，特别是用之解释老子的趋势，在中国政治策略思想上相当大，一如将道家认作炼丹修仙的趋势相当大一样。阴谋权术与炼丹修仙乃中国政治上、文化上的黑暗方面，是开明时代、民主社会所须扫除廓清的。这似乎均非老庄的真面目，只代表被歪曲、被丑化了的道家，或误解老子所产生的流弊。从哲学史上，从老庄思想的本身，我们看不出老庄有提出阴谋权术、机心的主张。反之，我们发现老庄思想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逸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真返朴，羡慕赤子婴儿式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缛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有机心似只是对原始道家的真面目之歪曲误解，恶化流弊，无论事实上或理论上，我们很难说，“某人有机心，故某人必是道家”，或“某人是道家，故某人必有机心”。因此我们无法承认有机心是道家的特质。
第二，谈到孔明是否有机心的问题，王芸生先生举出《梁甫吟》中“二桃杀三士”的计谋为极具机心的故事。意谓孔明喜《梁甫吟》，足见孔明有机心。他又举出“裁抑魏延，荣宠李严，都是深疑其人，而故为之阴抑或阳宠，都是机心的运用。尤其他临终时的遗令，使魏延与杨仪相水火，使之一死一黜，而使蒋琬安然继其任，最是运用机心的高峰作品。”这里我们似应分辨计谋策略与机心的区别。用计谋策略以使敌人内讧，以消灭反叛，似乎是兵家政家之常轨，而有机心似指自己内心不诚，动机不纯，用阴谋设陷阱以陷害自己所猜疑忌嫉的人，但这被陷害的人不一定是敌人，也许是自己的亲信或同僚。所以孔子言兵亦主“好谋而成”。阳明作战，亦曾用计谋诱敌。说孔明好计谋策略，无人可以否认，且亦无足诟病。总之，为公为国，为除奸扶正而用计谋策略，绝不能谓为有机心。机心中必包含有私心。说孔明对人存有机心，不啻根本怀疑他的动机之纯正，心地之光明，恐难免深文周纳，陷于以己之机心揣度他人之机心。譬如，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是说晏子如何用计谋消灭敌人的勇士，谓他有机智可，谓他有机心则不可。
至于孔明之遗令，王先生既断定是他运用机心的高峰作品，又批评他对这事的安排“极尽乱七八糟之能事”，似乎是说的太严刻一点，而没有设身处地，细心体谅古人当时的情景。请试引王先生所服膺引用的王船山对此事的论断，以解答王先生的批评。王船山说“武侯遗令魏延断后，为蒋琬费祎地也。……必不可使任蜀者魏延也。延权亚于公。而雄猜难御。……惟大军退而延不得孤立于外。杨仪先入，而延不得为主于中。虽愤激而成乎乱，一夫之制耳。延之乱也，不北降魏而南攻仪，论者谓其无叛心。虽然，岂可保哉？延以偏将孤军，主帅死而乞和于魏，亦司马懿之属吏而已矣。南辕而不北驾，不欲为懿下也。使其操全蜀之兵，制朝权而惟其意，成则攘臂以夺汉，不成将举三巴以附魏，司马懿不得折箠而驭之。其降其否？亦恶可谅哉？杨仪褊小之器耳，其日‘吾若举军就魏，宁当落度如此？’是则即为懿屈而不惭者。令先归而延与姜维持其后，蒋琬谈笑而废之，非延匹也。于是而武侯之计周矣。故二将讧而于国无损。不然，将争于内，敌必乘之。司马懿之智，岂不能间二乱人以卷蜀，而何为敛兵以退也。”足见船山亦称赞孔明预平内乱的巧妙和计谋的周至。这是孔明谋身后国家安全的大计，岂可推测其内怀机心？见杨仪、魏延之不可靠，几乎尽人皆知。史书上有这样一段记载：“费祎使吴，吴主权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后必为乱。祎曰，功以才成，业以才广，若防其后患舍而不用，是犹避风涛而逆废舟楫，非长久也。”诸葛亮号称知人，岂尚不能洞烛其奸。以人才难得，明知其奸，又须利用其才。利用其才，又须预防其变乱。王先生不体谅孔明之煞费苦心处，反而替魏延、杨仪表同情，殊令人不解。至于说孔明之初宠任李严，后以其有罪，而废为民，亦是机心作用，真可谓极尽揣测周纳之能事。孔明死后能使廖立垂泣，李平病死，论者多认为孔明公与诚之感人，令人心服所致（参看习凿齿的评论），真不知从何处见得他有机心？如果说孔明太拘泥法规，不敢放手去破格用人，亦乏使人戴罪图功的权略，我们尚可相当承认，如说他有机心，乃纯是揣测推度他人的动机或心地的工作。惯于测度他人的动机或内心隐微之处，最易陷于武断刻薄，不是以己之机心测人之机心，就是对他人行事的动机，加以最坏的解释，而陷于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不惟有伤忠厚，且亦养成自己猜疑之心。评人论事，此最所宜戒。故最好是就事论事，就行为论行为，较为客观，不要去揣测他人的心机或机心。
以上我们简略说明，孔明虽读过《老庄六韬》等道家的书，但不一定即是属于道家，更难说是坏意义的、有阴谋色彩、有机心的道家。至于孔明是否法家和是否儒家的问题，俟有机会于中下篇中再讨论之。
麟按：关于孔明是法家还是儒家的问题，已详于下篇《论法治的类型》一文中，故本文未继续将中篇、下篇写下去，读者试参考该文，即可见得我对此问题的看法。我根本否认儒家不重法治，我只承认儒家不采用申韩之术。我认为诸葛式的法治即顺人情、兼德礼而言法治，为儒家法治的代表。我更进一步认为儒家的或诸葛式的法治，在法治演进的过程上较申韩式的法治应列于较高一阶段。
（1943年写于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