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崇一来书云：“师云：‘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1。’窃意良知虽不由见闻而有，然学者之知，未尝不由见闻而发。滞于见闻固非，而见闻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义，恐为专以见闻为学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2。”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工夫尚多鹘突3者，正是欠此一问。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4，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5。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云“择”，又云“识”，其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但其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则已失却头脑矣。崇一于此等语见得当已分晓，今日之问，正为发明6此学，于同志中极有益。但处意未莹7，则毫厘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注释】
1落在第二义：原为佛教语，指脱离根本宗旨，未到终极境界。
2“吾有”二句：语出《论语·子罕》。
3鹘突：也作“鹘鶟”，模糊，不明确。
4酬酢：本义为宾主相互敬酒，此指交往处世。
5发用流行：运用和传布。发用，运用、使用。流行，传布。
6发明：阐述并加以发扬。
7莹：透彻明白。
【译文】
崇一来信道：“老师说：‘德性的良知，不依凭于见闻，如果说想要多闻就选择其中善者行事，想要多知，就刻意追求琐碎的见闻，已经脱离根本目的了。’我私下觉得良知虽然不是依凭见闻而产生并存在的，然而学者的认知，未必不是由见闻引发。拘束于见闻固然不对，但是见闻也是良知的外在体现。现在您说不得要旨，大概是专门针对那些以见闻治学的人而说的，如果是为致良知而寻求于见闻，好像也是知行合一的方法。是否是这样？”
良知不依凭于见闻而存在，而见闻无一不是良知的外在体现。所以良知不为见闻所拘束，但也并非与见闻无关。孔子说：“我有知识吗？其实没有知识。”良知之外，再无其他学问。所以说致良知是治学的关键，是圣人教诲的第一要义。如今刻意追求琐碎的见闻，就是舍弃关键部分，偏离了根本宗旨。近来同道友人当中没有不知道致良知一说的，但是他们的方法还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正是因为缺少你这样的疑问。一般来说治学的关键是要能够抓住核心问题，如果将致良知作为核心问题，那么多见多闻，无一不是为致良知下功夫。在日常生活中，处世交往时，即使有千头万绪，也无一不是良知的运用和传布。离开处世交往，也就不能做到致良知了。所以说二者是同一件事。如果说通过见闻来寻求致良知，那未免就会将其理解为两件事。这和那些刻意追求琐碎见闻的人虽然稍有不同，但是在没能理解惟精惟一宗旨这点上却是一样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然说“选择”，又说“认知”，那么良知也未尝不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作用。但是其用意却是在多闻多见的基础上去选择和认知，那么就已经弄错了关键。崇一你对这些想必已经理解，今天的问题，正是为了阐述发挥致良知之学，对同道中人非常有益。但是话说得不透彻，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也不能不认真考虑。
【原文】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学者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1著前一病，近又著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圣2。”“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3。”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4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注释】
1辛壬之岁：指辛巳、壬午两年，即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和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
2“思曰”二句：思虑要通达，通达才能圣明。语出《尚书·洪范》。
3“心之官”二句：心这个器官在思考，思考才能获得。语出《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4灵觉：指人对事物的领悟理解。
【译文】
来信说：“先生说：‘《系辞》说何思何虑，是说思虑都只是发自天理，并没有另外的思虑，并不是说没有思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有什么可思虑的？学者下功夫，虽然殚精竭虑，也只是要恢复其本体，而不是自己刻意去思考出来。如果刻意去思考，那就是私自耍小聪明了。’学者的弊病，大抵不是沉溺于空寂的臆想，就是刻意去思考。我在辛巳、壬午两年犯了前一种毛病，近来又犯了后一种毛病。但是思考也是良知的发挥和效用，这和刻意安排有什么区别？我担心自己错将妄想认作现实，迷惑了却还没能发觉。”
《尚书》说：“思虑要通达，通达才能圣明。”《孟子》说：“心这个器官在思考，思考才能获得。”怎么能少了思考？沉溺于空寂臆想，与刻意去思考，正是私自耍小聪明，同样都是丧失了良知。良知是天理的昭彰体悟所在，所以良知就是天理，思考是良知的发挥和效用。如果是由良知所发挥运用的思考，那么所思考的无一不是天理。由良知所发挥运用的思考，自然是明白简易，良知也自然能体会到。如果是私心刻意安排的思考，自然是纷纷烦乱不胜困扰，良知也自然会分辨清楚。总之思考的是非正邪，良知没有不清楚的。所以错将妄想认作现实，正是因为对致知之学还不理解，不知道要在良知上体悟认知罢了。
【原文】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修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1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2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真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3”，“思不出其位4”。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真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5”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6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注释】
1帅气：统领气力。
2暴其气：妄动义气。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持其志，无暴其气。”
3“君子”句：君子做事着眼于实际。语出《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4“思不出”句：语出《论语·宪问》：“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5“不得”二句：语出《孟子·告子上》：“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6二：三心二意。
【译文】
来信又说：“先生说：‘常人治学，终身都只为了这一件事，不论有事无事，终身都只是这一件事。如果说宁愿不理事，也不能不加以培护修养，却是将其看成了两件事。’我认为觉得精力衰弱，不能够处理完事情，这就是良知；宁愿不理事，也要培护修养的，这就是致知。怎么是两件事呢？如果事出有变，有些事不能不处理，而精力即使衰弱，稍加鼓舞也能够支撑，那么用意志统领气力就行了。然而说话办事终究没有气力，做完事就困顿不堪了，不是相当于妄动义气了吗？这些轻重缓急，良知固然未必不知道，但是倘若迫于时势，还怎么能顾及精力？倘若精力有限，还怎么能顾及时势？这样的话该怎么办？”
宁可不理事，也不能不着意加以培护修养，对初学者说这些也不无益处。但是当成两件事来看，就会出问题。从孟子说的“一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等着你”来看，君子从学终身都只是“集义”一件事。义，就是宜，内心得其所宜就是义。能够做到致良知那么内心就得其所宜了，所以“集义”也只是致良知，君子处世，该行动就行动，该停止就停止，该生存就生存，该求死就求死，斟酌安排，无非是要致真知，来求得自心满足而已。所以说“君子行事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事情不超出自己的能力范畴”。大凡想做能力所不及的事，勉强要做智力所不能完成的事，都不算是致良知。而大凡“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肚子里感到饥饿，口袋里空空的，想做些什么都会受到干扰，这就是为了要让他的性格变得坚韧从而使他平常所不具备的能力得到增强”的，都是致真知。如果说宁可不理事，也不能不加以培护修养，也是先有了功利之心，计较于成败利害，喜恶也由此决定，因此将理事当成一件事，而将培养又当成另一件事，这就有了赞同内在而排斥外在的用意，就是私自耍小聪明，就是将义当作外物，就有了“如果内心不能决定，就不要去行动”的弊病，就不是致真知来求得自心满足的功夫。所说的鼓舞支持，事情完结就疲惫不堪，又说迫于时势，精力有限，都是看成了两件事，所以才会这样。大凡学问的功夫，专心致志就是诚，三心二意就是伪。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致良知的心意欠专心真挚的缘故。《大学》说：“所谓意念诚实，就像厌恶难闻气味一样厌恶邪恶，就像喜爱美丽的女子一样喜爱善良，这样才能说心安理得。”曾经见过有厌恶恶臭、喜好美色，却需要鼓舞支持的人吗？曾经见过做完这些事就疲惫不堪的吗？曾有迫于时势，精力有限的吗？从这些就可以知道病根在哪里了。
【原文】
来书又有云：“人情机诈百出，御1之以不疑，往往为所欺。觉2则自入于逆、亿3。夫逆诈，即诈也。亿不信，即非信也。为人欺，又非觉也。不逆不亿，而常先觉，其惟良知莹彻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间，背觉合诈者多矣。”
不逆不亿而先觉，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亿不信为心，而自陷于诈与不信，又有不逆，不亿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为人所欺诈，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4，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不逆、不亿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崇一谓其惟良知莹彻者，盖已得其旨矣。然亦颖悟所及，恐未实际也。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5，“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6？”夫谓背觉合诈者，是虽不逆人，而或未能无自欺也；虽不亿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先觉之心，而未能常自觉也。常有求先觉之心，即已流于逆、亿，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7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觉矣。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是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子思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8”者也，然子思谓“如神”，谓“可以前知”，犹二而言之，是盖推言思诚者之功效，是犹为不能先觉者说也。若就至诚而言，则至诚之妙用，即谓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诚则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注释】
1御：对待。
2觉：警觉，警惕。
3逆：预先怀疑。亿：通“臆”，随便猜疑。语出《论语·宪问》：“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4存心：存有戒备之心。
5“不虑而知”句：语出《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恒易以知险”句：语出《易经·系辞下》：“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6“先天”四句：语出《易经·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7虞：忧虑。
8“至诚”二句：语出《中庸》：“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忠信济水
孔子一次率领弟子来到大河边，河水极宽，且水流湍急，连鱼都难以横渡，却有一人游水过来。孔子问：“莫非你有道术，能从水面游过来？”那人说：“我有忠信，所以能游过来。”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游水都需要忠信，何况做人呢？”
【译文】
来信又说：“人心机巧诡诈百出，如果毫不怀疑地去对待，往往会为其所欺骗。加以防备的话，自己又不免失之凭空猜疑。预先怀疑欺诈，那也是欺诈。猜疑他人无信，那也是无信。被人所欺骗，又是不够警觉。不去预先猜疑，又经常有所警觉，只有良知透彻的能做到吧。然而区别只在毫厘之间，背离警觉又暗合欺诈的人太多了。”
不预先猜疑而能够有所警觉，这是孔子出于当时人专门用心于猜疑他人欺诈无信，而使自己陷于欺诈无信，还有不去猜疑的，但是却不知道致良知的功夫，往往又被人所欺诈，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话。他并不是要教导人存有戒备之心来专门警惕他人的欺诈与无信。存有戒备之心，是后世那些猜忌、阴险、刻薄之人所为。而只要有这一念头，就已经偏离了尧、舜之道，不预先怀疑猜忌而为人所欺骗的，还不失为善。只是不如能做到致良知而自然而然预先有所警觉的人贤能罢了。崇一你所说良知透彻的人，大体已经得到其中真旨了。然而也只是凭领悟察觉，恐怕还没有从实际中有所体会。大体良知在人心中，横亘万古、充塞宇宙而从来没有不同。“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所谓的背离警觉和暗合欺诈的人，虽然没有预先怀疑他人，却恐怕不能没有自欺；虽然不随便猜疑，却恐怕不能做到自信。他们或许常常怀有先觉的念头，却不能常常自觉。常有希望先觉的念头，就已经流于预先猜疑，而足以蒙蔽自己的良知了。这是背离警觉和暗合欺诈所不能避免的。君子求学是为了修养自身，从来不担心别人欺骗自己，只是永远不欺骗自己的良知而已。所以没有欺诈，那么良知就没有伪饰，而做到了真诚，真诚就会光明。自信，那么良知就没有困惑，而得以光明，光明就会真诚。光明与真诚相生，所以良知常有知觉、常有光明。常有知觉、常有光明就会像高悬的明镜一样，来到面前的事物无论美丑都不能遁形了。为什么呢？没有欺诈而保持真诚，那么对方的欺诈也无所容身，只要有欺诈就会被察觉。自信而保持光明，那么对方的无信也无处容身，只要无信就会被察觉。这就是“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就是子思所说的“至诚如神，可以前知”，而子思说“如神”，认为“可以前知”，依旧是一分为二地说，这大概是为了推断思诚的功效，依旧是对不能先觉的人说的。如果就至诚而言，那么至诚的妙用，就称之为“神”，不必说“如神”了。至诚就无所谓知与不知，不必说“可以前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