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科尔和丹尼斯·芬奇-哈顿把我的房子完全当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机构，这里所有的东西也都属于他们，他们甚至还以这里为傲。如果他们觉得这里缺少什么，就会带过来一些。这里的烟酒都颇为高档，他们还从欧洲带过来很多书和黑胶唱片。伯克利的农场在肯尼亚山上。每次他从那儿开车过来，总会给我带来很多火鸡、鸡蛋和橘子。他们两个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野心勃勃地想把我调教成像他们那样的品酒师。他们特别喜欢我的中国瓷器和丹麦玻璃杯，总是在餐桌上把这些杯子一个一个摞起来，堆成高高的、亮闪闪的金字塔，很享受地看着它。
伯克利习惯在上午十一点带上一瓶香槟酒到屋外的林中去享用。有一次，他在马上就要离开农场的时候感谢我对他的款待，却又加了一句话，意思是这幅美好的农场之画上还有一点儿瑕疵。他说，每次去林中品酒的时候，用的都是粗糙劣质的酒杯。我说：“伯克利，我也知道。但我现在没有几个漂亮杯子了，如果仆人拿着它们从屋里跑那么远到林子里，肯定会打碎它们的。”但他握着我的手，严肃而庄重地说：“但是亲爱的，我还是很难过。”从那之后，每次他到林中饮酒，我都会给他拿我最好的杯子。
伯克利和丹尼斯刚从英国来非洲时，他们的朋友都感觉很遗憾，都很舍不得他们离开。到了殖民地后，他们也颇受大家的欢迎和尊重。但奇怪的是，他们好像总是无家可归，总是在到处流浪。所以我说，社会没有遗弃他们，世界上任何地方也都没有遗弃他们，是时代遗弃了他们。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只有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才会有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是人类返祖现象的有力证明，应该出生在一个更早的时代，一个以后不可能再有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他们没有家，只能四处游逛，然后偶尔来到我的农场待上一段时间。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心里反而因为自己抛弃了英国而颇感内疚，因为他们的离开意味着要让朋友们担负起他们本应承担的责任，而他们离开的理由仅仅是因为自己无法忍受那儿的生活。丹尼斯在给我聊起他年轻时的生活、前途和英国朋友们给他的建议时，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杰奎斯的一句话：“倘有痴愚之徒，忽然变成蠢驴，趁着心性癫狂，撇却财富安康。”但他对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伯克利也是，甚至连杰奎斯也可能是错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逃兵，早晚要为自己的任性和倔强买单。但他们充其量也就是几个流亡者，以颇为优雅的姿态忍受着流亡的生活。
如果伯克利的那颗小脑袋戴上丝质的假长卷发，他就可以在查尔斯二世的法院里进进出出了。这个聪慧的英国年轻人，也许还曾坐在老达达尼昂，就是《二十年后》（vingt ans après）中的那个达达尼昂的脚边，聆听他的智慧，用心铭记他的话语。晚上我们坐在壁炉前聊天的时候，他好像随时都能从烟囱中冲出去，所以我总是觉得万有引力在他身上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他拥有着极强大的识人断物的能力，不会高估也不会贬低别人。好像故意要恶作剧一样，他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反而展示出最有魅力的一面。如果他真心要抹白鞋子扮个小丑，他真的就能成为一个个性十足、无人能模仿的小丑。但是，如果他想要成为康格里夫和威彻利式的智者，那就要比这两位作家拥有更为强烈、更为远大且更为狂放的信念。当然，如果戏谑过分，不知道收敛，就会让人觉得乏味和可悲。伯克利一旦兴奋过头，就会和他的酒一起变得透明。每当此时，他就幻想着自己正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傲慢地向前小跑，好像他正骑的是一匹血统高贵的马，马的祖先是堂·吉诃德的那匹老瘦马。马儿的影子在他身后的墙上慢慢地移动，逐渐地放大。而伯克利一定是最后那个看到阴影，然后害怕这个阴影的人。他这个优秀的小丑在非洲其实是很孤单的，而且他的心脏也不好，几乎就是半个残废人。而他那心爱的农场也正在一天一天地掉入银行的手掌中。
他又瘦又矮，手脚很长，头上顶着一头红发。不管走到哪里，他总是站得直挺挺的，脑袋却像达达尼昂一样，缓缓地左转右转，带着一种决斗者的不可战胜感。走起路来像只猫，总是无声无息的。在任何一个房间，他都会像猫一样，把每个角落变成他舒适温暖的休憩地，好像他自己本身就能够释放热量，释放乐趣一样。即使是你家的房子被烧成一堆废墟，还在冒着白烟，只要伯克利走过来和你坐在上面，他就会像一只猫一样，让你感觉你们正坐在一个经过精心挑选过的角落里。每当他放松下来，你就会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很像年老的猫发出的声音。他一旦生病，就不可能仅仅是“难过”或“痛苦”这么简单，而是像猫生病一样，特别吓人，特别让人担心。他做事极没有原则，脑袋里却有很多偏见，这一点和猫也非常相似。
如果伯克利是斯图亚特王朝的骑士，那丹尼斯就是一个生活在更早时代的英国人，比如伊丽莎白女王时期。他会和菲利普先生[1]或弗兰西斯·德雷克[2]一起手挽着手散步。那时的人们一定会很友善很亲切地对待他，因为他总是让他们想起那个古老的城市——雅典，这是他们梦中向往的地方，他们常常在文学作品中描绘它。在19世纪以前的任何文明时代里，他都能够自在随意地生活，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再加上他不仅是运动健将和冒险家，也是音乐家，而且对艺术还有着狂热的喜爱，他一定能在所有时代里崭露头角、引人瞩目。但在我们的时代里，虽然他表现出色，出尽风头，但总感觉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与那儿格格不入。留在英国的朋友们一直都想让他回国，甚至还为他制定了在英国的职业发展计划，但最后他还是留在了非洲。
土著人本能地喜欢他——伯克利，以及类似的白人，而且对他们也很忠诚。看到他们，我就会想，与我们这些生活在工业时代的人相比，或许古代的白人能够更加理解和同情有色人种。其实，在第一台蒸汽机车被发明出来之后，世界上的各族人民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且之后就再也没有相遇过。
伯克利有一位年轻的索马里仆人，名字叫贾马。有一段时间，他所在的部落和法拉的部落之间爆发了战争，这给我和伯克利的友谊也蒙上了一层阴影。每当我和他一起吃饭时，在我们旁边站着的两人就会向对方投去黑暗深邃的沙漠眼神。如果你熟悉索马里人的部落情结，你就会知道，这种眼神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凶兆。那天直到夜深了，我和伯克利还在讨论，如果明天早上出门发现法拉和贾马浑身冰冷躺在地上，胸口插着匕首，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两个人似乎并不害怕这种结局，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之所以忍着没有大开杀戒，毁掉一切，完全是因为他们对我和伯克利的爱。
伯克利对我说：“今天晚上我改变了主意不去埃尔多雷特。这件事我一直没敢告诉贾马，因为他的年轻爱人就住在那儿。我怕一旦告诉他，他对我就会硬起心来，然后不管我的衣服洗没洗，整理没整理，就直接跑出去杀了法拉。”
不过，贾马是永远都不会对伯克利铁硬起心来的，他已经跟着他很久了，伯克利也总和我谈起他。有一次，伯克利和他争吵起来，贾马坚持自己是对的。伯克利发起脾气，扇了贾马一巴掌。“但是亲爱的，你知道吗？”伯克利告诉我，“就在同时，他也直接扇了我一巴掌。”
“那后来呢？”我问他。
“哦，后来还好，”伯克利很小心地说，又加了一句，“应该是还算凑合。他毕竟才比我小二十岁。”
这件小事过后，主仆二人对对方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面对自己的主人，索马里仆人总是很安静，带着一种轻微的屈尊感。贾马对伯克利也是如此。伯克利去世之后，贾马不想在肯尼亚继续生活，就回索马里兰了。
伯克利狂烈地热爱着大海，但这种爱永远都没有被满足过。他最大的梦想是和我一起赚足钱，然后买一艘阿拉伯帆船，到拉姆岛、蒙巴萨岛和桑给巴尔岛上去做生意。后来，我们一切都计划好了，甚至连船员都安排好了，但我们的钱却一直凑不够。
每当伯克利感到很累很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想念大海。他常常哀叹自己一辈子哪儿都去过了，就是没有去大海上航行过，他说自己真是太傻太蠢了，接着就会说出一连串的脏话。有一次，我马上要启程去欧洲了，他却又掉入了这种情绪中。为了让他开心，我计划把船上右舷和左舷的灯笼带回来，挂在房子的大门口。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他。
他说：“好呀，真是太好了。那这栋房子就会像一艘船了。但一定要出过海的船上的灯笼才成。”
于是，到了哥本哈根之后，我在一条老运河边的水手商店里买了一对又大又重的灯笼。这对灯笼曾在波罗的海上航行了很多年。回到非洲后，我们在大门口一边挂了一盏，而且让它们都面朝着东方。我们对这个方位很满意，觉得这样挂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如果这么挂，地球在太空中沿着轨道向前运行时就不会和这对灯笼撞在一起了。这对灯笼极大地满足了伯克利的心。他常常在很晚的时候开着车子，一路狂飙来到我家。只要灯笼一亮，他在车道上就会慢下来。在夜空中，两只灯笼就像两个小小的、一红一绿的星星。而伯克利，则任由它们沉入自己心灵的深处，把他带回到古老的图画中，去缅怀往日的航海事业。这让他感觉自己正在向黑色海面上的一艘船靠近。我们用灯笼为他做了一个信号系统：调换它们的位置，或取下来一只。如此一来，当他还在林中行驶的时候，就能知道女主人是什么心情，或者有什么样的饭菜在等着他。
伯克利和他的兄弟加尔布雷斯·科尔，以及他的妹夫德拉米尔勋爵一样，都是殖民地最早的一批拓荒者。当年，马赛人还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是他们的好朋友。所以说，早在欧洲文明在这里站稳脚跟之前，在马赛人还在美丽的北方居住的时候，伯克利就认识他们了。在他的内心深处，欧洲文明是这个世界上最恶心的东西。他可以用马赛语和他们聊往昔的岁月。每当伯克利来到农场，河对岸的马赛人就会过来看望他。老酋长们会坐着把生活中的一些麻烦事告诉他，而他会给他们讲笑话，常常逗得他们哈哈大笑，就好像是硬邦邦的石头笑了一样。
因为伯克利和马赛人很熟悉，也因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仪式在农场上举行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号角吹响后，马赛这个好战的古老民族就沸腾起来。他们经历过激烈的战争，见过惨烈的大屠杀，此时感到似乎往昔的荣耀又要归来了。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月里，我偶然间有了机会和土著人及索马里人一起为英国政府运输物资。我们赶着三辆牛车，要穿过马赛人的居住区，一路走得非常艰难。每当我们走到一个新的居住区，那儿的马赛人就会跑到我的营地，瞪着亮晶晶的眼睛，问我一连串关于战争和德国的问题。比如，德国人真的是从天上来的吗？在他们心里，这些德国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往前跑着，就是为了去经历各种危险，去送死的。到了晚上，我的帐篷周围挤满了年轻的武士，他们身上涂着战争彩绘，手持长矛和长剑。为了向我展示他们真实的力量，有时他们会学着狮子短促地吼上一声。他们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参加战争。
但英国政府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组织马赛人去和白人交战是很不明智的选择，尽管这些白人是德国人。因此，政府禁止马赛人参战，还禁止他们触摸兵器。马赛人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但政府却允许基库尤人参加战争，不过也只是参与物资运输。到了一九一八年，殖民地土著人中开始实施征兵制度，政府觉得马赛人也应该上战场了，于是就派了k.a.r的一位军官带领着他的部队去纳罗克征兵，目标是三百莫兰武士。但此时的马赛人却对战争失去了热情，他们拒绝入伍，所有莫兰人都躲到了树林和灌木丛里。在追赶他们的过程中，k.a.r军队的步枪在一个村庄里走火，打死了两名老妇人。两天后，马赛保留区叛乱爆发。大群莫兰人横扫肯尼亚，杀死了很多印度商人，火烧五十多座商铺。形势非常严峻，但政府不想逼他们，就派了德拉米尔勋爵到马赛保留区谈判。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政府允许马赛人自行处理这三百名莫兰武士，但政府要对他们罚款，因为他们对马赛保留区造成了巨大破坏。莫兰武士们一直没有露过面。休战协议签订完之后，整个暴乱就结束了。
就在这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马赛族的一些老酋长派出了很多年轻人去侦查德国人在居住区和边境的活动，这对英国军队有很大帮助。战争结束之后，为了表示对他们的赞赏，政府从本土运过来大批奖章，分发给马赛人。伯克利因为了解马赛人，也通晓马赛语，就被命令为马赛人分发奖章。他手上的奖章多达十二枚。
因为我的农场毗邻马赛保留区，所以伯克利请求我和他一起，在我的房子里为马赛人发奖章。他有点紧张，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些马赛人对他抱着什么样的期待。一个周末，我和他一起开车去马赛人的村里。我们想和那儿的人谈谈，召集一下他们的酋长，告诉他们颁布奖章的日期。伯克利年轻的时候曾是第九枪骑兵团的军官。他告诉我，在当时所有的年轻军官里，他是最聪明最能干的。于是，当日落时分，我们朝着太阳的方向开车回家时，他就跟我谈起了军人的使命感和军人的精神，以及他以平民的身份对这些的理解。
虽然颁发奖章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也不怎么重要，但却是一件很有分量、很有影响的大事。它能够展示出颁发奖章和接受奖章双方的智慧、聪明和机智，从而让这个场景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一幕，成为一个历史上的重要标志：黑暗大人和光明大人非常礼貌地向对方问候。
马赛酋长们来了，后面跟着随从或儿子。他们在草地上坐下来，时不时地谈论一下正在草地上吃草的牛，心里可能会抱着小小的期待——政府会把这些牛当作礼物回报他们的劳动。伯克利让他们等了很久，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程序。就在他们等待的时候，伯克利从屋里搬出来一把椅子，放在了草地上。过一会儿，他就要坐在这把椅子上为他们颁发奖章。最后，他由土著人陪着，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在土著人的映衬下，他的皮肤显得更加白皙，一头红发也更红了，而眼珠的颜色越发地淡了。他又成了一位年轻干练的军官，举止轻快，表情愉悦。我这才意识到，即使平时表情多么地千变万化，在需要的时候，他也会面无表情。贾马跟在他后面，穿着一件非常精致的阿拉伯马夹，上面布满了黄色和银色的刺绣，手里托着一个盒子，里面放着奖章。这件马夹是伯克利吩咐他专门为此时准备的。
伯克利站在椅子前面开始讲话了。他挺得笔直的瘦小身板影响到老酋长们，他们一个个地从草地上站起来，和伯克利面对面地站着，表情庄重地盯着他的眼睛。我完全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因为他说的是马赛语。听起来他说得很简单，好像只是通知他们，有一项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荣誉要降临在他们身上，而政府之所以会给他们这个荣誉，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非常值得赞扬。我是大致判断出这个意思的。再看马赛人，就什么都看不出了。他们的表情里或许含有其他什么不同的东西，但具体是什么，我真的看不出来。伯克利说完之后，立刻让贾马把盒子拿过来，取出里面的奖章，然后一边庄重严肃地念着老酋长的名字，一边伸长手臂，把奖章递给他们。马赛酋长们也伸长了手臂，把奖章安静地接了过去。我心里在想，如果仪式双方没有高贵的血统和优秀的家庭传统，这项仪式绝对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当然，我这么说并没有冒犯民主制的意思。
酋长们都是浑身赤裸，奖章没有办法固定在身上，所以给他们颁发奖章还是比较麻烦的。他们只能手握奖章站着。过了一会儿，一位非常老的酋长走过来，伸着握奖章的手，问我上面印了什么东西。我尽我所能解释给他听。奖章是银质的，很像一枚硬币，一面刻着不列塔尼亚[3]的头像，一面印着这几个字：世界文明之战。
后来，我跟一些英国朋友聊到这件事，他们就问我：“奖章上为什么不是国王的头像？这完全就是一个大错误。”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是很合适的，因为这些奖章不能做得过于吸引人。当我们进入天堂，能够得到丰厚的赏赐时，我们得到的应该也是类似的东西吧。
有一次，我要回欧洲度假，伯克利却病倒了。当时，他还是殖民地立法委员会的委员。我给他发电报：“等待立法会开幕时不打算来恩贡待一段时间吗？带上酒来。”他回电报说：“你的电报是从天堂发来的。将会携酒到达。”他果然来农场了，而且带了满满一车酒，至于喝不喝，他倒是不在乎了。他脸色苍白，有时候会非常安静。此时，他的心脏就已经衰竭，身边必须要有贾马照顾。贾马之前已经学会了注射。但他心里放不下的事情还有很多，他最害怕的事就是失去自己的农场。尽管如此，他在农场的时候，我的房间仍然是像经过精挑细选过的，是这个世界上最舒服的角落。
“塔妮娅[4]，既然我已经登上了生命的舞台，”他认真地跟我说，“我就要开最好的车，抽最好的雪茄，喝最精致最高档的葡萄酒。”他在某天晚上告诉我，医生曾叮嘱他要卧床休息一个月。我说，如果他能遵照医生的嘱托，在恩贡山农场上休息一个月，我就不去欧洲，留在农场照顾他，然后下一年再去。他思考了一会儿，才说：“亲爱的，我不能这么做。如果这次为了让你放心，我这么做了，那下一次为了让你放心，我又得做什么事呢？”
于是我就怀着沉重的心情跟他道别了。回欧洲的船要路过拉穆岛和塔卡普纳岛，那是我和伯克利的阿拉伯帆船要去的地方。到达这两座岛的时候，我想起了伯克利。到达巴黎之后，我听到了他的死讯。他从车里走出来，一头栽在了房子前面，就那么去世了。生前，他希望死后能埋在自己的农场上，死后他如愿以偿。
伯克利死后，肯尼亚发生了巨变。殖民地历史上的一个时代随着他的去世而结束。那段时间是肯尼亚的一个转折点，很多事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人们总是会说“伯克利·科尔活着时”或“自从伯克利去世之后”。他去世之前，整个肯尼亚是狩猎者的天堂；他去世之后，肯尼亚逐渐开始变化，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在很多事情上的标准也降低了。比如对于智慧标准的降低，人们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殖民地国家而言，这是颇为令人伤心的；再比如绅士风度标准的降低，他死后不久，人们就开始不断地谈起自己的烦心事。还有，人道主义标准的降低等。伯克利去世了，一个残忍冷酷的女人就从历史舞台的另外一侧爬了上来。她就是“困境”。是人和神共有的情妇。也真是奇怪，如此瘦小的一个男人，竟然在有生之年能够把她在门外挡了那么长时间。伯克利去世了，这片大地上的面包就没了酵母；伯克利去世了，一个优雅、快乐和自由的化身就消失了，一家发电厂倒闭了；一只猫站起身，离开了房间。
[1]即 philip sidney，菲利普·锡德尼，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作家、诗人，同时也是英国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
[2]1540-1596年，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探险家和海盗，是麦哲伦后第二位完成环球航海的人。
[3]britannia，大英帝国或大不列颠的拟人化象征，是一位手持三叉戟、头戴钢盔的女战士。
[4]最亲密的朋友和亲戚会称呼作者这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