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监狱几乎是全新的。铁墙和铁门上的油漆呈战舰的蓝灰色，上面依然泛着崭新的光彩，只是有两三处被人啐上了嚼过烟草后的唾沫，显得非常不雅。屋顶的灯被嵌在一块厚厚的磨砂玻璃板里。牢房的一侧有两张床铺，上铺正睡着一个男人，正打着鼾，身上裹着一条深灰色的毯子。他睡得如此早，身上也没有酒气，而且还选择了不碍事的上铺，由此看来，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了。
我坐在下铺。他们怕我携带了枪支，给我搜过身，但没有掏空口袋。我从中抽出一根香烟，摩擦着膝盖后方的红肿处，痛感从那里一路延伸到脚踝。咳到大衣前胸上的威士忌散发着一股臭味，我将那个部位的衣服提起来，对着它喷了几口香烟。烟雾向上飘去，环绕着屋顶上被灯光照亮的玻璃板游动。监狱里十分安静，在很远之外的另一个区域里，一个女人尖声喧闹着，但我所处的这片区域平静得像一个教堂。
那个女人不知在何处一直这样尖叫，声音又尖又细，不像是由人类发出的，倒像月光下的狼嚎，只是没有其中渐渐上升的哀恸音调。过了一会儿后，声音终于停止了。
我吸完两根烟，将烟蒂扔进角落处的小马桶里。上铺的那个人仍然在打呼噜，湿油油的头发支出毯子的边沿。关于他，我只能看到这些。他趴着睡得正香，也真是到了一定的境界。
我再次坐到铺上。床铺是由扁钢板条制成的，板条上铺着一张单薄坚硬的床垫，床垫上非常整齐地叠着两条深灰色的毯子。监狱十分不错，位于新市政厅的十二楼。市政厅也十分不错，整个海湾城都十分不错，这里的居民确实也这么想。如果我居住在这里，很可能也会这么想。因为我可以欣赏美丽的蓝色海湾，悬崖峭壁，游艇港口，还有街道两旁一排排平静的房屋——有的已经老旧，成群地栖息在古树的林荫下；有的才建不久，傍着碧绿的草坪，围有铁丝栅栏，门前停车道旁种着一棵棵小树苗。我认识一个住在25街的女孩，街美，人也美。她喜欢海湾城。
她不会去想废旧的城市铁轨南边，阴郁的单元楼区里，残喘着一个个墨西哥人和黑人贫民窟；也不会去想那些峭壁以南沿岸经营的低俗酒吧，那些开在路边、满是汗味儿的小舞厅，那些大麻烟卷，那些异常安静的旅馆大厅，以及里面那些隐在报纸后面四处窥视的狐狸似的细长面孔；也不会去想那些扒手、骗子、醉汉以及步行板上的妓男妓女。
我走过去，站到门边。过道对面没有任何动静，监狱里的灯光阴凉冷寂，生意一片惨淡。
我看了一眼手表，九点五十四分，应该回家换上拖鞋下盘棋，应该喝一大杯酒，凉爽一下，应该平静地抽一大管烟，坐下来抬起脚，什么都不去想，应该看着杂志，开始打哈欠，应该作为一个人，一个有家的人，一个没什么事做的人，好好休息，呼吸夜晚的空气，为明天做好准备。
一个穿着蓝灰色监狱制服的人读着牢房号一路走了过来，在我面前停下了脚步，打开牢门，然后恶狠狠地瞪着我。这些人自认为，这样的神情必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摆在他们那张铁皮脸上。仿佛在说：老兄，我可是警察，我厉害得很；老兄，你可留点神，否则我们会好好修理你一番，让你只能四只脚爬着走路；老兄，你别来这套；老兄，咱实话实说；老兄，跟我走吧，可别忘了我们的厉害，我们是警察，对付你们这帮孬种，我们想干啥就干啥。
“出来。”他说。
我迈出监狱。他将门重新锁上，挥了一下大拇指。我们一路走到一扇宽大的铁门前，他将门打开，待我们走了出去，又将门重新锁上。他身上的钥匙挂在一个大铁环上，欢快地叮当作响。不一会儿，我们又穿过一扇铁门，铁门外部被漆成木色，内部则是战舰的蓝灰色。
德加默正站在柜台旁与值勤室的警官说话。
他那泛着金属蓝色的眼睛转到我身上，说：“感觉怎样？”
“挺好的。”
“喜欢我们的监狱吗？”
“喜欢，监狱挺好的。”
“韦伯队长想找你谈话。”
“挺好。”我说。
“你除了挺好还会说别的吗？”
“现在不会。”我说，“在这里不会。”
“你有点儿瘸。”他说，“是绊到了什么东西吗？”
“对。”我说，“我绊到了一根警棍，它跳了起来，在我膝盖后咬了一口。”
“这可真糟。”德加默面无表情地说，“到物品寄存员那里把你的东西取回来吧。”
“东西都在我这儿。”我说，“没有被拿走。”
“噢，那挺好。”
“当然了。”我说，“挺好。”
值班室的警官抬起头发蓬松的脑袋，盯着我们看了好久。“如果你们真想知道什么挺好的话，”他说，“就该去看看库尼的爱尔兰小鼻子，现在就跟一坨摊在华夫饼上的糖浆一样。”
德加默漫不经心地说：“怎么了？他跟人打架了？”
“这我哪里知道，”值班室警官说，“可能那根警棍也跳起来咬了他吧。”
“作为一个值班室的警官，你也太他妈的多嘴了。”德加默说。
“值班室的警官他妈的一直这么多嘴。”值班室的警官说，“可能这就是他当不上凶杀案警长的原因吧。”
“你看我们这儿。”德加默说，“好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脸上笑容灿烂。”值班室警官说，“张开双臂迎接你，手里还拿着块儿砖。”
德加默朝我扬头示意，随后我们便走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