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平静地说：“估计有些人认为我们这儿的人不过是一群见钱眼开的小人，觉得有人把自己老婆杀了，就会给我打电话说：‘警长啊，我杀了个人，客厅里一片狼藉。我手里有五百个大洋，你说给谁好呢？’然后我就会说：‘好嘞，你保护好现场，我这就拿毯子过去把尸体给你处理了。’”

“还不至于那样。”我说。

“你今晚去泰雷家找他干什么？”

“他曾找到过弗罗伦丝·艾尔默之死的线索，当时弗罗伦丝的父母雇他追查下去。不过，他从来没有告诉他们线索是什么。”

“所以你觉得他会告诉你？”韦伯讽刺地说。

“总得试一试吧？”

“或者只是因为德加默咬了你一口，你想再反咬他一口？”

“可能也有一点儿这个原因。”我说。

“泰雷就是想干点敲诈的勾当。”韦伯轻蔑地说，“不只一次了。不管用什么手段，能把他除掉，就很不错了。我来告诉你他的线索是什么吧：一只从弗罗伦丝·艾尔默脚上偷来的拖鞋。”

“一只拖鞋？”

他淡淡一笑：“就是一只拖鞋，藏在他的房间里，后来被找到了。那是一只绿色天鹅绒舞鞋，鞋跟上镶着几粒宝石，是私人订制的，制作者在好莱坞做剧场用鞋等物品。想不想问我这拖鞋有什么重要的？”

“这拖鞋有什么重要的？”

“她有两双一模一样的拖鞋，同时订做的。这似乎没什么不寻常的，如果其中一双坏了或者被哪个酒鬼踩了，好歹还有双备用的。”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浅笑道，“然而有一双似乎从来没有穿过。”

“我有点儿明白了。”我说。

他向后倚去，敲着扶手，等我说话。

“房子的侧门到车库那段路铺的是劣质混凝土。”我说，“路面非常粗糙。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她并不是在上面走过去的，而是被人抬过去的，之后那个抬她的人才给她穿上拖鞋，然而却错拿了一只没有穿过的。”

“然后呢？”

“然后在莱弗利给正在出诊的艾尔默医生打电话的时候，泰雷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拿走了那只没有穿过的拖鞋，并把它当作弗罗伦丝·艾尔默被人谋杀的证据。”

韦伯点了点头说：“如果他没有多手，而是留给警察去发现，那确实能证明案子有疑点；而他偏偏多了手，那就只能证明他是个卑鄙小人了。”

“当时对她的血液进行一氧化碳检测了吗？”

他双手按在桌子上，盯着它们。“检测了。”他说，“里面确实有一氧化碳。而且案发现场没有暴力的痕迹，调查此案的警官们对此没有质疑，也没有怀疑艾尔默医生杀了自己的老婆。或许他们做错了判断，调查的深度有些不够。”

“是谁负责的调查？”我问。

“恐怕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警察到的时候没有发现少了一只拖鞋吗？”

“警察到的时候拖鞋一只都没少。你肯定记得，艾尔默医生是在收到莱弗利的电话后回的家，那时还没有报警。关于那只拖鞋的一切，都是泰雷亲口告诉我们的。那只没穿过的鞋还可能是他从屋子里拿出来的。当时侧门没有锁，而且女佣们都在睡觉。不过这种说法有一个漏洞，就是他不太可能会知道屋里还有一双没有穿过的拖鞋可以拿。但我不会因此就放过他，他是个阴险狡诈的浑蛋，只是我找不到足够的证据对付他。”

我们坐在那里，看着彼此，思索着这件事情。

“除非，”韦伯缓慢地说，“我们可以假设艾尔默诊所的那个护士协同泰雷，谋划了对艾尔默的勒索。这不无可能，有理由支撑这一点，当然也有更多理由否定这一点。你声称山里淹死的女人就是那个护士，可有什么依据？”

“两个依据，分开来看两者都不具有决定性，但整合在一起便非常有力。一个仪表貌似德加默的粗人几周之前去了那里，拿着一张米尔德里德·哈维兰的照片四处打探，照片里的人看起来很像穆丽尔·切斯，头发和眉毛等部位有所不同，但两人长相非常相似。没有人真正帮了他什么忙。当时他自称德·索托。穆丽尔·切斯听说这件事后，显得很害怕。如果那人就是德加默的话，这就很容易说得通了。另一个依据就是，切斯家小屋的一罐砂糖里藏着一条金脚链，上面挂着一颗心。这是在她丈夫因为她的死被捕后发现的。心的背面刻着：艾尔献予米尔德里德。1938年6月28日。全心爱你。”

“可能是别的叫艾尔和米尔德里德的人吧。”韦伯说。

“你并不相信另有其人，警长。”

他向前倾过身子，食指在空气中戳了一下。“你到底想借此说些什么？”

“我想说金斯利的太太并没有杀害莱弗利，他的死与艾尔默的案子有关，与米尔德里德·哈维兰有关，还可能与艾尔默医生有关。我想说金斯利的太太之所以失踪了，是因为受到了某种惊吓。她可能是知情人，也可能并不是，但她没有杀过任何人。能够证实这些，我就能得到五百美元，尝试一下，合情合理。”

他点头道：“确实合情合理。我要是能看到确切的依据，就会帮你一把。警方还没有找到这个女人，行动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不能帮你去刁难我手下的警察。”

我说：“我听你叫德加默艾尔，但我想到的是艾尔默，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

韦伯看着自己的拇指。“但他和那个女人没结过婚，”他静静地说，“而德加默却和她有过一段婚姻。跟你说吧，她牵着德加默的鼻子走，后者身上的好多恶习都是跟着她染上的。”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会儿后，说：“我不知道的事情终于开始浮出水面了。她是个怎样的女孩？”

“聪明，圆滑，心术不正。她知道怎样诱惑男人，能让他们在她的石榴裙下爬来爬去。如果你说了她的坏话，德加默那个蠢货当场就能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她跟他离了婚，但德加默仍然对她念念不忘。”

“他知道她的死吗？”

韦伯安静地坐在那里，很久后才说：“看他的样子不像是知道了。但如果死者就是她的话，就算知道了，他也无能为力。”

“他在山里没有找到她——据我们所知。”我站起来，俯身靠着桌子，“我说警长，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没有，一丁点儿也没有。有些男人确实就是那样，有些女人也确实能让他们那样。如果你认为德加默去那里找她是想伤害她，你脑子里肯定是进水了。”

“我没那样想过，”我说，“如果德加默对那一带的乡下很熟悉的话，才会有那种可能性。杀死那个女孩的不管是谁，对那里肯定都很熟悉。”

“这事儿只限于我们两个人知道。”他说，“我希望你能保密。”

我点了点头，但没有向他做出保证。我再次道了声晚安后便离开了。他看着我走出房间，一脸痛苦和阴郁的表情。

我的克莱斯勒停在大楼一旁的警区停车场里，钥匙插在点火开关里，挡泥板都还在。库尼白白威胁了一番。我开车返回好莱坞，顺楼梯走进我在布里斯托尔的公寓。此时已经很晚了，几近半夜。

白绿相间的门厅里除了某间屋子里传出来的电话铃声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声响。电话铃持续响着，待我走近自己的公寓门口时，铃声更加响亮了。我用钥匙开了门。正是我的电话在响。

电话放在一张靠墙的橡木桌边台上，我摸黑穿过屋子走了过去。在我接听之前，电话肯定响了至少十次了。

我从底座上拿起话筒，电话那头是德雷斯·金斯利。

他声音里混着紧张与焦躁。“天啊，你他妈到底去哪儿了？”他叫道，“我都找了你好几个小时了。”

“好了好了，我这不回来了嘛。”我说，“出什么事了？”

“我接到她的电话了。”

我握紧听筒，缓缓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了出来。“然后呢？”我说。

“我离你那儿不远，五六分钟后就能到，准备好行动吧。”

他挂了电话。

我站在那里，手中的电话停在耳朵和底座中间。一会儿后，我才非常缓慢地将它放下去。我看了看刚才握着电话的那只手。手半张着，僵硬地蜷曲在那里，仿佛里面仍然握着电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