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悌也尔〔1〕老爹认为他刚刚给予我们的教训能起什么作用的话，那他就太不了解巴黎人民了，这一点就跟我的名字叫贝利塞尔、现在手里拿着一把刨子一样千真万确。您瞧，先生，他们成批地枪杀我们、流放我们、驱逐我们，在萨托里兵营〔2〕审判我们之后再把我们流放到卡延岛〔3〕，将我们满满地塞进沙丁鱼桶般的船底，可这一切都没有用，巴黎人天生喜欢闹事，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他们这种爱好！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叛逆的性格。您还能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感到有趣的不仅仅是政治，还有政治带来的生活方式：工厂关门、集会、闲逛，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事情。
“要理解这些，就必须像我一样，出生在奥利翁街的一个木匠作坊里，从八岁到十五岁在那里当学徒，并且坐在装满刨花的手推车里走遍整个市郊。啊！当然啦！可以说，在那些年里，我得到的报酬就是革命。我小的时候，个子还没有一只靴子高，可是只要巴黎有什么风吹草动，您肯定能在造反的人群中看到我矮小的身影。几乎每次闹事，我都能事先得到消息。当我看到工人们手挽手前往市郊、将人行道占得满满的，女人们站在门前一边说话、一边手舞足蹈，大批的人从禁止通行的栅栏上下来时，我便一边推着我的刨花，一边在心里说：‘好家伙！又要发生什么事了……’
“事实上，这种事从来就不曾少过。晚上回家时，我经常看到小店里挤满了人；父亲的朋友们围着工作台谈论着政治，几个邻居给他送来了报纸；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有一文钱就能买得到的报纸。若想看报，好几个同楼的人得凑钱才能订一份，然后一层楼一层楼地相互传阅……不管发生什么事，贝利塞尔老伯总是不停下手中的活儿，他一边愤怒地推着木刨，一边听着新闻；我记得那几天，每当坐下来吃饭时，妈妈总是对我们说：
“‘安静点，孩子们……爸爸在不高兴，因为政治上的事情。’
“我嘛，您想，我对这些该死的事情也懂得不多。不过，有些词听多了，也就慢慢记住了，比如：
“‘基佐〔4〕这个浑蛋，他去根特〔5〕了！’
“我不认识这个基佐是谁，也不知道去根特意味着什么；可这没有关系！我只是学着别人的样子说：‘基佐这个浑蛋……基佐这个浑蛋……’
“我非常乐意把这个可怜的基佐称为浑蛋，更何况我在脑子里把他和城里的一个流氓警察混为一谈，那家伙总是站在奥利翁街的拐角处，看到我装满刨花的车子就招惹我……街区里没有人喜欢这个浑蛋！甚至连狗和孩子都离他远远的；只有酒店老板为了逗弄他，才常常从虚掩的店门里塞给他一杯葡萄酒喝。那流氓警察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到门前，左顾右盼一番，确认没有长官在场之后，便迅速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我从来不会像他那样身手敏捷地喝完一杯酒。最为恶毒的做法，是瞅准他仰头举杯的时刻，跑到他身后大喝一声：
“‘小心，警察！……长官来了。’
“巴黎的老百姓就是这样，因为警察动不动就处罚人。大家已经习惯痛恨这些可怜的恶棍，并把他们视作恶狗。部长们干了蠢事，付出代价的总是警察；而一旦发生革命，部长们都逃到凡尔赛去，被打入水沟的却又是警察……
“我还是接着我的话题说：只要巴黎有什么风吹草动，我总是第一批知道消息的人。在那些天，街区所有的孩子们都会约好一起去市郊。有人高声叫道：
“‘去蒙马特高地……不！……去圣德尼门。’
“人们便朝那里跑去，不一会儿他们怒气冲冲地折返回来，因为没能过得去。女人们跑着去面包店。那些平时进出马车的大门都被关得紧紧的。这一切使我们热血上涌。我们唱着歌，一路上挤撞着那些街头小贩，吓得他们像大风来临的日子那样，慌不择迭地收摊。有时，当我们来到运河时，闸桥已经被拉起来了。出租马车和货车都停在那里。车夫们咒骂着，乘客们则焦急万分。步行天桥满是阶梯，将市郊和寺庙街隔开；我们奔跑着翻过这座天桥，来到大街上。
“大街最有趣的时候，莫过于封斋节前的星期二和暴动的那些日子。那时候几乎没有马车；人们可以在宽阔的马路上随意行走。这些街区的小店主们见到我们经过那里，十分明白将会发生什么事，于是连忙关上店门。只听见噼里啪啦一片上门板的声音。不过，店铺的门关好之后，那些人就站到了家门口的人行道上，因为巴黎人的好奇心永远胜过一切。
“最后，我们见到黑压压的一群人拥挤在一起。就是这里！……只是要看得真切，就必须挤到第一排去；说实话，为此我们挨了不少巴掌！……但是，我们推呀、挤呀，还在人群的大腿中间钻来钻去，终于来到了前排……我们占据了一个好位置，在所有人的前面；这时，我们长嘘一口气，感到非常自豪。事实上，将要发生的场面值得我们这样做。
“您瞧，不管是波卡日还是梅兰格〔6〕，谁都不曾让我如此心跳！我看见在大街尽头的空地上，警察局长披着绶带，向我们走来……其他人喊道：
“‘警察局长！警察局长！’
“我没有跟着喊。不知为何，我既害怕又高兴，紧咬着牙关；我在心里想：
“‘警察局长在这儿……等一会儿要小心警棍……’
“其实我心慌的还不是警棍，而是这个恶鬼般的家伙，他身穿黑色制服，外面披着一条绶带，头戴一顶巨大的圆帽，看上去就像是在巡视军营一样，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阵鼓声响过之后，警察局长开始含混不清地讲起什么来。由于他离我们很远，所以尽管街上一片寂静，可他的声音却十分飘忽，我们只听见：‘嗯……嗯……嗯……’
“不过，我们和他一样熟悉有关集会的法律规定。我们知道，在遭受警棍的殴打之前，我们有权享受三次警告。所以，第一次警告发出后，谁都没有动。大家非常平静地站在那里，双手插在裤袋里……第二次警告时，人们的脸色开始发青，大家左顾右盼，看从哪个方向逃跑……第三次警告一响，人们呼啦一声散开，就像山鹑起飞一般；叫喊声、呜咽声此起彼伏，围裙、帽子漫天飞舞，人群后面，警棍开始打来。没有一出戏能让您感到如此激动，真的。经历过的人可以把这场面向别人讲整整一个星期，而且可以骄傲地说：
“‘我听见了第三次警告！……’
“应该说，玩这个游戏，有时也要受一些皮肉之苦。您想，有一天，在圣厄斯塔斯教堂〔7〕的尖端处，我不知道警察局长是如何数数的；第二次警告刚刚发出，警察就挥舞着警棍出动了。您也知道，我不会傻待在那里等他们来。可是无论我怎样拉长自己的腿跑都没用，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紧紧地追着我，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有两三次感觉到警棍挟着风在我身后划过，此后终于被当头击中。我的天哪，多么厉害的一击啊！我的眼前从来没有冒过这么多金星……我的脸被打破了，大家把我抬回了家，您也许以为这下我要改邪归正了……啊！是的，在可怜的贝利塞尔大妈给我敷药时，我不停地在叫：
“‘这可不是我的错……是那个无赖警察局长骗了我们……他只发出了两次警告！’”
注 释
〔1〕 阿道夫·悌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记者、历史学家，1871年2月执掌法国政府，同年8月任共和国总统。1871年5月，他指挥凡尔赛军队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被认为是屠杀公社战士的刽子手。
〔2〕 萨托里兵营位于凡尔赛附近，巴黎公社遭镇压后，这里是关押并审判被捕的公社成员的地方。
〔3〕 小岛名，位于法属圭亚那，是巴黎公社社员的流放地之一。
〔4〕 弗朗索瓦·基佐（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曾任内政部长、国民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共和国参议院主席等职位，是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5〕 比利时城市，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变”期间，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八就在该城市避难。
〔6〕 波卡日（1797—1863）和梅兰格（1808—1875）均为19世纪中期著名的演员。
〔7〕 教堂名，位于巴黎的雷阿尔区，建于13世纪，重建于1532至163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