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的权力越来越大，声望也越来越高，在我的想象里，希望施加给他的惩罚也越来越厉害才好。因此，我起初满足于通过选举打败他，平息民怨。后来我已经改为监禁他，再后来就是将他流放到遥远的平坦海岛上。岛上只长着一棵棕榈树，像一个黑色的星号，指引他进入地狱的无底深渊，在那里受尽孤独、耻辱和绝望的折磨。最后到如今，他只有一死我才能解恨。

他的上升用曲线图表示，一目了然。可以看出他的追随者在逐渐增多，开始还是个小数目，后来渐渐变大，再后来就是个天文数字了。我对他的仇恨也逐渐增强，一开始仇恨的胳膊是抱起来的，就和他画像上的姿势一样。后来仇恨在我灵魂的天地中央不祥地膨胀，直到充满了我的整个灵魂，只在边缘留下一道窄窄的弧光（不像殉道的光环，更像疯狂的光晕），不过我预见到这一点点弧光也将彻底消失。

他的首批画像出现在报纸上，出现在商店橱窗里，出现在海报上——在我们这个伤痕累累、哭泣、流血的国家里，他的画像越来越多——看上去比较模糊，当时我还不确定我的仇恨最终会变成要他性命。有些情况是人都会遇上的，比如他有可能失败，有可能精神崩溃，有可能生病，那么天知道他那些画像隐隐透出的都是些什么信息呢。比如他随意摆出的各种尚未规范的姿势，再比如经典表情成形前的犹疑目光。不过一点一点地，他的面容固定起来了：在官方肖像照片中，他的脸颊和颧骨增添了神圣的光泽，涂上了具有公众影响力的橄榄油，刷上了完美杰作的清漆。看着这样的照片，不可能想象擤鼻涕，或是手指头伸进嘴里把塞在烂牙后面的饭粒挖出来之类的事。经过多种试验后，达到了神圣化的整齐划一，确立了他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目光：冷静，不带光彩，既不睿智也不残忍，但不知为何阴森恐怖，令人难以忍受。确立下来的还有他结实多肉的下巴，青铜色的两颊。有一个特征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漫画家的共同财产，而且大家处理时几乎是自动用了相似的技法——画一道横跨他整个额头的粗大皱纹——那是思想厚实的积淀，不是思想的伤疤。我不得不相信他的脸上抹了各种各样的专用香脂，否则的话，我就不能理解那金属般的质感是哪来的。因为我认识那张脸曾经的样子：病恹恹地浮肿着，刮得也不干净，转头时能听见胡茬子刮擦脏硬领的声音。还有眼镜——他年轻时戴的眼镜到哪儿去了？

二

我不但从没有被政治迷惑过，而且连一篇社论也没读过，哪怕是党代会上一篇小小的报告。社会学的问题从来没有激发起我的兴趣，至今我也无法想象自己参与一项阴谋，或者坐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与紧张而严肃的政治狂热者们一起就最近的发展形势讨论斗争方案。我一点不在乎全人类的利益；我不但不相信多数人的意见自然就是对的，而且倾向于重新审视这样一个问题：在人人都吃不饱、上不起学的情况下，还要为之奋斗到底合适不合适。我进一步了解到，我那正被他奴役着的祖国，在遥远的将来注定要经历许多其他动乱。这些未来的动乱与这位暴君的行为并无关系，但无论如何，他必须受死。

三

从前的神都是尘世人形，穿着紫罗兰色的衣服，强健的脚上穿着一尘不染的便鞋，走起路来端庄有力，看上去就像是地里干活的人，或山上的牧羊人。他们的神性并没有因此减少分毫，相反，他们呈现出的凡人魅力正是他们神灵本质的有力证明。但是一个狭隘、粗俗、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初看之下是个三流的狂热分子，实际上是一个顽固、野蛮、阴沉的俗人，怀着病态的野心，这种人一旦披上神的外衣，会让人觉得太对不住神了。要我相信他与此事无关，那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让他坐上这个钢筋混凝土宝座并坐得安稳的原因是我的祖国中了邪，偏爱动物学、动物国(1)一类的黑暗思想；这黑暗思想经过演变，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因为思想是死的，人是活的；思想只管配斧柄，人却装好斧头，随意使用。

那么让我再说一遍，我不擅长区分什么事情对国家有利，什么事情对国家不利，也不善探究国家为什么像鹅身上滴水一般在滴血。在所有人和所有事之间，我只关心一件，那就是我的病痛，我的困扰，同时还是不知为何只属于我、并只有我自己要独自判断的一件事。从我年幼时起——我现在已不再年轻——人性之恶就令我震惊，觉得厌恶，难以忍受，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需要马上制止之，清除之。另一方面，我很难发现人性之善，就是注意到了，我也总是觉得这不过是正常的、不可或缺的情形，本该如此，不可剥夺，如同能够呼吸就暗示着活着这一事实。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养成了一点天分，对人性之恶极度敏锐，不过我对人性之善的看法也有了一点小小的改变。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原以为善念人人生而有之，这也造成了我对它视而不见，其实远非如此，在需要之时它并不总是伸手可及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过着艰难孤独的生活，总是缺钱，住在破旧公寓里的原因。但我始终隐隐觉得，我真正的家就在街道拐角一带等着我，当我处理完生活中忙忙乱乱的上千件假想的事情后，就可以马上进入家门。仁慈的上帝啊，我多么痛恨古板无趣的心灵！一个好心人，我偶然发现他有点可笑之处，如吝啬，或是慕富，我就会很不公道地看待他。如今我看人性之恶，不再像随便从哪个人身上就能获取的那么稀薄，而是一种高度浓缩、未经稀释、满满地装在一个大瓶里密封起来的恶。

四

他把我的百花绚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大菜园。菜园里特别受到关注的是萝卜、卷心菜和甜菜。如此一来，这个民族的所有激情被降低到良田蔬菜大丰收上。菜园挨着一个工厂，于是背景中总是伴有一台火车头在运转。市郊的天空没有希望，没有生机，一切在想象中都与绝望的景象相联系：一道篱笆，蓟草中一只生锈的罐头盒，破碎的玻璃，排泄物，脚下嗡嗡作响的苍蝇——这就是我的国家目前的模样。一副极度沮丧的模样，可是沮丧在这里很受欢迎。他抛出了一个口号（陷入了愚蠢的垃圾坑）——“我们的一半国土必须用来耕作，另一半必须铺上沥青。”这个口号被傻瓜们重复着，似乎这是人类幸福至高无上的表达。他从最迂腐的诡辩者那里学了点冒牌格言，想转手塞给我们，那还情有可原。可是他塞给我们的是没有真实内容的空壳，要求我们把思考方式不仅是建立在虚假的智慧上，更是建立在虚假智慧摇晃不稳的碎石堆上。然而，对我而言，问题的症结也不在这里。顺理成章的想法是：即使奴役了我们的思想是极其优秀的、精美的，提神醒脑，滋润人心，自始至终充满阳光，但只要这思想是强加给我们的，奴役就仍然是奴役。不对，现在的关键是，随着他的权力增长，我开始注意到国民的义务，还有告诫、规章、法令以及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压力，都越来越像他这个人了，都准确无误地显示出与他的个性特点和他的经历细节有必然联系。于是在这些告诫和法令的基础上，一个人可以重塑自己的人格，就像章鱼通过触角重塑自己一般——深知他那种人格的人为数不多，我就是其中之一。换句话说，他周围的一切开始有了他的模样。立法开始荒唐地表现出像他的倾向，像他的步态，像他的姿势。蔬菜商开始储备大量的黄瓜，原来他年轻时就非常爱吃黄瓜。学校的课程里如今也有了吉卜赛摔跤，原来二十五年前，他就在地板上跟我弟弟练这种摔跤，很少会兴致不高。报纸上的文章和谄媚作家写的小说风格突变，故作高雅（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每个编造出来的语句都是用个别的关键词再说一遍，都是同样的官样文章）。那种语言看似很有力量，实则是思想虚弱，还有所有其他的矫揉造作的文风，都带有他的特点。很快我有了这样的感觉：我记忆中的他，正在渗透到每一处地方，以他的存在影响着大家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他的平庸，他的冗长乏味，还有他的灰暗习惯，正在变成我国人民生活的主体。最后，他制定的法律——大众具有难以压抑的力量，所以要向大众的偶像不停地祭献——丧失了所有的社会学意义，因为他就是大众。

五

他是我弟弟格列戈里的一位同志，我弟弟在他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里对极端的社会组织形式有着富于诗意的激情（那些极端的社会组织形式长期以来令我们现有的温顺体制担惊受怕）。他二十三岁那年，一个夏天的晚上在一条非常宽的河里洗澡，溺水而死，以致如今我回忆起我的弟弟，出现在我脑海里的第一幕便是一汪粼粼碧水，一座长满桤树的小岛（在我颤抖的模糊记忆中，他一直朝着这座小岛游去，却永远没有到达）。一朵长长的黑云正穿过另一朵非常松散的橙色云，这便是星期六上午一场雷雨留在星期天清澈碧空上的所有痕迹。天上将会闪过一颗星，然后再没有任何星星。不论何时，只要我全神贯注地研究绘画史，准备我的洞穴起源专题论文，就顾不上去盯着那帮诱惑我弟弟的年轻人。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不是很固定的群体，不过是几个凑到一起的年轻人，各有各的情况，当时都是受了叛逆冒险的吸引，往来也并不密切。然而，眼前的事总是对回忆产生如此不良的影响，以致我现在很不情愿地将他挑出来，放在模糊的背景下，赋予他（他既不是格列戈里最亲密的伙伴，也不是最能嚷嚷的伙伴）一种阴沉冷静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深知其阴沉的自我，最终把一个毫无天分的人铸造成一个战无不胜的恶魔。

我记得他在我家乡下寒舍阴暗的餐厅里等我弟弟，坐在他第一眼看到的椅子上，马上从黑夹克衣袋里掏出一份折皱了的报纸看了起来。他戴着烟灰色的玻璃眼镜，镜架半遮住他的脸。他装出一副厌烦欲哭的样子，好像想起什么不称心的事情。我记得他那鞋带胡乱系起来的靴子总是很脏，好像刚刚在没人管的草地间的马车道上走了数英里似的。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前额上留了又短又硬的一撮（当时还一点看不出如今他那恺撒般的秃顶）。一双发潮的大手，指甲被咬得很短，看他丑陋的指尖上紧紧套着的护甲套，真令人难受。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山羊的气味。他手头拮据，睡什么样的床铺不加挑选。

我弟弟到了（在我记忆中，格列戈里做事很拖拉，进来时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好像日子过得特别匆忙，但照样姗姗来迟——因此匆匆的生活最终弃他而去），他向我弟弟问好，毫无笑意，猛地站起身来，伸过手去，同时奇怪地一抖，是胳膊肘提前回抽了一下。看那样子好像对方若不及时抓住他的手，它便会像弹簧一般喀嚓一声弹回去，收进他可拆卸的袖口中。要是我家有谁进来，他充其量也就冷冷地点个头。与此相反的是，如果厨娘进来，他就会热情地跟她握手。厨娘会大感意外，没来得及擦干手掌就被紧紧握住了，她随后再擦手，好像要把握手场面重来一遍似的。他是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才来我家的，那时我父亲对他的态度有点心不在焉。这和他对每个人和每件事的态度并无两样——对我们，对生活中的不幸，对格列戈里收留的那些脏狗，甚至对他的病人，都一样心不在焉。另一方面，我的两位上了岁数的姑妈对这种古怪态度公开表示担忧（如果说曾经有人恰是“古怪”的对立面，那个人就是他了）。同样地，这两位姑妈对格列戈里交的其他朋友也公开表示了担忧。

如今，二十五年后，我常有机会听到他的声音，他那野兽般的吼叫通过广播传来，声震四方。不过想当年，我记得他说话总是很柔和的，甚至有些沙哑，有点口齿不清。一句话说完后，还要来点喘气声，令人讨厌。只是这个毛病很有名，当年就有了，对，当年就有了。他站在我弟弟面前，低着头，垂着胳膊，我弟弟深情地呼喊着迎上去和他打招呼，还试着至少抓住他的胳膊肘或他的瘦肩膀。他的腿异常地短，也许是因为夹克衫太长了，一直垂到屁股中间。他这么故作伤心的姿势，到底是因为内向怯生呢，还是因为使尽全力要讲个悲伤的消息呢，实在无法判断。后来我觉得他这模样终归还是要说出坏消息的，比如在那个可怕的夏日夜晚，他从河边回来，抱着像是一堆衣服的东西，其实只是格列戈里的衬衣和帆布短裤。但如今，我认为他那模样所酝酿的消息不是别的，而是他自己恶魔般的未来在低语。

有时候，透过半开着的门，我能听到他跟我弟弟说话，说得停停顿顿，很不正常。要么就坐在茶几旁，掰开椒盐卷饼，夜鹰般的眼睛避开煤油灯的亮光。他喝牛奶的方式很奇怪，看着令人不快：先用牛奶漱几下口，再咽下去。他咬椒盐卷饼时，小心地歪起嘴来。他的牙齿不好，一发炎疼得厉害，为了吸一点凉气镇痛，他就反复往嘴里吸气，嘴角发出嘶嘶声。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用含有鸦片的棕色药水为他泡了一点药棉，没有针对性地笑笑，建议他看看牙医。他并不领情，生硬地答道：“整体强于局部，所以我会战胜我的牙齿。”但我现在不再能确定，这句僵硬的话是我亲耳听到的呢，还是他们随后学着那腔调讲给我听，为了体现他的“古怪”。只是我已经说过，他并不怪。一个人对自己那朦胧的启明星怀有动物般的信仰，这怎能被认为是独特、少见的呢？但是，信不信由你，他的平庸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正如别人因才华出众而令人印象深刻一样。

六

有时候他会突然快乐得发抖，难以控制，很不雅观，这时他那与生俱来的忧郁就会暂且消失。我听到他的笑声，像猫叫一样突然、刺耳。猫嘛，你习惯了它毛茸茸的安静，夜里一叫，那声音听上去既疯癫又邪恶。他被同伴拉着做游戏，一起扭打时，就这般尖叫。后来才知道，他的手臂瘦小软弱，但腿如钢铁般强壮。有一次一个特别顽皮的男孩在他的口袋里放了一只蟾蜍，他不敢用手指去碰，就开始脱沉重的外套。使劲时挣得脸色黑红，头发凌乱，破汗衫外面什么也没穿，只戴着一副假胸衬。他迷上了一个无情的驼背女孩，很多人看上了她的大辫子和蓝墨水般的眼睛，也就心甘情愿地原谅了她长得像象棋中的黑马那么黑。

我是从那个女孩那里得知他的恋爱偏好和追求模式的。这个女孩，说来不幸，如今已不在人世，和大多数知道他年轻时底细的人一样（好像死神是他的盟友，把了解他过去的危险见证人从他的道路上一一清除了）。他常给那个活泼的驼背写信，或是用教训的口气——引经据典（他从政治小册子上学来的），一种常见的教育类型，或是用隐晦枯燥的话语抱怨另外一个女人（我想受抱怨的这位也是身体有某种残疾的）。这个女人我一直不认识，有一阵子他和她住在城市里最凄凉的地方，睡在一张床上。今天我可以花大价钱调查并审问这个无名的人，可是她，毫无疑问，也是铁定死了的。他的信件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就是冗长得令人生厌。他暗示神秘的敌人在策划阴谋诡计，和某个打油诗人展开详尽的辩论，他在一本日历里读过那人的诗作——唉，如有可能，应该修复那些珍贵的练习本，页页都是他密密麻麻的真迹！说来可惜，他写的那些东西我现在一句也记不起来（那时我就不感兴趣，尽管我的确听过，也笑过）。如今在我的记忆深处，能非常模糊地看见她发辫上的蝴蝶结，瘦瘦的锁骨，黝黑的手上戴着暗红色的手链，把他写的信揉成一团；我也听到了背弃他的女人发出的轻柔笑声。

七

梦想一个秩序被重建的世界和梦想按自己的心意来重建一个世界，这两者是有重大而深刻的区别的。然而他的朋友里面，包括我弟弟，好像没有一个人能把他们抽象的反叛和他追求权力的残酷欲望加以区别。我弟弟死后一个月，他就消失了，把他的活动转移到了北方诸省（我弟弟的小组衰落了，解散了。据我所知，小组里的其他成员中再没有人进入政坛）。很快就有消息传来，说那里的工作正在开展，只是在目标和方法两方面都和那个年轻团体初始之际所讲、所想、所希望的截然相反了。回想他当年的神态，我惊奇地发现，没有人注意到无论他走到哪里，他身后都拖着一个长长的、瘦削的叛逆影子。他坐下时，这个影子就在家具底下翻起边来。他要是端着一盏煤油灯，借着灯光下楼朝门走去，那个影子就奇怪地插入了楼梯扶手映在墙上的影子。抑或当年投在那里的影子预示着我们当前的黑暗时代？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喜欢他，但是无论如何我弟弟和其他人都把他的阴郁当成了精神力量特别强的表现。他的想法冷酷无情，这好像是他遭受过神秘苦难的自然结果，他不起眼的外壳也仿佛预示着干净利落的内核。我也可以承认，自己曾有过转瞬即逝的印象，觉得他能做到慈悲为怀。只是紧接着我就看透了他。那些喜欢廉价悖论的人很久以前就注意到刽子手的感伤了。说来也是，肉铺门口的人行道总是潮湿的。

八

悲剧发生后的头几天，他照常来，有几次还在我家过夜。我弟弟的死好像没有引起他明显的悲伤。他的举止一如往常，我们也一点不奇怪，因为平日里他已经很忧伤了。他和平时一样，坐在屋里某个角落，读点没意思的东西。总之，他的举止和遭了很大不幸的人家一样，大家既不特别亲近，也不完全生分。更有甚者，他经常出现，又阴郁沉默，可能被误解成一种不善言表的同情心了——你明白，就是一个意志坚强又沉默寡言的人具有的同情心，不显眼，但总是存在——同情的柱石——后来你才知道，那些夜晚，那个家里人人泪眼蒙眬，他就在这家里的一把椅子上过夜，自己也病得厉害。然而，他的情况却完全是个可怕的误会：那时候他要是果真喜欢我们家的话，那只不过是因为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忧伤和绝望的气氛里那么自在：当时吃完饭的盘子扔满一桌没人收拾，不抽烟的人也可以要烟抽。

我如今还真切地记得我和他一道去办一件小事的情形。那是一件极其细小的事，记不清楚了，就是死人把活人纠缠得越久越好的小事情（死了人都一样，有好多繁文缛节）。可能有人对我说了：“好吧，就让他跟你去。”于是他来了，小心地清着嗓子。也就在那一次（我们走在两边没有房屋的街道上，到处是尘土，我们走过了一道道篱笆和一堆堆木材），我做了一件事。如今一想起这事来，我就从头顶到脚趾过电一般地羞愧难当。天知道我是中了什么邪——也许不完全是出于感激别人的吊唁，更多的是出于同情别人的吊唁——一阵不合时宜的紧张情绪袭来，我抓起他的一只手紧紧握住（这让我们两个都轻轻晃了晃）。整个动作就是一瞬间的事，然而，假如我当时是拥抱了他，嘴唇贴在了他又短又硬的可怕金发上，那我今天肯定会倍受折磨。如今过去了二十五年了，想来纳闷：当时我们走过一片废弃的街区，就我们两人，我的衣袋里装着格列戈里子弹上膛的左轮手枪，这东西是我刻意藏起来的。离得那么近，我完全可以一枪打发了他。那么一来，今天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不会有冒雨的假日；不会有我的千百万同胞奴隶一般扛着铁锹、锄头和钉耙浩浩荡荡游行庆祝的场面；不会有震耳欲聋的扩音器，反复播送着同样的声音，令人无处逃遁；每一户人家不会有不敢声张的丧事；不会有花样繁多的酷刑；不会有麻木的心灵；不会有巨幅画像——不会有这一切。唉！要是能爬回过去，抓住错过的机会，拽住它的头发，把它扯回现在，重现满是尘土的街道，空旷的地段，我裤兜里沉甸甸的东西，还有走在我身边的年轻人，那该多好呀！

九

我迟钝又肥胖，就像哈姆雷特王子。我能做什么呢？我是一个乡下中学的图画老师，地位卑微；他坐在首都大监狱中一间不知名的房间里，前面有无数的铁门和木门，我和他之间有着难以想象的距离。那座监狱为了他变成了城堡，因为这位暴君自称是“选举他的人民的意志的囚徒”。就在他把自己和我锁在地下室后，有人告诉我，他的一个远亲，一个老寡妇，因为种出了重达八十磅的萝卜，得到奖赏，来见这个至尊之人。有人领着她穿过一道又一道大理石铺地的走廊，过了无数个在她面前打开又在她身后关上的门，最后她发现自己来到一个灯火通明的白色大厅内，里面的全部陈设就是两把镀金椅子。有人告诉她站在这里等。过了一段时间，她听见门后传来无数的脚步声，接着他的六个男卫士相互谦让着走了进来。她抬起惊恐的眼睛，在卫兵们中间找他，但他们的目光没有投向她，而是看着她脑袋后面的地方。这时她一转身，看见就在她身后，另有一扇不引人注意的门，他自己已经无声无息地从这扇门进来了，停在一把椅子旁，一只手按在椅背上，习惯性地摆出鼓励大家的姿态，仔细观察这位国家请来的客人。然后他自己坐了下来，建议她用她自己的话描述一下她的辉煌成就（一位侍者带进来她种的蔬菜的黏土模型，放在第二把椅子上），她花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十分钟讲述她是如何种萝卜，又是如何拔萝卜的。拔呀拔，拔不出来；她觉得她看见了她死去的丈夫过来和她一起拔，就是这样也拔不出来；她只好先叫儿子来帮，又叫她侄子来帮，还叫了两个在草棚里休息的消防员来帮；最后，大家排成一串，齐心协力才把这个大怪物拔了出来。她讲得绘声绘色，他显然深受感染。“这是真正的诗，”他对随从说道，“这里有一位诗人们应该学习的人物。”说罢他生气地命令那个萝卜模型应该用青铜浇铸，然后就走了。不过我不种萝卜，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见他。即使我种了，我怎么会带着我珍贵的武器去他的兽穴？

他偶尔在人们面前露面，但不许任何人接近他，还给每个人发一面旗子，用很重的材料做成，让大家高高举起，这样两手就一直保持着忙碌状态。每个人都受到监视，警卫不计其数（更不用说便衣特务和监视便衣特务的便衣特务了）。即便如此，机敏果敢之人还是有机会找到漏洞的。一个透明的瞬间，一个小小的命运裂缝，透过它就可以扑上前去。我心里一一想过各种杀人办法，从古典的匕首到现代的炸药，但都不可用。于是我经常梦见自己反复地扣动武器的扳机，这也在情理之中。可是那武器在我手里解体了，子弹就像水滴一般淌出枪管，要么就像毫无杀伤力的豆子一样从我那龇牙咧嘴的敌人胸膛上弹落下来，而敌人开始不慌不忙地打断我的肋骨。

十

昨天我邀请了几个人，他们并不相熟，但为了同一项神圣的任务聚到了一起。这项任务极大地改变了他们，以至于能在他们中间看到难以言说的相似性——比如说，在年长的共济会会员中呈现出的那种一致性。这些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职业——一个裁缝，一个按摩师，一个内科医生，一个理发师，一个面包师——但一个个都仪态威严，很少使用手势。一点不奇怪！第一个给他做衣服，这就意味着要丈量他那身瘦臀宽的身体。他的骨盆很奇怪，如女人一般，背部浑圆。裁缝恭敬地量到他的腋窝，和他一起照照镀金常春藤镶边的镜子。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更进一步了，他们看到了他的裸体，揉捏他的肌肉，听他的心跳。据说根据他的心跳可以很快调好我们的时钟，所以他的脉搏，毫不夸张地说，可以成为一个基本的时间单位。第四个人给他刮脸，刮脸刀看上去很锋利，我恨不得也有这么一把刀。他沿着他的两颊往下刮，再刮脖子，刮得嚓嚓有声。最后是第五个人，给他烤过面包。这个笨蛋，纯粹出于习惯，往他爱吃的面包里放了葡萄干，没有放上砒霜。我想接触这些人，好至少了解一下他们神秘的行业之道，了解一下他们的恶魔手法。在我看来，他们的手上沾满了他的气味，他也通过这些人显示自己的存在。那次聚会很好，一本正经。我们说了些与他无关的事情，我也知道，我要是提及他的名字，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会闪现出僧侣受惊般的目光。我突然发现自己穿着一套我右手边邻居剪裁的正装，吃着我的酥皮糕点，喝着我左手边邻居给我的一种特殊矿泉水，这时我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可怕感觉，马上清醒过来——我仍在我那可怜人的房间里，伴着没装帘子的窗户中一轮可怜人的月亮。

我感激昨晚让我做了那么一个梦，醒来后再没有睡着。好像是他的特务早有准备，要让我见识见识那些如今审讯罪犯最常用的酷刑。我写“如今”，是因为自他上台后，就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罪犯类型，好像是政治犯吧（其他类型的罪犯实际上不复存在了，因为小偷小摸也从重定为贪污盗窃，依此推论，也就是图谋暗中破坏政权）。政治犯都是些极其虚弱的人，皮肤透明，突出的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这是难得的珍稀物种，像一只年幼的霍或体型最小的狐猴。人们热情忘我地追捕它们，每捕获一只，公众就欢呼喝彩。追捕实际上并不困难，也没有危险，因为这些奇异的、透明的动物非常温顺。

有谣言斗胆说，他并非不想亲自去审讯室看看，但这很可能不是事实：邮政局长不会亲自分发邮件，海军部长也不一定非是游泳健将不可。我讨厌拉家常、说闲话的腔调，那些幸灾乐祸的顺民就是用这样的腔调谈论他，说着说着就拐到一边去，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古老笑话。比如上古时代，普通大众总是编撰关于魔鬼的故事，给他们出于迷信的恐惧穿上滑稽逗乐的外衣。仓促编成的粗俗逸闻趣事（可以上溯到凯尔特语的原型），或者“有可靠来源的”秘闻（比如谁受宠了，谁失宠了），总带有仆人住处的味道。不过还有更差的例子：我的朋友n，父母三年前被处决（更不要说他自己所受的屈辱迫害），有一次参加一个官方的庆典，庆典上见到了他，听了他讲话，回来后说了这么一番话：“你知道，不管怎样，那人还是有一定力量的。”我真想冲他脸上砸去一拳。

十一

一位广受欢迎的外国作家在他出版的名为《落日岁月》的书信集中提到，现在任何事情都提不起他的热情，都不能让他着迷，一切都无所谓了，一切，只有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如今回首青年时代，和他后来不可一世的成就相比，和他现在达到的白雪皑皑的高峰相比，真可谓寒酸至极，每想到此，他就感到充满活力、激情四射的兴奋。想当初无足轻重，诗与痛苦相伴，那是年轻的艺术家和上百万的同道共同的经历，如今吸引着他，一想起来就激动，就充满感激——感激他的命运，感激他的技巧，感激他的创作意志。重访他曾经在贫困中生活过的地方，和他的同龄人相聚，不管是谁，反正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都给他提供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仔细地品味其中的无穷韵味，将会使他的灵魂从今往后永享快乐。

就这样，我试图想象我们那位郁郁不乐的统治者回首他的昔日岁月时有何感觉。我清楚地知道，第一，真正的人类是一个诗人；第二，我们的统治者，绝非诗人的化身。然而国外的报纸，尤其是那些报名有晚祷书意味的报纸，懂得如何将“故事”轻易地转化为“销量”，都喜欢强调他命运的传奇性质，把他们的读者群领进他出生的那座巨大的黑房子里，那里据说时至今日仍然住着和过去一样的贫民，无穷无尽地晾晒着洗过的衣物（贫民总是洗很多衣物）。他们也印了一张照片，天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上面有他的生母（父亲不知是谁），是一个鼻子又宽又厚、留着一绺刘海的女人，在城门附近的一家啤酒店干活。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目击者活下来的如此之少，那些还住在那一带的人回答得那么小心（天啊，怎么没有人问过我），因此当记者的得有胡编乱造的大手笔，才能描绘出当今统治者的形象：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精通打仗一类的游戏，青年时代常挑灯夜读，鸡鸣方罢。他蛊惑人心的运气被解释为命运的基本力量，自然而然便有很多关注投入到那个浓云密布的冬日，就在他入选议会之时，他和他的帮派逮捕了全体议员（之后，军队羊羔一般温顺地叫了几声，立刻转身站在了他那一边）。

不怎么神奇，却也神奇（在玄妙之处记者没有搞错），神就神在那是一个封闭的圆圈，一个离散了的整体，随时准备开始自己封闭的生活，而且它已经不可能被事实真相来替代。不可能了：神奇故事的主角还活着，他是唯一一个了解真相的人，但他不能做目击证人，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偏见或不诚实，而是因为像一个逃跑的奴隶一样，他现在“一概记不得了”！哦，他记得他旧时的敌人，当然，也记得两三本他读过的书，还记得他从一个柴堆上掉下来压死了两只鸡，遭人一通狠打。也就是说，还有一个粗糙的记忆机制在他身上起作用，不过，就是神仙也不好让他依着自己的记忆合成出自己来，还要符合合成出来的形象具有不朽性这样的条件。如果一定要这么合成，那结果就会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胚胎，一个早产儿，一个又瞎又聋的侏儒，绝不可能不朽。

假如他到他贫困时住过的房子去看看，他的全身不会激动得发抖——就连一点点衣锦还乡的虚荣心也不会有。不过我倒是去他从前的家看了看。没有看据说是他出生地的那幢多层大厦，那地方现在是一个专门为他而设的博物馆（一些旧海报，一面沾满阴沟污泥的旗，一个钟形罩下放着一枚纽扣，表示有纪念意义：他青年时代留下的东西太少，能保存的也就这么些了）。我去看的是那几间陈设很差的屋子，他和我弟弟走得很近的时候就在那里住过几个月。从前的房主死去很久了，房客从那以后再没有登记过，所以也就没有留下他在这里住过的痕迹。他忘了他的这些出租屋——数量还不少，如今世上就我一人知道此事，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满意。我伸手摸摸死气沉沉的家具，透过窗子看看邻近的屋顶，觉得自己的手好像触到了他生命的钥匙。

十二

我刚刚接待了又一位来访者：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他显然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下：双手皮肤紧绷，手背光滑，不停地发抖，一滴混浊的老泪打湿了他粉色的内眼睑。面容苍白，各种表情，从蠢笨的微笑到痛苦的皱纹，都很不自然。他用我借给他的笔在一张纸片上写出一串数字，原来是很重要的年、月、日：那一天——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是这个统治者的生日。他提起笔，凝视着我，好像不敢继续写下去，又好像是用这个犹豫的表情来强调他即将使出的小把戏。我点了点头，以示鼓励，催他快写，于是他写下了另一个日期，比前面写下的日子早了九个月，在下面划了两道线。他张开嘴巴，好像要发出一阵得意的大笑，但没笑出来，突然两手掩面。“赶快，说正题啊。”我说道，摇摇这个无动于衷的演员的肩膀。他很快回过神来，翻翻衣袋，递给我一张厚厚的、发硬的照片。多年过去了，照片蒙上了一层透明的奶白色。上面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年轻人，身穿军装，尖顶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他摆出一副不自然的轻松模样，一只手按在椅背上。在他身后能看见楼梯栏杆和传统的照相背景。我把客人和照片上的人来回看了几眼，确信客人的相貌和照片上没有阴影、脸蛋扁平的士兵（留着浓密的八字胡，理了一个寸头，这样前额看上去比较小）之间没有相似之处，可实际上照片上的士兵和客人就是同一个人。照片上的他约摸二十岁，照片本身应该有五十多年历史了，要填补其中的空白很容易，老生常谈地讲个三流生活的故事，故事的印记可以从这类人的脸上读出来（这种解读带着令人痛苦的优越感，偶尔有失公正）：捡破烂的老头，公共花园的护理人，穿着老式军服的苦难残疾人。我正要追问他保守这样一个秘密是何感觉，他是如何承受这可怕的父亲身份带来的压力，又是怎样不断地看见、听见他的后代公开露面——但这时我注意到迷宫般无解的壁纸图样从他身后显现出来，我伸手挽留客人，但步履蹒跚的老人慢慢消失了，走时带起寒气，冷冷地发抖。

然而他依然存在，这位父亲（要么一直活到最近），幸亏他命大，没有认下和他暂时同床共寝的女人是谁，否则的话，天知道我们大家要遭什么样的罪。不敢说出来，也许更敏感，那不幸的家伙拿不准谁是他的生身父亲，因为那女佣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结果很可能是世界上有好几个像他这样的人，不知疲倦地数着日子，不知算错了多少数字，记错了多少依稀的往事，卑鄙地梦想着从过去的阴影中榨取好处，害怕立刻出现的惩罚（因为某个错误，或一句不慎之言，或爆出了过于难听的真相），又在内心深处感到骄傲（毕竟，他才是统治者！），最后在计算和推测之中失去理智——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十三

时光流逝，这期间我陷在荒唐的、难以忍受的幻想之中。事实上，我很震惊，因为我知道了很多值得我肯定的果敢甚至冒险的行动，我也一点不怕暗杀图谋落在我身上的危险后果。相反，我虽然一点也不清楚要采取的行动将如何发生，但我能清晰地想象出随即而来的打斗——有人如飓风一般抓住我，我就像木偶一般在那些贪婪的手里扭来扭去，衣服撕得咔嚓作响，眼睛打肿了，头晕目眩，最后（如果我还能从这样的打斗中活下来的话）被狱卒铁腕紧扣，投入大牢，快速审判，严刑拷打，送上断头台，这就是陪伴我的异乎寻常的极度快乐。我不期望我的同胞们会马上意识到他们得到了解放，我甚至可以允许这个政权纯粹出于惯性而变得更加残暴。我算不上为人民而死的国家英雄，我只是为我自己而死，为了我自己的那个善与真的世界——善良与真理，如今在我心里，在我身外，都扭曲变形，受到亵渎了。如果善良与真理对他们和对我一样珍贵，那敢情更好；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的祖国需要的是和我不一样的人，我就甘心承认自己的无用，但仍会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的生活充满仇恨，被仇恨淹没了，连起码的欢乐也没有。我不害怕死亡引起的阴暗心情和痛苦，尤其是我早知道一死便是解脱，这样想就达到了超自然的境界，一种不论是原始人还是信仰古老宗教的现代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境界。因此，我脑袋清醒，手脚自由——然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如何动手杀掉他。

我有时候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谋杀，也就是想杀人的打算，也太没有新意了，令人难以接受。再说还要思前想后地考虑杀人的办法和武器种类，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任务。越觉得这么想很虚伪，便越觉得出于正义非干不可。否则我就有可能出于拘谨而杀不了他，就像有些人那样，非常讨厌爬行的东西，却连花园里的一只虫子都踩不死，原因是他们觉得踩虫子就像踩上自己内脏沾满尘土的末端一般。可是无论我为自己的犹豫不决寻找什么样的借口，逃避我想杀掉他的事实都是愚蠢的。哈姆雷特啊，又呆又笨的哈姆雷特！

十四

他刚刚在一个新的多层温室的奠基仪式上讲了话，讲话中提到了人类的平等和田野里麦穗之间的平等，还为了富有诗意，用了拉丁语，也就是不正规的拉丁语，arista，aristifer，甚至“aristize”（意思是“结穗”）等词语——我不知道是哪个老气横秋的教师出主意让他用这种颇有争议的办法，不过，作为回应，我现在明白了，近来杂志诗歌里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古词语：

贤明兮兽医

医好了乳牛

他巨大的声音如炸雷般在整个城市里回响了两个小时，带着不同程度的力量从这一家或哪一家的窗户里喷出。这时你要是走在大街上（顺便说一下，坐着听被认为是大不敬，很危险），你会觉得他在陪伴着你，从屋顶坠落下来，爬到你两腿中间蠕动，又猛扑上来啄你的头，咯咯叫，呱呱叫，模仿着人类的语言乱叫，你无处藏身，躲不开那个声音。我的祖国已经被成功地打晕了，每个城市，每个村庄，都是这般情景。好像除了我，再没有人注意到他狂热的演讲里有一个有趣的特征，那就是在一个特别有感染力的句子后面停顿一下，颇像一个当街而立的醉汉，和所有的醉汉一样我行我素，滔滔不绝地说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脏话，多半是强调他很愤怒，很激动，信念很坚定，但意义模糊，目标不明，动辄停下来憋气鼓劲，思考下一段，让大家消化他刚才说过的。等停顿一过，他就又把刚才吐出来的胡言乱语逐字逐句重复一遍，只是换个腔调，暗示他想到了新的论点，又有了绝对新颖、无可辩驳的好想法。

统治者终于讲完了，那不露面、不见形状的高音喇叭开始播送我们乡村风味的国歌，这时我不但没有感到轻松，反而感到苦恼、茫然：他讲话时，我至少还能盯着他，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现在他又融入空气之中，这空气我呼吸着，却没有焦点，无可触摸。

我能理解我们山区部落里那些头发整齐的女人，她们每天早上遭到恋人的抛弃，就用棕色的指头持续压着一枚绿松石别针的针冠，用针尖刺一个陶俑的肚脐眼，这个陶俑就代表着弃她而去的人。近来我好多次聚集起头脑中的全部力量，想象他的心思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流露出来，这样就可以复制他的生活节奏，将这节奏放出来，让它失事：就像一支队伍正在过一座悬索桥，桥和士兵有节奏的步伐一起振动。桥塌了，士兵也会消亡——那么我也一样，当他在他遥远的城堡里倒地死去之时，就是我抓住节奏之际，那一刻我将丧失理智。不过，不管用什么方法诛杀了暴君，我反正是难逃一劫。我清晨醒来，大约八点半左右，就使劲想象他也醒来了：他起得不早也不晚，每天都在那个点上，正如他自称的那样——“一个普通人”——我想官方也这么认为。九点钟，我和他一起吃早餐，很节俭，一杯牛奶，一个小圆面包。要是某一天我不在学校忙，我就继续探索他的心思。他读三四种报纸，我陪着他也读这几种报，找找看有什么东西引起他的注意，不过我知道他前一天晚上就知道了我的晨报上的大体内容，知道了晨报上的头版头条、头版头条的摘要，以及国内新闻，因此这么读报并不会让他特别关注他的行政事务。看完报后，他的助手们拿来报告和请示。与他一起，我会知道铁路交通今天感受如何，重工业步履维艰，冬小麦今年每公顷产量多少。他看了几份要求赦免的请求，在上面批上一成不变的拒绝符号——一个铅笔打的叉——他心灵文盲的象征——然后他如常开始午餐前的散步：就像许多不太聪明又缺乏想象力的人一样，散步是他最喜欢的运动。他就在有围墙的花园里散步，以前这里是一座大监狱的院子。他的午餐不讲究，吃什么菜我很熟悉。饭后我们一起午睡，考虑一些令他权力发扬光大的计划，或是一些镇压骚乱的新举措。下午我们检查了一栋新大楼，一处要塞，一场论坛，还看了象征政府兴旺发达的其他东西。我和他批准了一个发明家的新通风设备。晚餐通常是庆典宴请，不同部门的官员出席作陪，我就没有去。不过另一方面，夜幕降临之时，我的思绪活力翻倍，我给报纸编辑们发布命令，听取各种会议的综述，然后一个人待在渐渐黑下来的房间里低语，打手势，比任何时候更为疯狂地希望至少我的思绪之一和他的某一缕思绪一致起来——那时候，我知道，桥就会振动，像提琴琴弦一样。可是，过分急切的赌徒们熟悉的坏运气缠着我不散，想要的牌就是不来。不过我肯定还是和他有了一定的神秘联系，因为十一点左右，他睡觉去了，这时我全身觉得散了架一般，一种空虚、虚弱、忧郁的轻松。一会儿后他睡着了，就睡在他的犯人睡的简易小床上，没有一丝入睡前的想法干扰他。我也安闲下来，只是偶尔想写下他的梦，把他过去的点点滴滴和目前的印象结合起来，但没抱一点成功的希望。也许他不做梦，我白费气力，再说了，高贵之人从不租用夜晚来咽气，好让历史写下“暴君在熟睡中死去”的结论。

十五

怎样才能除掉他呢？我忍无可忍了。他无处不在，我爱的每一样事物都被他玷污了，事事都有他的影子，都有他的镜像。在路人的举止里，在我不幸的学童们的眼睛里，他的面容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挥之不去。我那些被迫印成彩色的海报没有任何用处，只是在解释他的人格模式，就连我让低年级学生们画的简单的白色立方体在我看来也像是他的画像——也许是他最好的画像。立方体的恶魔啊，我怎样才能除掉你？

十六

突然间我意识到有办法了！那是一个宁静的霜气弥漫的清晨，淡粉色的天空，排水管的接合处结了冰块。到处是一片在劫难逃的寂静：再过一个钟头人们就醒了，会怎样醒来呢？这一天是他的五十岁生日，将有庆典。人们已经悄悄出门，拥到街上，在白雪的映衬下，像一个个四分音符。他们按计划要在不同的地点集合，准备加入由各自行业组成的游行队伍。我是不准备参加任何庆典游行的，这就要冒失去我那点微薄的收入的危险。我心里有别的打算，比较重要一点。站在窗前，我能听见远远传来的第一批号角声，还有各个十字路口广播员的鼓舞动员声。一想到我，只有我，才能中断这一切，心中觉得很舒坦。是的，解决办法找到了：暗杀暴君现在变成一件又快又简单的事情了，我不出房门便能做到。暗杀武器也是现成的：用一把老式但保存得很好的左轮手枪，或者用窗子上方的一个钩子，那东西想必一度是用来钩窗帘杆的。用后面这个武器更好，用枪的话，我还怀疑二十五年前的子弹打不打得响。

杀了我就等于杀了他，因为他整个就在我体内，我强烈的仇恨养肥了他。杀了他，我也就毁了他创造的世界。那个世界充满了愚昧、懦弱、残酷，和他一起，在我体内长得无比巨大，占据了最后一点沐浴着阳光的大地，占据了最后一点童年的记忆，剥夺了我拥有的所有宝珍。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我沉醉于此。我不慌不忙地为自我毁灭做准备，检查我的随身用品，修改我写的编年史。就在那时，突然地，一切压倒我的感觉都不可思议地加强了，经历了一种炼金术般的奇怪变化。窗外的庆典活动正在进行，太阳把蓝色的积雪变成了亮光闪闪的羽绒。可以看见远处的屋顶上有人在燃放一种新式的烟花（是一个天才农民最近发明的），那焰火的颜色即使在明亮的白昼也缤纷耀眼。众人在欢腾，统治者宝石般发光的模样闪现在天空的焰火中。游行的欢乐色彩洒遍了积雪的河岸，欢快的纸板上画着祖国繁荣昌盛的景象。标语设计得繁纷多样，格调高雅，在游行者的肩头跳动着。欢快的古老音乐，旗帜的海洋，乡下青年一脸满足，丰满的少女穿着民族服装——这一切构成了温柔的红色浪潮，在我心中汹涌澎湃，我明白了反对我们伟大而仁慈的领袖就是犯罪。难道不是他肥沃了我们的土地？难道不是他指引穷人穿上鞋子？我们能过上文明的生活，分分秒秒要感激的难道不是他？领袖如此仁慈，我怎么就一直反对他呢？他创造的一切多美啊，社会秩序、生活方式、闪亮的胡桃木新围篱，我怎么就视而不见呢？我怎敢密谋朝自己下手，以此来威胁他的一个臣民的生命呢？想到这里，我泪水夺眶而出，溅在窗台上，悔恨的泪水，滚烫的泪水，真诚的泪水！我刚才说了，庆典活动正在进行。我站在窗前，整个人被泪湿透了，放声大笑，笑得全身颤抖，听着我们最著名的诗人创作的诗句，由一位演员用激情的声音在收音机上朗诵，男中音的声调不高也不低：

现在，公民们，

你们记得有多久，

我们的大地因缺少一位父亲而凋敝？

没有父亲，便没有啤酒花，

不管我们多么饥渴。

太难啊，太难，

既酿制啤酒，又创作酒歌！

想想吧，我们缺少土豆，

没有萝卜，没有甜菜，

所以现在盛行的诗歌，也就荒废了，

废在了字母表的根茎中！

我们选择了陈旧的老路，

吃着苦涩的毒蕈，

直到一记重击

震动了历史的大门！

直到整齐的白袍

把光辉投在我们身上。

领袖露出他美妙的微笑，

终于来到他的臣民面前！

对啊，“光辉”，对啊，“毒蕈”，对啊，“美妙的”，都对。我，一个小人物；我，一个瞎眼的乞丐，今天重见光明，拜倒在您的面前，向您忏悔。处决我——不，更好一点吧，宽恕我，因为阻碍就是您的宽恕，您的宽恕就是阻碍，以疼痛的仁慈之光，照亮我的全部邪恶。您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荣耀，我们的旗帜！啊，宏伟的、仁慈的巨人啊，您关切地、疼爱地看护着我们，我发誓从今天起为您效劳，我发誓要像您的其他孩子一样，我发誓要成为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到永远，永远，永远。

十七

事实上，是笑声救了我。经历了那一切不同程度的恐惧和绝望，我达到了可以鸟瞰荒唐的高度。一声发自心底的欢乐吼叫治愈了我，就像儿童故事书里讲的那样，一位绅士“见到一条卷毛狗的可笑把戏时，喉咙里喷出了一个脓疮”。再次读了我的编年史，我看到，自己在竭力把他写得很可怕，结果只是把他写得很可笑，由此摧毁了他——这是一个经过验证的老办法。我评价我的混乱写作时很谦虚，但其中还是有些名堂，让我明白，那并非出自平凡手笔。文学灵感那是远远谈不上的，但所见词语都是在我敢怒不敢言的多年岁月里锤炼而来的。我立论真诚，充满感情，换另一个人的话，也许会写得颇具艺术性和创造性。这是一种咒语，一种驱魔术，从今以后任何人都可以用它来驱除奴役。我相信奇迹。我相信我写的这部编年史，会以某种我不知道的形式，让其他人读到，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而是在一个遥远的时代。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和现在一样令人不快的新烦恼，大家还有一两天考古发掘的休闲时光。我的想法是，我偶然写下的东西说不定千古流芳了呢，有时遭贬，有时受捧，总有危险，也总是有用——我没有排除这样的想法也许是对的，谁知道呢？将来，我在已被忘却的无眠之夜中取得的那些成果，要是能永远作为一种秘密方法来反对未来的暴君、披虎皮的恶魔、愚蠢的迫害者，那我，一个“无骨的幽灵”，un fant?me sans os，(2)也就满足了。

* * *

(1)　原文“zoorland”，又译“佐尔兰德”，是纳博科夫长篇小说《荣耀》（glory）中的虚构国度，拥护绝对的平等。

(2)　法语，无骨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