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彼得堡大厦里最大的房间是图书馆。彼得开车上学之前都要往图书馆里看看，跟他父亲道声早安。里面是钢铁的噼啪声，鞋底的刮擦声：每天早晨他父亲都要应付马斯卡拉先生，一个年长的法国人，极其矮小，戴着橡胶拳击手套，长着黑鬃般的毛发。每个星期天，马斯卡拉来给彼得教授体操和拳击——他经常由于消化不良而中断课程：一去就是半个钟头，穿过秘密通道，穿过书架丛中的峡谷，穿过昏暗幽深的楼道，前往一楼的一个厕所。彼得把自己发烫的细手腕塞进巨大的拳击手套里，伸展四肢躺在皮扶手椅上等老师回来，听着寂静中的嗡嗡轻响，眨着眼睛抵御瞌睡。冬日早晨的灯光似乎总是呆滞的黄褐色，照在松香气味的油布上，照在靠墙排列的书架上，照在紧紧挤在书架上没有防护的书脊上，照在黑色绞架一般的梨形拳击球上。平板玻璃窗外，轻柔的雪花密密实实地缓缓飘落，优美的宁静中显得有点枯燥。
最近在学校里，地理老师别列佐夫斯基（写过一部小册子，《清晨之地：朝鲜和朝鲜人》，文中附有十三幅插图，一幅地图）捋着他的黑色小胡须，出人意料、不合时宜地告知全班，马斯卡拉正在给彼得私授拳击课程。大家都盯着彼得看，看得他不好意思，脸涨得通红，甚至有点浮肿起来。课间休息的时候，那个最强壮、最粗野、最落后的同学休金走到他身边，咧嘴一笑说道：“来，表演一下你是怎么打拳的。”“让我一个人静会儿。”彼得轻轻答道。休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冲彼得的小肚子就是一拳。彼得十分恼怒。他照马斯卡拉先生所教，一个左直拳，打得休金鼻子流血。休金片刻间头晕目眩，接着一条手帕上全是血点子。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后，休金扑倒彼得，开始又撕又打。尽管全身受伤，彼得还是觉得很满足。血继续从休金的鼻子里流出来，流了自然史整整一堂课，算术课上不流了，宗教学课上又滴滴答答流开了。彼得觉得很有意思，悄悄地从旁观察。
那年冬天，彼得的母亲带着彼得的姐姐玛拉来到芒通镇。玛拉确信自己会死于肺结核。他姐姐是个没完没了爱说刻薄话的年轻女士，死了后彼得倒没觉得痛苦，但他母亲走了后，他却忍受不了。他非常想念她，尤其是晚上。他很少见到父亲。父亲在一个被称作国会（那里两年前天花板塌了下来）的地方忙碌。还有一个叫立宪民主党的东西，既和党没关系，也和立宪民主没关系。曾几何时，彼得不得不到楼上单独吃饭，由一位谢尔登小姐作陪——这位小姐黑头发，蓝眼睛，打着一条横道的针织领带，穿着一件肥大的衬衫——楼下怪物一般膨胀起来的衣帽架旁堆积了整整五十双橡胶手套。他要是从前厅往放着丝面土耳其沙发的侧房走去，就能突然听见——还得是远处的什么地方有位男仆打开门的时候——刺耳的喧闹声，像动物园的嘈杂声，还有他父亲遥远却清晰的说话声。
在一个阴沉的十一月早晨，彼得的学校同桌德米特里·科尔夫从他的花书包里掏出一本廉价的讽刺杂志递给彼得。开头几页的一页上有一幅卡通画——绿色为主色调——画的是彼得的父亲，还附有一首广告歌。扫了一眼歌词，彼得看到中间的几句：
v syom stolknavenii neschastnom
kak dzentelmen on predlagal
revolver, sablyu il’ kinzhal.
在这次不幸的殴斗中
他表现得像一位绅士
交出了左轮手枪、匕首，要么是重剑。
“这是真的吗？”德米特里低声问（已经上课了）。“你说‘真的’是什么意思？”彼得也低声回问。“你们两个安静。”俄语老师阿列克谢·马特维奇打断他们说。这位老师农夫模样，讲话结巴，嘴唇上方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瘤，穿着螺纹裤子的腿很有名气：走起路来双脚缠绕——右脚放在左脚该放的地方，反之亦然——不过尽管如此，他的走路速度还是极快的。现在他坐在桌子旁，翻动他那小小的笔记本，过了一会儿眼睛盯在远处一张课桌上。只见这张课桌后面站起了休金，这情景宛如一个苦行僧瞥见一棵树长起来一般。
“你说的‘真的’是什么意思？”彼得轻轻地又问了一遍，把杂志放在大腿上，斜眼瞪着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往他身边靠靠。与此同时，留着平头、穿着俄罗斯黑哔叽衬衫的休金怀着毫无希望又不甘心的心情开始了第三遍的课堂回答：“《木木》……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木》……”“那是关于你父亲的一点消息，”德米特里压低声音回答道。阿列克谢·马特维奇把课本（一本中学文选）往桌上砰地一拍，用力之狠，震得一支钢笔跳将起来，笔尖冲下直刺地板。“那边在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两个窃窃私语些什么？”老师说道，不连贯地迸出嘶嘶喘气的话语，“站起来，站起来……科尔夫，希什科夫……你们到底在那边干什么？”他走上前来，麻利地一把夺过杂志。“这么说你们在读下流书……坐下，坐下……下流书。”他把战利品放进了他的公文包。
接下来，彼得被叫到黑板前，要他写出一首应该默记的诗的第一行。他写道：
……uzkoyu mezhoy
porosshey kashkoyu……ili bedoy……
（……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窄地边
长满了三叶草……或者是疼痛……）
这时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惊得彼得手中的粉笔掉下来。
“你在乱写什么呀？分明是lebedoy，为什么写成bedoy？那是菠菜——一种有黏性的野草。你的心思逛到哪里去了？回到你的座位上去！”
“喂，那是真的吗？”德米特里不失时机地低声问道。彼得假装没有听见。他全身发抖，无法控制。他的耳里不停地回响那句“左轮手枪、匕首，要么是重剑”的诗行，眼前不停地看见那幅尖刻讽刺他父亲的淡绿色漫画。绿色在一处溢出了轮廓线，另一地方却没有填满——印色时的一个疏忽。就在最近，在他骑车上学之前，就有了那种钢铁的噼啪声，鞋底的刮擦声……他父亲和那个剑术教练，双双穿着带衬里的护胸，头戴钢丝面具……一切早都看惯了——法国人的小舌音喊叫，rompez，battez！(1)他父亲强劲的动作，金属片的晃动和叮当声……暂停了：喘息声和笑声，他从潮湿的粉色脸上摘下凸起的面具。
下课了。阿列克谢·马特维奇带走了那本杂志。彼得还坐在那里，脸色像粉笔那么苍白，把他的桌子盖掀起又放下。他的同学们，又恭敬又好奇地簇拥在他周围，逼他讲出详情。他什么都不知道，自己也想从大家劈头盖脑的问题中有所发现。他能理清的是有一位图曼斯基，国会议员，坏过他父亲的名誉，他父亲提出和他决斗。
又两节课拖过去了，这时到了午休时间，可以在院子里打雪仗。根本没有任何原因，彼得就把冻土块包在自己的雪球中，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在接下来的一节课上，德语老师努斯鲍姆发火了，冲着休金（他这一天可是倒了霉了）。彼得觉得喉咙里一阵难受，便请假去了厕所——免得在人前流泪。洗手池边孤独地挂着一条毛巾，脏得不可思议，也黏得不可思议——倒不如说是一具毛巾的尸体，不知经过了多少双湿手的匆忙揉捏。彼得望着镜子中的自己，望了一两分钟——脸哭得都变了形，照照镜子是恢复过来的最好办法。
学校三点放学，他心想要不要三点之前就回家，不过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自制，自制是座右铭！教室里的风暴平息了。休金红着耳朵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过非常平静，抱着胳膊坐了下来。
又过了一节课——然后放学铃响了。放学铃和前面几次下课铃不同，响得长一点，声音粗一点。北极服、短皮袄、带着御寒耳罩的裘皮帽，一个个飞快地滑了过去。彼得跑过院子，钻进隧道一般的院门，跳过学校大门上的鹰钩板。没有派来接他的汽车，他只好上了一辆出租雪橇。雪橇手瘦臀平背，略微斜身坐在低一点的车夫座位上，赶马前进的方式非常古怪：他总是假装从长靴裤腿里掏出马鞭来，或者手一抬，做个招呼人的手势，其实没有冲着任何人，这么一来，雪橇就往前猛冲一下，颠得彼得书包里的铅笔盒咔嗒咔嗒响。这一路走得又闷又难受，心里也越发着急。天空飘起大片的雪花，匆匆成形，形状不一，落在雪橇手脏兮兮的雪橇服上。
他家里，自从母亲和姐姐走了后，每天下午都静悄悄的。彼得上了坡度平缓的宽楼梯，楼梯的第二个转弯平台上放着一张孔雀绿的桌子，桌上摆着一个供客人放名片用的花瓶，花瓶上又摆着一尊维纳斯的仿制雕像。有一回他的几个表亲给这尊雕像穿上了一件长毛棉绒的衣服，戴上了一顶缀着假樱桃的帽子，从此以后这尊雕像就有点像普拉斯科维亚·斯捷潘诺夫娜，一个贫穷的寡妇，每个月的月初都要来拜访。彼得上了楼，喊他的家庭女教师的名字。可是谢尔登小姐有位客人来喝茶，是韦列坚尼科夫家的英语家庭女教师。谢尔登小姐打发彼得去准备第二天上午要上的功课，叮咛他别忘了先洗手，再喝牛奶。她的门关上了。彼得心情极度郁闷，像是闷在棉絮里一般透不过气来。他在育儿室里晃悠了一会儿，然后下到二楼，往父亲的书房里偷看。书房里悄无声息，令人难以忍受。忽然发出一声脆响——掉下一叶蔫了的菊花瓣。巨大的写字台上各种熟悉的物品不引人注意地闪着微光，摆放得整整齐齐，如同天体一般有条不紊：几张六英寸的照片、一颗大理石蛋、一个硕大的墨水瓶。
彼得走过书房，进了他母亲的起居室，在飘窗里站了好久，透过加长的窗扉往外观瞧。在这个地区，现在几乎是半夜了。淡紫色的球形灯周围雪花飞舞。下面可见雪橇黑沉沉的轮廓，载着弓背的乘客，在夜色中驶过。也许是凌晨时分了？雪橇驶过往往是在清晨，很早很早。
他走到一楼。一片悄无声息的荒野。在图书馆里，他紧张地匆忙打开电灯，黑影消失了。他在靠近书架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想翻翻zhivopisnoe obozrenic（《书画艺术》的俄语说法）厚厚的合订本，好让头脑忙起来。阳刚之美取决于浓密的八字胡和颔下络腮长髯。我从少女时代就饱受黑头粉刺之苦。快乐牌音乐会演奏手风琴，二十个声部，十个调节阀。一群牧师，一座木头教堂。一幅油画，画的是传说中的外乡人：一位先生在擦他的书桌，一位女士围着一条长长的毛围巾，略微站开一点，正在往她五指分开的手上戴手套。这一本我已经看过了。他抽出另外一本，马上看到一幅两个意大利剑客的决斗图：一个发疯般突刺，另一个横跨一步避开剑锋，回手一剑直刺对手的咽喉。彼得砰的一声合上又厚又沉的画册，僵在那里，像个大人一般两手紧抵太阳穴。每一样东西都显得可怕——寂静、一动不动的书架、放在橡木桌上的光滑的哑铃、黑色的卡片索引箱。他垂着头，一阵风似的穿过一个个昏暗的房间，又回到育儿室，躺在长沙发上，一直躺到谢尔登小姐记起他的存在。楼梯上传来了开饭铃声。
彼得往楼下走时，父亲由罗森上校陪同从书房出来，这位上校曾经和彼得父亲死去多年的妹妹订过婚。彼得不敢看父亲。父亲的宽大手掌，散发着熟悉的热气，摸在儿子的一侧头顶上时，彼得脸一红，差点儿流下泪来。就是这个人，世上最好的人，就要和某个神秘的什么斯基决斗，简直是不能想象、不能忍受之事。用什么武器？手枪？剑？为什么没人说起此事？仆人们知道吗？家庭女教师知道吗？远在芒通镇的母亲知道吗？上校站在桌边，像往常一样说笑话，声音又粗又短，如砸核桃一般。可是今天晚上，彼得笑不起来，倒是脸涨得通红，为了不让人发觉，便故意把餐巾掉到桌子底下，弯腰去捡时，好在桌子底下悄悄回回神，恢复正常的脸色。不料爬出来时脸红得更厉害，他父亲眉头一抬一抬地老看他。父亲显得高高兴兴，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按着吃正餐的规矩来。喝酒也是如此，端起一只金色的带柄矮脚杯，小心翼翼地一饮而尽。罗森上校还在一个劲地说笑话。谢尔登小姐不会俄语，便沉默不语，使劲地挺胸。只要彼得一弓背，她就在他的肩胛下使劲戳一下。饭后甜点是开心果冻糕，他特别不爱吃的东西。
晚餐后父亲和上校上楼去了书房。彼得神情太怪，引得父亲问道：“怎么啦？你干吗闷闷不乐？”彼得鬼使神差地做了个断然回答：“没有，我没有闷闷不乐。”谢尔登小姐领他去睡觉。刚一熄灯，他就把脸埋进枕头里。奥涅金脱了斗篷，兰斯基一上黑板就像个黑口袋一般栽倒在地。能看见重剑拔出，直指意大利人的脖子后根。马斯卡拉喜欢讲他年轻时的遭遇：再往下半厘米，肝脏就刺穿了。明天的作业还没有做完，卧室里完全黑暗下来了，他还得早早起床，很早很早。最好不要闭眼，要不然会睡过头的——事情肯定安排在明天。唉，我要旷课，我要逃学，我要说——嗓子疼。母亲只会在圣诞节回来。芒通镇，蓝色图画的明信片。我要把最新的一张插入我的相册。一个角已经插进去了，下一个……
彼得和平时一样八点左右醒来，也和平时一样听到一阵叮当响声：那是管炉子的仆人——已经打开了炉子的风门。彼得匆匆冲了个澡，头发还没干，便下了楼，看见父亲和马斯卡拉练拳，和平常的一天没什么两样。“嗓子疼？”彼得说完后他跟着说了一遍。“对，心里乱糟糟的。”彼得说道，声音很低。“注意了，你讲的是实话吗？”彼得觉得再要解释太危险：防洪的闸门眼看要被冲开了，丢人现眼的洪水就要汹涌而出。他默默地转身走开了，一会儿后坐进了豪华轿车，书包放在大腿上。他觉得很难受。一切太可怕，不可挽回。
他磨蹭来，磨蹭去，反正第一节课迟到了。他在外面站了很久，一只手在教室的玻璃门后面高高举起，可是没让他进去。他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后来一抬身坐在一个窗台上，隐隐约约想做他的作业，不料想着想着就想起这句话来：
……拿着三叶草，也拿着有黏性的菠菜
他开始千百次地想象决斗的事是如何发生的——在一个寒冷黎明的晨曦中。他该如何去发现约定的日期呢？他怎样才能得知详情？就瞒着他一个人吗——不，就算瞒着也瞒不住啊——只要知道了，他就可以提出建议：“让我替你去吧。”
下课铃终于响了。休息室里挤满了吵吵闹闹的人。他听到德米特里·科尔夫的声音忽然近了：“喂，你开心吗？你开心吗？”彼得困惑地看看他。“楼下的安德烈有一份报纸，”德米特里兴奋地说，“走吧，我们还有时间，让你看看——你这是怎么了？我要是你……”
前厅里老门卫安德烈坐在凳子上看报。他抬起眼睛，微微一笑。“都在这儿呢，都写在这儿呢。”德米特里说。彼得拿起报纸，手抖得看不真切，但事情还是看明白了：“昨天午后不久，在克列斯托夫斯基岛上，g.d.希什科夫和a.s.图曼斯基伯爵进行了决斗，结果很幸运，没有流血。先开枪的图曼斯基伯爵没有击中目标，他的对手则把手枪抛向空中。决斗双方的助手是……”
这时防洪闸门打开了。门卫和德米特里·科尔夫试图让他冷静下来，可他一再把他们推开。他一抖一抖地抽搐，捂着脸，喘不过气来，从来没流过这么多眼泪。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只是身体不适，受得了——接着又抽抽搭搭地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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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语，后退，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