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报上登了一条短消息，说一度闻名遐迩的钢琴家、作曲家巴赫曼逝世了，被世人遗忘了。他死于瑞士马利瓦尔村的圣安杰莉卡疗养院。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热恋巴赫曼的女人的故事。那是剧院经理人萨克说给我听的。下面便是这个故事。

佩罗夫太太认识巴赫曼是在他死前十多年的时候。那几年正是他的音乐演奏达到如痴如狂的巅峰之时，已经灌了唱片，世界最著名的几家音乐厅都在请他演奏。就这样，有一个晚上——那些秋高气爽的秋夜之一——人在这样的秋夜，往往觉得怕老胜过怕死——佩罗夫太太收到一位朋友写来的一张便笺，上面写道：“我想领你见见巴赫曼。今晚音乐会结束后他会来我家。一定来。”

我现在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她穿了一套低领露肩的黑色女装，往脖子和两肩上喷了香水，拿上了扇子，握了一支绿松石镶头的手杖，行前对着一面高竖的镜子把自己前后左右地转着看了一遍。一路上想入非非，一直想到朋友家。她知道自己相貌平平，身材也太瘦，皮肤苍白，快到病态的程度了。然而这位青春已逝的女人，有一张不显老的圣母像一般的脸，还怪吸引人的。她身上的动人之处正是她自愧不行之处：苍白的肤色，几乎看不出来的一点点跛足，正是这原因她才带着手杖。她丈夫是个精力充沛、头脑精明的商人，出门做生意去了。萨克自己并不认识他。

佩罗夫太太走进了紫罗兰色灯光照亮的客厅，客厅显得有点小。她的朋友，一位咋咋呼呼的矮胖夫人，戴着一顶紫晶冠，拖着沉重的身子快步迎接一个个客人。一个高个子男人立刻引起了她的注意，只见他胡子刮得很干净，脸上扑了粉，站在钢琴旁，一只胳膊肘支在琴盖上，正在给围着他的三位夫人讲故事。他燕尾服的燕尾看上去很厚实，衬里是特别厚的丝绸。他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往后甩乌黑油亮的头发，同时运气把鼻翼鼓起来。他那鼻子很白，长着个精致的鼻头。他身上有股自恃才高、好施恩与人的派头，看着令人不快。

“音响效果太差了！”他耸耸肩说，“听众好像个个患了感冒。你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要有人清嗓子，马上就有好几个跟着清，全场炸开了锅。”他往后一甩头发，微微一笑，“就像村子里一到晚上狗此起彼伏地叫。”

佩罗夫太太走了过来，略微倚着手杖，说了第一件进入她头脑里的事情：

“巴赫曼先生，您演出后一定很累了吧？”

他受宠若惊，欠身致谢。

“这是个小小的错误，夫人。我姓萨克，只是我们那位大师的经纪人。”

三位太太全笑了起来。佩罗夫太太很失面子，但也笑了起来。关于巴赫曼惊人的演奏，她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她也没见过他的相片。就在这时，女主人朝她快步走来，拥抱后眼睛一动，仿佛在传递一个秘密，示意到屋子最里头去，同时悄声说道：“他在那边——瞧。”

这时她才看见了巴赫曼。远远站着，和客人拉开一段距离。穿着松垮的黑裤子，两条短腿分得很开。捧着一份揉皱了的报纸贴近眼睛看，一边看一边念念有词，就像不大识字的人看报那样。矮个头，秃脑袋，头顶上稀稀落落地横搭着一点儿头发。穿着硬翻领衬衣，好像太大了，不合身。他眼睛没有离开报纸，伸出一根指头心不在焉地检查一下裤子上的裤缝，更加聚精会神地看着报纸念念有词。他长着一个滚圆的小下巴，青灰色，很可笑，活像一只小海胆。

“请别见怪，”萨克说道，“他不讲究礼仪，不折不扣一个粗人——凡是参加聚会，一到场立刻拿起书报什么的看起来。”

巴赫曼突然觉得大家都在瞧他，便缓缓转过脸来，扬起浓眉，怯生生地莞尔一笑，满脸堆起了细细的小皱纹。

女主人赶忙走了过来。

“大师，”她说道，“请允许我引见一位你的崇拜者——佩罗夫太太。”

他伸出一只汗津津的手，软得没有骨头一般。“幸会，真是幸会。”

说罢又埋头读起他的报纸了。

佩罗夫太太走开了，颧骨上泛起两朵红云，黑扇子欢快地来回摇动，黑玉坠子闪闪发亮，她两鬓的金色鬈发被扇得飘飘荡荡。萨克后来告诉我，那个初次见面的夜晚她给巴赫曼留下了深刻印象，用他的话说，她“喜怒无常，非同一般”，也是一个容易兴奋的女人，只是她不抹口红，发型也太一本正经。

“这两个倒是绝配，”萨克对我推心置腹地感叹道，“说起巴赫曼，真是没救了，一个彻底没脑子的人。要知道，他还喝酒。他们见面的那天晚上，我不得不赶紧把他拉走。原来他突然要了白兰地。他是不能喝酒的，绝对不能喝。事实上我们早就求过他了：‘五天不喝酒，就五天’——他得把这五场音乐会演完啊，你明白吧。‘那可是订了合同的，巴赫曼，别忘了。’想想看，有个写打油诗的家伙，在一本幽默杂志上拿你开玩笑，写什么‘醉酒站不稳，违约交罚金’！我们可是眼看就演完了，不能临了出差错。除此之外，他还脾气暴躁，反复无常，邋里邋遢。绝对是个不正常的人。可是他演奏得……”

说到这儿，萨克抖抖他稀疏的头发，不声不响地转起眼珠来。

我和萨克先生浏览了像棺材那么重的一本剪报簿，看着看着我渐渐相信，正是在巴赫曼初识佩罗夫太太的那些日子里——不过，唉，这段时间多短暂啊！——那位音乐奇才的世界声望才算真正开始。他们是何时何地成为情人的，没人知道。不过在那次她朋友家的晚会之后，她开始出席巴赫曼的所有演奏会，不论在哪个城市演，她一场不落。她总是坐在第一排，腰板笔挺，头发光亮，穿一套开领的黑色女装。有人戏称她为跛脚圣母。

巴赫曼上台总是步履匆匆，好像要躲开敌人，或者要摆脱缠住他不放的人。他根本不理观众，直奔钢琴，到了后俯身看看圆形琴凳，轻轻地转动琴凳上的圆盘，要把座位调整到数学一般精确的高度。在调凳子的整个过程中，他都轻轻地、认真地叽叽咕咕，用三种语言冲着琴凳讲话。就这样要折腾好长一阵。英国听众看他这样会感动，法国听众会交头接耳，德国观众就会生气。巴赫曼把凳子调到最佳高度后，就会怜爱地轻拍一下琴凳，坐下，用老式浅口鞋的鞋底摸索钢琴踏板。坐好后，他会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宽大手帕，仔细地擦拭双手，边擦边观察第一排的座位，调皮地、却也是怯生生地眨眨眼。到这时他总算把双手轻轻地放到琴键上，不料一只眼睛底下的一小块肌肉又一抽一抽地疼了起来。他会咂咂舌头，溜下凳来，又开始轻轻地转起吱吱作响的凳上圆盘来。

萨克认为，佩罗夫太太第一次听了巴赫曼的演奏后，回到家里就坐在窗前，又是叹息，又是微笑，一直坐到了天亮。萨克强调说，巴赫曼从来没有弹得这么美，这么狂，而且从此以后，他每一场都弹得比前一场美，比前一场狂。巴赫曼演奏技巧无与伦比，善于调动和搭配各种声部的旋律，不和谐的音符经他一弹，也能给人旋律优美的奇妙印象。他演奏三重赋格曲时，主题表现得极有风度，尽情地戏弄逗玩，如猫戏鼠一般：假装要放它逃生，忽然露出一丝奸笑，朝琴键俯下身去，以饿虎扑食之势将它逮住。在那个城市的演奏一结束，他就会失踪几天，原来是躲到哪里狂欢去了。

在一处阴暗市郊的迷雾中亮着歹毒灯光的可疑小酒馆里，常去那里的酒客会看见一个身材矮壮的男人，蓬乱的头发丛中一块秃头顶，一双惺忪的眼睛红得宛如两块疮肿。他总是挑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不过只要有人凑巧坐到他桌边，他也慷慨解囊，为来人买上一杯。一个穷困潦倒多年的小老头，是个钢琴调音师，过来和他喝过几次后得出结论，此人和他是同行。因为巴赫曼喝醉后总是手指击桌，扬起又高又细的嗓子准准地唱一个a调音。有时候会来一个高颧骨的妓女，硬缠着要带他到她那里去。还有一回他从酒馆小提琴师的手里夺过琴来，踩在脚下，为此遭了一顿痛打。他还结交赌徒、水手、患了疝气上不了赛场的运动员，也常和一伙文质彬彬的小偷混在一起。

萨克和佩罗夫太太经常一连几个晚上到处找他。其实萨克找他只在紧要关头，就是说要他做好演出准备。有时候是他们找到他，有时候是他自己找到佩罗夫太太家里，醉眼蒙眬，衣衫肮脏，硬领也不见了。这位好心的女士一言不发，扶他上床，过两三天后才给萨克打电话，说巴赫曼找到了。

他既腼腆得出奇，又像个被惯坏的孩子一样调皮捣蛋。他根本不和佩罗夫太太说话。佩罗夫太太想拉住他的手好言相劝时，他就会一把甩开，尖叫着打她的手指，好像碰他一下会给他带来难以忍受的疼痛似的。一会儿后他又会爬到被子下面，抽抽搭搭地哭上好一阵。这时萨克总会来说到去伦敦或罗马的时候了，把巴赫曼领走。

他们间的这种奇特关系维持了三年。每一次巴赫曼精神焕发登台演出时，佩罗夫太太毫无例外地准坐在台下第一排。如果去远处演出，他俩就租两个相邻的房间。在此期间，佩罗夫太太去看了她丈夫三四次。她丈夫和所有的人一样，自然知道她对巴赫曼痴迷倾心，但不加干涉，各过各的生活。

“巴赫曼对她简直就是折磨，”萨克常这么说，“就这样她还能爱着他，真是不可理解。女人的心，神秘啊！有一次，他们住在某个人的家里，我亲眼看见大师冲着她龇牙咧嘴，简直像个猴子。你知道为什么？就因为她想帮他拉端正领带。不过在那段时间里，他演奏得出神入化。他的d小调交响曲和几首复杂的赋格曲都出在这一时期。谁也没见过他是怎么写成的。最有意思的是那首《金色赋格曲》，你听过它吗？它的主题完全是独创的。不过，我刚才在给你讲他的怪毛病，他的疯病也越来越厉害。现在，我再说说他的疯病是怎么回事。三年过去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在慕尼黑，那里有他的演出……”

萨克的故事讲到尾声时，他悲伤地闭上双眼，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

好像是在慕尼黑，巴赫曼和往常一样，和佩罗夫太太住在同一家旅馆里。就是在刚到的当天晚上，巴赫曼突然不告而别。离音乐会只有三天了，萨克急得发疯。巴赫曼就是找不着。时值晚秋，雨一个劲地下。佩罗夫太太感冒了，卧床不起。萨克带上两名侦探，到一家家酒吧搜寻。

演出那天警察打来电话，说巴赫曼找到了。是半夜从街上捡回来的，已经在警察局美美地睡了一觉。萨克没说一句话，直接从警察局把巴赫曼拉到了剧院，交货般地交给了助手，然后到旅馆取巴赫曼的燕尾服。萨克隔着门向佩罗夫太太讲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就返回了剧院。

巴赫曼坐在他的化妆室里，黑毡帽低低地拉下来压在眉头上，一根指头伤心地敲着桌子。他周围的人忙忙乱乱，窃窃私语。一小时后观众开始步入大厅，各就各位。舞台上灯光照得亮如白昼，两侧墙上装饰着风琴管雕塑，闪闪发亮的黑色钢琴已经竖起了琴盖，琴凳就像一朵低矮的蘑菇——一切就绪，恭候一个人赶快挥动潮湿、柔软的手，让钢琴响起暴风雨般的音乐，响彻舞台，响彻巨大的音乐厅。厅里女人的裸肩和男人的秃头在一闪一闪地动，活像蠕动的小白虫。

这时巴赫曼小跑着上了舞台。台下欢声雷动，像一个密实的圆锥体升了起来，又降下来，散成意犹未尽的掌声。对此他却毫不理会，而是热情地自言自语，边说边开始调钢琴凳上的圆盘，然后拍拍凳子，在钢琴边坐了下来。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带着怯生生的笑容扫了一眼台下第一排。刹那间笑容消失了，脸痛苦得变了形。手帕掉在了地板上。他专心致志地把台下第一排就座的脸又挨个儿扫了一遍——看到中间那个空座位时，停顿了一下。只见巴赫曼砰的一声按下琴盖，站起身来，走到舞台边上，转着眼珠子，像个芭蕾舞女演员那样举起弯弯的双臂，非常可笑地跳了三四下芭蕾舞步。观众愕然，后排座位那里发出一阵笑声。巴赫曼停住步子，说了点什么，但谁也听不见。接着他如同拉弓扫荡全场一般，朝所有观众打了个轻蔑的“无花果”手势。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萨克述说着，“我来不及赶过去阻止。做完那骂人的手势，他正准备下台，我才匆匆赶过去。我问他：‘巴赫曼，你上哪儿去？’他说了句很难听的话，就消失在演员休息室里了。”

这时萨克亲自上台，去平息愤怒和笑闹汇成的风暴。他抬起一只手，总算让大家安静下来，接着他郑重承诺，音乐会照开不误。一进演员休息室，他发现巴赫曼居然若无其事地坐在那边，嘴唇一动一动地念节目单。

萨克瞥一眼在场的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刻给佩罗夫太太打电话。打了好久没人接听，最后终于听见咔嗒一响，电话里传来佩罗夫太太虚弱的声音。

“赶快过来，”萨克急急地说，立起手掌敲打电话簿，“你不在，巴赫曼就罢演。这传出去哪得了！观众正在闹——什么？——你说什么？——对，对，我一直在给你讲，他罢演。喂？唉，该死！——电话挂断了……”

原来佩罗夫太太病势更重了。医生这天来了两次，见玻璃管里的水银柱沿着红色的刻度爬了那么高，不由得面露惊慌。佩罗夫太太挂上电话之后——电话就在她的床头——兴许幸福地笑了笑。她哆哆嗦嗦地站不稳当，但还是穿起衣服来。胸口一阵剧痛，刀扎一般，可是幸福感召唤她穿越高烧的迷雾和耳鸣。不知为何我是这么想象的：她开始穿长筒丝袜了，双脚冰冷，脚指甲老是挂住丝袜。她尽可能把头发收拾到最好的程度，裹上一件褐色的皮大衣，提着手杖出门了。她吩咐看门人叫来一辆出租车。昏暗的人行道闪着微光。出租车的车门把手又潮湿，又冰冷。一路上她嘴上肯定带着轻轻的幸福微笑，出租车马达的声音，车轮胎咝咝响的声音，和她发烧的耳鸣声，一起汇聚在她的耳侧。赶到剧院后，只见一群一群的人乱哄哄地拥出剧院，撑开愤怒的雨伞，拥入街道。她险些被撞倒，但总算挤了过去。萨克在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一会儿抓抓左腮，一会儿又抓抓右腮。

“我简直气疯了！”萨克对我说，“就在我打电话那会儿，大师逃走了。他对我讲，说是上厕所，结果悄悄溜了。佩罗夫太太一进来，我就冲她嚷开了——她为什么没有坐在剧院里？你要明白，当时我根本没考虑她生病的事。她问我：‘这么说他现在回旅馆了？我俩走岔了，没碰上？’我在气头上，叫道：‘旅馆见鬼去吧——一定是去酒吧了！酒吧！酒吧！’我嚷不动了，转身冲了出去。我还得去解救售票员。”

佩罗夫太太去找巴赫曼了，一面颤抖，一面微笑。她大致知道到哪里去找他。大为惊讶的出租车司机把她送到一个昏暗可怕的街区。听萨克说，前一天就是在那里找到巴赫曼的。她到了后，打发了司机，拄着手杖走上高低不平的人行道，头顶潇潇夜雨。她挨个儿访遍了所有的酒吧。沙哑的音乐阵阵传来，震耳欲聋，男人们不怀好意地打量她。每到一个酒吧，她进去看看，只见里头乌烟瘴气，五光十色，叫人发晕，然后出来又走进如鞭抽打的夜雨中。过不多久，她开始怀疑她进去的是同一个酒吧，身子虚得好像肩上压了千斤重担。她一瘸一拐地走着，嘴里发着几乎听不出来的呻吟声，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握着镶着碧玉的手杖头。一个警察已经注意她一些时候了，这时迈着训练有素的步子缓缓走来，问她家住何处，然后稳稳地、轻轻地把她扶上一辆夜间值班的四轮马车。马车吱吱作响，里面一片黑暗，气味难闻，她昏了过去。她醒过来后，车门已经打开了，车夫披着一件闪光的油布雨衣，正用鞭杆头轻轻地捣她的肩膀。一进温暖的旅馆门道中，她突然觉得万念俱灰，一切都无所谓了。她推开她房间的门，走了进去。只见巴赫曼坐在她的床上，光着脚，穿件睡衣，像个驼背一般肩上披着一条花格呢毯子。他用两根手指在床头柜的大理石桌面上弹着鼓点，另一只手握着一支碳素铅笔在一张乐谱纸上画圆点。画得如此专心致志，以至于门开了都没发现。她轻轻地、呻吟一般地“啊”了一声，巴赫曼吓了一跳，毯子从他肩头滑了下来。

我想这是佩罗夫太太一生中唯一一个幸福的夜晚。我想，他俩，一个疯疯癫癫的音乐家，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在那天晚上找到了多少大诗人做梦都想不到的语言。第二天早晨，怒气未平的萨克来到旅馆，发现巴赫曼坐在床边，默默地带着欣喜的微笑，凝视着佩罗夫太太。佩罗夫太太横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盖着花格呢毯子，已经失去知觉。巴赫曼瞧着情人火烫的脸，听着她吃力的呼吸，心里作何想法，那就无人知晓了。他头脑里根本没有一场病会夺人性命的概念，现在看着她病得又烧又抖，身体不得安然，也许对此有他自己的解释。萨克叫来了医生。巴赫曼起初不信已经没治了，还带着怯生生的微笑看他们。后来他扑过去揪住医生的肩膀，又跑回来猛击自己的前额，开始咬牙切齿地来回乱窜。她再也没有醒过来，当天就死了。幸福的表情到死一直挂在脸上。萨克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张揉皱的乐谱纸，但没人能够看懂散落在上面的紫色音符。

“我立刻带走了巴赫曼，”萨克说，“怕她丈夫回来不定闹出什么事，你明白吧。可怜的巴赫曼瘫软得就像个布娃娃，一个劲地伸出手指头捅耳朵。他高声喊叫，好像有人在挠他痒痒一般：‘把这些声音停下来！音乐听够了，听够了！’我实在不明白，这事怎么对他打击如此之大：他从来没爱过那个不幸的女人——此话你知我知，切勿外传。不管怎么说，她是他的克星。她落葬后巴赫曼就失踪了，不知去向。如今你还能在自动钢琴厂家的广告中见到他的名字，但一般而言，他已经被遗忘了。倒是六年后，命运又把我们带到了一起。只相逢片刻。我在瑞士的一个小站上等火车。我记得那是个美丽的傍晚。我不是一个人。对，还有一个女人——但这事是另一出戏了。你猜怎么着，我看见一小伙人围观一个小个子男人，那人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黑外衣，戴着一顶黑帽子。他往一个音乐盒里扔硬币，一边扔一边失声痛哭。他总是放进一枚硬币，听听硬币滚动的声音，然后痛哭。后来，硬币投进去听不见滚动声了，盒子投满了，塞住了。他拿起盒子摇摇，哭得更厉害了，再不投了，转身走了。我立刻认出了他。不过你要明白，我不是一个人，我陪着一位女士，再说周围还有好多人，一个个瞪着眼看稀奇。所以不好走上前去，对他说一声：wie gehts dir(1)，巴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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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语，你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