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瑞秋表姐下了楼，我和她一起在花园劳动。她自始至终都显得兴奋且无所顾忌，似乎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不和，她对我的态度唯一不同的是她显得更加体贴和温柔了。少了些揶揄，不再是嘲笑而是朝我微笑。她殷勤地问我对花木种植的见解，不是为了向我请教，而是为了使我观赏时能感受到乐趣。

“随心所欲地干吧，”我对她讲，“可以吩咐伙计们把树篱砍掉，把树放倒，把灌木堆在那边的田埂上。你想出来的都错不了，我对园艺规划没有什么鉴赏力。”

“但我希望结果会令你欢喜，菲利普。”她说，“这一切都是你的，终有一天也将属于你的孩子们，如果我使这些地方有所改观，而结果使你不高兴的话，该怎么办呢？”

“我不会不高兴，”我说，“你也别提我的什么孩子们，我已下定决心做个单身汉。”

“做单身汉根本就是自私又愚蠢的。”她说。

“我不这样认为，”我答道，“我觉得当个单身汉可以省去许多精神上的痛苦和忧虑。”

“你想过你将失去什么吗？”

“我有一个精确的猜测，”我告诉她，“所谓婚姻中无比的福分远非人们所吹嘘的那样。如果它是一个人所需要的温馨和舒适，是一个人所珍视的美好的东西，那么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屋子里得到这一切——如果他真正喜欢这间屋子的话。”

令我惊诧的是，她对我的陈词大笑不已，招得塔姆林和种植园尽头劳动的园艺工们都抬头看我们。

“总有一天，”她对我说，“当你坠入爱河，我会让你重温你的这些高论，二十四岁的年纪了，竟然认为温馨与舒适都是从石墙里蹦出来的。哦，菲利普！”她说着又哈哈地笑起来。

我看不出有什么如此可笑。

“你的意思我清楚得很，”我说道，“可惜我偏巧从未那样动过心。”

“显然，你会让你的邻居伤心欲绝的，那个可怜的露易丝……”

我可不准备把话题转向露易丝，也不愿再论述爱情和婚姻，我倒更愿意看她做园艺活儿。

十月的天气温和晴好，头三周几乎没下一点雨，因此在瑞秋表姐的指导下，塔姆林和伙计们的种植工作突飞猛进。我们还抽空依次看望了庄园里的所有佃户。一切都如我所料，皆大欢喜，人人满意。小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了每个佃户，而且也惯于不时地看望他们，这也是我的一部分工作，但这对瑞秋表姐来说却是一项新鲜活动。她在意大利长大，生活截然不同，然而她待人接物实在得体不过，看她与他们相处真是让人着迷。她的庄重和友善，使得佃户们立刻对她肃然起敬，但又不敬而远之。她的问话全都恰到好处，答话也是合情合理。而且——有一样使她深得大伙喜爱的东西——她似乎能诊断佃户们所有的小病，并提供疗法。她告诉他们：“我对园艺的爱好，使我有了草药方面的知识。我们在意大利常研究草药。”她会用某种植物制成药膏涂在哮喘病人胸上，又会用某种植物制成油液来治疗烧伤。她会教塔姆制作治疗消化不良和失眠的药饮——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睡前酒，她对他们如是说——并向他们讲解如何把有些水果的果汁用来治疗从咽喉肿痛到眼睑麦粒肿等几乎全部病症。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我对她说，“本区的接生婆会被你取而代之，他们会在夜里请你接生，而且一旦你这样做了，就休想再有丝毫安宁。”

“这方面也有一种药饮。”她说，“是用木棉叶和蓖麻叶做的，如果产妇在生产前喝六个月，她就能无痛分娩。”

“那是巫术，”我说，“人们会认为我这样做不合适。”

“胡说！为什么女人就得受痛？”瑞秋表姐说道。

有时，常常是在下午，如同事先我警告过她的那样，会有乡绅来拜访她。她和这些“体面人”——这是斯考比命名的——打交道，正如她与那些卑微乡民们相处，都很游刃有余。我很快就得知斯考比现在近乎生活在天堂，星期二或星期四的下午三点，马车停在门口时，他总在大厅守候，虽然还穿着丧服，但外套崭新，是专为这种场合穿的。倒霉的约翰则承担着为客人开前门，然后把他们带到主人那里的任务。他的主人以缓慢而庄重的步调（我事后从约翰那里得知的这一切）带领客人们穿过门厅走向起居室。他会一边用炫耀的姿势开门，一边像宴会上的司仪一般通报客人的名字（这是从瑞秋表姐那里得知的）。她告诉我，他会预先与她谈论，到场的这个或那个客人的相似之处，向她提供他们家从古到今的简要概况。他通常都能正确预言谁会光临，我们都怀疑是否有某种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通过仆人来传递信息的方法，这简直如同丛林中野人的击鼓传信。比如斯考比会告诉瑞秋表姐，他断定特丽马妮夫人正吩咐人准备好星期四下午要用的马车，并说她会带着已出嫁的女儿高英夫人和她的未嫁女儿伊索贝尔小姐。他还告诉瑞秋表姐与伊索贝尔小姐交谈时一定要当心，因为这个年轻的小姐有语言障碍。要么就说潘瑞恩老太太可能星期二来，因为她总在那天去看望离我们有十英里远的孙女，他提醒瑞秋表姐一定要记住在她面前不能提狐狸，因为潘瑞恩太太在她的大儿子出生前被狐狸惊吓过，儿子的左肩上至今还留着一个痣点胎记。

“而且，菲利普，”瑞秋表姐后来说，“我和潘瑞恩太太在一起的时候，我始终把话题从狩猎转移开来，可这也没用，就如同耗子闻到奶酪一般，她又回过来谈这个话题，最后，为了堵住她的舌头，我只好杜撰一个在阿尔卑斯山捕捉野猫的故事。而其实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没人干过。”

每次从后面穿过林中小道回家，看着最后一趟马车顺利驶向车道，瑞秋表姐总用某些来访者的故事来款待我，我们会在一起大笑。她对着镜子梳理好头发，再把坐垫拉直整理好。我则会把客人面前摆放的所有甜品吃光。整个过程就像一场游戏，一种合谋，我觉得她坐在客厅里说话很快活，那些人以及他们的生活都让她感兴趣，无论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是他们的所作作为。她总对我讲：“你不理解，菲利普，在佛罗伦萨那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里生活之后，这里的一切都新鲜有趣。我一直在想象英国的生活，乡村的生活，现在我开始有所了解了，我珍爱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

往往这时，我会从糖碗里拿块糖，嘎吱吱地嚼，再切一片甜籽饼吃。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逢人就讲普遍性共同性更乏味了，”我对她说，“无论在佛罗伦萨还是在康沃尔。”

“啊，你真是无可救药了，”她说，“而且最终的结果是心胸狭窄，脑子里能想到的除了萝卜就是甘蓝。”

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故意要让她把我那沾满泥污的靴子放到凳子上，眯着一只眼睛看着她，她从不指责我。即便发现我的意图，也不这样。

“讲啊，”我说，“说说郡里的最新丑闻。”

“如果你不感兴趣，”她会说，“我何苦要这么做。”

“因为我喜欢听你讲话。”

这样，在我们上楼换衣服就餐之前，她会说些郡里的琐碎事情让我开心，包括新近的婚嫁丧葬，或者谁将要分娩这类事。她从一个生人二十分钟谈话中探听到的消息，比我从一个熟人那里花一生时间获得的还要多。

“正如我所猜测的，”她告诉我，“你令方圆五十里的母亲们绝望。”

“怎么会这样？”

“因为你对她们的女儿都不屑一顾。你高大、体面，从哪方面讲都是合适的女婿。艾什利夫人，一定要请你多劝你表弟多出去走走。”

“你如何回答？”

“说你发现你所要的全部温馨与乐趣都在此院墙内。转念一想，”她又说，“这也许会被误解，我可得留心自己的话。”

“我才不管你和她们讲什么，”我说，“只要你不把我搅到某个邀请中，谁的女儿我都无意去看。”

“露易丝最好看，”她说，“好多人说她会最终得到你。帕斯科家的三小姐则有竞争的机会。”

“上帝！”我惊讶道，“贝琳达·帕斯科？我宁愿娶洗衣服的凯蒂·塞尔。真的，瑞秋表姐，你或许能帮我。为什么不散播那些比如我是个遁世的人，一闲下来就涂些拉丁诗之类的闲话？这或许会让她们动摇。”

“什么都无法动摇她们。”她说，“余地很小。我可以告诉你，我也没能从沦为谈资中逃脱。有一份合适的鳏夫名单，其中西康沃尔就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五十岁，是笔财产继承人，有两个已成家的女儿。”

“不会是老圣·伊夫吧？”我气哼哼地问道。

“噢，对，我想是这个名字，人们都说他有魅力。”

“有魅力，就他？”我对她说，“他总在中午喝醉，然后就在走道上爬着追女仆。巴通来的比利·洛威有个侄女在那里帮佣，就给吓回家了。”

“是谁此刻在散布谣言？”她说，“可怜的圣·伊夫老爷，如果他有个妻子，就不会在路上爬了。这当然取决于妻子。”

“好了，你不能嫁给他。”我肯定地说。

“你可不可以邀请他来吃顿饭？”她建议说，那一向透着庄重的双目这会儿露出调皮的神情，“我们可以办个晚会，菲利普，为你邀请最漂亮的年轻姑娘，为我邀请最讨人喜欢的鳏夫。不过我想我已选择好了，如果要我说的话，我会选择你教父，肯达尔先生，他有一种让我敬佩的公正直率的说话方式。”

也许她是有意这样说的，但我却中了圈套，我大发雷霆。

“你绝不可这样想，嫁给我教父？真见鬼，瑞秋表姐，他快六十了，总有点感冒受凉的病。”

“那表明他无法像你一样在屋子里寻找到温馨舒适。”她回敬了一句。

我意识到她要笑，于是和她一起笑起来，但后来我又对此疑神疑鬼。当然，教父每个周日来的时候都是最彬彬有礼的，他们相处得极好。我们在他们那里吃过一两次饭，教父总是神采奕奕，我还从没见过他这样，但他已做了十年的鳏夫，肯定不会异想天开要博得瑞秋表姐的芳心，而表姐也肯定不会毅然接受。这想法令我焦躁不安，瑞秋表姐在派林，我的瑞秋表姐，艾什利夫人，成了肯达尔夫人，多可怕。如果这老人有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荒唐想法，那我还要继续邀请他参加周日的聚会简直就是该死。但终止邀请就等于打破多年的常规，这不可能。我还得照旧行事。接下来的星期天，坐在表姐右边的教父俯下身子朝表姐侧着他的聋耳朵，又突然直起身子，笑着说道：“噢，妙极了，妙极了。”我恼怒地猜想这是什么兆头。为什么他们在一起笑得这么欢，我暗自思忖，这，或许是女人的另一种花招，抛下诱饵，等待上钩。

周日宴会上，她精神极佳，心情非常好，左有牧师，右有教父，两人都谈笑风生。我如果像露易丝第一个周末一样，表现出愠怒和寡言是毫无道理的。餐桌的两头，我们简直像在参加贵格教友会。露易丝坐在那里盯着自己的盘子，我盯着我的盘子，冷不丁一抬头，看到了贝琳达·帕斯科，她正用那对圆眼睛盯着我。想到乡人们的闲言碎语，我更不吭一声了。我们的沉默大概搞得表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掩盖。她和教父、牧师三人来回吟诗酌句。我越来越恼火，幸亏帕斯科夫人因病没有光临。露易丝无足轻重，我没必要非得跟她说话。

但等他们都离去以后，瑞秋表姐就开始拿我问罪了。“当我招待你的朋友时，”她说，“指望你能配合，你是怎么了，菲利普，坐在那里闷闷不乐，拉着脸，对你的邻座不发一言。那些可怜的姑娘们……”她很不满地向我摆摆头。

“你那里欢乐四溢，”我回敬道，“我看我没必要再锦上添花了。全都是些希腊话的‘我爱你’之类的胡言乱语，牧师用希伯来语对你说了什么‘我心之悔’听上去满不错的嘛！”

“是这样。”她说，“他舌头一卷脱口而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你教父想让我看月光下的信号灯头，他告诉我说，会一见难忘。”

“好了，他不能向你展示信号灯头，”我回答，“信号灯是我的财产。有一样陈旧的土木建筑是属于派林庄园的，让他给你展示那个东西吧，它被荆棘盖得严严实实。”我说着朝火里扔了块煤，希望噼啪声使她烦乱。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了，”她说，“你失去了幽默感。”她拍了拍我的肩膀上楼了。这是让人对一个女人最为气恼的事了，总是由她们下结论，让人怒不可遏，她们自己却心安理得。似乎一个女人永远都不会错。要么即使她错了，都要让自己错得很有理，反倒像是别人错了。她毫无顾忌地说一些刺耳的话，什么与教父月下散步，或其他诸如去洛斯威勒市场逛逛一类的活动，她会一本正经地问我她是否该戴伦敦邮来的新圆帽——那顶圆帽的面纱网孔很大，遮不住她的脸，而教父说过，她戴上那个显得很漂亮。而当我烦躁起来，说我才不管她要不要用面纱遮面时，她心安理得，情绪更高涨，这次谈话是在周一用餐的时候，我皱着眉头坐在那儿，她就有意和斯考比谈话，更衬托得我愠色满面。

后来在书房，因为没有旁人在场，她就宽厚些，虽然依旧心安理得的样子，但多了些温顺。她既不笑我缺乏幽默感，也不抱怨我郁郁寡欢。她请我给她拉线，让我选择我最喜欢的颜色，因为她想给我做个庄园办公室里使用的坐垫。她心平气和地问我一些白天的事，问我见过谁，做过什么，这样我所有的气都消了，感到很舒心。看着她的手在丝线中从容游移，我心里在想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这样，干吗先要唇枪舌战，怒语相伤，破坏了气氛，然后又费一番周折平息和缓呢？似乎我情绪转好会让她欣喜，但我却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只知道她刺我时我很反感，很难过，而她温柔时，我就感到快乐安逸。

到月底时，天气变了。连着下了三天雨，没有园艺活儿，我在庄园也无事可做，骑马来回被雨浇得透湿。郡里所有的来访者都和我们一样被困在了家里。倒是斯考比提议说这个时间是清理安布鲁斯遗物的好机会，对此我们两人好像一直都退避三舍。一天上午，当我和瑞秋表姐站在书房窗口，望着外面的瓢泼大雨时，他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在办公室，”我说道，“你在闺房待一天。这些伦敦运来的箱子怎么办？是不是还有外套要整理？试试再还回来？”

“不是外套，”她说，“是窗帘罩，我觉得波比姑妈缺乏眼光，蓝色卧室应该名副其实，但目前它是灰色调的，根本不是蓝色调，而且被褥里有蛀虫。可别告诉斯考比，是多年的蛀虫。我已给你选了新的窗帘和被褥。”

就在这时，斯考比进来了，看到我们显然无事可做就说：“天气这么糟，先生，我想是不是派个男佣打扫一下室内？你的房间需要打扫。但他们却无法除尘，因为艾什利夫人的箱子把地板占满了。”

我瞟了她一眼，生怕这种不老练的言辞会伤害她，她也许会转身走开，但令我惊讶的是，她坦然处之。

“你说得对，斯考比，”她说，“箱子不收拾，男仆们就无法打扫房间，我们拖得太久了，菲利普，你说呢？”

“很好，”我说，“只要你觉得行就行，我们让人把火生着，房间暖和了我们就上楼。”

我觉得我们彼此都在竭力掩饰感情。我们尽量使自己的言谈举止都欢快轻松。为了我，她努力掩盖自己的不快忧伤，而我呢，也同样希望她能少受煎熬，装出一副对我来说全然违背性格的好脾气。雨抽打在我的旧房间的窗户上，屋顶出现了一块湿斑。从去年冬天就生起来的火，不合时宜地发出毕剥声，箱子在地上排成行，等人打开。一个箱顶上放着一条记忆犹新的藏蓝色旅行毯，毯角上两个很大的黄色aa字样。我忽然记起在他坐车离开的最后一天，我曾把它盖在他的膝头。

瑞秋打破了沉默。

“来，”她说，“我们是否先把衣箱打开？”

她的语气生硬而平板，故意摆出一副就事论事的腔调。我把钥匙递给她，这是她一到这儿就让斯考比代管的。

“随你。”

她把钥匙插进锁里，旋转，打开箱盖。他的旧睡衣放在最上面。我太熟悉它了，是件深红重磅真丝睡袍。拖鞋也在，又长又大。我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东西，仿佛重返往昔。我记得有次早餐他剃着胡须，走进我的房间，脸上还有肥皂沫。“看，孩子，我在想……”他边说边走进我们现在站着的这个房间，当时就穿着这身睡衣，穿着这双拖鞋。瑞秋把它们从箱中取了出来。

“我们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她问道，先前生硬的声音也变低了，变柔和了。

“我不知道，由你定吧。”

“如果给你，你会穿吗？”她问。

这太奇怪了，我戴了他的帽子，用了他的手杖，他最后踏上旅程时留下的那件肘部有块皮的猎衣，我也常穿。而这些东西，睡衣、拖鞋——简直像打开棺材看到死了的他一样。

“不，别这样。”

她没说什么，而是把它们放到床上。接着翻出一套衣服，一套轻巧外套——肯定是他热天穿的，我不太熟悉，但她肯定很清楚。衣服已在箱里压皱了，她掏出来，把它和睡衣一起放在床上。“得熨一下。”她说。突然，她快速地从箱中把一样样东西取出来，堆成一堆又一堆，几乎不碰它们。

“我想，”她说，“菲利普，如果你不需要，这个庄园里敬爱他的人可能会乐意要。你该清楚哪些能送，又该送给谁。”

我觉得她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站在一旁看她狂乱地从箱中取东西。

“箱子呢？”她说，“箱子总是有用的。你看怎么用？”她抬头看着我说，声音有些发颤。

突然她扑到我怀里，头贴在我的胸口上。

“噢，菲利普，原谅我。我应该让你和斯考比整理。我真蠢，怎么能上楼来。”

真奇怪，如同拥着一个小孩，一个受伤的动物，我脸颊贴在她头上，手抚摸着她的头发。

“没关系，”我说，“别哭，回到书房去，我可以一个人干完。”

“不，”她说，“我这么差劲，这么傻气，对我对你其实都一样，你爱他爱到这么……”

我的嘴唇在她的头发上蹭来蹭去，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小巧的她靠着我站在那儿。

“我不介意，”我说，“一个男人能做到这些，但对女人来讲太不易了，让我做吧，瑞秋，到楼下去。”

她稍站开了点，用块手帕擦眼泪。

“不用，”她说，“现在好些了，再也不会这样了。我把衣服都取出来了。如果你把它们送给佃户们，我会很感激的，你喜欢的都可以穿。别担心，我不介意，我会高兴的。”

那些书籍离火比较近。我给她搬了个椅子，放在离火近的地方，然后跪在其他箱边，一个个打开。

我希望她没有注意到——连我自己也几乎没有意识到——我第一次，没叫她表姐，只叫瑞秋。我不知怎么回事，想必一定是站在那里拥着她，她显得比我小了许多的缘故。

书籍比衣物少了些他本人的味道，有一些他至爱的书，旅行时总要带在身边，她递给我，我就放在我的床边。还有他的衬衣袖扣、领扣、表和笔——这一切她都要我收下，我也欣然接受。有些书我从未见过，她就向我介绍，捡起一本，再来一本。现在做这些事已不再那么让人忧伤了。这本书，她说，是他在罗马买的，是本特价书，他很满意。那本装帧很古旧的和另外那本，是从佛罗伦萨买到的。她向我描述着购物的地方，那个卖书的老人。听着她闲聊，似乎气氛已缓和，随她的泪水一起拭去了。我们把书在地板上一本本摆好，我给她找来个拂尘，她就开始擦拂尘土。有时她给我读一篇文章，告诉我这一段如何使安布鲁斯开怀，或让我看幅画，看尊雕刻，我看到她在某些美好回忆的书页间微笑。

她发现了一卷花园格局图。“这对我们会很有用。”她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光亮的地方好看个清楚。

我不经意地打开另一本书，一张纸从书页中掉出来，上面是安布鲁斯的笔迹。像是一封信中的一段，从什么上撕下来，遗留在书里的。“这当然算是一种病，我常听人说起过，像偷窃癖或者什么其他的病，毫无疑问是她那挥霍成性的父亲亚历山大·科林遗传给她的，她到底深受其害有多久，我也说不上，恐怕永远也不清楚，当然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至今为止困扰我的原因。孩子，我确实清楚我不能，也不敢再由她掌管我的钱袋，否则我就完了，庄园也就惨了，现在迫切需要你提醒肯达尔，如果有机会……”句子中断了，话没说完，纸上也没注明日期，笔迹很正常。正在这时她从窗口转了回来，我赶紧把纸揉成一团。

“你拿的什么？”她问。

“没什么。”我回答。

我把纸扔进火里，她看着纸燃烧，看到了纸在火焰中蜷缩时上面的笔迹。

“是安布鲁斯的笔迹。”她说，“是吗？是信吧？”

“只是他记的一点笔记，”我说，“一张很旧的纸。”我感到自己的脸在火中发烧。

然后我从箱子里拿另一本，她也继续取书。我们肩并肩继续整理书籍，但两个人都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