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没有说起她走的事，而是把它当作恶魔深埋了起来。我为了她尽力装出一副无忧无虑、心情愉快的样子，她也为了我故作轻松。夏日很快到来，我的身体已经恢复了许多，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有时头痛又会发作，虽说不是疼得要命，但总是毫无预兆、毫无缘由地就疼了起来。
我没告诉她——说了又有何用？既不是体力活动过多造成的，也不是因为外出才头痛，而是只要脑子一想什么，就会疼起来。在庄园办公室里，有时佃户们问些简单的问题都能引发，结果总使得我迷迷糊糊，无法答复他们。
不过更多时候是因她而起的。我们一般吃过晚饭在客厅窗外坐坐。时至六月，每晚可以在外面坐到九点多再回屋。当暮色渐渐笼罩草坪边的树头，我们静静坐着，看着她一边调饮料，一边出神，我会突然想，她心里在琢磨什么？她是不是在悄悄想，这样寂寞无聊的日子还得忍多久？是不是还在悄悄想，现在他已经恢复健康，我是否下周就可以顺利离开？
佛罗伦萨的桑格莱提别墅，现在在我眼里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另外一种气氛了。它不再是我上次去看到的那样门窗紧闭，阴沉昏暗，而是窗户大开，灯火通明。一群群我不认识的，她称作朋友的人，在各个房间来回走动，整幢别墅绚丽夺目，所有的喷泉都在喷溅水花。她满面笑容，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模样，应付自如地穿梭于客人中间。这才是她真正熟悉、热爱、理解的生活。和我一起的日子只是小小的插曲而已。谢天谢地，她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了。我能想象她刚刚到家的情景，那个吉斯普和他的妻子会把大门打开，迎接她的马车，然后她会踏着急切轻快的步伐，挨个看她所熟悉的、已久违了的房间，不断问仆人一些问题，听他们答话，再心情平静愉快地打开一封封信，心头涌起千丝万缕的思绪，都是一些我从不了解、与我无关的思绪。无数的日夜，将不再属于我。
她会突然意识到我在看她，就问：“怎么了，菲利普？”
“没什么。”我总这么回答。
当那丝疑虑和不安的阴影又从她脸上掠过时，我简直觉得自己的确是她的负担。如果摆脱了我，她会好很多。我试图像过去那样出出进进，到处跑跑，天天忙于各种事务，以此来消耗精力，然而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即使巴通所有的土地都因缺乏雨水而干涸，又怎么样？我不大会在意的。即使我们的产品在展览会上得了奖，在整个郡都名列前茅，又有何荣耀？如果是在去年，或许是荣耀，然而在现在，那只能是无聊的成功。
我发现我在所有下人眼里都逐渐失去敬意。“你病刚好还很虚弱，艾什利先生。”巴通那个叫比利·洛威的农工对我说，因为我没对他的成绩表现出热情，他的语气里满是失望。其余的人也是这样，就连斯考比说话的语气都带着怨愤。
“你好像恢复得并不好，菲利普先生，”他说，“我们昨晚在管家房还谈起这事，塔姆林问，‘主人怎么了？他到处游荡，两眼发直。’我建议您早上喝杯马尔萨拉葡萄酒，没有比这酒更有助于补血的了。”
“叫塔姆林做自己的事，别操这份心，我很好。”我对斯考比说。
星期天和帕斯科一家、肯达尔父女用餐的惯例还没恢复，这真是件让人庆幸的事。我想我生病之后，可怜的玛丽·帕斯科就回到了教区牧师家，一定说了很多有关我疯了的话。我病愈后第一次去做礼拜时，她斜眼看着我，那一家人看我的眼光都含着某种同情可怜的神色，小声问候着我，想看不敢看的样子。
教父来看我，露易丝也来了。他们俩的言谈举止也很别扭，好像见了一个病愈的孩子，既高兴又同情。我感到有人提醒他们不要触及让我忧虑的话题，于是我们四个人像陌生人一样坐在客厅里。我想教父一定很不自在，后悔不该来，可又觉得是一种责任，非来不可；而露易丝则出于女性特有的直觉，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尽量不去想它。瑞秋和往常一样，总是能控制局面，使谈话的内容尽量限定在合适的范围。什么郡里的展览会，什么帕斯科家二女儿订婚的事，以及最近暖和的天气，政府部门以后的变化等——这些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然而我们即使都说出各自心里的话又当如何呢？
“赶快离开英国吧，免得毁了你自己，也毁了这个孩子。”我教父心里这么说。
“从你的目光中，我能看出，你比以前更爱她了。”露易丝心里在说。
“无论如何都要避免他们再让菲利普担忧。”瑞秋的心声。
我则在心里说：“让我和她单独在一起，你们走吧……”
我们没这么说，而是都装模作样，说一些口是心非的话。拜访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望着他们的马车驶向草场大门，想着他们心里也终于释然，我就想，要是能在庄园筑道篱笆就好了，就像小时候听的那些童话故事一样，把所有的客人都挡在门外，把所有的不幸都赶跑。
看得出来，她虽然什么也没说，但心里已做好了分手的初步计划。有时晚上，我会发现她在整理书本，像是在选择哪些书该带上，哪些该留下；有时又会发现她坐在书桌旁整理纸张，把一些碎纸和不要的信件塞入废纸袋，把其余的用带子扎起来。只要我一走进闺房，她就会马上住手，坐到椅子上做刺绣活儿，或者坐到窗口去，然而一切都瞒不过我。为什么突然要整理起东西来，这难道不是要马上离开闺房的征兆吗？
这个房间在我的眼里显得比以前空荡，零零碎碎的小东西都不见了。本来一冬一春都在角落里的针线筐，一直搭在椅子扶手上的披巾，还有一个客人冬天送给她的这座房子的蜡笔素描，本来一直是放在壁炉上的——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复存在了。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第一次离家去上学的情景。斯考比把我的童室清理了一番，把我的书扎成捆，让我带走，再把其他那些不是我心爱的东西放进另外一个箱子，准备送给庄园的孩子们。有些我穿小了的衣服，已经很破旧了，记得他坚持要我送给那些没有我幸福的小男孩，我坚决反对，就仿佛他把我幸福的过去从我身边夺走了。现在瑞秋的闺房也弥漫着同样的气氛。那条披巾，是不是因为天气暖和她自己不用了就把它送了人？那个针线筐，是不是已把里面的东西分门别类打了包，把筐装在箱底了？不过还没见到行李箱的影子，想必要最后才出现。随着阁楼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仆人们扛着箱子走下楼，一种混杂着樟脑味和尘封的蛛丝的气味，便从空气中飘过来。于是我知道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像对事物变化特别敏感的狗一样，等待着最后的时刻。另一个变化是她开始早上外出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她告诉我要买点东西，要去银行办点事，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不过我认为一次就够了，她却一星期要出去三次，每隔一天去一次。这个星期又是这样，已经去了镇上两趟了。第一次是上午，第二次是下午。我对她说：“你怎么突然有那么多该死的东西要买，那么多事要做……”
“我本来早该办的，但那几个星期你在生病，就没办。”
“你去镇上的时候遇到什么人了吗？”
“嗯，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人。噢，我想想，我见到了贝林达·帕斯科以及那个和她订了婚的副牧师。他们表示了问候。”
“可你出去了一下午，”我执意问道，“是不是把布店的东西都买光了？”
“那倒没有，”她说，“你未免好奇心太强，太爱管闲事了。我就不能随心所欲地用用马车？是不是你怕把马累坏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坐马车去波得敏或者特路洛，那里能买到、看到更好的东西。”
我这么对她说，她却并不以为然，一定是什么隐秘的私事，所以才这么深藏不露。
这一次她叫马车出去的时候，马夫没去，威灵顿一人赶车去的。好像吉米耳朵疼。我在办公室办完事，去马厩看他，他正在处理那只受伤的耳朵。
“你应该问夫人要点油，听说那能疗伤。”
“是的，先生，”他闷闷不乐的样子说，“她答应回来给我看，我想大概是昨天感冒了，码头上刮了一阵大风。”
“你们去码头干什么？”我问。
“我们在那里等夫人，等了很长时间，”他答道，“威灵顿说最好去玫瑰皇冠酒屋喂喂马，让我去港口看船。”
“那夫人整个下午都在采购吗？”我问道。
“没有，先生，”他答道，“她根本就没去买东西，和平时一样，一直待在玫瑰皇冠酒屋。”
我两眼盯着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瑞秋待在玫瑰皇冠酒屋？难道她和店主夫妇一起喝茶吗？我本打算进一步追问，想了想，打消了这个念头。或许是他不小心说漏了嘴，可能会因此受到威灵顿的责备呢。看来最近什么都瞒着我。整个家里的人都心照不宣，悄悄联合起来对付我。“好吧，吉米，”我说，“希望你的耳朵能尽快好起来。”我说完就走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瑞秋就这么想找个伴，以至于要到镇上的小店去找吗？是不是因为我讨厌客人来访，她就租了那个小店，租一上午或一下午，让人们去那里拜访她？她回来时，我对此只字不提，只是问她下午过得是否愉快，她回答说很愉快。
第二天，她没有叫马车。午餐时，她说她要写信，随后就上楼去了闺房。我说我要走路去库木比，去看看那里的农民，我说的是真的，我真去了。不过我不只去了那儿，而是又往前走，去了镇上。那天是星期六，天气又好，许多人都出来在街上闲逛，大多是来自邻近集镇的人，和我并不面熟，因此我从人群中走过时，没人认出我，我也没碰到认识的人。那些“有身份的人”——斯考比这么称呼他们，是从来不会下午去镇里，也不会在星期六去镇里。
我倚在港口的墙上，这里离码头不远，能看见有几个男孩坐着一条船在钓鱼，把自己和鱼线缠在了一起。过了一会儿，他们朝石阶划过来，然后爬上岸。其中有个男孩我认识，他是玫瑰皇冠后堂的一个帮工。只见他手里拎着一串鲜活的鲈鱼，大概有三四条。
“你干得不错，”我对他说，“是晚饭吃的吗？”
“不是我吃的，先生，”他咧嘴笑了笑说，“店里的客人等着吃，我得赶紧送去。”
“你们上鲈鱼是配苹果酒吗？”我问。
“不是的，”他说，“这鱼是店里的一位绅士点的，他昨日要了一份大马哈鱼，是从上游钓的。”
店里的一位绅士。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银币。
“嗯，”我说，“但愿他付你的报酬会很好。这钱给你，祝你走运，你的这位客人是谁？”
他又龇牙咧嘴笑了。
“不知道他的名字，先生。听他们说是意大利人，从国外来的。”
他穿过码头跑走了，那串搭在肩上的鱼晃来晃去。我瞥了一眼表，已经三点多了。那位外国来的绅士肯定要五点才吃饭。我走过小镇，沿着那条狭窄的巷子来到一个船库前，这里是安布鲁斯存放他过去常用的船帆和船具的地方。这艘小平底做得很灵巧，我把小船拖过来，上了船，然后把它划到港湾里，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停下来。
有好几个人在拖拽停泊在航道里的大船，往小镇的石阶靠，他们没注意到我，即使注意到了也不会在意的，只不过把我当作渔夫。我把锚抛入水中，靠在桨上休息，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玫瑰皇冠的入口。这间酒屋有个入口在侧街。想必他不会从这进去，要是来的话，一定走正门。一个小时过去了，教堂的钟敲响了四下，我继续等。到五点差一刻时，我看见店主的妻子从那个门口出来，四下张望，像在找什么人。看来她的客人没按时来吃晚饭，而鱼已经烧好了。我听到她对一个人喊了什么，那人站在一些系在石阶上的船旁边。我听不清她喊什么，只听那男人一边大声回答她的话，一边扭头指指港口。她点点头，又进了酒屋。到五点过十分的时候，我看见一只船朝小镇石阶靠过来，船上有个健壮的小伙子在掌舵，船体粉饰一新，像是一条给外地客人租用的船，供客人在港口观光游玩。
船尾坐着一位男子，头戴一顶宽边帽子。船靠上石阶，那男子下了船，和那人稍稍争辩了几句，便给了钱朝酒屋走去。在进酒屋之前，他在台阶上站立了片刻，摘下帽子，向四周望了望，脸上带着一种见了什么都要估一下价的神情，这种神情我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我离他这么近，都能朝他扔一块饼干了。他走了进去，是瑞纳提。
我拖起锚，迅速把船划回船库，然后穿过镇子，沿着那条狭长小道上了峭壁。我大概用了四十分钟时间走了四英里路，回到了家。瑞秋正在书房等我。因为我没回来，饭菜又收回去了。她满脸焦虑地迎上来。
“你终于回来了，”她说，“我都担心死了，你到哪里去了？”
“去港口划船，”我答道，“真是出游的好天气，在水上可要比玫瑰皇冠酒屋里好多了。”
她眼里闪现一丝惊颤，使我得到了最后的证实。
“好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的秘密，”我接着说道，“别再说谎了。”
这时斯考比进来问要不要上饭菜。
“上，马上就上，”我说，“我连衣服都不换了。”
我盯着她看了一下，没再说什么，然后我们就去吃饭。斯考比很善解人意，感到有些苗头不对，在我身边转来转去，像大夫一样劝我尝尝他端上来的菜。
“你劳累过度了，先生，”他说，“这样不行，又会生病的。”
他看了看瑞秋，想得到她的认同和支持，她却一言不发。我们很快吃完了饭，两个人都没怎么吃，一吃完，她就起身径直上了楼，我紧跟其后。来到闺房门口时，她想把我关在外面，而我比她动作快，一步迈进房门，靠在门上。她的眼里又布满了忧虑，忙避开我，走到壁炉前站着。
“瑞纳提在玫瑰皇冠酒屋有多久了？”
“这是我的事。”她说。
“也是我的事，回答我。”
大概她看出不可能使我保持平静，也无法再编造谎言进行搪塞，就说：“好吧，实说了，有两周了。”
“他来这里干什么？”我又问。
“是我叫他来的，他是我的朋友，我需要他帮我出主意。我知道你讨厌他，所以没叫他到家里来。”
“你干吗要他出主意？”
“这也是我个人的事，与你无关。菲利普，希望你不要再像孩子一样胡闹了，希望你能对人有份理解。”
看到她这般沮丧无奈的样子，我可真高兴，说明她做错了。
“你要我理解，”我说，“想要我理解欺骗吗？这两个星期来，你天天对我说谎，这不可否认吧。”
“如果我欺骗你，那也是迫不得已的，是为了你好，因为你憎恨瑞纳提，如果让你知道我和他见面，那么早就会有今天这一幕，你又会病倒的。噢，我的上帝，难道又要让我经历一次吗？先是安布鲁斯，然后是你？”
她脸色苍白，面孔走了样，不过说不清是由于惊吓，还是因为生气。我背靠着房门，两眼盯着她。
“是的，我恨瑞纳提，安布鲁斯也恨，但是有理由的。”
“有什么理由？你说说看。”
“他爱你，这么多年来一直爱着你。”
“真是无稽之谈……”她在这间小室里来回踱着步，双手抱在胸前，从壁炉走到窗口，再从窗口走到壁炉，“他是我身边一个伴我度过每次考验和困境的男人，从不误解我，从不会把我看错。他了解我的弱点，知道我所做的错事，但从不责备我，而是以我的水平和素质要求我，看待我。如果没有他的帮助，那么在我认识他的这些年里——这些年你一无所知——我就肯定完了。瑞纳提是我的朋友，是我唯一的朋友。”
她停下来，望着我。毫无疑问，她说的都是真的，或者说，她心里错认为是真的。这丝毫改变不了我对瑞纳提的看法。他已经得到了一些回报，在这些年里，她刚才所说的，在那些我一无所知的年月里。其余的回报也会得到，或许就在下个月，也可能是明年，反正最终会得到，他有足够的耐心，可我没有，安布鲁斯也没有。
“让他走，回到他该去的地方。”
“到该走的时候他会走的，”她说，“但要是我需要他，他就会待在这儿。告诉你，你要是再这样恐吓威胁我的话，我就叫他到家里来，做我的保护人。”
“你不敢。”我说。
“不敢？为什么不敢？这房子是我的。”
于是我们争吵起来。她的话很有挑衅性，使我无法招架。她那种女人的思维跟我毫不相同。嘴上怎么说都行，动手是无礼的。但对女人，只有武力才能起作用。我朝她走近一步，她站在壁炉旁，手一把抓住铃绳。
“站住！”她大声说道，“不然我要叫斯考比了，如果我告诉他，说你要打我，你难道不觉得丢人吗？”
“我并没有要打你，”我说完，转过身把门敞开，对她说，“好吧，你要想叫，你就叫吧，把你我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如果我们要打架，要丢人现眼，就彻彻底底丢个够。”
她站在绳边，我立在大开的门旁。她松开铃绳，我却一动未动。然后，泪水涌进她的双眼，她含泪望着我，说：“一个女子无法承受两次相同的体验，所有这一切以前都发生过。”她手指摸着喉咙又说道，“就连用手卡脖子，都一样有过。现在你能理解了吗？”
我的视线越过她的头顶，直直盯着壁炉上方的画像，安布鲁斯那张年轻的脸正凝视着我。她把我们两人都打败了。
“是的，我能理解了，”我说，“如果你想见瑞纳提，就让他来吧，总比你偷偷摸摸去玫瑰皇冠酒屋见他好。”
我离开她闺房，回到了自己房间。
第二天，他过来吃晚饭了。早饭时她给了我一张纸条，让我容许请他过来，看来前一天晚上她的挑衅已无疑抛在了脑后，或者是出于权宜之计放在了一边，以便我恢复状态。我给她回了张纸条，说我会吩咐威灵顿用马车去接他。他是四点半到的。
他来到的时候正巧我一人在书房，由于斯考比的失误，把他带来见我，而没把他带到客厅去。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向他问候了一声午安。他看上去无比自傲，向我伸出一只手，问候道：“希望你已恢复健康。事实上，你的气色比我想象的要好。我听到的所有关于你的情况都不太好，瑞秋非常担心。”
“我实际上已很好了。”我对他说。
“这可是青春的力量，”他说，“有了强壮的肺脏，又有很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才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完全恢复。看来你都能骑着马在乡间到处奔跑了。我们年纪大的人，像我和你表姐，就要小心，不能受伤了。就像我个人认为，午后小憩对中年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我请他坐，他便坐了下来，一边还微笑着四下看看。“这房间没什么变化嘛，”他说，“或许瑞秋就想让它这样，有一种特殊的气氛。也好，可以把钱花在其他方面。听她说，自我走了以后，院子里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很了解瑞秋，相信完全如此，不过我得先看过以后再作评判。我认为自己是判官，我的意见很重要。”
他从包里取出一支细雪茄点上，脸上依然挂着一丝微笑。“我在伦敦的时候，听说你把财产转让了，就给你写了封信，本来想要寄的，可正在这时听说你病了。信里面的内容差不多都可以当面讲给你听。在信里，我主要为瑞秋向你致谢，并向你保证，我会留意不让你在这项移交中有什么重大的损失，我会留意所有的开支花销。”他仰头吐出一股烟，双眼盯着天花板说，“这个烛台的品味可不怎么样，在意大利可以挑选比这更好的，还有漂亮的画和精美的家具摆设等，我得记着嘱咐瑞秋把这些东西记下来，这可是非常明智的投资。最终你会发现，我们会让你的财产价值升一倍，不过这还是很遥远的事，那个时候，你肯定已是儿女成群，我和瑞秋则已经老得只能坐在轮椅里了。”他说着大笑了几声，随即又微笑着问我，“那个迷人的露易丝小姐怎么样了？”
我说她大概很好。我一边看他抽雪茄的样子，一边暗想，他那双手哪像个男人的手，那么细腻光滑，简直有一种女性的味道，与他的其余部位极不相称，那枚戴在小指上的大戒指，让人看了很不顺眼。
“你什么时候回佛罗伦萨？”我问他。
他把掉在衣服上的烟灰往壁炉里掸了掸。
“这要看瑞秋。”他说，“我要回到伦敦把那边的事料理一下，然后要么先回去，把别墅和仆人都准备好，来这接她；或者要么等着和她一起走。你肯定知道她要走的吧？”
“对。”我答道。
“令我欣慰的是，你没有强求她留下，”他说，“我知道你因为生病对她很依赖，瑞秋和我谈过很多，她一直急欲设法让你转移感情。不过我对她说，你表弟已经不是孩子，是成人了，如果不能依靠自己独立生活，那也应该学会独立，我没说错吧？”他问我。
“绝对没错。”
“女人们，尤其像瑞秋这样的，总是感情用事。我们男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十分理智的。看到你这么明智有理性，我真是高兴。如果你春天来佛罗伦萨看我们，我会很乐意带你去看那里的各种宝藏，你一定会很满意的。”他说完又朝天花板喷出一团烟雾。
“你在说‘我们’的时候，是不是以一个佛罗伦萨主宰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对我说话？还是把它当成一种法律用语？”
“十分抱歉，”他说，“我已习惯于代瑞秋说话，甚至很多时候想她所想，以至于很难把自己与她分开，使用了这个特别的称谓。”他看了看我，又说道，“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迟早我会赋予这个词更亲密的含义——不过嘛，”他挥动着雪茄打了个手势，“还得走着看。啊，她来了。”
瑞秋走进房间，他马上起身，我也站了起来，她一边把手伸给他，让他接过去亲吻，一边用意大利语向他表示了欢迎。吃饭时大概是一直观察他们的缘故吧，我说不大清，反正他一刻不离开她的目光，她的微笑，以及她那因他而改变的举止，使我心头油然升起一股厌恶的心情，感到十分恶心。嘴里的食物像粉尘一样无味，就连饭后喝的她亲自做的茶饮，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苦涩味道。他们去花园坐，我独自回到房间。我刚一离开，就听他们用意大利语说起话来。我坐在窗口的椅子上，我恢复的最初那段日子就是坐在这个位置，那时她陪伴我身边。现在仿佛一下子整个世界都变得面目可憎，而且充满了酸腐的味道。我实在不愿下楼去向他道声晚安，只是坐在上面听着马车过来又离去。过了一会儿，瑞秋上楼来了，轻轻叩着我的房门。我没作声，她就推开门走到我身边来，一手搭在我肩上。
“怎么啦？”她问道，声音在叹息，好像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已经是再礼貌不过了，今晚又有什么不对的吗？”
“没有。”我说。
“他对我说了你的很多好话，如果你肯听一听的话，就会发现他对你真是无比尊敬。今晚他所说的话都应该是无可挑剔的吧？要是你能随和一些，不那么充满妒意……”
暮色已降临，她过去拉上窗帘，从她拉窗帘的动作，都能看出她很烦。
“你就打算在椅子上一直窝到半夜吗？”她又问，“如果想这样的话，盖条毯子，不然会感冒的。至于我，已经精疲力竭了，得回去睡觉。”
她摸了摸我的头就走了。不是爱抚，而是像大人在拍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实在是骂烦了，懒得再说什么，就这么不管算了。
“终于……终于……上帝，终于下手了！”
那天晚上，我又发起烧来。不如上次那么厉害，但感觉很像。我不知道是不是二十四小时前在港口船上着的凉，早上起来的时候头晕得站都站不稳，全身发抖，只觉得一阵阵恶心，只好又回到床上去。医生请来了，我因为头疼心里在想是不是那可怕的病又发作了。他说我肝脏不调，留了点药走了。下午瑞秋来我的房间，她坐在我身旁，但脸上还是前一天晚上的那种神情，显得十分倦怠。我能想象得出她心里的想法，“是不是又开始了？我注定要像护士一样永无止境地坐在这里看护你吗？”她在给我递药的时候，动作很粗鲁，后来我感到口渴想喝水，但不想给她添麻烦，就没要。
她手里捧着一本书，但是没看。她那样坐在我身旁像是无声的责备。
“如果你有别的事要做的话，”我终于开口说道，“就别坐着陪我了。”
“你认为我还有什么别的事要做？”她以问代答。
“你大概想去看瑞纳提吧。”
“他已经走了。”她回答说。
听到这个消息，我精神为之一振，觉得病都好了。
“他回伦敦去了吗？”我又问。
“不，”她答道，“他昨天坐船离开普利茅斯了。”
我感到一阵轻松，赶紧把头转过去，免得这种心情流露出来，让她看了更恼火。
“我还以为他在英国还有事要做呢。”
“事还是有的，不过我们认为也可以用通信联络的方式做。家里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他处理。正好听说有艘船半夜启航，于是就走了。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瑞纳提离开了这个国家，对此我很满意，但对她用的“我们”这个词，还有说到家这句话，我都极为不满。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走——是要去别墅安排佣人为夫人回去做好准备。这就是他要料理的急事。我的死期快到了。
“你什么时候随他而去？”
“这得看你。”她答道。
我想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继续生病，就说头疼，借口装病，再拖延几个星期。然后又怎么样呢？东西装箱，闺房里空空荡荡，她那蓝色卧房里的床罩上，像她来以前一样蒙上一层尘土，一片沉寂。
她叹了口气说：“如果你不这么厉害、这么残酷的话，最后的这段时光会很开心。”
我很厉害、很残酷吗？我从没这么想过。我倒觉得是她很残忍。无可救药了，我伸出手去抓她的手，她把手递给我，我在吻她手的时候心里一直想着瑞纳提……
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来到那块花岗石碑前，又读了那封埋在石碑下面的信。梦境清晰逼真，以至醒来还历历在目，一个上午都在眼前挥之不去。我起了床，到中午的时候已经能像平常一样下楼了。我有一股强烈的愿望想再去看一遍那封信，无论我怎样想打消这个念头，总无法克制这种愿望。我记不清信上是怎么说瑞纳提的，我必须准确了解安布鲁斯对他的说法。午后瑞秋回自己房里休息，她一走，我就溜进了树林，穿过大道，爬上守林人茅舍上方的那条小路，心里充满了对自己想去做的这件事的厌恶。我来到石板前，跪在旁边用双手刨，一下摸到了我那笔记本，封皮已经发潮，一只蛞蝓在上面安家过冬，黑乎乎地黏在封皮上，封面上它爬过的地方被它渗出的黏液弄得黏糊糊的。我把虫子抖掉，打开本子取出那封皱皱巴巴的信，信纸潮湿松软，字迹已不如以前清晰，但还辨别得清。我把信通读了一遍，第一部分只是一掠而过，虽然上面所说的让人不可思议，因为他提到他的病情，虽说起因不同，但症状却和我的病很像。但关于瑞纳提的那部分……
后来几个月（安布鲁斯写道），我发现她与那个叫瑞纳提的男子来往密切，我以前几封信中提及过此人。他是桑格莱提的朋友，可能还是他的律师，她常去找他，问这问那，而不来找我。我相信这个男人对她产生很坏的影响，而且我怀疑他暗恋她好几年了，可能桑格莱提活着的时候就爱上她了。尽管不久以前我丝毫不相信她和他有那种关系，但现在，自从她对我的态度改变以后，我再不能完全相信她了，每当提及这个名字时，她眼中的阴影、话中的语气，都能唤醒我脑中最可怕的疑虑。
她的父母，都是那种不负责的人，她出嫁前和第一次结婚后过的生活，都是我们之间避而不谈的，但我能感受到她的举止行为与我们家族的人迥然不同。那桩婚姻并不圣洁。我怀疑，事实上我敢肯定，她从他那里能拿到钱，金钱——愿上帝原谅我这么说——是现在唯一能打动她的东西。
就是这句话，始终萦绕我心头，无法忘记。信纸折叠处，字迹已不清晰，直到又提到“瑞纳提”的地方。
我来到平台上（安布鲁斯说），就会看见瑞纳提在那儿。一看见我，他俩都不说话了，我不由得想，他俩在说些什么。又一次她走进屋去，剩下我和瑞纳提单独在一起，他突然问起我的遗嘱。我们结婚后，他偶然见到过遗嘱。他说按照现在的遗嘱，如果我死了，我妻子将什么也不会得到。这点我清楚，无论如何我会再立份遗嘱，纠正这个错误的，而且在上面签上我的名字，如果我能肯定她开支过大的毛病只是一时的而不是根深蒂固的，我会请人连署。
顺便说一下，我立的这份遗嘱会给她房子和庄园，但只能供她活着时自己享用，她死后归你，而且还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庄园应完全由你管理。
遗嘱还没有签字，原因我已经说了。
注意，是瑞纳提问到遗嘱的，也是瑞纳提让我注意到了目前这个遗嘱的漏洞。瑞秋并没问过我，但是不是他俩在一起时说到过呢？我不在场的时候他俩会谈些什么呢？
这件关于遗嘱的事发生在三月份，应该承认，当时我感觉并不好，头脑糊涂。瑞纳提提及的事可能是他已谋算好的，认为我活不太长了。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他俩并未在一起谈起过，我无法查证。现在我常感到她看我的眼神充满了警觉，显然很陌生，我抓着她时，她好像很害怕，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害怕谁呢？
两天前，我产生了写这封信的想法，因为我又像三月份一样发起高烧。发作很突然，一阵剧痛，一阵恶心，迅即感到头痛难忍，几乎要发疯了。晕得站都站不住，接着，疼痛消失，又一阵难以抑制的困意袭来，我便四肢无力，跌倒在地，或倒在床上。我想不起来我父亲是否也曾这样。目前只是头痛和情绪恶化，暂时没有其他症状。
菲利普，我的孩子，你是这世上我唯一能信赖的人，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如果可能的话，来找我。对尼克·肯达尔什么也别说，对谁都不要说，尤其是千万不要写回信，只要来就行了。
有一个想法，一直使我不得安宁，他们是不是想毒死我？
安布鲁斯
这次我没有再把信放回本子里，而是把它一点一点撕成碎片，再用脚跟把碎片踏进土里，点点碎片都分别埋在不同的地方。那本笔记本，因为在地下弄潮了，我随便一撕，就撕成了两半，朝后扔去，扔进蕨草里。然后我就回家了。像是给那封信写续一样，我刚一进门厅，就见斯考比拿邮袋进来，是邮差刚从镇上取回来的，他等着我打开。在那几封给我的信中，有一封是写给瑞秋的，上面盖着普利茅斯的邮戳。我只要扫一眼那蜘蛛丝般的笔迹，就知道是瑞纳提的信。我想如果斯考比不在的话，我会把它拿走，然而他在跟前，只好让他给瑞秋送去。
稍后我去看她，既没有告诉她我出去散步的事，也没有说去哪儿了，而她对我的厉害劲儿似乎已完全消失，这倒又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她表现出往日的温柔和善，微笑着向我伸出双臂，问我觉得怎么样，休息好了没有，只字未提她收到的信。吃饭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信的内容让她很高兴，很快活。我一边吃着饭，一边想象着那封信的内容；对她说了些什么，怎么称呼她的——总而言之，如果它是一封情书的话。信应该是用意大利语写的，但总有一些词我能懂，她教过我几句意大利语，无论如何我能从信里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你一直不说话，是不是不舒服？”她问。
“不，我很好。”我答道，但说着脸就红了，好像心思已被她窥见，让她知道了我想做的事。
饭后，我们来到她的闺房。她像往常一样备好了药饮，倒在杯子里，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她坐在另一边，书桌上放着瑞纳提的信，上面有块手巾半掩着，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意大利人给他心爱的女人写信是不是拘于礼教？瑞纳提乘船离开普利茅斯后，一想到再有几周就能见面，便吃饱喝足，点上雪茄，脸上挂着殷勤的微笑，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在纸上倾诉对她的爱？
“菲利普。”瑞秋说道，“你的目光一直盯着房间的一个角落，像是见到了鬼一样，怎么啦？”
“没什么。”我说，第一次撒了谎。我跪在她身旁，装出一副十分迫切渴望爱的样子。我这样做，目的是让她不再有疑问，并且能忘掉桌上那封信，把它一直搁在那儿。
那天深夜，午夜过后很久，当我知道她已睡熟的时候——因为我举着蜡烛在房间看了看她，知道她已入睡——便又去了闺房。手巾仍在原来的地方，信却不见了。我朝壁炉里看了看，里面并没有灰，我打开书桌抽屉，里面的纸张整理有序，但没有信的踪迹。信件夹里没有，旁边的小抽屉里也没有。还有一只抽屉没看，那抽屉是锁着的。我拿出小刀，在缝里撬了撬，看到里面有件白色的东西。我走回卧室，从床边桌子上取来一串钥匙，试了试最小的那把，打开了。我伸手进去取出一个信封，然而我紧张兴奋的心情一下子变得万分失望，因为我手里拿的不是瑞纳提的信，那只是一个装着结籽的豆荚的信封。籽从豆荚里掉出来，掉在我手上，撒在地板上。籽很小，是绿色的。我盯着这些籽粒，想起和塔姆林在植物园朝身后扔去的籽粒一样，这也就是桑格莱提别墅的院子里到处都是，佣人们清扫的那种。
是金链花籽，对牲畜对人都是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