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我就动身了，我不想等到晚上。我找到一家只有两扇橱窗的小店，里面陈列着收音机、电熨斗、吹风机、搅拌机和其他电动厨房用具，到处是镀铬的金属，锃光瓦亮，可门却锁着。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想到罗伯特·希尔施大概去吃午饭了。我有些失望地转身离开，突然感觉到自己也饥肠辘辘了。我茫然四顾，想吃点儿东西，却不能花太多的钱。我在下一个街角看到一家店，看上去像个药房，橱窗里摆着盥洗器、瓶装花露水以及阿司匹林广告，门开着，我看到里面有人坐在类似吧台的地方吃东西，我走了进去。“来点儿什么？”一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小伙子不耐烦地问我。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这是我头一回在美国点吃的。我指了指邻座的盘子。“汉堡包？”小伙子大声问。

“汉堡包！”我出乎自己意料地答道。不曾想到，自己说出的第一个英文词居然是德文。[19]

汉堡包味道不错，我又吃了两个小面包。这时那小伙子又吼了句什么，我没听懂他那不连贯的句子，可我看到邻座的人正在吃冰激凌。我又指了指他的碟子，冰激凌我可是有年头没吃了。可那小伙子这回对我的回答不满意，他指了指自己身后的一块长牌子，喊得底气更足了。

我的邻座看了我一眼，他秃顶并蓄着海象胡子。“要哪种？”他问我，语速慢得像跟孩子讲话。

“普通的。”为了摆脱困境我答道。

那只“海象”微微笑了笑。“这儿一共有四十二种不同品种的冰激凌。”他解释说。

“什么？”

那男子指了指牌子：“您挑吧。”

我辨认出“开心果”一词。在巴黎，那些流动小商贩在咖啡桌旁兜售开心果，我不知道还有这种冰激凌。“开心果的，”我说，“再要一种椰子的。”

我付了账，慢慢往外走，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家药房[20]用餐。往外走的半路上，我看到了卖药品的柜台，这儿也能买到橡胶手套、书籍和金鱼。来到街上后我捉摸，这个国家有点儿意思：四十二种冰激凌，战争，可是看不见一兵一卒。

我走回劳施旅馆，老远就认出了它那破败的大理石外墙，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它对我似乎有一种临时故乡的意义。不见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的影子，也没有别的人在，整个旅馆像死绝了似的。我穿过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周围有几株栽在木桶里的棕榈无精打采的，这里也杳无人迹。我拿了钥匙，走进楼上自己的房间，和衣躺在床上小歇片刻。醒后，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我做梦了，是个噩梦。此刻房间里充满了飘忽不定的玫瑰色朦胧。我站起身向窗外望去，两个黑人在向外抬垃圾桶，其中一个桶的盖子掉落下来，在水泥地上发出咣当声。现在我能忆起自己梦见了什么，我本以为这些经历不会漂洋过海追随我到这里的。我走到旅馆大堂，莫伊科夫在了，他和一位非常娇小的老妇人坐在桌旁，挥手同我打了个招呼。我看了看表，时间不早，该去罗伯特·希尔施那儿了。我睡的时间比自己意料的要长。

一堆人挤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铺前，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故或是警察来了，这总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我很快从人群中挤了过去，这时我听到一个极大的嗓门在讲话。橱窗里正摆着三只扬声器，店门大敞着，那声音就是从扬声器中传出来的。店里黑暗一片，而且空空如也。

我突然看见了希尔施，他和听众一起站在店外。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那长着略呈红色的头发的瘦脑瓜，他没有变样。“罗伯特！”我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轻轻叫了一声，却被扬声器传出的三重强音盖过了。

他没听见。“罗伯特！”我大声喊了起来。“罗伯特！”

他猛转过身，一脸惊喜。“路德维希！是你吗？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早晨。我已经来找过你一趟，可是吃了闭门羹。”

我们握了手。“你来了真好，”他说，“太好了，路德维希！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我也以为你不在人世了呢，罗伯特。在马赛，人们到处都在议论此事，甚至有人说亲眼看到你被枪杀了。”

希尔施笑了。“流亡者的饶舌！再说一个人如果常常被人传说已经死去，那他就会活得更长。你来了真好，路德维希！”他指了指橱窗里那三个扬声器。“罗斯福！”他说。“你的救星正在演讲，咱们听听吧。”

我点点头。反正经扬声器被放大了的超强音已经遮盖了任何情绪，何况我们已经不习惯流露情绪了。人们在苦路上常常彼此走散，有的后来能再聚首，有的就成了永别。这似乎已成为家常便饭，人们不再为此激动，甚至对此保持缄默。有人死亡，有人被捕，也有其他人日后会重逢。只要活着，这就够了。在欧洲，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我想。在这儿则另当别论，想到这我激动起来。而总统的讲话我几乎一点儿也没听懂。|||||

我看到希尔施也没有专心听，他在观察橱窗前的人们。大多数人毫不动情地站在那儿听，有几个边听边评论。有个把金色头发高高梳起的胖妇人鄙视地笑着，做了个鬼脸，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然后就一步三晃地扭着腰肢走了。“they should kill that bastard！”[21]我身旁一个穿方格运动衫的男子咬牙切齿地说。

“‘kill'是什么意思？”我问希尔施。

“杀死，”他微笑着解释说，“谋杀，这你应该知道的。”

此时，扬声器中传出的声音戛然而止。“就为这个，你就让所有的设备都运作起来？”我问。“作为一种强制教育手段，让人们学会宽容？”

他点了点头。“我的老毛病，路德维希。我仍旧欲罢不能。但毫无指望，到处都一样！”

聚集的人群很快散了。只有那个穿格子运动衫的男人没走。“你们在那儿到底说的什么语言？”他嘟囔着问。“德语？”

“法语，”希尔施不动声色地回答，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是德语，“您的盟国的语言！”

“天下难寻的盟国！我们替他们打仗。这都是罗斯福的馊主意！”

那男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老一套，”希尔施说，“仇外是愚昧最真切的标志。”然后他望着我说：“你瘦了，路德维希！也老了。我以为你死了！奇怪，只要是有些日子没有听到另一个人的消息，人总会马上这么想。其实我们并没老到这份儿上啊！”

我笑了。“这都是该死的生活给逼的，罗伯特。”

希尔施与我年纪相仿，三十二岁，可看上去比我年轻得多，也比我瘦小。“我也确信你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说。

“这种谣言是我自己散布出去的，为的是能更顺利地出逃，”他回答说，“当时已是箭在弦上！”

我们进了他的店铺，里面一台收音机中正传出为一块墓地做的短小广告，声嘶力竭。“干燥的沙地，”这我听懂了，“宜人的风景！”希尔施把收音机关掉了，然后他从一个小冰箱中取出酒杯、冰块和一瓶酒。“这是我最后一瓶苦艾酒，”他解释说，“今儿这个日子咱们得把它打开喝了。”

“苦艾酒？”我问。“是真货吗？”

“不，不是真货，冒牌的，一切都是伪造的。保乐酒[22]，但还是巴黎货呢。干，路德维希！因为我们还活着！”

“干，罗伯特！”我讨厌保乐酒，它一股甘草和八角茴香味儿。“你最后待在法国什么地方？”我问。

“我在普罗旺斯一家修道院里藏了三个月。神父们很可爱，他们想让我成为天主教徒，却也不坚持非如此不可。此外还有两名被击落的英国飞行员藏在那儿。为谨慎起见，我们三个人都穿上了僧袍。我利用那段时光提高自己的英语，我那淡淡的牛津口音就是那时候学来的，那两位飞行员都在牛津受过教育。莱文把你的钱全捞走了吧？”

“没有，他只拿走了你送给我的。”

“那就好！所以我才让他把钱带给你，”希尔施笑着说，“这儿还有一部分，是我没有托他带给你的，否则这钱也得进了他的腰包。”

他掏出两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塞进了我的兜里。“我现在还不需要，”我说，“我自己还有足够的钱，比在欧洲时候的钱还多！先让我试试自食其力吧。”

“胡扯，路德维希！我完全了解你的财产状况。再说，一个美元在美国的价值只有在欧洲的一半，因此在这儿受穷要比在别处困难一倍。你还听到过约瑟夫·里希特的消息吗？我去西班牙时，他在马赛。”

我点点头。“他也是在那儿被捕的。在美国领事馆前，他来不及逃进领事馆。你知道那里当时的情况。”

“是的，”他说，“我知道。”

盖世太保和法国宪兵最喜欢在外国驻法国领事馆附近逮捕人。大多数流亡者都试图去那里申请出境签证，只要他们待在享有治外法权的领事馆内，他们的安全就有保障。但一旦他们从那里出来，就常常被抓获。

“还有维尔纳呢？”希尔施问。“他怎么样了？”

“被盖世太保打残后带走了。”

我不问罗伯特·希尔施他自己是如何逃离法国的。他同样也不问我。这还是我们的老习惯——不知道的事情，自然也就无从泄露——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挺得住现代化刑具的严刑拷打。

“这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啊！”希尔施突然感慨道。“如此丧心病狂地迫害自己流亡者的民族算个什么民族！我们竟然属于这个民族！”

他呆呆地在那儿出神，我们沉默了片刻。“罗伯特，”我问道，“坦嫩鲍姆是谁啊？”

他猛地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坦嫩鲍姆是个犹太银行家，”他答道，“他在这儿定居多年了，很富有。如果求他办事，他总是乐于助人。”|||||

“噢，那是谁求他帮我的呢？是你吗，罗伯特？又是逼人向善？”

“不，路德维希。不是我，是世上流亡者最温柔敦厚的主心骨——杰西·施泰因。”

“杰西？她也在这儿？谁把她带到这边来的？”

希尔施笑了。“她自己，路德维希。而且完全单枪匹马，还极为舒适，甚至可以说是奢侈。她到美国来，就像当年福尔贝格去西班牙那样。你在这儿还会碰到更多的熟人，甚至就在劳施旅馆中。毕竟大家没有全死绝或被捕。”

两年前福尔贝格曾在法国与西班牙边境滞留数周，他既没有弄到法国的出境签证，也没有搞到西班牙的入境签证。当其他流亡者沿着比利牛斯山脉的秘密小道翻越国境时，不善攀岩的福尔贝格绝望之下只好租了一辆老掉牙的劳斯莱斯，那辆车的汽油大概还够行驶三十公里，他们沿公路主干道直接驶向西班牙。车主充当司机，他把自己一套最好的、挂满军功章的西服借给了福尔贝格，这位悠闲自得地坐在后座上，骄傲地炫耀着财富与军功。不出所料，没有一位海关人员向劳斯莱斯的“车主”索要签证。相反，他们一窝蜂地挤在发动机旁，听福尔贝格和蔼可亲地给他们讲解发动机的特点。

“难道杰西·施泰因也是开劳斯莱斯车来纽约的？”我问。

“不，路德维希。但她是战前乘最后一班‘玛丽王后’号轮船来的。她到达时，签证的有效期还有两天，后来延长了六个月，以后每六个月延长一次。”

我突然屏息凝神盯着希尔施。“真有这种事吗，罗伯特？”我问。“签证在这儿可以延期？旅游签证也可以吗？”

“只有旅游签证才可以，其他签证不需要延长，就是那些所谓真正的限额入境签证，持有这种签证有望在五年后获得国籍。而且一下就能先拿到今后十年或二十年的签证！有了限额入境签证甚至可以打工，旅游签证是不允许打工的。你的签证有效期是多长时间？”

“八周。你真相信可以延期吗？”

“为什么不可以？莱文和沃森相当能干。”

我在椅子上往后一靠，突然如释重负。这是多年以来头一回觉得轻松，希尔施看着我笑了。“今晚我们得庆祝你以流亡身份进入了市民生活阶段，”他说，“咱们出去吃一顿。苦路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路德维希。”

“只到明天，”我说，“明天起我得去找打工机会，这样马上就又违法了。纽约监狱的条件怎么样？”

“民主，有些还配备有收音机。要是碰上没有的，我给你送一台过去。”

“美国也有拘留营吗？”

“有，但不同之处在于那里关的主要是纳粹嫌疑犯。”

“这转折可够大的！”我站起身。“我们去哪儿吃饭呢？去一家美国药房？今天中午我就在一家药房吃的，很好。那儿供应避孕套和四十二种冰激凌。”

希尔施乐了。“那是家兼营快餐的杂货店。不去那儿，我们今天去别的地方。”

他锁上店铺的门。“这家店是你的吗？”我问。

他摇摇头。“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店员，”他突然苦涩地说，“一个从早忙到晚的无聊的售货员。谁曾想到会是这种下场！”

我没搭茬。我要是能当上售货员就知足了。我们走到街上，一抹淡淡的晚霞无助地挂在楼宇间，似乎它是冰冷的，而且不属于这里。晴朗的天空中有两架飞机嗡嗡飞过，没人为此分心，没人往门洞里躲，也没有人就地卧倒。双排的路灯亮了起来，楼房上的霓虹灯广告瞬息万变，就像五彩猴子在爬上爬下。欧洲这个钟点已经到处一片漆黑，如同在矿井深处。“此地真的无战事。”我说。

“没有，”希尔施回复道，“此地无战事。没有废墟，没有危险，没有轰炸，你指的是这些吧？”他笑了。“没有危险，取而代之的则是无所事事的等待导致的彻底绝望。”

我凝神望着他，他的脸又变得让人捉摸不透了。“我想，这我能忍受相当长的时间。”我说。

我们拐进一条马路，它被红黄绿三色的交通信号灯照得很亮。“我们去一家海鲜馆，”希尔施说，“你还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在法国一起吃过鱼吗？”

我笑了。“这我还记得一清二楚。是在马赛，我们在老港口附近的巴索餐厅吃的。我点的是海产什烩配番红花，你要的是虾仁沙拉。是你请的我，也是咱们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可惜没吃完，我们发现餐厅里有警察，就溜之大吉了。”

希尔施点了点头。“这回你可以放心吃完，路德维希。再也不会遇到生死攸关的事了。”

“谢天谢地！”

我们站在一家灯火通明的餐馆前。两个大橱窗里摆着各种鱼和别的海鲜，它们被放在一大堆细碎的冰块上。一大排翻着白眼的鱼银光闪闪；虾则呈粉红色，已经煮熟了；但大龙虾们还活着，它们看上去就像穿黑色盔甲的古代骑士。一开始我们没看见，后来才发现它们的触角和眼睛，眼睛像纽扣一样向外凸出并会转动。它们盯着人看，爬几下，再盯着人看，像大剪刀一样的巨螯缓慢地活动着。人们把木钉敲入它们的关节，这样它们就不能用巨螯截断同类的肢体了。|||||

“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说。“被放到冰上，受束缚，无力反抗！就像没有护照的流亡者。”

“我给你要一只，来只最大的。”

我没同意。“今天不吃，罗伯特。我不想第一天在这儿就大开杀戒。让这些不幸的龙虾活着吧！即便是这种可怜的生存方式，对它们来说大概也是一种活法，它们会捍卫它的。我宁可要小虾，它们已经被煮熟了。你呢？”

“来只龙虾！我想解救它脱离痛苦！”

“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我说，“你的更实用，我的更虚伪。”

“这会马上发生变化的。”

我们走进餐馆，一股热气迎面扑来。餐馆里弥漫着一股醉人的鱼香，几乎座无虚席。跑堂们托着大盘大碗匆忙奔走，盘碗中露出的巨大蟹腿看上去如同食人族节日吃剩的骨头。一张桌旁坐着两名警察，他们胳膊肘支在桌上，手里攥着螃蟹腿在啃，就像在吹口琴。我本能地站住了脚，向出口望去。罗伯特·希尔施推着我继续往里走。“你不需要再逃跑了，路德维希，”他笑着说，“但合法也需要勇气！有时比逃跑需要更大的勇气。”

我坐在有丝绒沙发的小厅里学习英语语法，在劳施旅馆，这间小屋被称作沙龙。天已经不早了，但我仍不想睡觉。莫伊科夫在隔壁的小接待室忙乎。过了片刻，我听见有人走进来，听声音来者是个跛子。这跛行有点特别，其磕绊方式听上去如同切分音，这让我想起在欧洲认识的一个熟人。由于光线太暗，我看不清来者。

“拉赫曼！”我随便叫了一声。

那个人站住了。“拉赫曼！”我又重复了一遍，并打开顶灯。天花板上，新艺术主义[23]风格的三枝形吊灯洒下昏黄、柔弱而惨淡的灯光。

那男子冲我眨了眨眼。“天哪，路德维希！”然后他问：“你是什么时候住到这里的？”

“三天了。一听脚步声我马上知道是你。”

“是从我那该死的一脚轻一脚重的跛行上听出来的？”

“是从你那华尔兹舞步听出来的，库尔特。”

“你是怎么过来的？拿到罗斯福签证了？你是不是在欧洲宝贵知识分子名单上，属于必须得拯救的？”

我摇了摇头。“咱们当中没人在那个名单上。咱们那帮可怜虫还没那么出名。”

“我肯定不行。”拉赫曼说。

莫伊科夫走了进来。“你们认识？”

“是的，”我说，“我们早就认识。我们一块儿蹲过许多监狱。”

莫伊科夫把枝形吊灯又关上了，然后拿出一瓶酒。“这回可该喝点儿伏特加了，”他说，“该庆祝就得庆祝。这伏特加算在旅馆账上，我们这儿格外好客。”

“我不喝酒。”拉赫曼回复道。

“我把这茬儿给忘了！”说着莫伊科夫只给我一个人倒了一杯。“流亡的一个好处是，人们必须经常告别，然后就能庆祝重逢，”他解释说，“这令人产生一种人生漫漫的幻觉。”

拉赫曼和我都没搭腔。莫伊科夫属于另一代人，是1917年逃离俄国的。令我们仍旧怒火中烧的事，在他早就成了茶余饭后的传闻了。

“干杯，莫伊科夫！”我终于说道。“我们怎么没有生成瑜伽修行者，或是生在瑞士？”

拉赫曼干笑道：“我要是没有在德国以犹太人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知足了！”

“你们是世界公民的先驱，”莫伊科夫不动声色地说，“你们的举止起码得像先驱的样。有朝一日，人们会为你们竖立纪念碑的。”

他去柜台给房客拿钥匙。“玩笑大王，”拉赫曼在他身后说，“你也替他做事吗？”

“做什么事？”

“伏特加、海洛因、赌博一类的？”

“他搞这些？”

“有人这么说。”

“你也是为此而来的？”我问。

“不是。但我以前也在这儿住过，差不多和每个新来的人一样。”

拉赫曼用心怀叵测的眼神望着我，然后就坐到我身旁。“我对住在这儿的一个女人朝思暮想，”他小声说，“你想象一下：一个四十五岁的波多黎各女子，有只跛足，是车祸造成的。她与一个墨西哥籍的皮条客有染，这皮条客愿意以五美元的价格为我们提供方便。我还能出更高的价，但她不愿意。这女人很虔诚，真倒霉！她对他忠诚，他为此揍了她。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愿意。她相信，上帝在云端监视着下界，夜里也在瞧着。我对她说上帝近视眼，早就近视了。毫无用处！可她收了钱！也答应了！她把钱给了拉皮条的，不守信用，还笑。然后再答应。现在我让她折磨得快疯了！毫无希望！”

因为跛腿，拉赫曼有了心理障碍。据说以前他在柏林是个大色鬼。一名党卫军冲锋队队员听说后，把他拖到冲锋队聚会的酒馆，打算把他给阉了，结果被警察阻止——那还是1933年——没干成。拉赫曼只是被打掉了几颗牙，阴囊上留下疤痕，而且一条腿被打断了四处。他的腿恢复得不好，因为医院已经拒绝收治犹太人了。他此后就成了跛子，从而偏爱身体有轻微残疾的女子。只要有结实的丰臀，他都来者不拒。他声称在法国鲁昂[24]认识了一个有三个乳房的女人，那女人成了他的最爱。警察两次在那女人那儿抓到他，并把他驱逐到瑞士，但他坚定不移地第三次回到那女人身边，就像孔雀蛾飞翔数公里去寻找关在铁丝笼中的雌蛾一样。结果，人们把他在鲁昂的监狱里关了四周，然后又被驱逐。他没能再次回到那里，仅仅是因为此间德国人已经侵入法国。希特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救了犹太人拉赫曼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