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西，”我叫道，“亲爱的！我的大恩人！看到你真高兴！”

她那圆圆的脸、红红的腮、黑黑的眼睛以及蓬乱的头发一点儿都没变。杰西·施泰因站在她纽约小公寓的门口，与她当年站在自己柏林大宅的门口，以及后来逃亡途中站在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房间门口一模一样，总是那么笑容可掬和乐于助人，就像她没有一点儿忧愁似的。她也确实没有自己的忧愁，她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他人。

“我的天哪，路德维希！”她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这是典型的流亡者才会提的问题。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当然是在战前了，杰西，”我说，“那时候还算幸运，身后追踪咱们的只有法国的警察。可是在哪儿呢？是在苦路上的什么地方。是里尔[36]吗？”

杰西摇了摇头。“是1939年在巴黎吧？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

“没错，杰西！是在国际饭店，现在我想起来了。你当时在拉维克[37]的房间为我们俩做了土豆饼。你甚至还带来了蔓越莓，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吃这种小红莓，后来就再也没有这份口福了。”

“真正的悲剧，”罗伯特·希尔施说，“美国也没有这东西，只有一种替代品：罗甘莓。但不一样。希望你不会像演员埃贡·菲尔斯特那样，为此而回欧洲。”

“菲尔斯特是怎么回事？”

“他在纽约吃不到羊莴苣沙拉。他是移民来的，但这令他绝望。他就回德国去了，然后去了维也纳。”

“不是这么回事，罗伯特，”杰西反驳道，“他是思乡。而且他在这儿无法工作，他不会英语。这儿也没人认识他，他在德国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不是犹太人，”罗伯特说，“只有犹太人才思念德国。可怕的悖论，却千真万确。”

“他指的是我，”杰西笑着解释道，“他仍旧这么恶毒！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不在意。你们进来吧！有苹果派和新煮的咖啡！跟在家乡一样，可不是那种煮过了头的美国咖啡。”

杰西是所有流亡者的保护神。1933年以前，她在柏林就已经是所有需要帮助的演员、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养母”了。一种天真的热情——从未因他人的说三道四而减弱——让她永远处于兴致很高的状态。这种热情不仅表现在她说服导演与制片人的沙龙中，她还帮助婚姻出现危机的人重修旧好。她是绝望者的知音，常以提供小额借贷的方式解救别人的燃眉之急。她为热恋者提供帮助，替作家寻找出版商。由于她的不屈不挠，她促成了许多事情，因为出版商、制片人和剧院总监虽然觉得她难缠，却往往被她的无私与善良感动。作为艺术家之母，她进入了数以百计的艺术家的生活，以致都不再拥有完全的个人生活。有一段时间，她身旁有位不引人注意的先生——托比亚斯·施泰因，他在柏林主要负责让客人们随时都有充足的食品和饮料，除此之外，他就谨慎地退居幕后。在逃亡的苦路上，他染上了肺炎，死在了某座城市，像活着时一样默默无闻。

杰西的流亡之旅更像是一路上受到别人的拖累。她对自己失去的房屋与财产竟无动于衷，她一如既往地照料途中遇到的自行出逃或是被驱逐的艺术家。她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在自己周围营造出一种舒适的、向外辐射的小资氛围，她那一成不变的好心情也同样令人诧异。人们越是需要她，她越容光焕发。她能把一间脏兮兮、只有一对枕头和一个酒精炉的旅馆房间改造成走了点儿样的家园。她为逃亡路上那些漫无目的的艺术家做饭洗衣，这些人因缺乏实际生活能力往往相当无助。托比亚斯·施泰因先生去世后她才获悉，这位低调做人的死者生前已经做了相应安排，在纽约担保信托公司巴黎分号存入了一笔美元。这笔钱也被杰西拿来花在她的保护对象身上了，只留下一小部分以及用来买前往纽约的“玛丽王后”号船票的钱。由于平时关心政局不够，她不知道船票几个月前就卖光了。尽管如此她还是买到了一张，对此她也没有喜形于色。当她站在售票处窗口时，发生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有人退票，票的主人心脏出了问题。因为下一个买票的正好轮到杰西，这张票就卖给她了，别人为能得到这张票是愿意出天价的。那时杰西并不愿意留在美国，她只想去那里取第二笔存款，然后返回，那笔钱是她那位防患于未然的丈夫在纽约担保信托公司为她存的。她在海上两天后战争就爆发了，这样杰西就滞留在了纽约。这些都是希尔施告诉我的。

杰西的起居室不大，可完全是按照她的风格布置的：许多把椅子，一张沙发躺椅，上面到处是靠垫，墙上挂满照片，几乎每张上都有热情洋溢的题词。其中一部分照片被镶嵌在黑框内。|||||

“杰西的死者名册，”坐在他们中间的一位秀丽的女子说，“这是哈森克勒费尔！”她指了指一张带黑框的照片。

我忆起了哈森克勒费尔。他像所有1939年让法国人抓住的流亡者一样，被关进了拘留营。在德国军队逼近拘留营还有几公里的那天夜里，哈森克勒费尔自杀了。他不愿被抓住，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受折磨而死。可德国军队却出乎意料地未能到达，在最后一刻，他们接到命令从旁边绕过去了。拘留营没有受到盖世太保的搜查，可哈森克勒费尔已经死了。

我看到自己身旁的希尔施也在凝视着照片上的哈森克勒费尔。“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他说，“我想救他。但那时候到处一片混乱，想找到一个人并不容易，甚至比从拘留营救出此人还难。法国式的低效率，再加上该被诅咒的官僚主义！一切倒并非别有用心，但谁赶上，谁遭殃。”

我在离死者名册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发现一张埃贡·菲尔斯特的照片，上面有一条黑色饰带，却无黑框。“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那位秀丽的女子。“是否意味着他在德国被杀害了？”

她摇了摇头。“要是那样的话就会加黑框了。杰西只是为他悲痛，所以仅仅加了一条黑色饰带。因此他的照片也没有和死者的挂在一起，真正死去的人的照片都在那边和哈森克勒费尔的挂在一处。死去的人已经很多了。”

看来杰西的回忆都秩序井然，即使是死亡也能变得如此有小资情调，我边捉摸边望着照片下沙发躺椅上五颜六色的靠垫。照片上有些演员身着戏装，那是他们在德国或维也纳成功上演各种角色时穿的行头。这些照片肯定是杰西带过来的。演员们或身着褪了色的丝绒服饰，或披甲佩剑，或头戴王冠，他们英姿勃发地从黑框中发出幸福的微笑。

在房间的另一侧挂着杰西还活着的朋友们的照片。这些朋友们也多是歌唱家或演员，当中也有几位医生和作家，杰西偏爱名人。我不知道这两组收藏当中的哪组更恐怖一些，是那些死者的照片，还是那些不知死为何事，但却身穿戏装扮演过瓦格纳歌剧中那些头上长角的英雄、唐璜或是威廉·退尔[38]的人的照片。后者往昔的辉煌已成过眼烟云，他们仍在等待死亡，现在已经谦逊多了，而且现如今，他们也已经太老迈，无法扮演照片上的角色了。

“洪堡亲王[39]！”一个驼背的矮个男子在我身后说。“那是我当年扮演的！而现在呢？”

我转过身看了看他，再回头看那张照片。“那是您？”

“那是当年的我，”看上去老态龙钟的男子回复道，“十五年前！在慕尼黑！小剧场！报刊纷纷认为今后十年‘洪堡亲王’非我莫属，预言我前程似锦。前程！不错吧！前程！”他后退半步一鞠躬：“格雷戈尔·哈斯，退休的室内剧演员。”

我小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哈斯盯着那张与他毫无相似之处的照片。“洪堡亲王！人们还认得出我吗？当然认不出了！那时我脸上还没有皱纹，头上却有着浓密的头发。当时我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别发胖，因为我爱吃甜点，苹果派加掼奶油！可如今呢……”小老头解开他那过于宽大的西装上衣，露出干瘪的肚子。“要是杰西把这些照片烧掉就好了！但她对这些照片恋恋不舍，就好像我们都是她的儿子。这儿叫‘杰西俱乐部’！您知道吗？”

我点点头。还是在法国时，杰西的保护对象就这么自称了。“您也是俱乐部成员吗？”哈斯问。

“有时候是，谁又不是呢？”

“她在这儿替我找了份工作，给一家与瑞士有很多信函往来的公司当德语翻译。”哈斯小心地环顾一下四周说：“我不知道这差事还能干多久。瑞士各家公司会英语的文秘越来越多，过不了多久就用不着我了。”他仰视着我说：“摆脱了一种焦虑，会出现新的焦虑。您的情况也如此吗？”

“差不多吧。但人是可以习惯这种状态的。”

“甭管能不能习惯，”哈斯突然冒出一句，“某天夜里，人就上吊了。”

他颤抖着又鞠了个躬说：“再见！”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是用德语交谈的。我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说德语，我想起在法国时杰西对此就很重视。如果流亡者之间交谈不用德语，她认为那不光可笑，而且甚至几乎意味着背叛。她无疑属于流亡者中的那一派，即把纳粹视为来自火星的人，他们强占了毫无抵抗能力的祖国。这与另一派的观点完全不同，另一派声称每个德国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些纳粹气质。此外还有第三派，此派也主张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些纳粹气质，尽管这种状况常常被冠以其他名称。这一派又有两个分支：哲学的和好斗的。罗伯特·希尔施属于好斗一支。|||||

“格雷戈尔·哈斯给你讲他的故事了吧？”他问。“讲了。杰西把他的照片挂在这儿，这令他感到不幸。他情愿忘掉这一切。”

希尔施乐了。“格雷戈尔在他那小房间的墙上挂满了照片，都是他那短暂得意时期的剧照。他宁愿死去，也不愿忘掉自己的不幸。他是个真正的演员，只不过他现在不再饰演‘洪堡亲王’，而是扮演离开了舞台到处打杂的角色。”

“那埃贡·菲尔斯特又是怎么回事呢？”我问。“他回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他学不会英语。而且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不知道他是谁。许多演员都有类似经历。菲尔斯特在德国很有名气。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儿得一再向别人拼读自己的名字，从移民局就开始了。这儿的人不知道他是何许人，这几乎彻底摧毁了他。有些事对某人来讲不过是毫无危险的小事一桩，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一场悲剧。当一家电影公司后来又要求他像个新手那样试拍时，他就与这儿彻底决裂了。他只想回去。他大概还活着，否则杰西会知道的。他在德国又登台演出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杰西飘然而至。“咖啡煮好了！”她宣布。“苹果派也烤好了！就座吧，孩子们！”

我搂着她吻了一下。“你又一次救了我的命，杰西。你说动了坦嫩鲍姆为我担保。”

“絮叨！”她边反驳边从我的怀抱中挣脱开。“人不会那么快死掉。你绝对不会！”

“是你使我免遭厄运，不必作为水手乘坐一艘现代‘漂泊的荷兰人’号。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不得靠岸。”

“真有这样的船吗？”她问。

“有，”我答道，“坐满了流亡者，大部分是犹太人。还有很多孩子。”

杰西的圆脸阴沉下来。“他们为什么总跟我们过不去呢？”她喃喃自语道。“我们的人数很少嘛。”

“正因为如此，”希尔施说，“屠杀我们才不危险。不向我们伸出援手也不危险。我们是所有牺牲者中最有耐性的。”

杰西转过身。“罗伯特，”她说，“今天是我生日，我已是个老妇人了。让我们今天下午自得其乐地庆祝一下。我亲手做了苹果派，咖啡也是我亲手煮的。达尔姐妹也在，埃丽卡和贝阿特丽策！她们帮我打下手，现在她们正在端食物上桌。你行行好，别说晦气话。你这头政治倔骡要是能再恋爱一次就好了！”

我看到刚才坐在死者名册照片下的那位秀丽女子走了过来，手中端着咖啡壶。她身后跟着一位与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她们穿的衣服也相同。“双胞胎！”杰西骄傲地说，就好像她是缔造者似的。“真正的孪生姐妹！还俊俏无比！早晚她们会成为电影明星的！”

这对孪生姐妹步履轻盈地走来走去，她们的双腿修长，长着黑色眼睛，头发染过。“人们很难将她们区分开，”我身边一个人说，“据说其中一个像妓女般淫荡，另一个则像清教徒般清纯。”

“她们不是有不同的名字嘛。”我说。

“正因为如此，”我旁边的人解释说，“这俩小娘们儿总拿她们的名字闹着玩，互相冒充对方。这让她们很开心，可对爱上其中一个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魔鬼游戏。”

我蛮有兴趣地抬头望了一眼。这倒是一种新奇的不同感受：爱上孪生姐妹。“您是爱上其中的一个了，还是两个都爱？”我问。

“我叫莱奥·巴赫。”那男子说。“坦白地说，我爱那个妓女型的，”他解释道，“只是常常搞不清楚哪个是。”

“这不难弄清。”

“我开始也这么想。尤其是今天，两姐妹手里都拿着咖啡壶和糕点。我偷偷捏了其中一个的屁股蛋，结果她往我的蓝色西服上泼了咖啡。然后我又捏了另一个的屁股蛋，她同样往我西服上泼了咖啡。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捏错了、两次捏了同一个人的屁股蛋还是怎么的。这对孪生姐妹动作敏捷，出入房间如同闪电。您怎么看这事？让我生疑的是，怎么两次的反应都一样，全是往我身上泼咖啡呢？这更说明两次碰上的都是同一个人，您也这么认为吗？”

“您不能再试一次吗？趁她们两人都在场的时候？”

莱奥·巴赫摇了摇头。“我的西服已经够湿了。而且我只有这一件西服。”

“我想，咖啡在蓝色西服上是不会留下污渍的。”

“倒不是因为污渍。我西服外衣的内兜里有钱，要是第三次不幸再被浇到那个地方，钱就会湿，也许就不能用了。这种损失我可承受不起。”

孪生姐妹中的一位端着咖啡壶和糕点过来了。莱奥·巴赫本能地往后躲了躲，接着他就贪婪地享用起来。孪生姐妹中的另一位给我端来一杯咖啡，她怀里还抱着咖啡壶。巴赫停住嘴，盯着她看，直到她走开。“这俩耍花招的！”他咬牙切齿地说。“这对无辜的羔羊！从嗓音上都无法区分她们俩！”|||||

“够倒霉的，”我说，“但也许她们不愿让人捏屁股蛋，在某些圈子内，这种接近女人的方式被认为是粗野的。”

莱奥·巴赫否认这种观念。“您可别这么说！我们可不是什么某些圈子！我们是流亡者！不幸的人！”

我跟希尔施回到他的店里。外面夜色刚刚降临，到处是大城市的喧闹、灯光和人群。我们没有开灯，从外面有足够的灯光照射进来。看不见的玻璃窗使我们听不到外面的喧哗。我们宛如坐在洞穴中，外面的反光以双反射的方式映照在电视机那巨大无声的弧形屏幕上。没有一台电视机是开着的，但它们都摆在周围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们似乎置身于未来机器人技术的寂静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外面那些大汗淋漓、痛苦煎熬、咄咄逼人和焦虑不安进行着的事情都已经让位给一种冷漠和完美的解决办法了。

“奇怪啊，一切在美国这都发生了改变，”希尔施说，“你不觉得吗？”

我摇了摇头。他站起身，取来一瓶苦艾酒和两个杯子。然后他走到一台冰箱前，抽出盛着冰块的小托盘。瞬间，冰箱的内灯清晰地照亮了他那消瘦的面庞和脑顶金黄色的头发。他看上去依旧像个有些沧桑感的诗人，而丝毫不见复仇者马加比的影子了。

“逃难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他说，“在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时一星半点的平民生活都成了巨大的、几乎是不敢涉足的冒险了。一间有张床的房间、一只温暖的火炉、一个与朋友相聚的傍晚，或是杰西带来的一包土豆饼和一壶地道的咖啡，就像宣告福音的天使。这一切都是启示，在动荡不安的危险背景前，它们就像是给人安慰的指示灯。可现在呢？聚会变成了什么？不过是小市民无关痛痒的咖啡小聚，散发着陈腐味的安逸。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我反驳道，“不过就是危险程度降低了，这么一来其他东西就凸显出来了。我赞成咖啡小聚的安全性，人们至少知道第二天还能再见面。在欧洲时，这一点从来就是个未知数。”我笑了。“难道你还想让危险重新降临，好让小市民生活显得更浪漫？就像霍乱时期的大夫要比治流感时显得更加英勇吗？”

“当然不是！让我愤慨的是那种氛围。逆来顺受、无力的仇恨、一无所获和自生自灭的抗议、听天由命，充其量还有黑色幽默，全是这些东西的混合物。本该怒吼的地方，结果出现的却是无力的嘲讽和流亡者那类绝望的笑话！”

我专注地端详着罗伯特·希尔施。“他们还能怎样呢？”我最终说道。“他们在这里的表现或许没有满足你对他们的期望，但他们所有人都是违心的冒险者。他们在此获得了一丁点儿安全，但他们仍旧是二等公民。忍受着别人的容忍——在这儿被称作敌国侨民，即来自敌国的外国人。哪怕他们返回德国，这称谓也会终生保留。回到德国也一样。”

“你认为他们会回去吗？”

“并非所有人，但有些人会回去的，如果不是先一步就死在这里的话。无根地活着需要一颗强有力的心，而且经受苦难经常是一种英勇的行为。他们的生存现状是赊来的，无家可归，要用中产阶级的勇气来对付日常生活，他们的未来不过就是一种可怜的幻想，罗伯特。”我推开酒杯。“该死，我又开始说教了，都是苦艾酒闹的，要不就是黑暗的作用。你还有别的酒吗？”

“干邑白兰地，”他答复说，“拿破仑干邑[40]。”

“天赐之物啊！”

他站起来去拿酒。在窗户的亮光前我瞧着他的身影捉摸着，天哪，也许他现在又暗自渴望当年那种令人激动的绝望生活了？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他了，我知道这种情况会以什么速度出现。记忆是最大的骗子，所有苦难的经历，幸存下来后在回忆中都会变成冒险经历，否则就不会一再爆发新的战争了。罗伯特·希尔施的生活与所有其他流亡者的生活不同，他不是牺牲者，而是马加比、复仇者和拯救者。我想，死亡对他来说也许在日常的安全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样想的时候我颇为羡慕，因为死亡仍旧几乎夜夜盘踞在我那可诅咒的天幕上，所以我常常必须整夜开着灯，这样从噩梦中惊醒时才能不那么恐怖。

希尔施打开白兰地酒瓶，一股醇香立刻飘散开来。这是瓶陈年佳酿，产于上一次世界大战前。“你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第一次喝这种酒吗？”希尔施问。

我点了点头。“在拉昂[41]，逃难路上的一家养鸡场。那时我们正决定要编撰《拉昂摘要》，那天晚上月黑风高，到处是鸡叫声，陪伴我们的只有白兰地和恐惧。那瓶酒是你从一个葡萄酒商人手里没收的，他是个卖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