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先哲中，聪慧、睿智、豁达、伟大者不乏人在，生前弟子满堂、死后著作等身者也绝非仅有，但苏格拉底却以他善辩而不为人师、创新而不立文字，生得平凡、死得从容，显示出了独特的风貌。《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这本书所收的四篇对话，为柏拉图所作，记述了苏格拉底之死这一历史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苏格拉底的生平、夙愿和思想的精华。苏格拉底是伟大的思想家，然而，他却死于他的同胞——伟大的雅典公民之车。雅典人用自己的双手扼杀了一个他们值得引为骄傲的思想巨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然而，更大的悲剧是，两千多年后，苏格拉底一度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中被误解，被作为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代表被抨击， 苏格拉底之死也被看作罪有应得。伟大的思想巨子被描述为跳梁小丑，对古人、对今人无疑都是可悲的。对待古代思想家的这种简单粗暴的态度当然不足为训，但今天除了重新评价苏格拉底之外，对于伟大的思想家被伟大的人民处死这样一个悲剧，难道就不值得深思吗？为了反思历史和现实，也为了更好地把握思想家苏格拉底，我们有必要了解思想家的生平、品格和风貌， 了解当时特定的环境，而《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无疑能使我们窥见一班。在《欧梯佛罗》篇中，苏格拉底戏谑地称代达卢斯为自己的先人。的确， 苏格拉底的父亲虽然不像代达卢斯那样有名，但确实是位雕刻匠。苏格拉底早年也学过雕刻，据说雅典卫城的那些辉煌的石刻中有他的作品。他结过两次婚，第二个夫人看来脾气不大好，甚至苏格拉底被处死的那天还在狱中吵闹。不过，以爱智和证实神谕为终生目的的苏格拉底，也实在让夫人难以忍受。正如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所说：“这些年来，我把私事置于脑后，抛弃天伦之乐，为你们的利益整日奔忙，像父兄一样默默地照顾你们每一个人，敦促你们潜心向善。”苏格拉底虽然整日为公众利益奔忙，却厌恶社会政治生活，除在公元前406 年被选入五百人会议当过一任执政官外，他基本上没有介入过政治生活。对此，苏格拉底自己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我置身于社会政治生活中，像一个正直的人那样总是伸张正义，在任何事情上都以正义为准则，你们想，我能活到现在吗？尊敬的陪审员们，这样做的话我是不会活到今天的，其他人这样做也不能活下来。”苏格拉底在雅典人看来曾经是一个好公民，他恪守宗教札仪，履行公民职责，曾三次应征，在战斗中表现很勇敢。但是，当苏格拉底开始了哲学反思后，他就为雅典人所不容。据苏格拉底自己所说，他是为证实神谕而得罪公众的。神谕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他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他感到自己并无智慧。于是他造访了一个又一个享有智慧声誉的人，发现这些自认为聪明的人最不聪明之处就是以自己所不知者为知。于是他终于明白，神谕说苏格拉底最聪明，是借苏格拉底之名告诫人类，最聪明的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微不足道的人。由此，他不断劝说人们要潜心向善，认识自己。他的这种游说活动激怒了很多人，于是，导致了公元前399 年的审判。从表面上看，苏格拉底被处死的原因有二：一是为证实神谕而得罪了一大批政界和文化界的名人，引起他们及其同情者的反感。的确，苏格拉底同这些享有智慧名声的人们交谈时，不断诘难对方，使他们出尽洋相，这自然会使他们怀恨在心。二是在法庭上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团。他不齿于向陪审团恭维或乞怜，自信正义在自己一边，不但不设法获得陪审团的同情，反而以
不妥协和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陪审团。无疑，苏格拉底这种不屈不挠的一贯态度激怒了雅典人，这是他被处死的重要原因。但是，苏格拉底之死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自梭伦改革以来，雅典民主制不断完善，到了伯利克里执政时期，雅典民主制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公元前444 年，伯利克里执政，苏格拉底当时二十四岁。他吸取了雅典制度、雅典精神的精华，形成了为真理、为荣誉、为法律，即为整个理想献身的坚定信念。可悲的是，赋予苏格拉底以理想和信念的雅典制度和雅典精神，在时间的流逝中不知不觉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和伯利克里去世后，雅典制度和雅典精神就开始败坏，不多久，显赫一时的雅典良主制也就成了徒具躯壳的累赘。民主制的衰败曾一度导致了寡头政治的崛起，但寡头政治给雅典带来了血腥和暴虐，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时局的动荡、社会的腐败，使进入哲学反思的苏格拉底痛心疾首。他决心做一个马虻，去蜇醒雅典这匹昏睡的纯种马。他之所以要通过交谈使那些名声显赫的人意识到自己并不聪明，就是因为想让这些雅典的精英首先清醒起来。然而事与愿违， 一方面，病入膏肓、失去理智的雅典制度不敢承受舆论的尖锐刺激，力图去制止一切所谓蛊惑人心的言谈，一些为名誉地位考虑的执政者利用了这一制度的致命弱点而控制、操纵了它，使它成了绞杀异己的疯狂的机器；另一方面，那些正直善良的雅典人，怀念着雅典的辉煌时代，而把日下的世风完全归咎于寡头政治带来的灾难，他们出于维护民主制心切，出于对苏格拉底暴露民主制缺点的做法的不理解，把苏格拉底当成雅典政府的敌人。这就是公元前399 年雅典五百人陪审法庭对苏格拉底进行审判的原因。藏有私心的雅典人和襟怀坦白的雅典人一起，利用雅典民主制这架机器，处死了本邦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这是雅典制度的悲剧，也是苏格拉底个人的悲剧。苏格拉底之死所以是悲剧，主要不在于他死于一些诬陷他的小人，而在于他死于同他一样热爱母邦的同胞之手。我们不可能设想，五百人会议的大多数人都心怀叵测；可以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是正直善良的公民。他们之所以赞成处死苏格拉底，无疑是因为要保护雅典的纯洁，维护民主制的荣誉。而苏格拉底，这个至死不愿意离开母邦的人，无疑也力图为母邦分忧，为母邦造福。共同的目的，不同的手段，致使双方剑拨弩张，性命文关，原因就在于对问题理解的层次不同。一般的雅典公民维护母邦，是维护它那外观宏伟的架子，而苏格拉底维护母邦，是想加固那地下的根基；别人是用看得见的工具去维系母邦的建筑，苏格拉底则是用他所谓的“心灵”去维系母邦的根基。苏格拉底和一般雅典公民的差距，就是苏格拉底悲剧的主要原因。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性还在于，以他的学识，当然能知道自己拚上一死也难以唤醒沉溺于昔日美景、浑然不觉今日危机的雅典人，但他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他生平品格、情操的集中表现。对于苏格拉底这种义无返顾、为理想而献身的壮举，我们后人只能怀钦佩之情，而无非议之理。苏格拉底之死，为后人留下了永久的话题，苏格拉底的思想，更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人往往以苏格拉底为界，把古希腊哲学划分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和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两大部分。这是因为苏格拉底在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当然，研究苏格拉底的思想有这样一个困难，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由于苏格拉底不事著作，他的思想都为柏拉图以对话形式保留下来；而柏拉图出于对苏格拉底的敬佩，苏格拉底成了他大部分对话的主角，这就使后人难以分清哪些思想
是属于苏格拉底本人的，哪些思想是柏拉图所发扬光大的。一般学术界认为， 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大致忠实记述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而中、后期的对话， 则表现了柏拉图自身思想的发展。据此划分，本书所收的前三篇对话，可以看作表达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而第四篇对话，则既有苏格拉底的思想，也掺入了柏拉图的思想。总的来说，这四篇对话基本可以看作研究苏格拉底思想的重要著作。苏格拉底的承先启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他改变了古希腊自然哲学在自然界中寻求世界终极原因的传统，首创了在内心世界寻求终极原因的哲学传统。《费多》篇中就反映了这一点。苏格拉底说，他年轻时对自然科学抱有极大热情，认为能够说明事物生成、发展和消亡的原因是很了不起的。但当他在阿那克萨哥拉的著作中看到心灵是万物的原因的论述后，他思路豁然打开。进一步的研究使他发现，阿那克萨哥拉虽然提出心灵为万物的原因，但在说明具体事物时仍然用水、火这类东西，心灵被遗忘了。苏格拉底认为， 自然哲学家们所谓的水、火等东西作为万物的始基和终极原因，很难保证理论的完满性，因为人们可以从一种始基和原因追问到另一种始基和原因，永无了结，这就说明这些东西都不是终极原因，充其量不过是具体的原因。寻求统摄具体原因的终极原因，不应求诸于外，而应求诸于内，求诸于心灵。因为它不是事物的自然属性，而是整个宇宙的一种目的性和规律性，即对善的追求，这种对善的追求只能通过心灵来说明。哲学从向外求索转为向内求索，使它从宇宙学、物理学变成了伦理学和人学。从此。哲学开始了新的发展。苏格拉底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此。苏格拉底主张肉体易逝，灵魂不朽。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如果灵魂真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代表了智慧和知识，那我们不正可以说，哲学家死了，但哲学家的思想永存！ 本书所收的四篇对话，《欧梯佛罗》篇、《申辩》篇和《克里托》篇由余灵灵翻译，《费多》篇由罗林平翻译，余灵灵负责全书文字工作。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见谅。
译 者一九八七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