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拉·巴夫洛夫娜的工场已经安排就绪了。它的基本原则很一般，最初甚至于一般得没什么可说的。韦拉·巴夫洛夫娜对第一批进场的这三名女裁缝简直什么也没说，只是讲到她给她们的工钱会略高出于一般裁缝铺的工钱。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裁缝们看到韦拉·巴夫洛夫娜不是一个浅薄轻率的女人，所以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她的建议，在她那儿做工了：一个不大富裕的太太想办个缝纫工场，有什么可不好理解的呢？这三名女工又找来三四个人，全是按照韦拉·巴夫洛夫娜的要求，经过审慎的挑选的。这些挑选的条件也没有一点可以引起怀疑的，就是说，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那个年轻谦逊的妇女希望工场的女工直爽善良随和，通情达理，这有什么特别的呢？她只不过是不愿发生争吵罢了。由此可见她办事明智，也就仅此而已了。韦拉·巴夫洛夫娜自己也认识这些选上的人，在她答应录用她们以前，她跟她们就很熟了，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也仅只表明她是个踏实稳重的人罢了，没有什么好猜想的，没有什么可叫人怀疑的。
于是她们干了一个月，按时领到了事先谈妥的工钱。韦拉·巴夫洛夫娜经常待在工场里，她们对她已经十分了解了，知道她待人好，同时是个节俭、谨慎、通情达理的女人，所以她得到了她们的完全的信任。这儿没有，也预计不到以后会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不过她们却能够看出这个老板是个好老板，将来她一定会事业有成，因为她善于经营。
可是刚过一个月，韦拉·巴夫洛夫娜带着一本帐簿来到了工场，叫裁缝们暂停工作，听她讲话。
她开始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讲解一些浅显易懂的道理、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但是她的裁缝以前从没听说过的，不论是从她口中还是其他人的口中。
“现在我们彼此熟了，”她开口说，“我可以说你们都是好裁缝，好姑娘。你们也不致于说我是个傻瓜。那么现在我可以跟你们坦白地谈谈我的想法。要是你们觉得我的想法中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你们可以先好好地琢磨琢磨，不忙于马上就说我的想法太浅薄，因为你们知道我不是那种浅薄的女人。我的想法是这样：
“有些好人说可以办这样的一种缝纫工场，裁缝在那儿做工，比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工场做工得利更多。我也想试一试。根据头一个月的情形判断，好像确实能办得到。你们准时领到了工钱，可是我要告诉你们，除了这笔工钱和其他一切开销，我手里还剩下多少赢利。”韦拉·巴夫洛夫娜念了一遍这个月的收支帐目。支出中除已付的工钱外，还列出了其他种种费用：房租、照明、甚至韦拉·巴夫洛夫娜因工场事务外出所花的车马费——约莫有一卢布。
“你们看，”她接着说，“我手里还剩下这么些钱。现在怎么来处理呢？我办工场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赢利归裁缝所有，那本是靠你们的劳动才赚来的，所以我想把这些赢利分给你们：头一回大家平分，每人一份。往后再看这样处理好呢，还是有什么别的对你们更为有利的办法。”她把钱分了。
裁缝们惊诧不已，过了好半天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开始道谢。韦拉·巴夫洛夫娜让她们充分地表达因得到钱而萌生的谢意。如果拒绝听她们的感谢的话，就像是不在意她们的意见和盛情似的，她们会难过的。然后她继续说道：
“现在我必须对你们讲件事。在我们讲民要谈的一切事情当中，这件最难讲清，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清楚，不过我还是需要讲一讲。为什么我不把这些钱留下归自己？如果不想赚钱，我干吗愿意来办工场呢？你们知道我和丈夫日子还不算穷：我们不是阔人，可是什么东西也都够用的。如果我缺少什么，只要对丈夫一说，就行了，其实连说也不用说，他自己就会看出我需要更多的钱，那么我也就会有更多的钱了。他现在干的工作不是收益比较多的，而是他比较喜欢的。不过我们彼此感情好，他最愿意做的事，一定是我最高兴的事，我对他也是一个样。所以，要是我觉得钱不够用，他准会去找一个比现在挣钱多的工作去干，而他也是能够找到的，因为他人很聪明机灵。你们对他不是也有几分了解了吗。他既然不这样做，就说明我和他现有的钱已经够我用了，这是因为我对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你们知道，人各有所好，不是人人都光爱钱：有的爱跳舞，有的爱打扮，或者打牌，这些人为自己的爱好甚至情愿荡尽家产，并且的确有许多人在这样做。没有人对这一点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爱好看得比金钱要宝贵。而我的爱好就是我和你们正在试做的这件事，我不但没有为我的爱好荡尽家产，甚至根本没有花费什么钱，我只是喜欢干这件事，赚不到钱也没什么。是的，我认为这一点也不奇怪：有谁从自己的爱好上来找钱赚呢？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爱好来花费金钱。我可不是那样，我不花钱。就是说，比起其他人来，我还是得了大实惠，我既满足了自己的爱好，给自己找到快乐，又无损于自己，其他人得到快乐却要花钱。为什么我有这个爱好呢？这是因为聪明的好人写了很多书，书里讲到要使所有的人都生活得好，人在世上该怎样生活，据他们说，这儿最主要的是按新法来办工场。我就想看看，我和你们能不能定出一套可行的办法。这反正全一样：有人想盖一幢好房子，还有人想辟座好花园或暖花房供他来欣赏，我却想办一家好的缝纫工场，让人能心悦诚服地来观赏。
“当然，要是我每个月都能像现在这样给你们分红，也就很可观了。但是聪明人说，还可以做得好得多，也就是赢利会更多，而且使用起来生利更多。据说仿佛可以办得很好呢。那么我们再看吧。我要一点一点告诉你们，按照那些聪明人所说的，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你们自己仔细观察观察，也能有所发现，要是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好事可做，我们就逐步地、尽可能地试着去做。不过还必须对你们说，得不到你们的同意，我什么新办法也不会采用的。只有你们自觉自愿，才会出新举措。聪明人说，凡是自愿做的事才能做好。我也这样想。所以你们不必害怕新办法，除非你们自愿改变，一切照原样。你们不愿意，什么都不动。
“现在我不征求你们的意见，最后一次以老板的身份下命令。你们看到，我们必须记帐，以防浪费。上月份是我一个人记的帐，现在我不愿一人来记了。请从你们中间选出两个人跟我一起管帐。没她们，我不管。钱是你们的，并不是我的，所以你们应该管。现在这事从未干过，不知你们中间谁更合适管，最初必须先选两个人试一个短时期，过一个星期你们就会看出，是另选别人好，还是让原有的人留任好。”
这些不平凡的话引起了长久的议论。可是韦拉·巴夫洛夫娜已经赢得她们的信任，况且她没有说得天花乱坠，没有扯得老远，没有描画出什么特别迷人的远景来，这样的远景在造成短暂的轰动后立即便令人生疑。因此女工们没有把她看作神精错乱，而最重要的也正是不把她看作神精错乱。事情在慢慢地进行着。
当然得慢慢来。下面是工场在整整三年中的一部简史，在工场的这个时期，构成了韦拉·巴夫洛夫娜本人历史上的主要的方面。
那些成为工场骨干的女工是审慎挑选出来的，都是些好裁缝，同时，她们的切身利害跟工作成绩好坏有直接关系，所以工作自然进行得很顺利。几乎所有来工场试订过衣服的太太，都成了它的回头客。有几家裁缝铺和缝纫工场看了有点眼红，却并未产生任何的影响，只是使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得不尽快为工场取得正式的营业权，来排除种种挑剔。不久订的活越来越多，最早一批进工场的女工们已经忙不过来了，于是工场的人员渐渐增加，过了一年半，女工总数竟达到二十名，后来就更多了。
整个管理方面的决定权移交给裁缝们之后，最初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她们作了一项可以预料到的决议：女工们经管的第一个月便确定，韦拉·巴夫洛夫娜工作不要报酬是不妥当的。她们向她宣布这点时，她说这样做确实应该。她们想给她红利总额的三分之一。她把这笔钱放了一段时间，才向女工们解释说，这违反了她们的办法的主旨。她们久久地不能理解这一点，但是后来同意了：韦拉·巴夫洛夫娜谢绝了这份特殊的红利不是由于好面子，而是照她们的事业的本质来说必须如此。这时工场已经扩大了规模，韦拉·巴夫洛夫娜一个人来不及剪裁，需要再增加一个；她们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定了跟另外那个剪裁师同样的薪金。先前放在她那儿的一笔红利，现在按照她的请求被放回到出纳室里去，只给她留下作为剪裁师的应得的那部分，其余的钱用来办了一个“金库”。几乎有一年的光景，韦拉·巴夫洛夫娜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场里度过的，她的工作时间确实不少于其他任何人。当她看到有可能不用整天待在工场了，于是她就减少了工作时间，随之，报酬也少拿了。
怎样分红呢？韦拉·巴夫洛夫娜希望大家来平分。这一点直至第三年年中才实现，那以前她们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开始时是按工钱的比例来分红。她们首先认识到，如果一个女工因病或其他正当缘由缺了几天班，那么，为此就减少她那份红利是不对的，因为红利的获取不是仅在这几天里，而是在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并取决于工场的总体状况。后来她们还同意，剪裁师和其他管送订活和干别的活儿的女工已经拿了补贴，这笔额外的薪金收入用来作报酬，就足够了，要是比别人还多分红利，那就不公平了。没有兼职的普通裁缝很谦让，当她们发现原先定的办法不公平的时候，并没要求改变。而兼职者充分理解新办法的精神，本来受优待，自己就觉得过意不去，所以都谢绝了。不过应该说，在各项事业不断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这种暂时性的谦让——有人容忍，有人谢绝——算不上是特殊的功绩。最困难的倒是加强这种观念：普通裁缝应该得到同样多的红利，显然有的人挣钱比别人多；工效领先的裁缝已经得了较多的工钱来作为自身工效的报酬，就已经足够了。这是分红方面的最后一次变动，在第三年年中已然实现，当然全工场的人都明白：红利的获得不是对某个人的手艺的报酬，而是工场的总的性质的结果——是靠它的体制和它的宗旨，而这个宗旨便是尽可能使参加工作的全体人员同等享受工作带来的利益，不管她们个人的特点怎样；工作人员的分红取决于工场的这种性质，工场的性质、精神和办法又是靠全体人员的同心同德，而每个参加者对这点都同等重要：对于维持和发展有利于全体人员和整个事业成功的制度：一个最胆小或者最无能的人的默许，其作用不亚于一个最有魄力或者最有才干的人的积极奔忙。
我省略了许多细节，因为我不是要描写工场，而只是为记述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活动需要涉及到它时，我才多少讲一点。即使我提到某些细枝末节，那也仅仅为了表现韦拉·巴夫洛夫娜怎样行事、怎样一步一步地、耐心不倦地经营业务，怎样坚持她立的规矩：不下任伺命令，光是劝告、解释、协助，在执行她的合伙人的决定时，助她们一臂之力。
每个月都分了红利。最初每个女工拿到红利后就各自分散地花掉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迫切需要，并且不习惯于统一行动。随着她们经常参与工场事务，养成了考虑工场整个工作进程的习惯，这时韦拉·巴夫洛夫娜就叫她们注意到：在她们这个行业里，一年之中各个月份承接订活的数量多少不等，用旺季的红利来弥补淡季的不足，一定不错。她们的帐记得很精确，女工们知道，如果她们当中有人离开工场，立刻就可以领出她的那份保存在出纳室里的红利。因此她们赞成这个建议。于是有了一笔不多的储备资本，数目还渐渐增加。她们开始探索利用它的各种形式。从最初起，大家就懂得可以使用它来进行借贷，为入股人解决燃眉之急。谁也不愿意在借款上加算利息：穷人有一个观念，认为最佳的经济援助是不要利息的。这个“金库”刚一创办，紧接着就设立了代购处。女工们发现通过工场去购买茶叶、咖啡、食糖、鞋子和其他许多食物要更合算，工场成批进货，所以比较便宜。过了不久，她们又前进了一步：她们考虑，用这个办法购买面包和其他食品，一定合算，这些东西一直都是每天在面包房和杂货铺买的。可是她们马上看到，为此大家必须靠近些住。她们便在工场附近租了几套住宅，集中在一起，几个人住一套。于是工场里就有了面包房和杂货铺的代销点。大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几乎全体未婚女工都已经住进了一所大的住宅里，拥有公共食堂，用大庄户人家的办法储备食物。
一半女工是独身，其中有的女工有年老的女亲属——母亲或婶母；有两名女工供养着老父亲；许多人有年幼的弟弟或妹妹。三名未婚女工因有亲属关系不能搬进公共宿舍里住：一个女工的母亲不合群；另一个的母亲在官府供职；不愿跟粗人为伍；第三个的父亲是酒鬼。她们跟那些不是姑娘，而是已婚妇女的裁缝一样，只能享用代销点提供的服务。除这三人外，其余凡是要供养亲属的未婚女工都住公共宿舍。她们自己与亲属分开住，两三人住一间房，她们的男女亲属从各人的方便出发，得到了安顿：有两个老太太各住一间房，其余的老太太住在一起。小男孩们有自己的一间房，另有两间房住女孩。按规定，男孩可以在这儿住到八岁，八岁以上的分别安排学手艺。
一切都经过很精确的计算，大伙都深信不疑：人人不吃亏，人人也不受损。单身女工的房租和伙食费简单易算。经反复斟酌后，确定向八岁以下的弟妹收成年女子费用的四分之一，向八岁到十二岁的女孩收三分之一，十二岁以上收二分之一，女孩如果没有找到别的工作，从十三岁起就可进工厂当学徒。照规定，她们从十六岁起可以成为工场的正式工人，只要被公认为熟练地掌握了缝纫技术。对成年家属的收费自然是跟裁缝一样多。住单人房间要支付特别的租金。所有住工场宿舍的老太太和三个老头儿，几乎都担负了厨房的活计和其他的家务，因此也得给他们计算报酬。
这一切口头上说起来很快，一旦就绪实际做起来也很容易、简单、自然。可是得慢慢来，才能安排妥当。每个新办法都需要经过多次议论，每个变革都是一连串忙碌奔波的结果。假如我也像谈论关于红利的分配和利用那样评详细细地来谈论工场其他方面的办法，那就太冗长，太枯燥了。有许多事情根本无需来谈，有的方面只稍稍提一下即可，以免惹人厌烦。比方，工场设立了代销点，卖那些在无人定货的淡季缝制的成衣，当时工场还不能有独立的门市部，不过已与客商街的一个铺子订了代销合同，还在旧货市场上设了个摊位，由两个老太太来经管代销。不过工场生活中有一个方面我必须稍微详细地来谈谈。
韦拉·巴夫洛夫娜从办场的最初的日子起，就开始带书来。她布置完工作以后，便开始朗读，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如果不是需要处理什么事，她是不会中断的。女工们听一会，休息休息，休息过后再读，读后又休息。不必说，女工们从一开始便迷上了朗读，有些女工原来就对这爱好。过了两三周，工间朗读形式便固定了下来；又过了三四个月出现了几个朗读能手，于是决定由她们来代替韦拉·巴夫洛夫娜，每回朗读半小时，这半小时的朗读算工作。韦拉·巴夫洛夫娜在朗读时还间或穿插讲解，等到她卸掉了朗读的任务后，讲解得更多更长了。后来讲解发展成为类似普及各门知识的简易讲座了。再往后——这是个很大的进步——韦拉·巴夫洛夫娜看到有可能正规上课：女工们的求知欲是这样的强烈，她们的工作又进行得如此地顺利。她们决定在工作日当中，午饭之前安排一大段时间来听课。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有一次韦拉·巴夫洛夫娜在梅察洛夫家中对他说，“我有件事求您，娜塔莎已经同意了。我的工场要变成为传播各门知识的学校。您来当教授吧。”
“我能给你们上什么保呢？难道上拉丁文，希腊文，或者逻辑学和修辞学！”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笑着说，“我的专业本来就没什么意思，您是这样看，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看，我也知道这人是谁。”
“不，正是您这样的专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有您才表明我们的品行良好，教学方向端正，您能起保护伞的作用。”
“这倒也说得对。看来没我，你们就要有不轨行为了。那您就指定课程吧。”
“比方俄国史，简明世界史。”
“好极了，这我去讲，还把我算作专家，太妙了。身兼二职：教授和保护伞。”
娜塔莉妮·安德列夫娜、洛普霍夫、两三个大学生，韦拉·巴夫洛夫娜本人也都是他们所戏谑自称的“教授”。
除了上课，她们还安排了娱乐。她们举办晚会，进行郊游，一开始次数不多，后来钱多了，娱乐活动就更经常了。她们订了剧院中的包厢。第三年的冬天，她们在意大利歌剧院1里长期包了十个边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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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八五o至一八六o年间，每个戏剧节（从秋季到次年初夏）意大利歌剧在彼得堡的米海洛夫斯克剧院（即今天的小歌剧院一八三三年创办）上演。
韦拉·巴夫洛夫娜有多快活，多幸福。同时她遇到了很多的麻烦，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当然她也有痛苦。
工场里一名优秀女工的不幸遭遇不仅对于她，而且对于整个团体都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萨申卡·普里贝特科娃是韦拉·巴夫洛夫娜亲自挑选的三名裁缝之一。她长得不错，性情温和，她有个在官府供职的未婚夫，一个善良的好青年。有一次，天相当晚了，她在街上走，一位先生钉上了她，她加快脚步，他紧跟她，一下子抓住她的手。她猛地一冲，挣脱开了。但是她在挣脱时，手碰了他的胸口一下，竟把这位道貌岸然的先生的怀表打落在人行道上，发出当啷的声响。这道貌岸然的先生理直气壮地扭住普里贝特科娃，喊了起来：“小偷！岗警！”两名岗警跑了过来，把普里贝特科娃送进了拘留所。工场里的人有三天都不知道她的情况；谁也想不出她会到哪儿去了。第四天，一个好心肠的勤务兵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带来了普里贝特科娃写的一张字条。于是洛普霍夫便立刻去奔走斡旋。人们对他说了许多粗话，他也加倍地回敬了他们，然后就去找谢尔日。这时谢尔日和朱丽正在远方参加一个盛大的野餐会，第二天才返回来。谢尔日回来两小时后，警察分局长就向普里贝特科娃道了歉，又乘车去找她的夫婚夫道歉，但是他没有碰到未婚夫。原来未婚夫在头天晚上就到拘留所找普里贝特科娃去了，并从关押她的岗警处了解了那花花公子的名字，已去找他要求决斗了。花花公子还不知他要提出决斗，以戏谑自嘲的口吻认了罪，道了歉；而听到决斗要求后，却哈哈大笑起来。这位在官府供职的公务员说道：“这样的话，你可不能拒绝决斗。”立即打了他一个耳光，花花公子抓起一根棍子，公务员就推了他胸口一把，花花公子跌倒了，仆人闻声赶来，老爷已命归西天。他在重重倒地的时候，额头撞在楼花桌子脚突出的尖棱上。公务员下了监牢，一场官司开始了，难以预料这场官司何时能结束。后来怎么样了？后来也没有什么。不过从那以后，人们都不忍看普里贝特科娃了。
工场里还发生过几件事，虽不是这种刑事案件，却也叫人不痛快。事情平平常常，姑娘们为之长久动容流泪，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男子却当作是一时的解闷消遣。韦拉·巴夫洛夫娜知道，在今天的观念和情势下这些事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人们对女工怎样关怀，也无论女工自己怎样多加小心，都是永远不可能不出事的。这就像古人在学会预防天花之前，一定要生天花一样。现在谁再生天花，那就该怪他自己了，尤其该怪罪他的亲人们；而以前并非如此，谁都不该怪，除了可恶的流行病或可恶的城市和乡村，也许还有那种得了天花却去接触别人、在复原之前不去防疫站隔离的人，才是该怪罪的。现在发生这些事也一样，总有一天人们能避免生天花，避免的方法已经掌握，不过还是不愿采用它，就像从前人们很久很久都不愿意采用防治天花的方法一样。韦拉·巴夫洛夫娜知道，这可恶的流行病必然会在城市和乡村蔓延，不断地把人的生命夺走，就连小心翼翼看护着的双手也挽留不住。但是如果你只知道“你的不幸不怪我，也不怪你自己，我的朋友”，那么这不也还是得不到什么慰藉吗。这每一件平常的事毕竟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带来了许多痛苦和更多得多的麻烦：有时她需要先探明原委好进行帮助，更经常的是无需追究，只要进行帮助就行：安慰安慰，振作她们的精神，找回她们的自尊，开导她们：‘别再哭了，只要止住哭，就会知道，真是没有什么可哭的。”
不过还是快乐多，快乐多得多！因为除了痛苦就都是快乐了，而痛苦只是个别的和少有的事：如今过了半年以后，你只是在为一个女工痛苦，同时却为所有其他的人而感到快慰，再过两三个星期就又可以为这个女工而感到快慰了。事业的日常的全部进程都充满着光明和欢乐，使得韦拉·巴夫洛夫娜总是兴致勃勃的。而如果在进程中有时受到了痛苦的严重干扰，那么定会有特别的喜事来加以补偿的，而喜事还是比痛苦要多得多，比方说，把某个女工的年幼的弟弟或妹妹安置妥善了，第三年有两名女工通过了家庭教师资格的考试，这对于她们是多么幸运的事，还有过几件类似的喜事。而能引起整个工场的欢腾，使韦拉·巴夫洛夫娜感到快乐的最常见的原因是举办婚礼。婚礼办得相当多，并且都很圆满，喜气洋洋的，婚礼前后多次举办晚会，新娘收到工场的女伴送来的各式各样带给人惊喜的礼品，还从储备金中提出钱来给新娘办嫁妆。不过这又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增添了多少麻烦啊，她自然是忙得不可开交了！只是有一件事工场的人起初觉得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尽情理：第一个新娘请她做女方主婚人，没请动；第二个新娘又来请，还是没请动。而常做女方主婚人的是梅察洛娃或她的母亲——那也是个很好的人。韦拉·巴夫洛夫娜却从未做过主婚人，她只作为一个朋友，给新娘穿装打扮，伴送她上教堂。头一回，人们以为她不答应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其实不然。韦拉·巴夫洛夫娜乐意有这邀请，但是却不接受。第二回，大家才明白这完全是出于谦虚，韦拉·巴夫洛夫娜不愿正式做新娘的保护人。况且一般来说，她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施加任何的影响，竭力把别人推向前台，叫别人出头露面，她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以致于许多到工场来订活的太太在三名剪裁师中认不出她来。韦拉·巴夫洛夫娜在向人家说明这整套制度都是由女工自己建立的，而且始终受到她们的支持时，深深感到，这才是她从工场中体验到的最大的乐事。她竭力用这些说明来使自己也相信那经常在她心里索绕着的念头：工场缺了她也能运转，而且其他类似这样的工场自生自长也是有可能的。甚至根本无需裁缝以外的任何领导，凭着裁缝本身的思想和才能就行，为什么不行呢？这该多好！比什么都好！这便是韦拉·巴夫洛夫娜最珍爱的一个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