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用什么方法疏远呢？如果使用老法子，假装受委屈，表现自己性格中庸俗的一面，借此来疏远，这已经不行了；两次都用同一套招术就骗不了人了。第二个同样的故事只能拆穿第一个故事的用心，表明他不仅是新故事的主人公，而且是老故事的主人公。总之，快刀斩乱麻的任何做法都是不相宜的。虽然这样疏远比较省事，却过于张扬，会引起注意的，也就是说，那在眼下是庸俗的、卑鄙的（照基尔萨诺夫的利己主义理论，便是愚蠢、不合算）。因此只剩下一个最费事、最折磨人的方法：慢慢地、不露声色地悄悄地避开，使人看不出他在疏远。这件事有点棘手，极为复杂：人家在瞪大眼睛注视你，你却要逃离开他们的视线，而又不让他们看见你的动作。但是别无出路，必须这么做。可是照基尔萨诺夫的理论，这并不痛苦，甚至还挺愉快，因为事情越困难，在你能顺利完成它的时候，从自尊心出发，你便越发为自己的能力和机灵而感到欣慰。

他果然完成得很顺利，没有因为一句言犹未尽或失去分寸的话语，也没有因为一瞥目光而泄露自己的意图。他在韦拉·巴夫洛夫娜的面前仍旧无拘无束地说笑逗趣，他跟她接触时仍然一如既往显得挺快活。不过他开始受到种种干扰，不能像从前那样经常去洛普霍夫家，像从前那样整晚上逗留在他们家，并且，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洛普霍夫比从前更爱抓住他的胳膊，要不然就是抓住他的礼服翻领，说道：“不行，朋友，你可不能马上退出这场争论。”因此基尔萨诺夫来到洛普霍夫家里以后，越来越多的时间不得不在他的男友的沙发旁度过。这一切都是渐渐形成的，以至完全党察不到这种变化是在发展。干扰一来，基尔萨诺夫不但不加以强调，反而为受到干扰而表示惋惜（不过只是偶然表示表示而已，经常表示也不恰当）。干扰总是来得那么自然而且避免不了，就连洛普霍夫夫妇俩也往往赶他走，他们提醒他说，他忘了答应过今大在家待着，因为他摆脱不掉的某某熟人想去找他……或者他忘了，假如他今天不去看某人，那人就要怪他；或者他忘了，他必须在明早之前完成一项至少需要四个钟头才能完成的工作，难道他打算今夜不睡觉？已经十点钟了，他别再说笑话了，该回去工作了。基尔萨诺夫对这些提醒也不一定都听从：他不去看这个熟人，让这位先生生气吧；还有，工作跑不掉，时间还有呐，他偏要在这儿坐上一晚上。可是干扰越来越多，一连几个晚上又都被学术活动占去了，这些学术活动越来越多地压在他的身上，他有时也流露出这样的想法：“但愿没有这些学术活动才好！”熟人们也越发爱纠缠他，他有时又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他们怎么老是死死缠住我，真邪门，他们干吗总是拽住我不放！”这仅只是使他觉得奇怪，而洛普霍夫夫妇却一目了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有了名气，需要他帮忙的人也就愈来愈多了。他不该忽视工作，他偷懒更是毫无缘由，老实说，过去几个月他完全变懒了，所以他打不起精神动手工作，于是他们催促他道：“应当工作了，亚历山大老兄！”--“该工作了，亚历山大回马特韦伊奇！”

装样子是很困难的，他必须把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拖足几个星期才行，他必须转动得那么缓慢，那么平稳，好像钟表的时针一样：无论您怎样聚精会神地望着它，您都看不出它是在走动，而它悄悄地于着自己的事，从它原来的位置朝一边走动着。不过作为理论家的基尔萨诺夫在欣赏实践中自我的灵活和机敏时，却感到多么愉快啊。利己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不管做什么，都只为了自己的快乐。是的，基尔萨诺夫也可以完全坦诚地说，他耍这套计谋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他为自己的高明和勇敢而感到兴奋。

这样过了一个月或者一个月更多一点的时间，如果有人作了统计，那么就会发现，在这个月里，他与洛普霍夫夫妇的亲密关系丝毫也没疏远，但是他在他们家里度过的时间却减少了四分之三。而在这期间他和韦拉·巴夫洛夫娜一起度过的时光的比例又减少了一半。最多再过一个月，朋友们就不会再常见面了，而友谊却是依然如故。事情也就可以收场了。

洛普霍夫的眼光很敏锐，难道他一点都没察觉？

没有，一点没有察觉。

韦拉·巴夫洛夫娜呢？韦拉·巴夫洛夫娜也一点没有察觉。她在自己心中也没有察觉什么吗？她在自己心中也没有察觉什么。不过韦拉·巴夫洛夫娜做了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