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头一缩，听他说“家里”这几个字的口气，仿佛我们早已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是我们只剩下两天共同生活的时光。我在心里反复说道：“必须讲清楚。”我必须对他倾吐的，就是我本来是可以爱上他的，可我不能这样做。他会理解我吗？会恨我吗？

我们买了火腿、色拉末香肠、一瓶西昂蒂葡萄酒和一盒朗姆酒心饼干。我们走过了闪耀着“斯希尔茨”霓虹灯招牌那条街的拐角。走到楼梯脚下时，他突然紧紧把我搂到怀里。周围是一个个垃圾桶。“安娜！您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爱您吗？是因为我的爱会使您感到幸福。”我凑过双唇，想更加尽情地呼吸他的气息，可偏偏在这时，他松开了我：“阳台上有人，”他说道。

他在我前面快步登上楼梯，我听见他快乐地惊叹道：

“玛丽亚，这多么出人意料！进来。”

他朝我微微一笑：“安娜，玛丽亚是位老朋友。”

“我不愿意打扰你们俩。”玛丽亚说。

她进了屋。她年轻，可略嫌粗壮了一些，要是梳妆打扮得精心一点，也许会很漂亮。她身着蓝色的罩衫，露出两条白皙的臂膀，其中一条留着几个大大的瘀斑，她也许是作为近邻来走动走动，用不着注意衣着打扮。“一位老朋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坐了下来，声音有些嘶哑地说：

“我需要跟您谈谈，刘易斯。”

我的喉咙眼里涌起一股苦涩的水。刘易斯。听她呼唤这个名字，仿佛他对她来说亲密无比。她满怀柔情地看着刘易斯打开了一瓶西昂蒂葡萄酒。

“您久等了吧？”他问道。

“等了两三个小时。”她轻声地说，“楼下的人很客气，他们请我喝了咖啡。他们都觉得您好极了。”她一口饮尽了一杯西昂蒂西。“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她用目光打量着我：“是一些个人的事情。”

“您可以当着安娜的面讲。”刘易斯说，接着补充道：“安娜是法国人，她是从巴黎来的。”

“巴黎！”玛丽亚重复了一声，继又一耸肩膀，“再给我倒点儿酒。”刘易斯给她满斟了一杯，她又粗野地一饮而尽。“您必须帮帮我。”她说，“只有您……”

“我尽力而为。”

她犹豫不决，接着打定了主意：

“好，我马上就把事情告诉您，好吗？”

这次，我给自己倒了一点儿酒，焦急不安地自问：“她会不会在这儿呆上一夜？”她站起身，倚靠着炉子，滔滔不绝地诉说起一桩麻烦事，说什么结婚呀，离婚呀，什么违心从命呀。“您呀，您是成功了。”她声音恳切地说，“可一个女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必须完成手头那本书，可眼下的处境，我无法写作。”我似听非听，心里气愤地在想，刘易斯完全应该找个借口让我们摆脱她的纠缠。他口口声声说爱我，而且心里也十分清楚我们的时间屈指可数。到底是为什么？只听到他以礼貌的口吻说道：

“您的家庭呢？”

“您为什么问我这个？我的家庭！”她神经质地一挥手，抓起乱摊在桌上的纸片，揉成纸团，猛地朝垃圾箱扔去。“我恨这个乱劲！不，”她死死地盯着刘易斯继续说道，“我只能依靠您了。”

他神色尴尬地站起身：“您不饿吧？我们正在吃晚饭呢。”

“谢谢。”她说，“我已经吃过奶酪三明治了，是美国奶酪。”她以略带挑衅的口吻强调道。

“您今天夜里到哪里去睡觉？”他问道。

她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睡觉了。我喝了十杯咖啡。”

“可您在哪儿过夜呢？”

“您不是邀请我了吗？”她审视着我：“自然，要让我同意留在这儿，就不能有别的女人在屋里呆着。”

“麻烦的是屋里另有一个女人。”刘易斯说。

“让她出去。”玛丽亚说。

“难呀。”刘易斯快活地说。

开始时，我真想笑：玛丽亚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她一张嘴，我就应该看得一清二楚。可后来，我理智之丧失使我自己也感到惊骇。我竟然把这样一位疯女人看作情敌，可见我是多么脆弱啊！再过两天我就要离去，把刘易斯丢给那群女人，由她们随心所欲地爱他。一想到这里，我实在无法忍受。

“我已经十年没有见到他了。”玛丽亚声音蛮横地对我说，“今天夜里您就把他让给我吧，您在您的余生中还可以拥有他。这公道吧，不是吗？”

我没有答腔，她朝刘易斯转过身子：

“要是我现在就离开这儿，我就永不再来；要是我明天离开，我就另嫁一个丈夫。”

“可是安娜就是这儿的主人。”刘易斯说，“我们结婚了。”

“啊！”玛丽亚的神情顿时凝固了。“请原谅，我不知道。”她抓起那瓶西昂蒂酒，对着瓶口拼命地喝。“给我一把刀片。”

我们交换了一个不安的眼色，刘易斯开口道：

“我没有。”

“那就算了！”她站起身子，朝洗碗槽走去。“这把刀片就能解决问题，您允许吗？”她大叉开双腿坐了下来，以讽刺的神情问我。接着，她疯狂而认真地刮起大腿来。“这样好一些了，好多了。”她重又起身，走到镜子前，先后刮净了两腋。“这就完全变成另一副样子了。”她露出淫荡的微笑，在镜前伸了伸懒腰说道：“嗳，好了，我明天就嫁给那位大夫。既然我像黑人那样干死干活的，为什么就不能嫁给一个黑人？”

“玛丽亚，时间不早了。”刘易斯说，“我马上给您安排到一家旅馆里去，您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

“我不愿休息。”她愤怒地盯着我。“您刚才为什么坚持让我进屋？我不喜欢别人耍我。”她举起拳头，在离刘易斯的面孔只有一指之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是我一生中别人对我耍的最卑鄙的伎俩。当我想起我因为您而遭受的一切。”她指着身上那红一块紫一块的瘀斑说道。

“快走，时间太晚了。”刘易斯心平气和地重复道。

玛丽亚的目光落在洗碗槽上。“行。我这就走。可先给我烧点水，我洗洗这些餐具，我受不了这个脏劲。”

“有热水。”刘易斯无可奈何地说。

她拿起烧水壶，默默无言地洗起餐具来。洗完后，她用罩衫擦了擦手。

“行了，我让您跟您老婆呆着。”

“我陪您去吧。”刘易斯说。她向我做了个手势，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径直朝门口走去。我摆好餐具，点燃了一支香烟。现在再也不能拖延了。刘易斯片刻后就要归来，我必须说出心里话。可是，自早上以来我在心头一直琢磨的话，在我看来再也没有任何意义。罗贝尔、纳迪娜、我的工作、巴黎，所有这一切全都是真实存在，仅仅这短暂的一天并不足以使这一切全都成为虚假的现实。

刘易斯回到厨房，细心地插上了门：“我把她送上了一辆出租汽车。”他说，“她对我说：‘不管怎样，最好还是回到疯人中间去睡。’她是傍晚时逃出来的，然后便径直来到这儿。”

“我一开始时没有明白过来。”

“我看出来了。她关进去已经四年了。她去年给我写信，请求送她一本我写的书，我把书寄给了她，并附了几个字。我与她几乎不相识。”他微笑着环顾四周：“自我住到此地之后，发生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事。就是这个地方，吸引着猫呀、疯子呀、吸毒鬼啊。”他把我搂到怀里。“还吸引了一些头脑简单的人。”

他走到电唱机前摆上了唱片，然后又坐回桌边。瓶里只剩下了一点西昂蒂酒，我全倒进了我们的杯里。电唱机播放着一支爱尔兰叙事曲，我们紧挨着身子默默地吃着。铺着墨西哥毯子的床榻在等待着我们，仿佛这个普普通通的夜晚之后，随即而至的是千百个完全相似的夜晚。刘易斯高声地道出了我的想法：“谁都会相信我，并没有对玛丽亚撒谎。”突然，他的目光在审视着我：“谁知道呢？”可是我知道。我扭开了脑袋，我再也不能退却。我低声说道：

“刘易斯，我还没有把我自己的事跟您多讲，我必须对您解释清楚……”

“好呀？”他的目光中流露出几分恐惧，我不禁想：“这下全完了！”我最后一次看了看火炉、四壁、窗户。再过片刻，我就要复变成一个私自闯进这里的冒失女人。接着，我开始语无伦次地讲述起自己的身世。一天，在高山上，我从一堆乱石上滚了下来，我想我就要死去，可心里却无动于衷，我承认这是天命。我仅仅设法闭上自己的眼睛。

“我不明白这次结婚对您还会那么重要。”刘易斯说。

“重要。”

他久久地保持缄默。我轻声问道：

“您理解我吗？”

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肩膀。“我觉得您比对我诉说这些之前还更可爱了。您对我来说，每天都会变得更可爱。”我的面颊紧贴着他的脸庞，我一直憋在心里的话语鼓动着我的心。

“您该去睡了。”他最后说，“我去整理一下，再到您身边来。”

我听见了摆动餐具的声音，很长一段时间过后，我渐渐地什么也听不见了，陷入了睡眠之中。当我睁开双眼，他已在我身旁睡着。他为什么没有把我唤醒？他都想了些什么？他明天会怎么想？当我走后他会怎么想？我轻轻地下了床，打开了厨房门，凭倚在阳台的栏杆上。那棵树在我脚下方瑟瑟发抖，天地之间闪烁着一顶红色灯泡组成的巨冠：那是储气罐。天气寒冷，我也浑身颤抖。

不，我不愿离去。后天不能走，不能这么快就走。我给巴黎去电报，可以再呆十天，十五天……我尽可以留下：然后怎么办呢？最终还得离去。我必须立即离去的理由，就是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那么珍贵。目前，仅仅还只是旅行中的一次艳遇，若我留下来，必将变成名副其实的爱，变成不容左右的爱，到那时我就痛苦了。我不愿痛苦。波尔经受着痛苦，我看得已经太清楚了。在我的沙发上，我曾经安顿过多少心灵经受折磨而其创伤难以愈合的女人。“若我离去，我就会忘记这一切。”我思量着，“我将不得不忘却，忘却过去，这是必然的，什么都会忘记，什么都会很快忘却。这四天时间，很容易就会忘记。”我尽量把刘易斯想象成一位已被忘却的人：他穿过屋子走去，把我也彻底忘却了。对，他也会忘掉一切的。今天，这一颗满载着我的心，就是我的房间，我的阳台，我的床榻，可我自己却将永远不复存在。我重又关上了门，心里激动地想：“这不是我的过错。若我失去他，并非我的过错。”

“您不睡了？”刘易斯问道。

“不睡了。”我坐在床沿，紧挨着他身上的热气。“刘易斯，要是我再留下一两个星期，这能行吗？”

“我想他们在巴黎等着您。”他说。

“我可以给巴黎打电报。难道您就不能再留我一段时间？”

“留您？我恨不得留您一辈子！”他说。

他朝我脱口说出了这些话语，其力量是如此强大，我激动地躺倒在他的怀里。我吻着他的眼睛、双唇，我的嘴巴沿着他的胸脯往下亲吻，吻他稚气的肚脐，吻他茂盛的毛，吻他那轻轻跳动着一颗心脏的东西。他的气息、他的温暖使我迷醉，我感觉到我的生命离开了我，感觉到我那过去的生命离我而去，连同其烦恼、困苦，以及那早已磨损的记忆。刘易斯紧紧地搂着一位新生的女人。我呻吟着，这不仅仅是因为快感，也因为幸福。过去，对于快感的价值，我是有着正确的估价的；可我却不知道做爱竟会如此震撼人心。过去、未来以及所有将我们分离的一切都在我们的床笫下消亡：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俩分开。多么巨大的胜利！刘易斯整个儿在我怀里，我也整个儿在他怀里，我们别无其他欲望，我们已经永久地拥有了一切。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多么幸福啊！”紧接着我们又同声说道：“我爱您。”

我在芝加哥呆了半个月。在这十五天里，我们过着毫无前程的生活，也从不向自己提出任何问题。我们用共同的过去编织着一个个向自己讲述的故事。开口说话的往往是刘易斯，他讲得飞快，带着几分狂热，仿佛想追回他过去那沉默的一生。我爱那词语在他嘴中挤撞的样子；爱他倾吐的话语；爱他说话的模样。我不断地发现一个个爱他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在他身上所发现的一切充当了我这场爱情的新的借口。天气晴朗，我们经常漫步，待我们感到疲惫，便回到房间。归来时正是黄色门帘上那棵树影渐渐消失的时刻。刘易斯给电唱机放上一叠唱片，然后穿上洁白的浴衣，我身穿内衣扑到他的膝头。我们俩一起等待着欲望的产生。我常常对我心间的那分情感表示怀疑，可却从不自问刘易斯爱我身上的什么，因为我肯定他爱的是我本人。他不了解我的国家、我的语言、我的朋友和我的忧虑，他仅仅熟悉我的声音、我的眼睛和我的身躯。除了这个身躯、这个声音和这双眼睛，我便失去了真正的存在。

我离开的前两天，我们在那家古老的德国饭店吃了晚餐，然后双双来到了湖畔。灰白色的天空下，湖水黑黑一片。天气温暖，一些半裸着身子、浑身上下湿漉漉的男女青年围着一堆野营的篝火在烤火。稍远处，几位垂钓者松开鱼线，在海滩上安上了睡袋，放下了热水瓶。渐渐地，湖畔变得空空荡荡。我们俩默默无言，大湖在我们的脚下轻轻地喘息，就像印第安人尚未来到此地或当初来这遍地沼泽的湖畔安营扎寨时那般荒凉。左侧，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可听到城市巨大的喧嚣声；车灯掠过了大街，街上高耸的大楼灯火闪烁。大地显得无比古老，又绝对年轻。

“多么美妙的夜晚！”我说。

“对，美妙的一夜。”刘易斯说。他向我指了指一把长椅：“您愿意坐在这儿吗？”

“随您。”

“一个总是回答‘随您’的女人是多么令人愉快。”刘易斯快活地说。他坐在我身旁，用胳膊搂着我，“我们相互如此默契，这真怪。”他满怀柔情地说，“我向来跟谁都合不到一块儿。”

“那肯定是别人的过错。”我说。

“不，是我的错，我这人难相处。”

“我看不难。”

“可怜的高卢小丫头，您要求可不很高！”

我把头依偎在他的怀里，谛听着他的心脏的跳动。我还能再要求什么呢？我的面颊下跳动着这颗健壮而坚韧的心脏，我的周围闪烁着这珍珠般闪亮的灰蒙蒙的夜：这是个专为我准备的夜晚。这样的夜晚我会不去享受，绝对难以想象。“然而，”我心里想，“若菲利普当初来到纽约，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我不会爱上菲利普，对此我敢肯定，要不然我就不会与刘易斯重逢了，我们俩的爱情也就不会存在。如此一番想象，的确令人心头慌乱，就好比极力去想象当初也许可能不会降生于世或者有可能投胎于另一个人。我低声说：

“当我想起我有可能不给您打电话！想起您也有可能不给我回话，那将是多么遗憾。”

“噢！”刘易斯说，“我不可能不与您重逢！”

他声音中充满如此的信念，我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我把双唇放在他心脏跳动的地方，心中暗暗在想：“他决不会为这次重逢感到遗憾！”两天后我就要离去，未来重又存在了，但是，我们定能把未来创造成幸福。我抬起了头：

“刘易斯，如果您确实愿意，我春天再来这儿呆上两三个月。”

“无论您何时再来，这儿永远是春天。”刘易斯说。

我们紧紧地搂抱着，久久地凝望着星星。只见一颗流星在空中飞快地掠过，我连忙说：

“许个愿吧！”

刘易斯微微一笑：“我已经许过了。”

我喉咙眼紧紧一缩。我知道他许了个什么愿，我也知道这一个愿望将无法实现。那儿，在巴黎，我的生活在等待着我，那是我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生活，对它决不会有任何质疑。我春天时再来，可是来了还是要走。

第二天，我采购了整整一天的东西。想起了巴黎，想起了巴黎城那可怜的货架和打扮寒酸的妇女，我给大家什么都买了一点，整整有一大摞东西。我们在外面的餐馆吃了晚餐。当我搭着刘易斯的胳膊登上木梯时，我心里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储气罐的灯泡也最后一次在天地间闪亮。我走进了房间，房间里仿佛闯进了杀人凶手，刚刚杀害了一名妇女，把她的衣橱翻得乱七八糟。我的两只行李箱大开着，床上、椅子上和地板上丢满了尼龙内衣、长统袜、脂粉、衣料、鞋子和披肩等，弥漫着爱情、死亡和大灾大难的气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殡仪厅：所有这些物品都是一位已故女人的圣物，是她就要带往彼世的临终圣体。我双脚就像被钉子钉了似的呆立在原地。刘易斯走近衣橱，打开了一个抽屉，从中拿出一个淡紫色的纸盒，显得不好意思地递给了我：

“这是我为您买的！”

薄薄的纱纸下，放着一朵芬芳馥郁的洁白的鲜花。我拿起花朵，紧贴着自己的嘴巴，呜咽着扑倒在床上。

“不要把它吃了。”刘易斯说，“法国人吃花吗？”

对，有人死去了，那是一位每日清晨起来时红润、温暖、笑盈盈的女子。我咬着花朵，真恨不得在它浓郁的芬芳中昏死过去，彻底地昏死过去。但是，我是活着进入了睡眠之中。第二天清晨，刘易斯陪我到了那条大街的拐角，我们事先已经商定在这儿分手。他向一辆出租汽车打了个手势，我上了车，门咣当一响，车子转过街角，刘易斯消失了。

“是您丈夫吗？”司机问我。

“不是。”我答道。

“他显得那么悲伤！”

“他不是我丈夫。”

他悲伤，我自然也悲伤！但是，这已经不是同样的悲伤，两人都是孤灯只影。他孤单单走进空荡荡的房间，我孤零零登上飞机。

要从一个世界越向另一个世界，从一个肉体过渡到另一个肉体，仅仅十八个小时，这太短暂了，罗贝尔突然朝我一笑，此时此刻，我还在芝加哥，火辣辣的面颊还紧贴着花朵。我也微微一笑，挽起他的胳膊，开始诉说起来。我在信中已经向他诉说了不少见闻。然而，当我一张开嘴巴，我便感觉到我释放出的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我刚刚度过的那一个个如此生机勃勃的日子突然间全都成了化石；我的身后只留下了石板一般的凝固了的过去；刘易斯的微笑重又像铜像的冷面般僵硬。我在这儿，漫步在从未离开的街道上，紧挨着从未分离的罗贝尔，诉说着一个与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的故事。这5月末的天是多么蓝，大街小巷都在卖铃兰花，流动摊贩小车的绿色篷布上摆着一扎扎用红纸包了半截的芦笋：在这片土地上，铃兰花、芦笋，全都是珍贵的宝物。女人们穿着色彩欢快的布裙，可她们的皮肤和头发在我看来是那么暗无光泽！狭窄的马路上那散乱的车子是多么旧，多么小，多么破，橱窗里早已褪色的绒布上陈列的商品又是多么寒酸！我不可能看错：这严峻的景象向我表明我重又踏入了现实之中。片刻后，更令人无法否认的是，我重又感觉到了我嘴中的那股味道：忧患的滋味。罗贝尔只对我讲有关我的事情，澄清了我的一个个提问，显然，事情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发展。贫困、不安，毫无疑问，我是在自己家中。

第二天，我们便去了圣马丁。天气温暖，我们坐在园子里。罗贝尔一开口说话，我便发现自己并没有猜错：他心情十分沉重。共产党人向他发起了攻击，早在一年前，他就担心这迟早会来临，除了在其他报纸上，他们还在《铁钻》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深深地伤害了他。这篇文章也伤害了我。文中把罗贝尔描写成一位老理想主义者，无法适应目前严酷的现实；可我反倒觉得他对共产党人作出的让步太大了，对他昔日的东西放弃得太多了。

“这是恶意中伤。”我说，“谁也不会这么看您，连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会这么看。”

“啊！我不清楚。”罗贝尔说，继又一耸肩膀：“有时我自己也想我确实太老了。”

“您并不老！”我说，“我离开时，您并不老，您答应我您不变老的。”

他微微一笑：“就说我的年轻时代已过吧。”

“您一点也没有反击？”

“没有。要反击的东西太多了。再说眼下不是时候。”

自5月5日以来，一大批所谓的同情者乘共产党人失败之机，纷纷与他们分道扬镳。人民共和运动获胜，戴高乐坐立不安，美国党窥伺时机，左派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携手合作。在等待10月的公民投票和继后的选举到来之时，革命解放联合会最好还是偃旗息鼓，暂停活动。但是，罗贝尔作出这个决定时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如果说要继续进行左派联合，就不能不伤害共产党人利益的话，那这也是共产党人自己一手造成的：罗贝尔怨恨共产党人搞宗派主义。在公开场合，他时时戒备，不愿责骂共产党，可在私下他并不约束自己，这两天来，他多次猛烈地咒骂他们。显然，他能跟我说说话，这是对他的一种安慰，我思忖他需要的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这个占据了位置的女人对他是有所帮助的。我占据的这个位置是我的位置，毫无疑问，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位置。

但是，处在这个位置上，我为何感到不安宁？为何暗暗落泪？我在林间漫步，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春天，我体魄康健，而且谁也没有剥夺我的任何东西。然而，我不时停下脚步，禁不住想哭，仿佛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我轻轻地呼唤着：“刘易斯！”沉沉的死寂！在一个个日子里，我曾从黄昏到黎明，又从黎明到黑夜，一直拥有他的呼吸，他的声音，他的微笑，如今却毫无音讯。他还活着吗？我谛听着：没有一点声音；我张望着：没有一点痕迹。我再也不明白自己。“我哭泣，”我暗暗自问：“可我却呆在这里：难道是因为我爱罗贝尔还爱得不深？”我羡慕那些把生活囚禁在刻板的教条之中的人。“肉体的爱微不足道，”他们常这样说；要么就是宣称“不是肉体的爱便微不足道”。但是，尽管我已与刘易斯相逢，但却不失对罗贝尔的爱；而罗贝尔的存在，不管其如何伟大，却填补不了刘易斯留下的空白。

星期六下午，纳迪娜领着朗贝尔一起回到家。她一进门便满脸怀疑的神色问我：“你是从来不改变计划的，这次一推再推，迟迟不回家，该玩儿得很开心吧。”

“你知道我需要时也会改变计划的。”

“你在芝加哥呆了那么长时间，真怪。据说那是个可怕的地方。”

“人们说错了。”

这三个月里，她与朗贝尔合作，搞了不少通讯报道，如今她就住在他家，与他讲话时总是含讥带讽，但其中却蕴涵着深深的柔情。她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于是便以一种难以辨别的恶意仔细观察着我的生活。我尽可能讲述旅行中的一些见闻，让她放下心来。我觉得朗贝尔比我出门时显得更轻松、欢快了。他们俩在那座独立的小屋度了周末。在这之前，我在那里收拾了一间厨房，并安装了电话，以便使纳迪娜能独立生活，而又不至于与家中彻底隔断了联系。她对在那儿度过周末感到十分满意，以致在星期天晚上，她向我宣布他们将在圣马丁度过他俩今后所有的假日。

“你肯定这样做朗贝尔会高兴吗？”我问她，“他不喜欢你父亲，也不喜欢我。”

“他是相当爱你的。”她以不由分辩的口吻说道，“如果你害怕我们俩成为你的负担，那请你放心，我们就呆在我们自己家里。”

“你完全清楚你在这儿我会是多么高兴。我只是担心这儿对你们来说缺少亲密的气氛。我先告诉你一声，从我的房间、花园里说的一切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那又怎么了？你觉得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可不是那种神秘的女人，把自己搞得玄玄乎乎。”

确实，尽管纳迪娜那么关切自己的独立，而且那么倔强，听不进任何批评、劝告，但却乐意充分展现自己的生活。这无疑是显示自己高人一筹的一种方式。

“妈妈说你会讨厌在这儿度假，真的吗？”她跨上摩托车的坐垫，问道。

“不，一点儿也不。”朗贝尔答道。

“你瞧。”她以得意的声调对我说，“你总是把一切都搞得复杂化。首先，不管我让他干什么事情，朗贝尔都很高兴，这是个好小伙子。”她边说边把他的头发搞得乱蓬蓬的，接着用胳膊搂着他的腰，温存地把下巴搭在他的肩头。摩托车飞也似地离去了。

四天以后，我们从《希望报》一篇短文中得知朗贝尔的父亲从火车车门掉下去摔死了。纳迪娜声音阴郁地在电话里说朗贝尔已去里尔，她周末来不了了。我没有问她什么，可是我们都感到奇怪。老人是自杀吗？他是否受到了审判的刺激？要么有人存心害他？一连几天，我们愈猜测愈是理不出个头绪来，再说，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忙。斯克利亚西纳为罗贝尔和一位刚刚逃越铁幕，向西方谴责斯大林罪恶的苏联官员安排了一次会面。会面前夕，斯克利亚西纳来了，带来了一些材料，希望罗贝尔在第二天会谈之前读完，阅后亲手交还给他。近来我们与他们很少见面，每次见面前总是争吵不休，可这天早上，他极力避免不易谈拢的话题，见面后很快就告辞走了：分手时和和气气。罗贝尔马上阅读起那一大堆材料，其中有法语材料，可大多是英语，也有少数几份德语材料。

“来跟我一起看材料。”他对我说。我紧挨着他坐在椴树下，两人默默地阅读着。里边什么都有：报告、报道、统计材料、苏联法规摘录、评论等。如此杂乱的材料，我难以理出个头绪来；可有的材料却是十分清楚的：有被苏联人囚禁在集中营中的男女的证词，可悲的是，这些集中营酷似纳粹的集中营；有作为盟友穿越了苏联大片国土的美国人对这些集中营的描述。据斯克利亚西纳下的结论，约有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人在集中营中忍受煎熬，其状况惨不忍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基础之一。我望了望罗贝尔：

“里面说的这一切有真的吗？”我问。

“肯定有许多情况。”他简短地回答道。

迄此为止，他对第二天的会面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他之所以去，只是避免别人谴责他逃避责任。可以肯定的是，那位苏联人揭露的情况不会使他大惊小怪，因为他向来认为不要对苏联抱有幻想。然而，他突然哑口无言，这应该看作是他内心忧虑不安吧。30年代，当他的那些共产党人朋友向他宣扬苏联的惩戒制度时，他并没有轻信。那些人说，在苏联，罪犯并不关在牢里，而是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让他们进行有益的劳动，工会保护他们，起监督作用，保证他们按照工会规定的标准得到劳动报酬。罗贝尔曾向我解释说这确实是既能征服反抗的农民，又能得到几乎免费的劳动力的一种手段。无论在哪里，强制劳动，实际上就是监狱。可是，如今农民已经归顺于新政府，战争也已胜利，本以为情况已有好转，没料到情况愈来愈糟。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了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数字、每一份证词、每一种推测；即使尽可能地估计夸大和捏造事实的成分，也确确实实存在着绝对确凿的真实因素。集中营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最终有步骤地导致了一个无产阶级中受剥削最重的阶层的产生，他们不是用劳动惩治罪恶，而是把劳动人民当作罪犯，赋予自己剥削他们的权利。

“那么，您怎么办呢？”我们离开园子去厨房吃东西时我问道。

“我不知道。”罗贝尔答道。

斯克利亚西纳的意思，显然是让罗贝尔帮助他将这些事实公布于众。我觉得谁也没有权利掩盖这些事实。我带着几分责备的口气问道：

“您不知道？”

“不知道。”

“每当事关您自己，甚或事关革命解放联合会，您总是毫不犹豫地承担许多事情，这我理解。”我说，“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要是不尽最大可能反对这些集中营，那就是同谋！”

“我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采取什么决定。”罗贝尔说，“首先，我需要补充材料。”

“要是补充材料也证实了我们刚才得知的一切，那您怎么办？”我问道。

他没有回答，我不安地打量着他。保持沉默，这意味着他准备容忍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这也就意味着否定他解放以来所从事的一切事业：革命解放联合会、他写的文章以及他正在修订的论着。

“您向来希望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革命者。”我说，“作为知识分子，您承担了某些职责，其中一条就是要讲真话。”

“容我考虑考虑。”他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们默默无言地吃罢了饭。平常，他特别喜欢在我面前向自己提出种种问题。现在这般苦思冥想，闷声不吭，心绪该是多么不宁啊。我也一样，劳改营或死亡营，两者显然有几点差别。但是监狱就是监狱，关押在其中的那些人，我看见他们一个个都像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里的人一样抬着畸形的额头，张着疯狂的眼睛。而这一切竟发生在苏联！

“我不想工作。咱们去散散步吧。”罗贝尔建议道。

我们穿过了村庄，登上高地。高地上遍地是即将成熟的麦子和花满枝头的苹果树。天有点儿热，但还不算太热；几朵小小的云彩像彩球似的在天上滚动；村庄隐约可见，那面包色的屋顶、褐色的墙壁和小小的钟楼远远在望；大地仿佛是专门为人类创造，幸福似乎人人可及。罗贝尔好像听见了我内心的低语，突然说：

“忘记这个世界是多么严酷是很容易的。”

我惋惜地说：“是呀，是容易。”

我是多么希望轻易忘掉这一切啊。斯克利亚西纳为何来扰乱我们的生活？但是，罗贝尔想到的并不是集中营。

“你跟我说若我保持沉默，就是当集中营的同谋。”他说道，“可是，一旦我仗义执言，我又成了苏联之敌的同谋，也就是说成了所有那些想维持世界现状之人的同谋。那些集中营确实是件可怖的东西，但决不能忘记恐怖处处存在。”

他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描绘历史的画卷和社会的总蓝图并非他之所好，然而在这天下午，当他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之时，世界的全部灾难降临到阳光灿烂的乡村：法国无产阶级的困苦、贫穷和绝望，西班牙、意大利的苦难，从中国到印度这些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被奴役、饥荒和瘟疫等等。千百万的人们就在我们身边慢慢地死去，他们从未有过真正的生活，连苍天都为他们的死亡而变得一片昏暗。我不禁自问，我们还岂敢轻松呼吸。

“这下，你明白了。”罗贝尔说，“我的所谓知识分子职责，对真理的尊重，都是毫无意义的。惟一的问题是要弄清如果谴责集中营，这于人类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

“对。”我说，“但是，您凭什么认为苏联的事业如今还和人类的事业相提并论呢？我觉得集中营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使人们重新审视苏联。”

“有多少事情需要澄清啊！”罗贝尔说，“这对苏联政权来说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制度吗？或只是与某种可以改变的政策相联系？一旦苏联开始重新建设，能指望这一制度会立即取消吗？我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要首先弄清楚这些问题。”